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劍橋漢學與「島夷威酋」

　　今年二月底，我在南半球的夏末，從電郵中驚悉在當月的二十四日，漢學大師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先生因急病在劍橋辭世，不勝震悼。杜希德又譯崔瑞德，歷任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和普林斯頓大學胡應(yīng)湘漢學講座教授。他在二十世紀后半葉執(zhí)英美的唐史研究和中國的通史研究之牛耳，為漢學界所公認，而其領(lǐng)導(dǎo)漢學的研究潮流之杰出貢獻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為與已故哈佛的近、現(xiàn)代中國研究鼻祖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珠聯(lián)璧合，共同主編十五卷本《劍橋中國史》（尚未出齊）；
第二為在二次大戰(zhàn)后使歐洲與《通報》（T"oung Pao）比肩的漢學名刊《泰東》（Asia Major）復(fù)刊，并親任主編，直到二十世紀末；
第三為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主編《劍橋中華文史叢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and Institutions），已出版約五十種專著，刊頭題字者不是別人，正乃是已故耶魯漢學巨擘傅漢思（Hans Frankel）夫人、海外名書法家張充和（亦即香港名報人兼鑒賞家董橋?qū)ζ湮娜藭�法推崇備至的「充老」）先生。杜師慧眼識英雄，廣結(jié)善緣，通過這一套世界級學術(shù)叢書，識拔和培養(yǎng)過分布在歐、美、澳、亞各洲的一、兩代年輕的學人，后來不少都成為出類拔萃的漢學家，外國人中不乏麥大維（David MacMullen，現(xiàn)任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和費思棻（Stephen Fitzgerald，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漢學教授、中澳建交后首任駐華大使）這樣響當當?shù)拿�字，而華人中則包括如今名聞遐邇的黃仁宇（黃氏在其身后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對此有詳細記錄）和王泛森（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和臺灣中央研究院士，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等在內(nèi)的第一流人物。杜師的輝煌的學術(shù)生涯，起于劍橋，終于劍橋（他榮休之后，離開美國，隱居劍橋），而中間普林斯頓度過的全盛時期，則努力將劍橋漢學匯通于美國的主流學界，其溝通英、美漢學研究的功德，當世無能出其右，如今緬懷，即使稱之為「杜劍橋」，亦當之無愧。

　　由于杜師生前十分清高，十分低?#123;，他的三大貢獻，在中文世界，除了《劍橋中國史》外，鮮為人知。尤其是《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的來龍去脈，國內(nèi)至今仍深閨少人識。我在杜師的晚年，受命協(xié)助他籌備出版該叢刊中文版，從學術(shù)史的整理角度，多有收獲。如今國內(nèi)國學熱和漢學熱風起云涌，去年在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由人大創(chuàng)辦的國學院之粉墨登場，固已為讀者所耳熟能詳，而今年由地處海濱的福州大學始作俑之第一家國際化漢學院，據(jù)可靠消息，已呼之欲出，手筆很大。在地無分南北的國學和漢學兩熱中，我感到不妨持「真品作借鑒」的態(tài)度，平常心對待�！秳�橋中華文史叢刊》，無疑屬真品，故敢借香港《文匯報》一角，與讀者分享。

　　劍橋的漢學，有與外交相結(jié)合的傳統(tǒng)，其第一任漢學教授威妥瑪（即威妥瑪音標創(chuàng)始人，曾國藩書信中之「島夷威酋」），就做過晚清的駐華公使。二十年前，記得楚辭研究家蕭兵兄訪問了普林斯頓后，曾詫異地說，普林斯頓的教授怎么個個的衣著都像是外交部長似的。我從《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挑出介紹的第一本書《張載的思想》，著者葛艾儒（Ira Kasoff）就是普林斯頓的博士，后來成為職業(yè)的外交家，有一段傳奇式的經(jīng)歷，回應(yīng)了上述的兩大傳統(tǒng)。眾所周知，在宋明理學研究中，張載哲學的難度最大，歧義最多，是學術(shù)界關(guān)注的熱點之一。但是，也許很少人知道，在國內(nèi)出版第一部張載研究的專著的1982年，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在普林斯頓問世了一部重要的博士論文，研究十一世紀的思想史大氣候，張載的天、地、人觀念，圣人觀，以及張載與二程的關(guān)系等。該博士論文由美國漢學界研究思想史的大師之一、普林斯頓的漢學鼻祖牟復(fù)禮（Fritz Mote）先生指導(dǎo)，而著者葛艾儒并曾在七十年代末期遠涉重洋到北京，以一年時間，親炙張岱年，有每周定期的討論張載之二人雅聚，成果即這部《張載的思想》，其問世與國內(nèi)姜國柱《張載的哲學思想》的出版，見證了八十年代初在中外學術(shù)的交流尚十分隔膜的階段，中、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guān)注張載的思想的一段佳話，正因其鮮為人知，更彌足珍貴�！秳�橋中華文史叢刊》一般不出版普林斯頓的博士的著作，為免近水樓臺先得月之嫌，而杜師對此書竟網(wǎng)開一面，其學術(shù)價值和在當時的前沿意義，可見一斑。

　　二十二年過去了，葛艾儒棄儒從政從商，現(xiàn)官拜美國駐上�？傤I(lǐng)事館首席商務(wù)領(lǐng)事，以職業(yè)外交家的身份出現(xiàn)，其一舉一動，為媒體關(guān)注。他的太太艾秋興（Ellen Eliasoph）也并非等閑之輩，當年作為中美首批交換留學生，負笈北大，如今乃時代華?#123;的中國區(qū)總裁，在以上海為大本營的中國娛樂界大展拳腳，風頭之健，甚至超過了她先生。

　　物換星移，牟復(fù)禮和杜希德先生已先后在去年和今年二月遽歸道山。今天的葛艾儒，想來是當年指導(dǎo)和識拔過他的二位先生所始料不及的。但是，盡管其「不務(wù)正業(yè)」，嚴格看來，其人至今仍不失為國際間的為數(shù)不多的張載的研究者之一，而這部外交官筆下的思想史，居然仍然有重新用中文出版的價值，則足證杜師當年的知人洞見，有運籌帷幄、決勝于二十年之外的長算。謹以此小小傳奇，開始「劍橋漢學緣」第一篇。

　　二、伊佩霞其人其書

　　在今天美國的中國研究界，伊佩霞（Patricia Ebrey）不失為一個響當當?shù)拿�字，其路�?shù)獨到的「武功」，源出于七十年代中哥倫比亞之漢學研究的深厚門墻。三十多年來，她在上啟于六朝、下接乎宋元的中古的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疆場上，跨越「長時段」，縱橫馳騁，等身的著作，被翻譯成德、韓、中等文字，在全世界各地流傳。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的讀者也漸漸知道，伊氏在女性主義和中國通史的研究兩方面，在國際范圍內(nèi)，有攻城略地的功勞。代表前者的《內(nèi)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的中譯本甫一出籠，各種書評中的贊譽，如「海外中國婦女史的開山之作」、「很大程度上，讓我們看到了女性學研究中的死角與盲區(qū)」云云，接踵而來。而有關(guān)后者的《劍橋插圖中國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明奧秘》，一卷單行，圖文并茂，則是伊氏十五年磨一劍的名山事業(yè)，中譯一出，海?#123;兩岸，重磅熱讀，簡繁體各種版本，一再重印，一再脫銷，稱得上是一本少見的學術(shù)性暢銷書。

　　然而，一般的讀者也許不知道，近三十年前，當今天紅遍太平洋兩岸的單卷本《劍橋插圖中國史》的作者伊佩霞，還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助理教授時，把她的成名作《博陵崔氏個案研究》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出版的，不是別人，正是十五卷本《劍橋中國史》的首席主編杜希德�！恫┝甏奘蟼�案研究》追蹤了崔氏一千年間的歷史足跡」，「把一個家族在自后漢末至唐末整個中世紀時期的活動都?#123;入考察的范圍」，材料運用極有特色，包括「臺灣中央研究院收藏的四十二種未公開的金石文資料」。雖然在一般讀者中，伊氏此書，沒有她后來的《劍橋插圖中國史》那么有名，但其學術(shù)史上的影響，卻比《劍橋插圖中國史》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是靠這部成名作，伊佩霞開始了一帆風順的學術(shù)生涯。

　　早在二十四年前，中國還根本沒什么人知道伊佩霞是何方神圣的時候，北京有一位學界的耆宿，就撰文介紹此書，題曰《〈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介》，在有所商榷的同時，高度評價其開創(chuàng)性的價值。這篇書評，多年來廣為學界所引用，本身也成為了圈內(nèi)的經(jīng)典，被譽為「沒有流于一般性的介紹的贊譽，而是對論著涉及的有關(guān)問題進行具體的探討和分析，是學術(shù)評論的經(jīng)典之作。」最近更有圈內(nèi)論者，進一步稱：「家族的個案研究成為這一研究領(lǐng)域的主流。個案研究本是一種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以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家族制度已經(jīng)成為海外學者的一個通例。八十年代初，美國學者伊佩霞的專著《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在中國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惯@位二十四年前就識得當時還名不見經(jīng)傳的伊佩霞的學界耆宿，不是別人，正是二十世紀的魏晉南北朝史的大師之一周一良。周氏是陳寅恪早期的學生，此書評之目光如炬，并非偶然。二十八年后的今天，《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也仍沒有過時，國內(nèi)在近年出版的有關(guān)南北朝士族的著作仍對其觀點多所引用，但由于此書沒有中譯，不少學者都只能轉(zhuǎn)引周一良書評，令人遺憾。

　　當年，杜希德慧眼識得伊佩霞，通過收此書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幫助美國的漢學界認識了這位后來春風得意的女將。無獨有偶，周一良慧眼也識得伊佩霞，通過那一篇書評，幫助中國的國學界認識了這位遠在大洋彼岸的漢學家。這一段鮮為人知的逸事，使我油然想起二十世紀數(shù)學界的另一段家喻戶曉的佳話，只緣熊慶來慧眼識得華羅庚，才使華羅庚之所以能成為華羅庚，而正因為華羅庚慧眼識得陳景潤，才使陳景潤之所以能成為陳景潤。

　　三、杜希德與陳寅恪

　　杜希德之所以在上世紀后半葉歐美的中國通史界有公認的領(lǐng)導(dǎo)地位，是因為他以畢生精力，主持編纂十五卷本《劍橋中國史》，自不言而喻。同時，杜希德不僅重「通」重「博」，而且尚「�！股小妇�」，又以畢生精力治唐史，尤多劃時代的貢獻，其晚年精心所著《唐代的官修史籍考》，是全世界各種文字（包括中文）中的第一部有關(guān)唐代的官修史學的問題的系統(tǒng)性研究著作，也是杜氏宏富的著述中，唯一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的一部。

　　人們也許不知道，杜希德的多姿多彩的唐史生涯，在剛剛起步之時，曾有段珍貴的軼聞，與陳寅恪有關(guān)系。陳寅恪在上世紀的前半葉，漫游柏林、慕尼黑和哈佛三座在當時西方最頂尖的研究東方學的學府后，其以隋唐史為中心的學術(shù)，融會國學和漢學，已達到國際間最高境界，而牛津大學于1939年聘其為漢學教授之一事（與美國大學的教授制不同，英國大學沿講師制，教授為chair，亦即講座教授），足以證明，在這所當時的所謂「日不落帝國」的最高學府，陳氏是無可置疑的權(quán)威。杜希德五十年代在劍橋完成研究唐代財政史的博士論文（出版后成為西方漢學界該領(lǐng)域的名著之一），遠渡重洋，向心目中的大師陳寅恪問學，惜乎因當時的中英關(guān)系，受阻于香港，無法得到入廣州的簽證，成為杜氏的遺憾，其晚年與我談及，對此不遇，猶未能釋然。正因為此，杜希德轉(zhuǎn)去另一個源遠流長的中國學研究的頂尖中心——日本的京都大學，在內(nèi)藤湖南所奠基的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得到了日本漢學的精髓。

　　杜氏晚年的這部《唐代的官修史籍考》，字里行間，處處看得出他融會東洋和西洋史學的精義，處理唐代的制度史和史學史的學科交叉問題時，得心應(yīng)手的精彩筆法。唐代政府中的各種修史的機構(gòu)分支，如史館、秘書內(nèi)省、干元院、麗正修書院、集賢院等等，以及這一些機構(gòu)中的官職，如起居郎、內(nèi)起居郎等，錯綜復(fù)雜，很難理清其頭緒。而唐代的史官所運用的一整套的史料系統(tǒng)，包括起居注、內(nèi)起居注、時政記、日歷、傳記、典志、書翰、實錄、國史等，亦紛繁錯落，不易摸到其理路。杜氏卻舉重若輕，以西方的史法根基，融會國學中的考據(jù)功夫，網(wǎng)羅弘富，考據(jù)細密，通過用個案研究，分析《舊唐書》的復(fù)雜史源，用圖表等等方式，對《舊唐書》二十本紀、十一志等等部分，做極為細致的整理，藉以看出這一部五代的編者總其成的正史，是如何運用了唐代為其本朝的官修正史所準備的各種史籍，五花八門中，秩序井然，足為師法。杜氏的這種風格，絢爛之極，歸于平淡，深深打動了漢學界的同行。此書出版后，歐洲最老牌的漢學名刊《通報》發(fā)表書評，稱杜氏在處理繁復(fù)的史源時，爐火純青，娓娓道來，使人如讀偵探小說，趣味盎然。此說非溢美之詞，實知音之論。

　　雖緣慳一面，然杜希德始終極推崇前輩陳寅恪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治隋唐史的境界，普林斯頓的漢學研究在上世紀末之達于鼎盛，在中國史研究方面，培養(yǎng)出一批出色的學者，與杜希德先生和余英時先生在課徒之時，不遺余力，創(chuàng)導(dǎo)學習陳寅恪先生的史法，深有關(guān)系�；貞浽谑�四年前，我剛到普林斯頓時，在杜師「壯思堂」（Jones Hall之漢譯，其匾為名書法家、畢業(yè)于普林斯頓藝術(shù)史系的學長傅申所題）中的灑滿陽光的辦公室里的初次見面時的情景，猶歷歷在目，而人事代謝，杜師已經(jīng)在今年初遽歸道山。翻開他的《唐代的官修史籍考》原版，想起我答應(yīng)他的協(xié)助出版《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的諾言，不勝感慨。

　　四、南半球的「費正清」

　　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的漢學大佬中以參與其本國的對華政策之制定，一言九鼎，而有全世界聲譽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兩位自訂的漢名都姓「費」的先生，而這兩位「費」公與杜希德都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第一位是地處北半球美國的費正清（John Fairbank）。對中國讀者，這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大家知道，一方面，戰(zhàn)后的美國，他在協(xié)助歷屆的政府確定與中國的關(guān)系方面，舉足輕重，其「國師」之譽，名副其實，不遑多讓。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地道的學者，執(zhí)哈佛的漢學研究之牛耳幾十年，與杜希德共同主編十五卷本《劍橋中國史》，一今一古，珠聯(lián)璧合，傳為雅談。第二位是澳洲漢學界的費思棻（Stephen Fitzgerald），此君既是七十年代初澳中建交后的首任駐華大使，又曾任澳洲國立大學的遠東歷史系的教授，并在七十年代末為系主任。讀者也許不知道，在上世紀的澳洲國立大學中，曾有過兩位享國際聲譽的漢學家。一位是后來回瑞典接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主任的馬悅?cè)唬�今天是炙手可熱的諾貝爾獎評委，六十年代則擔任澳洲國立大學東方語言系主任。另一位就是這位費思棻。這樣一位名副其實的政治與學術(shù)的兩棲人物，稱之為南半球的「費正清」，也并不為過。而日后在學界和外交界春風得意的費思棻初出茅廬的成名作《中國與海外華人》，就是因杜希德賞識，而收入《劍橋中華文史論叢》出版的。

　　這一部《中國與海外華人》，研究的是自1949年至1970年的北京的僑務(wù)政策的變遷，涉及共和國建國以后各階段的華僑政策的變遷和海外華人的活動史的方方面面，為這方面的研究設(shè)立了一個先驅(qū)性的榜樣。今天的海外華人的問題研究，不管在歐洲、北美，還是在澳洲和亞洲，都是一門很熱的「顯學」，但三十年前，在古代中國的研究占主導(dǎo)地位的漢學界，則還是「冷門」。再者，澳洲國立大學是今天亞洲和太平洋地區(qū)的現(xiàn)代中國的研究重鎮(zhèn)，當時在這個領(lǐng)域里卻還剛剛起步，費思棻和后來曾出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先生，就是當年的篳路?#123;縷、以啟山林的一代拓荒者。回首當年，一個澳洲的學者，要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本寫中國當前的政策研究的學術(shù)著作，談何容易。

　　所幸者，杜希德常敢破格。就我近年在協(xié)助杜師籌備《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的中文版出版時所知，他在七十年代初，至少有兩次大手筆的破格。一次是如今已名滿天下的黃仁宇的處女作《明代稅收與財政》的手稿，被哈佛出版社拒絕，而有倒海翻江之神通的費公正清夾在意氣用事的兩造中間，竟一籌莫展。杜師閱讀了手稿，當機立斷，將此書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出版，黃氏方一舉成名（黃在其身后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對杜師知遇之恩，有詳細介紹）。另一次的「出冷門」，就是決定把費思棻的這部處女作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1972年，《中國與海外華人》出版后，費氏旋于次年即出任澳洲首任駐北京大使，而費氏在此書中對當代的海外華人的研究領(lǐng)域之開風氣之先的功勞，更不可低估。

　　中、澳建交，早于中、美的建交，費思棻任駐華大使時，當今美國的總統(tǒng)小布什的父親老布什正是駐京聯(lián)絡(luò)處主任，據(jù)有關(guān)記載，費思棻曾給予后來是美國總統(tǒng)的老布什多方鼎助，傳為逸聞。大使卸任后，費思棻重返教壇，在國立大學培養(yǎng)了一代學人。他當年所主編的《澳中事務(wù)》（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是今天西方的權(quán)威刊物《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前身，至今仍影響巨大。

　　時光流逝，費氏在八十年代，辭去職教，利用他多年的人脈資源，成立費思棻咨詢公司，開發(fā)澳、中的貿(mào)易和投資，干得之紅火，不亞于學術(shù)研究和外交斡旋。2003年，有個叫趙大陸的移民畫家獲得了澳洲富盛名的藝術(shù)獎項「阿切博爾德人民之選獎」，其獲獎作品竟是一幅費思棻的肖像，名曰：《老費》，為五萬多澳人的選票選出，這位傳奇式人物在南半球之知名，可見一斑矣。

　　五、「三等僧眾」處女作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絕大部分，我住在普林斯頓，離開黃仁宇先生的紐約住處，只有一小時的車程，卻從來也沒有想到過要去拜訪他。一直到本世紀初，離開美國前，忽然聽到他逝世的消息，深感遺憾，竟沒有能一睹這位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的風采。但周圍師友，與他交好者甚多，也陸續(xù)聽到過不少關(guān)于他的故事，其中的一件，就是黃仁宇的崛起，與《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的緣分。

　　今天黃仁宇的名字，不僅學術(shù)界中人，連一般大學生和愛好歷史的白領(lǐng)，都耳熟能詳，真所謂「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黃仁宇一生之從軍、治學、著書的多方面經(jīng)歷，波瀾壯闊，收成結(jié)果時，固然應(yīng)了「成功人士必然優(yōu)秀，而優(yōu)秀人士必然成功」的名言。然而，讀者也許不知道，黃氏當年在漢學界的崛起，有過一番苦苦掙扎的經(jīng)歷。他的成名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之出版，就有過一段很曲折的經(jīng)歷。在美國的大學中，從助理教授升為副教授，乃是不是授予長聘（tenure，亦即國內(nèi)稱之為「終身教授」者）的關(guān)鍵，自然也是一個人的學術(shù)生涯的關(guān)鍵。長聘的取得，則必須有著作在聲譽卓著的大學出版社出版，方有把握。而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每一本書，又都要經(jīng)過第一流專家的嚴格審核，所以在助理教授中有這樣一句話的流行，叫做「不出書，就滾蛋」（publish or perish）。其間的甘苦，真不足為外人道。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是一本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以明實錄、明人奏疏筆記、明代地方志等史料為基礎(chǔ)，充分吸收了中國大陸、臺灣以及歐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對十六世紀中國明代的財政與稅收進行了發(fā)人未發(fā)的系統(tǒng)分析，不僅當時是一個前沿性突破，至今仍有其學術(shù)價值。無庸諱言，《萬歷十五年》是黃氏最暢銷的著作，與之相比，知道《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的人較少。然而，黃氏的著作在臺灣的主要出版商之一的聯(lián)經(jīng)公司的負責人林載爵先生坦言：《萬歷十五年》在學術(shù)專業(yè)性上，遠不能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相比。這部分析「洪武型財政」的專書，不僅顯示出黃氏以財政制度解析社會結(jié)構(gòu)的史家慧識，更蘊含著黃氏多年苦讀全套《明實錄》巨帙的心血結(jié)晶。那些總喜歡批評黃氏「空疏」的學者，若能早些看到這部明代財政專書，可能即不會如此「勇敢」（此書的中譯本在2000年才首次問世）。

　　誠哉斯言。我們知道，黃氏在中文世界的成名，首先在臺灣，他的暢銷書，也大都是先在臺灣出版，而后在國內(nèi)重版的。雖然，黃氏大名在國內(nèi)，正面居多。但是，在臺灣歷史學家的圈內(nèi)，卻毀譽參半。贊者稱其有特殊的史識，貶者稱其著述遠非嚴謹。然而，上述的知黃罪黃，都是針對他《萬歷十五年》及其以后的著作而言的。對《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基本沒有人認為其嚴謹性和學術(shù)性有問題。

　　據(jù)黃仁宇在身后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的回憶，這本當年對他的學術(shù)前途有十分重要的關(guān)系的處女作出版，與費正清和杜希德兩巨頭都有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當時黃氏正由費正清邀請，在哈佛修改和殺青此書，本來理當由哈佛出版，然而，該書的審稿人卻與黃氏的學術(shù)理念不一樣，提出一系列大手術(shù)意見，在某種意義上等于重寫，黃氏沒辦法接受。為了打破此僵局，黃氏則將手稿轉(zhuǎn)寄給劍橋杜希德，希望有一線生機。杜希德慧眼識英雄，不僅另外請專家重審，通過出版，并力挺黃著，親自作序，這也是近五十種《劍橋中華文史叢刊》諸書中少見的現(xiàn)象。

　　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在其身后，如日方中，為一般知識界耳熟能詳。但當年在初出茅廬的時候，在二十世紀后半葉高手如云的漢學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己只是個「三等僧眾」。其時也，哈佛費正清、耶魯芮鶴壽（Arthur Wright）、哥倫比亞狄百瑞（William de Bary）、普林斯頓牟復(fù)禮（Fritz Mote）和劍橋杜希德諸公，均尚在第一線共主漢學界之沉浮，法相莊嚴，講經(jīng)名剎。黃氏此言，實為確論，并非假客氣。然而，有趣的是，以上五宗師，對黃氏一個「小字輩」人物，從各自角度，以不同因緣，不約而同，忘年結(jié)交，無一例外。由此推知，黃仁宇之才華橫溢，為彼所見，乃不以地位論英雄耳。

　　六、「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今日何妨再評說

　　在女性主義風靡一時的今天，對中國古代的婦女和社會性別史，從文、史、哲各個方面作研究，是美國漢學界的一門「顯學」。從東海岸到西海岸，耶魯之孫康宜、哥倫比亞之高彥頤（Dorothy Ko）、加州大學圣塔克魯茲分校之韓啟瀾（Emily Honig）、史丹福之蘇成捷（Matthew Sommer）、西雅圖華盛頓之伊佩霞（Patricia Ebrey）等等，隨手就可以舉出一大串名字來，有男有女，宜老宜少，亦華亦洋，即使從門外窺其陣容，也蔚為大觀，煞是好看。更有趣的是，在這個圈子里，很巧有兩個都在加州教書，而同時又都姓「柏」的女學者，一位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另一位是南加州大學的柏清韻（Bettine Birge），在國際的學術(shù)舞臺上，都十分活躍，各出奇謀，而各擅勝場。而2002年《劍橋中華文史叢刊》「關(guān)山門」前出版的《宋元間女性、資產(chǎn)與儒家反應(yīng)》一卷，正是柏清韻的成名作，也是一本數(shù)年來廣為中外學術(shù)界引用和討論的「熱門書」。

　　自二十世紀初京都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內(nèi)藤湖南析唐、宋之交為「中古」與「近世」的分界線以來，一直到本書問世前，學術(shù)界一般認為，近世中國的婦女地位，宋元明清，一脈相承，有元一代，變化很小，沒有什么可研究的。本書是一本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試圖推翻這一種說法。除了導(dǎo)言和結(jié)論外，分四個專章，焦點集中在從宋初到元末凡四百年間，女性在家庭和財產(chǎn)繼承與分配中的法律地位的變遷，正與法國的年鑒學派所創(chuàng)導(dǎo)的「長時段」研究暗合。其獨到之處，在于把宋、元間的婦女地位的問題，與婚姻和財產(chǎn)的繼承法聯(lián)系研究，觀察父系的制度性權(quán)威在上述的「長時段」中的起伏，發(fā)人未發(fā)，質(zhì)疑一系列人們心目中已約定俗成的觀念，十分精彩。例如，今天一般讀書人的觀念是，唐代的女性較開放自由，而宋代則較多有束縛和限制。同時，因宋明理學的興起，「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觀念，在宋代變成一種在社會上普遍遵行的習俗，由觀念史變成社會史。這種看法，經(jīng)過長期間的傳媒輻射，在二十世紀的人們心目中形成了約定俗成的社會定見，似乎宋代的婦女地位比較低下，已經(jīng)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論。面對此定論，柏清韻在新世紀大聲疾呼，曰：「否」。

　　根據(jù)她觀察，如果從法律保障的角度而言，恰恰相反，有宋一代，婦女的地位很高。首先，與唐代相比，宋代之財產(chǎn)繼承，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父子相承，「肥水不流外人田」，全部保留在男性的宗族里，世代相傳；
而是可以被女兒或寡婦所繼承、所控制，「肥水常流外人田」。這一點是為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們沒有充分地注意到的。其次，經(jīng)濟地位能決定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柏清韻發(fā)現(xiàn)，「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貞節(jié)牌坊的制度，并不是像我們想當然的那樣，是宋代社會的實踐。在唐代以后的近世，婦女失去從娘家、夫家財產(chǎn)的繼承權(quán)，完全淪為一離開父、夫的男性社會就沒辦法生存的附庸品，始于我們不怎么注意的元代，而從此以后，失去了經(jīng)濟依傍的女性，在社會史上，便與林立的貞節(jié)牌坊，相伴數(shù)百年。這一發(fā)現(xiàn)，不可謂小，某種意義上，不僅會局部重寫宋、元史，而且會導(dǎo)致中國的女性社會史的階段性重新評價。

　　此書三年前出版后引起之重磅熱讀，決非偶然。其手稿，在審查時，除了得到耶魯之韓森（Valerie Hansen）和紐約州立大學之賈志揚（John Chafee）等三位宋史的專家佳評，更榮獲兩位老一輩的世界范圍內(nèi)的研究明史的名士——慕尼黑之傅海波（Herbert Franke）和普林斯頓之牟復(fù)禮（Frederick Mote）——的贊揚。柏清韻年紀輕輕，風華正茂，其前途無量，可知矣。

　　七、「人境廬」的北美緣

　　一個人及其作品的命運，在歷史的長河中，潮起潮落，往往很難預(yù)料。黃遵憲之提倡「詩界革命」，之緣外交而溝通異域，之參與百日維新而息影故居「人境廬」，哪一樁、哪一件不是在晚清名盛一時。他做過駐日參贊、駐英參贊，也做過駐舊金山總領(lǐng)事和駐新加坡總領(lǐng)事，以詩記史，字里行間，哪一篇、哪一段不是在今天亦可圈可點。但整個二十世紀，黃遵憲研究似乎不太走紅，聲音寂寥。而加拿大卑詩大學施米特（J.D. Schmidt）的《人境廬內(nèi)——黃遵憲其人其詩考》一書，在1994年列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出版，猶空谷足音，聞之可喜。

　　千禧年后，黃遵憲研究在國內(nèi)時來運轉(zhuǎ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由冷變熱。2001年北京召開以「黃遵憲與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為主題的第一次「黃學」國際研討會，中日韓等國的近百名專家與會，為第一轉(zhuǎn)。去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和黃氏故鄉(xiāng)之梅州先后各舉辦紀念黃遵憲逝世一百周年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為第二轉(zhuǎn)。奇怪的是，在一片「黃學」研究的熱鬧聲中，竟似乎沒看到有人提起十二年前出版的這本重要的漢學著作，以及它對推動研究進一步發(fā)展的參考價值。

　　施米特在北美的中國舊詩研究界，是一個怪杰，選題目別出心裁，研究名詩人，但不研究紅得發(fā)紫的詩人。換言之，此公所選的研究題目和題目的前沿性，都是「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的類型。三十年來，出版過四本著作，兩宋兩清，研究楊萬里、范成大、袁枚和黃遵憲，都是名詩人，但都不是李白、杜甫、蘇軾這樣的名詩人。或者說，所摘之果，都是將熟未熟之果，其規(guī)劃和眼光，很有特色。杜希德的規(guī)矩是，《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一般不出版同一個學者的第二本書，有少數(shù)例外，施米德即是其一。施氏的《石湖：范成大其人其詩考》甫在1992年問世，《人境廬內(nèi)——黃遵憲其人其詩考》兩年后隨之又出，實在是該叢書歷史上的一個異數(shù)。

　　二十世紀的學術(shù)界，研究清代詩論者多，研究清代詩歌者少。施米德選題有避實擊虛之能�！度司硰]內(nèi)——黃遵憲其人其詩考》與其2003年的新著《隨園：袁枚其人其詩其文論考》，研究的都是清詩，又都是清代詩人中的兩位重要卻缺乏研究的人物。施米特對清代詩人之詩的分類，好參用西洋方法，與傳統(tǒng)的詠懷、傷春、行旅、懷古等分類不盡相同。如談袁詩，則分為歷史詩、政治詩、說理詩、敘事詩和怪詩等，而談黃詩，則分之為異域詩、政治諷喻詩和科學詩等等，頗華洋結(jié)合，因地制宜，以發(fā)掘他們的詩歌與時代互動中的特色，有獨到功力。

　　施氏頗注重吸收國學的方法，著《人境廬內(nèi)——黃遵憲其人其詩考》期間，兩訪蘇州，問學于錢仲聯(lián)老人，得到過熱情的接待。此書是鄭重其事地題獻給錢仲聯(lián)的。黃遵憲之詩，優(yōu)乎劣乎？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研究界，有針鋒相對的兩派。一派的代表是錢鍾書，認為黃詩無足觀，文以人傳，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另一派以錢仲聯(lián)為代表，認為黃詩在晚清詩壇，推陳出新，「詩界革命」，當之無愧。施氏此書的出版之時，兩位錢先生均還健在，他在「黃學」還相當式微的當時，很明顯地介入了其中的一個陣營。沒有想到，在新世紀的挺黃潮流中，著其先鞭。

　　擁黃倒黃，均學術(shù)自由，固不能以此論英雄。地處溫哥華的卑詩大學風光如畫，漢學研究源遠流長。施米德此書，無論如何，倒回應(yīng)了「人境廬」的一段卑詩外交緣。一百多年前，英屬加拿大政府向華人開征種族歧視的人頭稅，卑詩屬大清帝國舊金山領(lǐng)館托管。黃遵憲三到卑詩之維多利亞，與英方交涉�，F(xiàn)在這部卑詩大學教授的《人境廬內(nèi)——黃遵憲其人其詩考》，在劍橋出版，其乃巧合乎？

　　八、董仲舒與「哈佛女孩」

　　今年見報載，《董仲舒研究》季刊在董仲舒故鄉(xiāng)創(chuàng)刊，填補了「董學」研究的一項學術(shù)園地的空白。董仲舒之名頭也大矣，相比之下，「董學」之研究也冷矣。因此油然想起一段往事：十年前在大洋彼岸，《劍橋中華文史叢刊》推出《編年到經(jīng)典：董仲舒之春秋詮釋學》，著者桂思卓（Sarah Queen）是一位年輕的漢學家，該書乃其博士論文的基礎(chǔ)上的改寫，曾以新見而驚一時。然而，這一部「董學」的補缺之著，至今極少為國人所知。

　　美國漢學界，有不少巾幗不讓須眉的女將，其中至少有三位的崛起，與《劍橋中華文史叢刊》有關(guān)。我們在以前談到的伊佩霞（Patricia Ebrey）和柏清韻（Bettine Birge）二位，都是哥倫比亞大學出身，現(xiàn)在分別任教于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和南加州大學，可以說是西海岸女將，而本篇涉及的桂思卓，哈佛畢業(yè)后，任教于康涅狄格州書院，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東海岸女將。這位如今在北美漢代的研究界縱橫馳騁的正教授，當年在十年寒窗下，開始撰寫這一部博士論文的時候，還在已故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名家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門下苦讀，只是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哈佛女孩」。

　　漢代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有千秋定評。正因為如此，繼干、嘉之后，近代經(jīng)過孫詒讓、蘇輿、劉師培、王國維和傅增湘諸氏的考訂，二十世紀對董仲舒的研究，反而顯得不怎么活躍，似乎董仲舒已沒有什么再可以研究的了。就董仲舒的名著《春秋繁露》而言，情況亦大同小異。不少人似乎滿足于這樣的一個陳陳相因的結(jié)論：董仲舒之獨尊儒術(shù)也，是為維護當時的既定政治和社會制度，而《春秋繁露》的真?zhèn)危�在宋代的程大昌《演繁露》和《續(xù)演繁露》問世后，指為偽書者，代不乏人，但證偽有新見者，為數(shù)頗少。正因為較缺乏力證，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力辨該書或混有后人之作，基本著作權(quán)仍當歸董氏之后，國內(nèi)學術(shù)界的很多人便暫時接受了此說。

　　海外不然。時至上世紀，在西方的漢學界，談到對《春秋繁露》的證偽，不能不提到一位瑞典老前輩。此西儒不是別人，正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榮休教授，今天的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馬悅?cè)唬℅oran Malmqvist）。馬悅?cè)皇嵌�十世紀的北歐漢學界鼻祖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高足，運用乃師的音韻學獨傳之秘，根據(jù)文本的音系，考訂《春秋繁露》的大部分都是南北朝后期的偽作，固精彩紛呈，但華洋隔膜，國內(nèi)學術(shù)界對之亦知之不多。

　　隔海相望，日本漢學界，也有人深疑清儒的《春秋繁露》著作權(quán)判斷。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慶松光雄、田中麻紗、近藤則之等都從文獻學的不同角度，認為《春秋繁露》至少有相當部分的篇幅為偽作，偽作炮制的時間，或可長達從西漢中葉至六朝之末。進入新世紀，日本學者對《春秋繁露》的研究，仍在繼續(xù)，值得一提的是新田幸治所主持的東洋大學《春秋繁露》研究會，從1990年開始，長年累月，搜集了《春秋繁露》的各種版本的資料，還有后人的研究數(shù)據(jù)的目錄。隔周每周一，該研究會的成員便聚會，交流心得，進行《春秋繁露》注釋稿的工作，成績斐然。今后或會對《春秋繁露》之真焉偽焉，發(fā)表新看法。

　　桂思卓的研究方法，與上述的音韻學和文獻學方法不同，用的是所謂宗教歷史學方法，以此解《春秋》，以此解《公羊》，以此解《春秋繁露》，認為《春秋繁露》之編纂，在董仲舒之身后，介乎三世紀至六世紀間。有理有據(jù)，居然講得頭頭是道，即使廁身于上述海外的「董學」研究各大家之列，亦毫無愧色。

　　我不是《春秋繁露》的專家，該書之真焉偽焉，無可置詞。但學術(shù)乃在懷疑中發(fā)展，潮流在辯論中形成，值此「董學」研究在海內(nèi)復(fù)興的時節(jié)，我們隔大洋而觀火，讀一讀「哈佛女孩」重評董仲舒，應(yīng)不為無益。

　　九、美國的宋代研究管窺

　　「城頭變幻大王旗」，在美國的漢學界，屢見不鮮。不幾年前，消息傳來，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易帥。中央研究院士王德威離開哥倫比亞，到哈佛就任該校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現(xiàn)代文學領(lǐng)域的講座教授，王氏在哥倫比亞的多年同事、宋史專家韓明士（Robert Hymes）在其后為系主任和漢學講座教授。我在2001年應(yīng)邀到哥大作《枕中記》研究的演講，與這兩位「大帥」都有一面之緣。最近在寫「劍橋漢學緣」時不由得想到，二十年前，韓氏的初出茅廬的大著《官僚與士紳：兩宋江西撫州之社會精英考》，正是由杜希德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而一炮打響。此書至今仍是美國大學研究院中，宋史地域的微觀研究參考書。

　　今天漢學界，不少人都接受唐代為中古之結(jié)束，宋代乃近代之開始的理論。這種學術(shù)的觀念在國際間之形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京都學派的內(nèi)藤湖南氏，源遠流長，與范公文瀾在后來撰寫中國近代史時將鴉片戰(zhàn)爭劃為近代開端，是兩種不同的分法，讀者幸勿混淆。那么，宋代如作為近代的開端，發(fā)生了一些什么樣的重大變動呢？在西方的漢學界，從幾十年前劉子健先生的「文化內(nèi)向」說的提出，直到最近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的出版，形成大時框。此時框內(nèi)，各種研究，深入細部，各擅勝場。韓氏這本《官僚與士紳：兩宋江西撫州之社會精英考》，為其中之一，微觀性分析撫州的士紳在兩宋間的地方化，如何從朝廷的系統(tǒng)中剝離出來，通過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的土地和商業(yè)經(jīng)營，獲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獨立的地方家族的經(jīng)濟地位，并通過辦義莊、義學等等，救死扶傷，老幼鰥寡皆有所養(yǎng)，又設(shè)地方的武裝，保衛(wèi)鄉(xiāng)里，乃成為小區(qū)中的國中之國的權(quán)利中心。

　　韓明士選擇的宋代的撫州，看上去像是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地方，其實不然。據(jù)載，宋代的撫州臨川郡治臨川縣，領(lǐng)臨川、崇仁、宜黃、金溪等各縣，北宋王安石即臨川人，南宋陸九淵亦臨川人，是個研究士紳與官僚的極佳去處。二十年過去，韓明士的宋代研究的重點，始終圍繞著「地方社會」這一微觀軸心。韓氏1993年與人合編的研究宋世的國家與社會的論文集是如此，他在2002年出版的研究宋代及宋后的道教和地方宗教的專著，也是如此。

　　追根溯源，他是該校郝若貝（Robert Hartwell）的高足，后者在二次大戰(zhàn)后的一代美國漢學家中以社會經(jīng)濟史方向研究宋史著稱，其六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的《中國經(jīng)濟史文獻指南》，是當年的一本名著。由此可見，韓氏擅長者，不是宏觀史的研究，而是以地域個案為焦點的微觀社會史分析，該書之價值，亦在于此也。

　　最近幾十年，宋代的研究在美國漸成顯學。杜希德主編《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也照顧到文、史、哲三方面，例如，「哲」者為葛艾儒之《張載的思想》（見「劍橋漢學緣」之一），「史」者為韓明士之這本《官僚與士紳：兩宋江西撫州之社會精英考》，而「文」者則為艾朗諾（Ronald Egan）之《歐陽修的詩、詞、文、賦》（見「劍橋漢學緣」之十），亦以斑窺豹，略見漢學中的宋代研究之豐富多彩矣。

　　十、白門弟子艾朗諾

　　說起白先勇，大家都知道。這位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的退休教授，是白崇禧將軍的公子，才氣橫溢，學術(shù)研究外，文學編輯、小說創(chuàng)作和昆曲改編，都很有引人矚目的成就。讀者也許不知道，在白先勇當年的門下弟子中，有一位叫艾朗諾（Ronald Egan）的洋人學生，后來在哈佛獲得了博士學位，又回到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實際上接替了白先勇在該校的中文教授的職位，而他亦與《劍橋中華文史叢刊》有不解之緣。

　　事情要從白先勇說起。艾朗諾在哈佛讀博士時，是老一輩陶詩專家海陶瑋（James Hightower）的門生，受到嚴格的古典訓練，同時又深受到先后在史丹福和普林斯頓任教的宋史宗師劉子健的影響，后來在學術(shù)界之安身立命，嚴守古典——尤其是宋代——的門戶。但如果不讀一讀白先勇的回憶，人們或不會想到艾朗諾的興趣出奇廣泛，甚至包括了當代文學。而艾朗諾的這種興趣，我想也許與白先勇有關(guān)，后來乃至影響了他的治學風格。

　　請看白氏的自述：「大概是六十年代末吧，那一年夏天我從美國加州回到臺北，同時也把我的一位美國學生艾朗諾（Ronald Egan）帶到臺灣來進修中文課程。那時我在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校區(qū)初任教師，教書起勁，對學生熱心，尤其發(fā)現(xiàn)一二個有潛力的好學生，就恨不得一把將他拉拔起來。艾朗諾對中國語文、中國文化特別敏感，那年暑假我在臺灣替他找了三位臺大中文系的年輕助教汪其楣、李元貞、陳真玲每周輪流替他上課。汪其楣教現(xiàn)代小說，選了康蕓薇的《冷冷的月》、《兩記耳光》做教材。艾朗諾大為激賞，我頗感意外，康蕓薇小說的好處在于綿里藏針隱而不露，表面平凡，擅長寫一些公務(wù)員、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但字里行間卻處處透露出作者對人性人情敏銳的觀察，她這種平淡的文風，含蓄的內(nèi)容，不容易討好一般讀者，看康蕓薇的小說須得耐住性子，細細的讀，慢慢的念，才體會得出其中的妙處。艾朗諾才念了兩年中文，居然看懂了康蕓薇小說中的玄機，也算他獨具慧眼，成為康蕓薇一位年輕的洋知音。后來艾朗諾果然學有所成，在美國漢學界享譽頗高，他最近把錢鍾書的《管錐編》也譯成了英文，那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艾朗諾希望能見到他仰慕的作家，我便托汪其楣把康蕓薇約了出來，到?#123;天咖啡廳見面，那大概是1968年，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康蕓薇。她那時已是初『成名』的作家�！�

　　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不容易。白先勇多才多藝，艾朗諾興趣廣泛，還對古往今來的多才多藝的人物情有獨鍾，除佩服乃師，又佩服另外的兩位古人和一位近人——歐陽修、蘇軾和錢鍾書——喜歡研究這三位文人的創(chuàng)造性想象多樣性的秘密。他的第一本著作《歐陽修的詩、詞、文、賦》，由《劍橋中華文史叢刊》推出，已經(jīng)是二十二年前的事情了。研究的焦點，不是別的，乃六一居士的創(chuàng)造才能的多樣性，觀察這一位多方面的人物，如何在詩、詞、文、賦四種不同的文類中，縱橫馳騁，游刃有余的。他的第二本著作《蘇軾的言、象、行》在哈佛出版，研究的又是另一個才高八斗的頂尖文人，如何在不同領(lǐng)域的藝事中，注入和運行自己的天馬行空式的才氣的。艾朗諾的第三本書，是研究性的《管錐編》英譯。也是在哈佛出版，研究的雖然不再是宋代文士，而是一個現(xiàn)代的學者，萬變卻不離其宗，心中的關(guān)懷，還是天才創(chuàng)造力的秘密。

　　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而事有因緣。白先勇結(jié)緣于艾朗諾，艾朗諾結(jié)緣于歐、蘇、錢，一場跨時空的緣聚，羨煞一眾的人等。杜希德數(shù)十年如一日，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為媒介，廣結(jié)善緣，在歐、美、澳洲，獎掖后進，識拔英才，更令人悠然神往，艾朗諾《歐陽修的詩、詞、文、賦》之出版，為其一例耳。

　　刊載于香港《文匯報》2006年7月1日至2006年9月9日“文匯園”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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