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海德格爾事件”，是指海德格爾在希特勒統(tǒng)治期間與納粹合作的那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公開聲明加入納粹民社黨、吹捧并宣誓效忠希特勒、出任弗萊堡大學校長、將他的猶太血統(tǒng)的老師胡塞爾趕出學校，如此等等。

　　德文中的"der Fall"，即“事件”一詞，從來就有雙重意義：它一方面可以用來表示某個即成的、落定的事實；
另一方面它的原本含義是動詞的“墜落”。因此，當尼采用“瓦格納事件”來命名他對瓦格納的討伐檄文時，他顯然不僅僅是用"Fall"來陳述一個事實，而且也同時意指瓦格納的“墮落”。

　　初次使用“海德格爾事件”(Der Fall Heideger)這一概念是一九七六年，也正是海德格爾去世的那一年。在這年由德國《明鏡》周刊發(fā)表的“海德格爾采訪錄”是德國乃至歐洲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曾經(jīng)引起過眾多的關注。北大哲學教授熊偉先生曾將這個采訪錄“唯有上帝能夠拯救我們”譯成中文發(fā)表，從而使其為國內西學研究界所熟知。這個采訪錄之所以轟動，當然首先是因為海德格爾本人是二十世紀德國哲學的最具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否認的關鍵因素：這個采訪實際上是在一九六六年進行的，并且也是海德格爾為其“納粹丑聞”所做的唯一公開辯護。在此之前，海德格爾對他的“失足”從來就是諱莫如深。他的朋友、神學家布爾特曼(R. Bultmann)在戰(zhàn)后有一次曾勸他，以思想真理的名義，以圣奧古斯丁的風格，對自己的那段歷史做一自我批判，當時，“海德格爾的表情如石塊般僵硬，隨后無言地離去。”（布爾特曼語）時移世易，海德格爾這次似乎比較坦然。再加之由于海德格爾本人要求，只有在他死后才能發(fā)表這篇采訪錄，所以它在《明鏡》的資料庫中整整被擱置了十年。所有這些都為整個采訪錄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許多人將它稱之為“海德格爾遺囑”，以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海德格爾對自己的辯護不能說是乏力的。他舉出許多鮮為人知的事例來說明他當時的許多言行實出無奈。因而采訪錄發(fā)表之后，同情和同感者有之，默認和默言者有之；
當然，不解者和不滿者也仍然存在。但對于剛剛經(jīng)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學者來說，前者尤為居多。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海德格爾事件”雖然沒有被完全遺忘，但也從未像到一九八七年時那樣被出版界和新聞界炒得如此炙手。而這次使海德格爾成為新聞人物的起因是維克多·法里亞斯(Victor Farias)該年發(fā)表的著作《海德格爾與納粹》。法里亞斯是智利人，一九四○年生于圣地亞哥，在智利天主教大學學過哲學和日耳曼學。他于六十年代來到德國弗萊堡大學并進入到“海德格爾圈”中。一九七四年起，他在柏林自由大學的拉美研究所工作至今�！逗５赂駹柵c納粹》一書最初以法里亞斯的母語西班牙文寫成。照理說，作者生活在德國，寫的是德國名人，因而這部書應當是獻給德國讀者的。但法里亞斯在德國出版界屢屢碰壁，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法國人。誰料想法文版自發(fā)表之日起，便一發(fā)而不可收：大報、小報、電臺、電視，海德格爾無處不在！換句德國俗語來說：隨便吐口痰都會濺著他！偏巧法國德國又離得那么近，連喘口氣的聲音都聽得見。于是海德格爾又由法國被炒到德國，更在他的畢生活動的范圍——巴登州和弗萊堡城掀起軒然大波。我當時正在弗萊堡大學就讀，總算體味到哲學被“炒”是一種什么滋味。兩年之后，德譯本的《海德格爾與納粹》終于由德國“費舍爾”出版社出版并附加了當今最享盛譽的哲學家哈貝馬斯(J. Habermas)的一段“前言”�！�—可見書都有其自己的命運。

　　法里亞斯的著作究竟用什么法子將海德格爾這碗冷飯炒得如此勾人興趣？首先讓人想到的、但并非是主要的一個原因在于，法里亞斯本人曾是海德格爾“陣營”中的一分子，他的“反戈一擊”，自然也就尤為引人注目。此外也必須承認，此書集聚了法里亞斯十二年海德格爾研究之功力，不僅將大量與“海德格爾事件”有關的材料融于一身，而且還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證明：海德格爾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都是納粹民社黨（曾譯：國社黨）黨員，并且始終定期交納黨費；
他從未受到過當時常見的“黨紀處分”，在發(fā)表言論和文字方面也并不像他本人所說的那樣受到過任何限制。與他自己的辯白不相符合的還有：他并沒有受到過納粹的監(jiān)視；
他應邀參加“巴黎笛卡爾大會”之所以未能成行，并不是因為所謂納粹的阻撓，而是由于德國參會代表團的領隊是一位他無法接受的二流哲學家、一位他本人思想和風格的仿效者。類似這樣的考證還有不少，它們使人幾乎無法再相信海德格爾的“遺囑”究竟還有多少真實性。更有甚者，法里亞斯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海德格爾的采訪錄事先經(jīng)過他本人經(jīng)心準備，事后又受到他的經(jīng)心修改，去除了任何一點他認為有可能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法里亞斯到《明鏡》周刊社要求查對原稿遭到拒絕，更令人疑云密布：海德格爾在自辯狀中所做的偽證不是出于記憶上的差錯，而是一些經(jīng)心編造的謊言？法里亞斯本人在一次采訪結束時說：“我不是福爾摩斯，但在經(jīng)過所有這些考慮之后，對我來說很清楚，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怎么能夠相信這樣一個人�！敝链�，海德格爾問題的核心已不僅僅在于承認：“那么好吧，海德格爾曾是個納粹！”（J. Bursche的文章標題，《沙灘報》）；
而且還在于回答：“海德格爾——至死都是個納粹？”（J. Fritz-Vannahme的文章標題，《巴登報》）

　　這個問題當然會引起連鎖反應：如果海德格爾像法里亞斯所論證的那樣，并非聰明一世，糊涂一時，而是一個自始(從青年時代起)至終(在采訪錄的字里行間)的納粹， 那么他的哲學思想所具有的權威性便值得懷疑。一大批海德格爾的追隨者都會因此而陷入困境。他們至少要回答哲學家馬基奧里(R. Maggiori)提出的兩個棘手的問題：其一，“關注著種族滅絕之恐怖的現(xiàn)代思維怎么能將一門對此大屠殺只字不提的哲學當作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 其二，“人們怎么還能繼續(xù)是一個海德格爾主義者？”

　　這些問題實在過于敏感。但我們還得循序漸進。首先，海德格爾政治思想即使不全是陰暗的，至少也具有陰暗的一面，這已是一個甚至為海德格爾思想的追隨者們所公認的事實，換言之，是一碗炒過多次的冷飯。因而，在海德格爾思想的追隨者和“海德格爾事件”的批判者之間有共同點。但在回答上面兩個問題之前，還隔著一個哈貝馬斯提出的問題：“在海德格爾的哲學與他對時代狀況的政治感覺之間是否存在著一種內在的聯(lián)系？”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恐怕會有不少人躊躇再三。而《海德格爾與納粹》在這方面的討論欠缺實力。一位在巴黎就讀哲學的友人告訴我，德里達(J. Derrida)曾在課堂上挖苦法里亞斯說，他恐怕連《存在與時間》的前三十頁也沒有讀完。我可以想象這位大哲學家在讀一個政治和歷史學家著作時的感受。法里亞斯本人也知道，他還欠著一份關于海德格爾問題的哲學答卷，因而他曾對《巴登報》的記者許諾過，不久將會發(fā)表《海德格爾與納粹》的第二卷來彌補這一缺陷。

　　實際上，哲學家們在這個問題上根本無須期待政治學家或歷史學家的解答。一度曾與海德格爾交往甚密的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早在五十年代所寫的《哲學自傳》中已就提出并解答過這一問題。他就海德格爾的哲學而發(fā)問說：“一門哲學作為著作是真實的，而在思維者的實際作用中卻不真實，這種哲學可能嗎？”他認為思維本身與思維實踐是不可分的。也正因為如此，一九四五年，當戰(zhàn)后的弗萊堡大學“政治清查委員會”請他對海德格爾哲學做鑒定時，他寫道：這門哲學“從本質上說是非自由的、專制的、無交往性的”。這顯然是一條從對政治態(tài)度的評價中推導出哲學思想評價的途徑：一條可能的、但不是唯一的途徑。

　　另一種回答是哈貝馬斯式的。他為《海德格爾與納粹》一書所寫的題為“海德格爾：他的著作和他的世界觀”的長篇前言基本上就是對海德格爾心、腦關系的一個哲學清算。我在這里所說的“心”，是指海德格爾的政治感覺以及決定著這種感覺的精神氣質；
“腦”則是指他的哲學追求以及這種追求所達到的真理境界。哈貝馬斯首先強調，一個哲學學說的真理內涵并不必然反映在這個哲學家的精神氣質和生活方式中，否則，我們就無法公正地對待思維的自主性和思維的作用史。但讀者切莫以為哈貝馬斯是在為海德格爾開脫。哈貝馬斯在這里反對的是雅斯貝爾斯的推斷方式，但并不否認他的結論。他相信，在海德格爾的哲學與他

　　對時代狀況的政治感覺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是存在的。他基本上接受“海德格爾學派”哲學家珀格勒(O. P?ggeler)在《海德格爾的思維之路》一書中的研究結果，即：劃分海德格爾思想中的三個層次：

　　一、理性批判的形而上學史展開，亦即海德格爾哲學中的純哲學部分；
哈貝馬斯所說的“思維的自主性和作用史”應當主要與這個部分有關。應當說，當今對海德格爾哲學思想的研究基本上并沒有受對他人格評價的制衡。海德格爾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繼承和發(fā)展了狄爾泰解釋學以及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思想傳統(tǒng)，他深諳語言游戲和思維游戲之奧秘，這些都已經(jīng)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二、對德國人的評價：海德格爾的著名日耳曼觀有二：一曰，德意志是被世界歷史挑選出來的民族，是“各民族的心臟”；
二曰，“思維就意味著：是德國人”。這種感覺在海德格爾那里始終如一。荷爾德林和尼采的思想迎合了海德格爾早已有之的那種德意志英雄主義思想。所以珀格勒要問：在海德格爾的思想中，“難道不存在一條從尼采通向希特勒的道路嗎？”甚至在《明鏡》采訪錄中，海德格爾也還寄希望于一個能夠“拯救”德國人的上帝。

　　三、對納粹的態(tài)度，即海德格爾“投靠”納粹的實際事實。這個態(tài)度是法里亞斯所抨擊的主要對象。但海德格爾的這一態(tài)度在三、四十年代有所變化。海德格爾一九三三年任弗萊堡大學校長之后不久又主動辭職，并且他后期也曾多次談及“轉向”(Kehre)以及對民族社會主義政治的失望等等。所有這些似乎并非是他的違心之舉。因此法里亞斯的批評沒有能夠嚴格區(qū)分海德格爾的日耳曼英雄主義的思想理論和行為實踐。

　　但在這三個方面——我們姑且將它們稱之為海德格爾的“哲學修養(yǎng)”、“政治感覺”和“納粹實踐”——的內在聯(lián)系顯然是存在的。即使在他的“哲學修養(yǎng)”和“納粹實踐”之間可能不存在直接關聯(lián)，它們也通過海德格爾的“政治感覺”而發(fā)生間接的作用。因而，在“海德格爾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應當是他的“政治感覺”，它與他的“哲學修養(yǎng)”和“納粹實踐”之間沒有十分明確的界限，清楚可見的只是這三個要素的核心部分。從他的政治感覺來看，海德格爾自始至終是個納粹，或者說，他自始至終帶有與納粹主張相一致的思想。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哈貝馬斯對海德格爾的批判最為激烈。他列舉海德格爾思想中“粗魯?shù)姆疵乐髁x、對亞洲的厭惡、對希臘－德國所受到的過多拉丁影響的反抗、陌生恐懼癥和多情的家鄉(xiāng)抒情詩”等等陰暗因素，并認為：“所有這些因素都給人以同一個印象，無論它們是赤裸裸地，還是隨著荷爾德林一同登場�！薄�—哈貝馬斯的這篇“前言”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對法里亞斯原著的一個重要補充。

　　由此可見，法里亞斯引發(fā)的這場“哲學熱”是有結果的。哈貝馬斯認為，它至少使不少人明白，包括那些“海德格爾遺囑執(zhí)行人”在內：他們并沒有義務將他的遺產(chǎn)不加區(qū)分地一古腦兒接受下來。

　　我可以感覺到，在哲學家的圈子中，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關系所激起的“公憤”遠不如由于他對胡塞爾的態(tài)度而引發(fā)的“私怨”來得強烈。胡塞爾一九二七年力薦海德格爾作為他的教椅繼承人，而海德格爾在一九三三年通知已退休的胡塞爾“休假”，這個事實畢竟難以被人接受。連一向對世事無動于衷的胡塞爾也將此事稱之為他一生中最大的屈辱。但更大的悲劇還在后面：胡塞爾一九二九年慶祝七十誕辰時，海德格爾在胡塞爾眾學生和助手的簇擁下將他的《存在與時間》獻給胡塞爾；
而一九三七年參加胡塞爾七十八歲“壽慶”的只有一位照料他的修女。十年前的門庭若市與十年后的門可羅雀形成鮮明對比。世態(tài)炎涼，可見一斑！一年后胡塞爾在孤寂中辭世而去，參加葬禮的人中只有一個來自弗萊堡大學哲學系，而且是以私人的身份在場。這當然不會是海德格爾。難怪連作為海德格爾和胡塞爾學生的勒維特 (K. L?with)這位一向矜持的哲學家也忍不住要譏諷地感慨道：“弗萊堡大學對胡塞爾的逝世置之不理，而胡塞爾教椅的后繼人對他的‘敬意與友誼’的證明就是：他一言不發(fā)，或者，他一言也不敢發(fā)�！�

　　“海德格爾事件”算得上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同類的案例既前有古人，而且恐怕也會后有來者。于是總會有人感嘆，盡管哲學思想始終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因之一，但提出這些思想的哲學家們在身臨一個大變動的社會中時卻常常顯得那樣蒼白無力或舉足無措。對永恒的追求與對時代的無奈總是不諧調地集于他們一身。海德格爾并非獨自一人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而是與九百六十多名教授一起。他們?yōu)榱艘粫r而犧牲了永恒，從而也被永恒所拋棄。海德格爾算是個例外？他徘徊于時代與永恒之間？

　　在靈與肉、腦與心、時代與永恒之間，人們常常無法進行調和而必須做出選擇，尤其是在社會變革的大潮之中。胡塞爾有言：“我們切勿為了時代而放棄永恒！”

　　說得容易。但他有權這么說。

　　那么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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