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舊北大執(zhí)教二十年有余，無論在蔡元培長校期間的“新政”，還是蔣夢麟長校期間的“中興”，胡適的影響重大。胡適本人長校的舊北大的最后三年，是北大歷史上最為艱難困窘、風雨飄搖的三年。隨著舊北大走完歷史，以蔡元培、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教育哲學也在中國大陸壽終正寢，中國的教育史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一

　　我們知道，從1917年1月蔡元培當北大校長起，或者確切地說從1917年9月胡適進北大當教授起，北大的一系列教育的現(xiàn)代化改革正式揭開序幕。

　　在抗戰(zhàn)爆發(fā)前的20年里，北大教育規(guī)模發(fā)展很快，盡管中間風云變幻、波折屢生，又經(jīng)歷了北伐的動蕩。1930年底胡適重返北大后開始的所謂“中興”階段，北大的教育學術更趨活躍，基本上奠定起一個現(xiàn)代化國家大學的規(guī)模。“七·七”事變后，北大內遷，在昆明與清華、南開組建西南聯(lián)大。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北大復員，遷回北平。

　　1945年6月原北大校長蔣夢麟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組建西南聯(lián)大的三校各自復員后，清華梅貽琦、南開張伯苓可以繼任舊職，唯北大校長之職必須重新推舉。蔣介石想讓胡適或傅斯年擔任，因胡適人在美國，蔣就讓教育部長朱家驊先征詢傅斯年的意見。傅斯年8月17日上書蔣介石，力薦胡適：

　　北京大學之教授全體及一切有關之人，幾皆盼胡適之先生為校長，為日有年矣。適之先生經(jīng)師人師，士林所宗，在國內既負盛名，在英美則聲譽之隆，尤為前所未有。今如以為北京大學校長，不特校內仰感俯順輿情之美，即全國教育界，亦必以為清時佳話而歡欣。在我盟邦更感興奮，將以為政府選賢任能者如此，乃中國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證明，所謂一舉而數(shù)得者也。

　　適之先生之見解，容與政府未能盡同，然其愛國之勇氣，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觀感，并世希遇……蓋適之先生之擁護統(tǒng)一，反對封建，縱與政府議論參差，然在緊要關頭，必有助于國家也。今后平、津仍為學校林立文化中心之區(qū)，而情形比前更復雜。有適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者多矣。

　　朱家驊也與傅斯年一樣，主張推薦胡適。蔣介石接受二人意見，決定由胡適擔任北大校長。9月3日，朱家驊致電胡適，報告了這個決定，并告知胡適，在他返國之前，由傅斯年代理校長。9月6日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的令文正式發(fā)表，同時傅斯年致電胡適：“北大復校，先生繼蔣夢麟先生，同人歡騰，極盼早歸。此時關鍵甚大，斯年冒病勉強維持一時，恐不能過三個月。”

　　胡適任北大校長消息一公布，北大內外著名學者教授歡欣鼓舞，確是一片歡騰。湯用彤、周鯁生、段錫朋、周炳琳、傅鷹、鄭天挺、江澤涵、丁聲樹、賀麟、吳景超等紛紛致電致函，表示內心的歡欣。如賀麟的信很有代表性：“先生長北大消息傳出后，眾望所歸，群情歡悅，不僅為北大之復興慶幸，且為整個中國教育學術之光明進步慶幸�！�(9月21日)老北大教授中多有人致賀的同時直接向胡適積極提建議，出主意，如饒毓泰，還舉薦一批理科尖子人才，請胡適考慮聘為教授。又如羅常培也一面舉薦文科人才，一面建議胡適：“回國后，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應把北大恢復到蔡先生的自由主義色彩”，更希望胡適自己保持“超然自由、無為無不為的精神�！薄�—可見胡適接任北大確是眾望所歸，眾情所仰。

　　胡適與北大的歷史淵源決定了他與北大的前途命運休戚相關。胡適1917年至1926年、1930年至1937年在北大的兩段生涯，為提高北大教育與學術研究殫精竭慮，作出過杰出的貢獻�！�—胡適進北大伊始便有意識想把北大建成大學概念與管理觀念均第一流的現(xiàn)代化大學。他積極提倡北大用全力攻鉆高等學問與高等學術，鼓吹“提高”與“創(chuàng)造”，他甚至幾次設計讓北大辦成一個純粹的研究院，如1924年他曾與李四光認真籌畫過一個《北京大學大學院規(guī)章草案》，擬議了“大學院”即研究院建制的全部大綱細則。后來清華大學的“國學研究院”從組織體制到學術方向也正是出自于胡適的精心籌劃與設計�！�—現(xiàn)在胡適可以全面規(guī)劃他的發(fā)展北大和中國高等教育的宏偉藍圖了。

　　胡適1946年7月5日回國抵上海，7月29日到北平。8月4日北大校友會在蔡元培紀念館開會歡迎胡適。16日胡適主持召開北大校務行政第一次會議，重點研究北大院系調整及新建制和重要干部設置以及各系科教員的聘任，增加了一批新教員，壯大了北大的教師陣容。9月20日他為傅斯年卸任“代理”校長舉辦茶話會后，正式接任北大校長。同時聘任湯用彤為文學院長，饒毓泰為理學院長，周炳琳為法學院長，馬文昭為醫(yī)學院長，俞大紱為農學院長，馬大猷為工學院長，樊際昌為教務長，陳雪屏(后是賀麟)為訓導長，鄭天挺為總務長，組建了復員后的北大領導班子。

　　胡適在北大校長任上曾認真籌劃過三件事。

　　一、在1946年12月的國民大會制憲會議上與朱經(jīng)農等204人聯(lián)合提出《教育文化應列為憲法專章》的提案和與18位教育界國大代表聯(lián)合提出的《請政府注意教育問題》的提案。并著重指出“教育是立國之本，亦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礎。當今憲法正在制訂之時，政府即將還政于民，尤賴教育之普遍推行�！庇痔岢隽鶙l供政府參考的具體建議。

　　二、1947年夏，胡適專門寫信給白崇禧與陳誠，提議在北京大學集中全國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科學家，專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學理論與應用，并訓練青年學者，以為將來國家大用。他已親自聯(lián)系了錢三強、何澤慧、胡寧、吳健雄、張文裕、張宗燧、吳大猷、馬仕俊、袁家騮等九人，這九人“皆已允來北大”。這項建議最后成為一張廢紙，他只是為中國的現(xiàn)代核物理起步超前地描畫過一幅夢想的藍圖而已。

　　三、1947年8月下旬，胡適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有關會議時面見蔣介石，正式提出了他的“十年高等教育發(fā)展計劃”，一個月后胡適又根據(jù)這個“發(fā)展計劃”撰成專文《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公諸于世。這份《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的核心意見有兩條：第一條是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盡力發(fā)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高等教育與科研學術的中心。第二條核心意見是，“大學的觀念應該革新與修正，今后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著研究院的方向發(fā)展。凡能訓練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生做獨立的科學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學�！边@兩條都是針對了北大的實際，也包含了對北大方向的規(guī)范。五所成績最好的大學，第一所即北大，其次是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

　　1947年10月10日胡適在天津的一次講演《大學教育與科學研究》中，再次強調科學研究必須是以大學為中心，而大學應以從事高等研究為主要任務。10月29日胡適在北大工學院四十四周年紀念會上發(fā)表講話，再次提醒大學對于國家學術科學發(fā)展負有重要責任，主張積極移植歐美大學的“三會”制度。所謂“三會”，即“董事會”，它保證獨立的經(jīng)濟來源；
“教授會”，它是最稱職的內行治理的管理機構，“校友會”，它是全力支持母校，與社會全方位聯(lián)系的政經(jīng)實力團體�！�—胡適認為歐美的大學之所以能幾百年上千年的繼長增高，不斷充實發(fā)展，趨于完善，原因正在這“三會”的恩賜�！�—胡適在北大校長任上一心一意奢望把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yè)與大學的現(xiàn)代化建設，全力推進到一個可與歐美先進國家接軌的高度。舊北大因為先后得到蔡元培、蔣夢麟和胡適的教育獨立、學術自由和發(fā)展高等學問提高科研水平的方針維護，才能在政治動蕩、風雨飄搖之中掙扎著做出一些可貴的成績，培養(yǎng)了一批可喜的人才。面對胡適為中國的大學教育的忘情投入，面對他的這一奮斗史及其環(huán)繞著的光榮的夢想，種種草創(chuàng)興革的艱難實踐與悲壯心志，我們后來人不由會對先哲油然產(chǎn)生一絲深長的敬意。

　　二

　　胡適在北大校長任上還歷史地肩負著思想哲學導師、政治輿論導向的時代重荷。就在他接受北大校長任命時，政治界、知識界對他抱有較高的期望，如張其昀致信中即說到“先生允任北大校長職，不勝歡忭。三十年來北大是中國新思想的策源地，為中外所公認。今后在先生領導之下，確立學院自由的尊嚴，料想異卉爭妍，爛漫向榮，其盛況定屬空前�！�…領導群倫，以踏上民治的正軌，那更望有學府的山斗來持全國的議壇，想海內人士均有此期待。先生此日可謂握政學之樞紐”。

　　1946年雙十節(jié)，北大新學期開學典禮上胡適在講演中說，今天他對北大只作一點小小的夢想，就是要把北大辦成一個“成樣子的學�！�，方向有二，一、即提倡獨立創(chuàng)造的學術研究；
二、對于學生則要求做一個能獨立研究，獨立思想的人。胡適解釋說，我為什么希望且要求你們是“獨立”二字，而不是自由思想、自由研究的“自由”二字呢?要知道自由是對外面束縛而言，不受外面勢力的限制與壓迫，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你們現(xiàn)在大抵已經(jīng)獲得了并做到了。而“獨立”恰恰沒有做到，還有許多誤解與迷惘�！蔼毩ⅰ笔悄銈冏约旱氖拢瑹o論外面的思想環(huán)境如何紛紛揚揚，你自己思想不能獨立，意識不能獨立，仍然是奴隸，走上社會后只能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喪失自我。他又引用南宋思想家呂祖謙《東萊博議》中兩句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勉勵北大學生“獨立思考，不盲從，不受騙，不用別人的頭腦當頭腦”。后來胡適在給北洋大學學生陳之藩的長信中也告誡：“‘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認問題原來不是那么簡單容易”，認識眼前的世界還需自己獨立的思考與判斷。他再次強調，“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兩句話，“真是醫(yī)治武斷與幼稚病的一劑圣藥”。他又勸告陳之藩，“思想切不可變成宗教，變成了宗教，就不會虛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寧可保持我無力的思想，決不肯換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1948年3月27日陳之藩又給胡適寫信，盼望胡適在這個艱難的歷史時刻“集中精力給國人治病”：青年人行為的固執(zhí)病、盲從病，政治界的權力病、派系病，國人思想的懶惰病、虛弱病。他認為“治病救人”才是胡適這位思想導師當前著手救國的唯一途徑，他也深深感嘆：胡適生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里，這樣一個過渡時代，“任務太艱巨了!”

　　胡適正是處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矛盾關系之中或者說險惡的旋渦中。1947年“五四”前夕，北大學生“五四籌備會”在北大紅樓大操場舉行歷史晚會，請胡適講演《五四新思潮運動的意義》，胡適在講演中指出科學與民主是當年《新青年》的“兩大罪案”，也是新思想運動的原因，新思潮的意義也就是一種獨立的，批判的態(tài)度與精神，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我們紀念“五四”應當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光榮批判精神來研究一切問題，刷新中國的思想，改造中國的文明。在“五四”當天的講演中，胡適又特別指出：北大精神的內核是“自由與容忍”。“五四”以來，“極左與極右的均出自北大”，“政治逼人”，“歷史又無法回避”，“北大要始終堅持自由與容忍”，才能紓解目前的困難，為國家為民族多多培養(yǎng)與保存人才的種子�！�—他根據(jù)這些意思又撰成《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紀念論文在《大公報》發(fā)表。

　　當時北大工學院機械系一年級有名叫鄧世華的學生向胡適寫信訴說自己的苦悶與彷徨，對現(xiàn)實政治與國家前景流露出悲觀絕望的心情。胡適深感鄧世華的苦悶與悲觀有很大的代表性、典型性，當晚即寫了一封一千多字的回信，勸他不要過于悲觀，他說：“悲觀是不能救國的，叫喊是不能救國的，責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國的�！彼�還是重復“五四”時代宣傳的易卜生的名句：“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信中又強調“將來的拯救沒有捷徑，只有努力工作，一點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改善�！焙�適還勸他體諒國家目前暫時的困難，信中還專門對蔣介石作了他的估價：“蔣介石先生有大長處，也有大短處。但我在國外看慣了世界所謂大人物，也都是有長有短，沒有一個是天生的全人。蔣先生在當今的六個大巨頭里，夠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環(huán)境比別人艱難，本錢比別人短少，故他的成績不能比別人那樣偉大，這是可以諒解的。國家的事也不是一個人擔負得起的。”——這一段話顯然正是后來在國共兩黨的殊死斗爭中，他明確地站在蔣介石一邊的思想基礎與判斷依據(jù)。6月22日胡適把此信的內容大意寫成一篇文章《青年人的苦悶》發(fā)表在《獨立時論》上，他稱他的這番話“都是我心里對一切苦悶青年說的老實話”。

　　1947年春，胡適在北平邀集北大、清華、南開等校教授們組織了一個“獨立時論社”，鼓勵社員對當時國內外重大政治問題分頭寫文章，抒發(fā)己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期形成一種積極有益于時世的獨立輿論，團結起一批所謂不倚傍于國共兩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組成強大的理性道義力量，從政治文化到社會科學各方面促成國家的民主與進步。先后參加該社的有毛子水、陶孟和、張佛泉、陳序經(jīng)、吳景超、陳雪屏、蕭公權、陳岱孫等四十余人，繼而出版《獨立時論》叢書第一集，收文章四十余篇，胡適親為之序。

　　胡適辦的這個《獨立時論》在當時頗有點像儲安平辦的《觀察》，《觀察》也是打著“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組織六十余位國內教授、學者、專家們自由撰稿，發(fā)抒國事觀察后的獨立見解，政治上則標榜不依附國共兩黨。儲安平創(chuàng)辦《觀察》時曾于1947年1月21日寫信邀聘胡適為《觀察》撰稿人，信中說“我們創(chuàng)辦《觀察》的目的，希望在國內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yǎng)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并使揚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個共同說話的地方�！薄�這也正是胡適辦《獨立時論》的“獨立”立場了。身為北大校長，胡適在把自己精力與理想移向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的同時，也努力以自己的道義立場與知識良心為國家民族出點微薄之力。

　　那時候，北平的學生運動也開始漸漸高漲，風起云涌。到1948年春夏之交，更是聲勢浩大，一浪勝過一浪。當中又夾了好幾樁軍警當局抓學生案子的法律處理問題。胡適身處北大校長的位置，處境極感困窘，心里也慚無自由。面對政府的黑暗，局勢的兇險，胡適也對國民黨政權感到失望，故對學生運動他沒有公開反對或正面抵阻，他只是認為青年學生的“政治化運動未免過早”。

　　5月5日胡適在南京接見《申報》記者時借“五四”的二十九周年發(fā)表他語重心長的談話，他熱情肯定“五四”是“一個新思潮新文化運動”，只是后來政治性過早加強了，總覺有些遺憾。他說：“二十九年以來，我個人始終覺得政治的基礎應該建筑在文化思潮的基礎之上。”從新思潮時代出來的人應該繼續(xù)向新潮流走，新文化走，即向前走。胡適始終不肯在政治上否定學生運動，他只希望學生把運動的方向堅定地放在思想文化上。他認為只有思想文化的問題弄清楚了，中國的問題，青年的問題，新思潮向前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胡適認為，要克盡自己的職責，還得在思想文化上作最后的努力，經(jīng)過一番沉靜的思考，他終于公開亮出了“自由主義”的大旗。

　　1948年8月初胡適發(fā)表《自由主義是什么》一文，9月初又在北平廣播電臺做了《自由主義》的長篇廣播，強調了兩百年來世界范圍里的自由主義演進史的兩大貢獻：一，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shù)人的權利。二，“不流血的和平改革”。他認為堅持這兩條可以漸漸革除“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的政治格局，使國家的民主政治與法治實踐漸漸上軌道。

　　胡適總結“自由主義”的四層意義：“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顯然胡適關于“自由主義”的闡釋與宣揚目光放在中國的現(xiàn)實政治格局上。他勸導國民黨要容忍反對黨，要尊重反對黨的政見與信仰；
他也勸共產(chǎn)黨放棄武裝斗爭暴力革命的手段，與國民黨攜手共同走上“和平的漸進的改革”的大路，刷新中國幾千年傳統(tǒng)的“東風西風式”的政治舊格局，努力開創(chuàng)自由民主容忍的政治新氣象。

　　此后他在南京講《自由與進步》(9月27日)、在武昌講《自由主義與中國》(10月5日)、在杭州講《自由主義與中國》(10月20日)、在臺灣講《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tǒng)》(1949年3月27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傳自己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與思想立場，幻想化解國共兩黨的殊死斗爭，在中國建立起他夢寐以求的美英式的自由政治體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此時，胡適所有公開的著作、文章、講演、廣播中都沒有直接批評共產(chǎn)黨，但也沒有直接批評國民黨。此時他的心境固然幽黯凄涼，但他的言論還是十分謹慎，頗費推敲的�！�—他的“自由主義”政治設計固然不可能為中國共產(chǎn)黨接受，更不可能被國民黨所接受。他在中國當時“東風西風式”的現(xiàn)實政治斗爭中，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轉圜之地的。他的自由主義政治設計不僅影響不了正在作殊死搏斗的國共兩黨，事實上也影響不了感染了中國現(xiàn)代特定的政治熱力與磁力而處于興奮激昂狀態(tài)中的廣大青年知識分子。

　　三

　　胡適在北大校長任上時，還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往往令他困惑與不安的問題，那就是蔣介石政府總是念念不忘要將胡適本人拉入政府，為他的政府“做面子”。由于胡適在國內文化教育界的地位與威信，更由于他在美英等所謂盟國政界與輿論界的巨大聲望與影響力，抗戰(zhàn)之后，蔣介石似乎一刻也未停止過對胡適的勸誘，而胡適幾乎每次都需費盡口舌婉言拒絕，這樣的拉扯實際上一直延續(xù)到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最后崩潰。

　　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適，報告蔣介石上個月中邀談內容，目的便是請胡適出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傅氏深知胡適信守的出處立場，自己也很不愿胡適“下海”參加政府，他在信中也含勸阻之意：“我們是要奮斗的，惟其如此，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斗也�！焙�適2月6日回傅信，開頭即稱：“我因為很愿意幫國家的忙，很愿意幫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蔣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謝，故此信所說，都是赤心的話�！苯又�胡適明確表態(tài)：

　　我在野——我們在野——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對國外、對國內，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面子。若做了國府委員，或做了一院院長，或做了一部部長，雖然在一個短時期也許有做面子的作用，結果是毀了我三十年養(yǎng)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結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話，“成了政府的尾巴”!……如果毛澤東執(zhí)政，或是郭沫若當國，我們當然都在被“取銷”的單子上。因為我們不愿見毛澤東或郭沫若當國，我們愿意受政府的命令辦我們認為應該辦的事。這個時代，我們做我們的事就是為國家、為政府樹立一點力量。

　　為這件事，蔣介石卻不依不饒，又是親自致信，又是約談吃飯，前后來回拉扯了好幾回合。胡適惟一有效手段即以北大為擋箭牌，“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長，使學校有點成效，然后放手。此時放手，實無以對北大同人，也對不住自己”“北大此時尚在風雨飄搖之中，決不許適離開，道義上適亦不愿離開北大�！�

　　后來也正是由于湯用彤、饒毓泰、鄭天挺等聯(lián)名陳情，聲言“適之先生萬不能中途離�！�，朱家驊也以“維系北方教育大局”為由，親向蔣氏極力陳辭，才迫使蔣退步，但心中仍“殊為耿耿”。12月中旬蔣氏又提出要胡適再次去美國當大使，又拉外交部長王世杰做說客。胡適又極言拒辭，耗盡心力，甚至引發(fā)了嚴重心絞痛，“心臟亮出紅燈”。北大同人再次出面致信王世杰陳情，醫(yī)生也出來警告力阻，才使北大保住了他們“心理上的長城”(他們陳情信中說“北方普遍心理，實隱倚之為長城”)。

　　然而最為嚴重也最具誘惑力的則是，蔣介石先后認真提出的兩個更眩目的政治職務：“總統(tǒng)”和“行政院長”。應該說這前后兩次為胡適的政治安排確是蔣介石經(jīng)深思熟慮后正式提出的，不是敷衍，更不是為宣傳的目的，而是一種策略上的鄭重選擇。

　　關于“總統(tǒng)”職位的安排，1948年3月29日國民黨“行憲國大”第一次會議開幕后即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前后始末即在3月30日至4月5日的一周之內。全過程胡適的日記已有很明白也較詳細的記錄。

　　3月30日日記稱：“下午王世杰傳蔣主席的話，使我感覺萬分不安。蔣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競選總統(tǒng)，而提我為總統(tǒng)候選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長。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他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但我實無此勇氣�！碑斎蛔詈笤趪�民黨上層核心及“中全會”的全力抵制下，蔣放棄了這個思路。已經(jīng)做了“過河小卒”的胡適差一點兒當了中國這局殘棋里的老“蔣”。更有啟示意義的是就在“行憲國大”總統(tǒng)選舉期間，南京的中央大學師生以及外籍教授五百余人也認真搞了一次“總統(tǒng)選舉民意測驗”，就在蔣介石當選總統(tǒng)的第二天(4月20日)，中央大學的這個民意測驗的結果也公布了：大總統(tǒng)：胡適之370票，蔣中正130票，居正6票。副總統(tǒng)：于右任251票，李宗仁120票，孫科115票，莫德惠100票。——如果不是由“國大代表”而是由大學師生、知識分子選舉的話，那么當選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的便應是胡適和于右任了。

　　1948年11月下旬，隨著翁文灝內閣的垮臺，蔣介石提出請胡適出來收拾殘局，遂派陶希圣北上請胡適來南京組閣，所謂臨危受命，勸他挑起行政院長的重擔。11月22日陶希圣飛到北平，趕到東廠胡同找到胡適，纏磨了兩天，胡適堅決不肯答應去南京組閣，只表示“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我一定與總統(tǒng)蔣先生站在一起�！薄�—這時候，胡適還正忙著《水經(jīng)注》版本展覽和籌備北大五十周年校慶的各項工作。隨著國民黨軍事形勢一瀉千里，北平已經(jīng)開始陷入中國共產(chǎn)黨軍事包圍。二十天后的12月15日他不得不坐上了撤離北平的專機，逃往南京。12月13日胡適撰寫了《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的紀念文章，14日給北大同仁留言：“我就毫無準備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

　　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適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學會籌備的“北大五十校慶大會”，他在致辭中說：“我絕對沒有夢想到今天會在這里和諸位見面，我是一個棄職的逃兵，實在沒有面子再在這里說話。”他痛感自己“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惟有“希望北大能夠完全渡過這一難關�！闭f話間情緒悲愴，感慨涌起，一時泣不成聲，會場一片凄然。這天正是他57周歲生日，他與北大從此斷絕關系。

　　恰巧也正是這一天，在北平的北大同人也搞了一個“五十周年紀念活動”，頗有氣氛。出版了“紀念特刊”，舉行了各種學術講演與多種展覽。其中關于北大校史展覽的第三部分，還陳列有胡適的日記、《嘗試集》初稿，初期白話詩稿印本，魏建功文錢玄同書的“胡適之壽酒米糧庫平話”長幅，以及胡適1937年9月9日給北大同人的那封別具一格的告別信等。

　　1948年陽歷除夕，胡適與傅斯年同在南京度歲。凄然相對作新亭之泣，一邊喝酒，一邊背誦陶淵明《擬古》第九：“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氯~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北大復員，傅斯年、胡適接辦正好“三年”，“三年望當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樹，有所創(chuàng)獲，有所成就時，“忽值山河改”，現(xiàn)實的山河改色，“事業(yè)”付諸東流�！爸�條”、“柯葉”、“根株”經(jīng)此大“摧折”，種桑的人恐怕只得“浮滄�！薄�—“乘桴浮于�！绷�。“本不植高原”，“種�！边x錯了地理，忠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還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1949年4月6日胡適離開大陸，自上海坐海輪赴美。5月北京大學改組，成立了新的領導班子：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以湯用彤兼主席，許德珩、錢端升、曾昭掄、袁翰青、向達、聞家駟為常委；
曾昭掄兼教務長，秘書長為鄭天挺�！�—北京大學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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