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由國家統(tǒng)治者為協(xié)調(diào)社會關系、保證社會秩序而創(chuàng)制出來的帶有強制性的制度規(guī)范。中國古代很早就確立了集權國家的政治體制，古代法律作為維護王朝政治的制度規(guī)范，它在中國歷史上有著突出表現(xiàn)。

　　夏商時期，中國已出現(xiàn)由習慣法向成文法的過渡。據(jù)文獻記載，商朝的《湯刑》大概是中國最早的國家法律。周人推行禮制，但同樣有法律規(guī)定，西周初年有《九刑》，周穆王時又命呂侯制訂《呂刑》。春秋末年，隨著周王朝的禮崩樂壞，各諸侯紛紛頒布自己的法律，其中著名者有鄭國子產(chǎn)鑄“刑書”，公元前536年，子產(chǎn)將自己所制定的刑書鑄在銅鼎上，開創(chuàng)了公布成文法的先例，這在中國法律制度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戰(zhàn)國時期，在各國普遍制定與公布成文法的基礎上，魏國的李悝對諸國成文法進行了總結，制作了《法經(jīng)》六篇，《法經(jīng)》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初具體系的封建法典。后來商鞅相秦，奉行法經(jīng)，只是改法為律，稱為《秦律》。至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秦律已發(fā)展成為較為完整的法律體系。秦滅漢興之后，漢承秦制，漢初蕭何在秦律六篇的基礎上制作了《九章律》。漢武帝時期將儒學定于一尊，中國的法律文化精神因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此前支配法律制度的是法家學說，至此遂被儒家思想所代替，不過此時的儒家思想中已溶入了諸多法家因素。漢代以后，法律成為維護封建倫理秩序的工具，從體系完備的《唐律》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貫穿著儒家所強調(diào)的禮法原則。由此構成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文化特色。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文化特色主要有以下表現(xiàn)：

　　第一、以儒家倫理學說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講，傳統(tǒng)中國的主導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中居于核心地位。中國的法律制度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固然有其具體的歷史條件，但儒家文化的影響起著重要的作用。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以儒家倫理學說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具體表現(xiàn)為：

　　其一，以“三綱”為核心的封建禮教作為指導立法、司法活動的基本原則。漢儒董仲舒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說成是合乎天道的倫理規(guī)范，用“天尊地卑，陽貴陰賤”的“天象”說明君臣父子夫婦的關系，從而把君權、父權、夫權神化為不可侵犯的神圣權力。古代法律制度的宗旨就是維護社會倫理秩序，自漢以后，維護“三綱”的封建倫理道德規(guī)范紛紛演變?yōu)槁闪�。歷代封建法律制度尤其是作為古代法律典范的《唐律》，即被概括為：“一準乎禮”。直到清代末期，統(tǒng)治者仍然宣稱三綱五常，“實為數(shù)千年相傳之國粹，立法之大本”。

　　其二，貫穿“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為主，德刑并用是統(tǒng)治者所倡導的統(tǒng)治方法。在立法與司法實踐中，人們注意德、刑的關系與各自適用的范圍。正如《唐律疏議》所宣稱：“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廢。

　　其三，通過引經(jīng)斷獄、引經(jīng)注律等方式使儒家經(jīng)典法典化。在儒家思想上升為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后，不僅“三綱”成為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則，就是闡釋儒家學說的儒家經(jīng)典也不斷地被人們引為法律適用的依據(jù)。西漢中期以降，無論立法與司法都要求“應經(jīng)合義”。儒家經(jīng)義既是立法、司法的指導，又是審判的準繩。從董仲舒開始，就不斷有人以“春秋決獄”，即以《春秋》的精神與事例附會法律，《春秋》經(jīng)義不但成為法律的補充，其權威性甚至還高于法律。董仲舒曾錄《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作為示范，其弟子呂步舒在受命處理淮南王謀反案中，“以處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史記·儒林傳》）。東漢應劭也作有《春秋斷獄》一書。春秋斷獄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重視心理動機的判定，論心定罪。依據(jù)《春秋》的經(jīng)義原則，根據(jù)犯罪動機的善惡定罪量刑。后來的儒士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發(fā)揮，“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意善而違于法者免，意惡而合于法者誅”。以善惡動機論罪，為人們的主觀臆斷打開了方便之門。引經(jīng)斷獄的做法在中國古代史延續(xù)了六七百年之久，直到隋唐封建法制完善之后逐漸退隱。

　　引經(jīng)注律是儒家思想影響法律制度的又一方式。秦漢時期注經(jīng)風氣盛行，在這種風氣下，人們開展了注釋法律的工作，以儒家經(jīng)典作為法律注釋的依據(jù)。漢代引經(jīng)注律盛況空前，據(jù)《晉書·刑法志》統(tǒng)計，當時鄭玄等諸儒引經(jīng)注律的文字達7，732，200字，“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儒家學者的注律過程也就是對封建法律制度進行儒家化的改造過程。

　　當然，用儒家經(jīng)義改造法律的最好方式是通過立法，把儒學精神、禮制原則，以及禮的規(guī)范直接融入法律之中。因此，東漢以后持續(xù)地開展了引禮入法的運動過程，這一過程至唐代得以完成，《唐律疏議》是這一過程完成的標志。唐貞觀中，房玄齡奉詔對隋開皇年間所制定的新律，進行刪訂，分名例、衛(wèi)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盜賊、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十二篇，共五百條，是為《唐律》。高宗命長孫無忌又對《唐律》進行考證、疏議，著成《唐律疏議》一書。公元654年唐高宗頒行的《唐律疏議》是漢代以來對于法律注釋解說的集大成著作，它具有與法律同等的效力，是儒家經(jīng)義法典化的范本。

　　第二、家族本位的倫理法占有重要地位。

　　中國古代社會是建立在農(nóng)業(yè)自然經(jīng)濟基礎上的宗法社會，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思想始終籠罩著整個社會，并指導著歷代的立法活動。

　　中國古代的法律來源于禮制規(guī)范，這些禮制規(guī)范依據(jù)宗法原則調(diào)整著社會等級秩序。因此歷代的法律制度都貫徹禮制的等級名分原則，“親親為大”、“孝悌為本”成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叭�綱”是封建禮教的核心，亦是古代法律維護的重心，不斷父權、夫權直接來自于家族，即使君權也是以天下最高的家長身份來體現(xiàn)。

　　在家國一體的政治體制下，維護家長制的“孝”受到高度重視。自古就將“不孝”、“非上”視為罪大惡極。在《孝經(jīng)》五刑章中說，“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隋唐以來都把這種罪名列為十惡重罪規(guī)定在法律總則之中。十惡是古代社會中最嚴重的犯罪，它包括兩方面的內(nèi)容：一、維護以皇帝為代表的封建統(tǒng)治，打擊危害封建國家和危及皇帝人身安全與尊嚴的行為；
二、維護父權、夫權為中心的家族制度，嚴厲打擊危害家族倫常的犯罪行為。十惡中有關家族制度的條款竟占一半之多。古代法律確認家族內(nèi)的身份區(qū)別，在唐以后的歷代法典的卷首中，都根據(jù)《禮記》、《儀禮》標示出親屬等級關系，并附有區(qū)別關系遠近的喪服圖。

　　無論是刑法、行政法、民法還是訴訟法基本上是以家族主義為中心，根據(jù)人們不同的等級名分確定其法律地位與法律待遇。古代法律中對親族復仇的姑息，對親屬犯罪的容隱，對親族犯罪的株連等，都體現(xiàn)了古代法律對家族制度的重視，以及家族血緣關系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此外，在唐宋以后，還廣泛流行各種家法、族規(guī)，這些具有倫理法性質的家族法作為國法的補充，在中國古代社會后期有著十分突出的政治作用。

　　第三、皇權至上，法自君出。

　　中國很早就確立了以帝王為中心的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專制帝王擁有絕對的統(tǒng)治權力，他始終是最高的立法者和最大的審判官�！渡袝�·盤庚》說：“余一人之作猷”，“惟余一人之有佚罰”。帝王“口含天憲”，法自君出。皇帝的詔令是最有權威的法律形式。西漢杜周曾根據(jù)法律形成的情形說：“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即使是國家法律也要以皇帝的名義頒布，即所謂“欽定”�；实塾H自主持的審判叫“廷審”。其他由中央司法機關會審的重大案件，也由皇帝最后決斷。對于犯法的貴族高官是否繩之以法，要事先奏請皇帝批準，不許擅自逮捕、審問與判決，否則主審的司法官要受到懲罰。

　　中國古代有著完備的法律條款，層級分明的司法機構，但這一切在至高無上的皇帝那里形同虛設，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司法機構不過是御用工具�；实鄄粌H有最高的立法權、司法權，同時他還擁有變法權、廢法權、毀法權。以封建皇帝為首的統(tǒng)治集團是法律的制訂者，又是法律的執(zhí)行者、監(jiān)督者，因此，不僅從根本性質說，法律是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表現(xiàn)，并且，他們可以任意解釋法律，濫施刑罰，人治色彩十分濃厚，“世無定法”的俗語正反映了人治社會里人們對法律的一種看法。在封建社會后期皇帝個人專斷的情形更為嚴重，宋徽宗明確宣言：“出令制法，重輕予奪在上”。明太祖在《大明律》外，另頒《大誥》，《大誥》是明太祖認為“惡可為戒”的案例，據(jù)《明史·刑法志》說：“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shù)�！笨梢娀蕶嗟臍埧帷�

　　由于皇權至上，古代法律對皇帝的人身及尊嚴極端維護，在《唐律》所列的“十惡”大罪中，有謀反、謀大逆、大不敬等三惡。除此之外，對諸如私議、詛咒皇帝、不從君命等有損皇帝威嚴的行為視為犯罪必須嚴厲懲處。由此可見，法律在古代社會里它主要是維護專制皇權的工具。

　　第四、強調(diào)等級特權，主張同罪異罰。

　　儒家思想指導下的古代法律制度，其與古代禮制有著密切的銜接關系，禮強調(diào)等級特權，主張根據(jù)人的身份、地位進行區(qū)別對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shù)”，級別愈高，特權愈多。反映在法律制度上，古代社會初期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禮、刑有各自的適用范圍。先秦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漢代以后，儒家思想影響擴大，在汲取法家法制思想的同時，對秦專任刑罰的思想及政策進行了矯正，主張禮法結合，雖然士大夫也受到法律的限制，但統(tǒng)治者在建立法律制度時，注意確立“尊卑長幼之序”，賦予貴族、官僚、家長、族長以特殊的法律地位，享受各種法定的和習慣的特權。

　　這種特權集中體現(xiàn)在在《唐律》的按照不同品級享有議、請、減、免、贖及官當制度中。其中八議制度較為典型，八議來源西周的“八辟”，親、故、賢、能、功、貴、勤、賓是八辟也即八議的對象，“親”指皇親國戚，“故”指皇帝的故舊，“賢”指賢人君子，“能”指在文治武功上有突出貢獻者，“功”指為國建功的人，“貴”指貴族與高官，“勤”指為國勤政的人，“賓”指前朝的國君及其宗室。凡享有“八議”權利的人犯罪時不由司法機關直接判罪，而是“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據(jù)《唐律》總則規(guī)定，享有八議者，除十惡不赦外，犯死罪有皇帝定奪，若流、徙、杖、笞者皆減一等處罰，一般死罪經(jīng)“議”之后，皆免死獲赦。這是依據(jù)社會等級的同罪異罰。

　　古代還根據(jù)家族內(nèi)的身份等級尊卑上下來定罪輕重，親屬等級共分五等，即“五服”制�！拔宸�”指親屬在喪禮中根據(jù)其與死者的親疏關系程度所穿的不同式樣的喪服，后作為親屬關系等次的標志。與官吏品級的對待相同，法律上對家族成員的處理也是上輕下重，同罪異罰。在中國古代最后的一部法律中仍然堅持這一原則，《大清律例》明確規(guī)定，兒子毆打父母，不論有傷無傷，處斬刑。如果是父母毆打兒子，情形就大不相同，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毆打兒子至死，最重也只處杖六十、徒一年的刑罰。同樣妻子毆打丈夫應杖一百，丈夫毆打妻子卻不受罰，除非毆打致殘，且妻子向官府投訴，才比照正常標準減等予處罰（杖八十）。這種法有等差，同罪異罰的法律規(guī)定反映出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倫理特性。

　　中國古代法律的主旨是維護以帝王為中心的專制政治體制，因此其中心任務是刑事制裁，刑法一直成為法律的主要部分，有人甚至說：中國的傳統(tǒng)法律就是刑罰制度。這從漢朝人解釋“法”之義：“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鹽鐵論·詔圣》），到清代皇帝在圣諭中所說，“講法律以儆愚頑”等對法律的理解與運用中可以得出此種結論。中國法律所具有的倫理精神與刑罰特性，使中國法律在維護皇權、父權、夫權等有關等級尊嚴的處罰上，顯得格外嚴酷。秦朝盛行的什伍連坐、誅滅三族的做法，在古代社會長期為專制帝王所襲用，有的甚至夷五族、七族、九族乃至十族。[11]而對待死罪的處罰手段也極其殘酷，梟首示眾、凌遲、戮尸死刑處決方式直到清末才予改變�？嵝淌菍Ｖ粕鐣�的一種恐怖政策，“即用罪犯的肉體來使所有人意識到君主的無限存在”；
梟首示眾的公開處決，并不是為了伸張正義，而是展示權力的威嚴，“刑人于市，與眾棄之”（《禮記·王制》）。由于法律的主要目的是懲罰過失，維護自上而下的統(tǒng)治秩序，因此忽略民眾的權利與義務，輕視民眾社會關系的協(xié)調(diào)，所以在諸法合體的中華法系中，始終沒有出現(xiàn)獨立的民法法典。

　　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法律逐漸儒家化，禮法結合，古代法律既有明顯的殘酷性和嚴苛性，又保留社會成員之間的等級原則，以皇帝為中心的統(tǒng)治者享有法律的特權，強調(diào)家族內(nèi)部的身份區(qū)別，家國相通，君父相聯(lián)，倫理與政治的緊密結合，保證了傳統(tǒng)中國社會倫理秩序的穩(wěn)固。

　　【作者簡介】

　　李文曾，男，1988年1月出生，云南大理人，畢業(yè)于河北經(jīng)貿(mào)大學法學院，2009年獲法學學士學位，大學期間曾主持兩項校級學生科研立項，分別為《死刑程序的思考:死刑特別審判程序的設立》、《電子郵箱性質的界定及其繼承問題研究》。曾撰寫《中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研究》一文在“挑戰(zhàn)杯”全國大學生學術作品競賽中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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