眾所周知，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以大英帝國憑借其船堅炮利悍然發(fā)動侵華的鴉片戰(zhàn)爭為開端的�！洞箝T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一書，便以第一、第二這兩次鴉片戰(zhàn)爭作為研究對象和背景。“大門”指廣州，“陌生人”即指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人。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伯克 利大學教授、曾任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主席的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先生。此書于1966 年出版，幾十年間學界創(chuàng)新不斷，各種新論迭出，但此書仍是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的必讀之著，仍不斷被研究者引用，可見其分量之重。

　　以往對鴉片戰(zhàn)爭的研究，不是集中的軍事方面就是集中在外交、政治方面，而本書的獨特之處在于從社會史的觀點來論戰(zhàn)爭和外交史，即不是把戰(zhàn)爭、外交簡單孤立地視為僅是政治家之間的談判、陰謀、結盟、締約、毀約等一系列政治活動，而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研究外交（國家）－社會間彼此互相影響、制約的動態(tài)關系。作者主要不是正面研究鴉片戰(zhàn)爭和英國侵華史，而是以英國侵華的兩次鴉片戰(zhàn)爭為線索，研究了這一歷史時期廣州和廣東省的社會動態(tài)，研究在這樣背景下廣東的各階級、各社會集團如官府、紳士、團練、農(nóng)民、宗族、秘密社團等對外國的態(tài)度、各自的活動、相互間的關系以及這些態(tài)度、活動和關系的變化，從而揭示中國近代史開始階段的某些趨勢。

　　除了清政府的“正規(guī)軍”以外，廣東地區(qū)的“團練”在反對英國侵略的鴉片戰(zhàn)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本書首先對廣東的團練進行研究。研究表明，歷史上團練一直是地方士紳維護當?shù)刂伟驳闹匾�組織力量，但官府對地方團練的態(tài)度卻頗感矛盾。一方面，根據(jù)儒學“民本”思想，團練正是“寓兵于民”的理想形式，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團練對維護地方穩(wěn)定的作用的確重大，所以不能取締。但另一方面，團練卻又使本已不弱的紳士階層的力量更加強大，成為一支潛在能與“朝廷”分庭抗禮的武裝力量，極有威脅性，所以必須嚴格控制，必要時堅決取締。在鴉片戰(zhàn)爭中，由于“官兵”不足或它的戰(zhàn)斗力明顯低下，地方自發(fā)組織起來的團練在反侵略斗爭中作用明顯，因而引起了官方重視。林則徐較早意識到團練的作用，因而積極支持發(fā)展團練。但琦善到任后，看到團練發(fā)展迅速，惟恐其力量過于強大，于是不無驚慌地提出從福建調官方的“兵勇”比利用“團練”更佳，便大砍團練。然而當1841年3月面臨保衛(wèi)廣州的任務時，琦善亦不得不直下令恢復、組織團練。但是，當危機稍稍緩解時，朝廷又于1843年夏決定取消團練。但此時頗具實力的團練確已不是能任官府或興或滅的軟蛋，對朝廷的決定陽奉陰違，依然秘密存在。由于以后社會、政治危機的不斷加深，團練不久再度勃發(fā)，力量越來越大。

　　隨著團練作用的增大，地方士紳的力量漸強，這就有可能破壞傳統(tǒng)“官－紳－民”社會結構間的平衡。作為“官－民”間的中介，士紳是中央集權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如果地方士紳力量過大，官府勢必大權傍落，清政府是深諳此點的。作者寫道：“所以，不允許知識階層與群眾力量有過多接觸，是清朝政策中的主要之點，雖然這未明言。紳士可以幫助統(tǒng)治人民，但絕不允許他們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然而如前所述，鴉片戰(zhàn)爭勢不可擋地增強了團練、士紳的力量，使廣東各種由來已久的“社學”也空前活躍。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是由李芳領導、由數(shù)縣士紳捐助的“升平社學”。作者的分析表明，“社學”與“保甲”的不同之處在于保甲只是一種消極的控制機構，而不是積極的社會組織形式，“社學”才是一種跨村落的積極的社會組織形式，成為促進地區(qū)合作的關節(jié)點，擔任起諸如調解宗族械斗、爭訟，興辦團練等任務。但“清朝的皇帝們很久以來對那些非官方組織的地方活動抱有疑慮，由于社學是半官方的組織，同時口頭上和行動上都十分儒家化，它給社區(qū)的或紳士的活動提供了一個‘外殼’。”正是這種“外殼”，使社學能在對政府對非官方組織極端警惕的情況下長期存在，發(fā)展。

　　士紳階層的力量大增，使他們的對外態(tài)度對當?shù)卣�府官員的對外政策發(fā)生了相當?shù)挠绊�。他們恪守儒家信條，認為中國文化高于一切，堅決反對侵略，反對英國人進入廣州城。相對而言，商人的地位、力量卻要低得多小得多。廣州向來商業(yè)發(fā)達，尤其是準許對外貿(mào)易的唯一口岸，這種特殊地位使廣州商人格外富裕，有些特許與外國人做生意的行商甚至可用“富可敵國”來形容。因此，一些英國人曾認為他們不會那樣“排外”，認為他們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影響政府的對外政策。但實際上商人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任何影響，相反，一些商人為表忠誠還向政府捐錢捐物。對廣州公行制和商業(yè)發(fā)展的研究表明，廣州的商人雖然富有，社會地位卻并不高。與歐洲商人不同，“廣州的商人沒有成為一個向統(tǒng)治貴族挑戰(zhàn)的、獨立而強大的階級，而是成了與國家及其官員共生的階層。所謂有地位就是花錢買官，或是像有功名的紳士那樣花錢享受，而這兩種行為都消耗了資本�！薄斑@樣，中國的商人總是卑躬屈膝于社會榮譽的象征－－紳士”，“廣州的地方上流人士對這個城市及其商業(yè)，似乎存在著一種持久的怨恨，發(fā)展著一種反城市主義，證明著廣州自己的不道德、衰落以至社會的無信無義�！庇捎谒麄兣c外國人經(jīng)商、與其有著共同的商業(yè)利益，所以在鴉片戰(zhàn)爭中一直被官方和士紳認為是為一己之利而出賣國家的“漢奸”，頗惹眾怒。由于商人都居住在廣州市，所以更增加了大多住在鄉(xiāng)間的士紳、農(nóng)民對城市的反感、憎惡。甚至連一貫傾向妥協(xié)的琦善在給朝廷的奏折中也說：“除業(yè)為漢奸者更無庸議外，其余亦華夷雜處，習見為常，且率多與夷浹洽。”作者的分析表明：在這期間，“對廣東人說來，‘漢奸’一詞凝聚了所有以上描述的反對城市、反對商人、反對洋人的感情。鄉(xiāng)村紳士的純正和忠義行為將有農(nóng)民參加。”在這種情況下，商人是“避之惟恐不急”，對清政府并無自己的獨立的影響。

　　士紳的突然強大，迅速打破了傳統(tǒng)“官－紳－民”的社會結構，埋下了社會動蕩的種子。鴉片戰(zhàn)爭的后果之一是珠江流域的經(jīng)濟開始迅速向長江流域轉移，造成了這一地區(qū)的經(jīng)濟危機。這兩種因素疊加、耦合，就是諸如太平天國一類的農(nóng)民起義。這樣，本書就由對鴉片戰(zhàn)爭的研究自然而然地轉入對太平軍起義、凌十八起義和紅巾軍起義的原因、失敗及對廣東社會影響的研究。同樣，作者不是就事論事地研究起義的過程，而是通過深入分析，指出這一次次“華南社會的動亂”所造成的深遠的社會后果。紳權的過大，在農(nóng)村加大了兩極分化，“于是團練的作用也發(fā)生了變化。它不再是民眾自衛(wèi)和使公眾一致的手段，而成為其巨大的權力掌握在有錢的名人手中的社會控制機構。隨著這一進程，農(nóng)民變得憤憤不平。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加入超越宗的秘密社會�！睙o疑，各種形式、各種類型的農(nóng)民造反將此起彼伏。而為了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清政府不得不更加借助、倚重地方士紳和團練，結果使其更加強大；
同時，對農(nóng)民起義的殘酷鎮(zhèn)壓，使農(nóng)民力量受到嚴重打擊。這樣，“廣州的紳士在社會上已沒有什么對手”，官府甚至把征稅的權力都轉讓給了士紳，攪亂了即有的租稅關系，“官－紳－民”的社會結構更加失衡、畸形。由此，士紳“拋開其名份與職能，變成了寄生階級。所有這些不公正都是19世紀中葉平衡破壞的直接結果。團練、反洋人主義以及造反破壞了政治、分裂了社會。革命幾乎是不可避免了�！边@里，不能不使人想起若干年后“打倒土豪劣紳”這短短一句口號，對千千萬萬農(nóng)民竟有那樣巨大的動員作用。

　　鴉片戰(zhàn)爭的重要后果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轉型，但對這種變化的意義，清政府懵懂無知，也就根本不可能主動調整社會關系，不可能主動通過各階層利益的重新分配來整合社會各階層。結果必然是社會動亂，導致自己垮臺。因為社會轉型期也是社會各階層利益的重新分配期，即有的社會結構已被打亂，即有的社會控制形式已經(jīng)破壞，而各階層都想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會矛盾很難不尖銳化，實際為社會動蕩準備好溫床。因此，如何主動調整各階層利益，建構良性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社會內(nèi)各階層關系，對國家與社會的發(fā)展實在是關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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