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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梁康哲學問答1——網(wǎng)絡問答

        發(fā)布時間:2020-06-17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問:李瑾

          答:倪梁康

          

          

          1、先問您幾個比較個人化的問題。您認為最有意思的哲學家是哪一位?為什么?

          

          答:這的確是比較個人化的問題。費希特曾說,是什么人,就會選擇什么樣的哲學。一旦我列出自己喜歡的哲學家,也就在某種程度上透露了自己是個什么樣的人。但我對這個問題不是不愿回答,而是不能做一個最終確定的回答。因為隨著我的在學術(shù)研究中注意力焦點的變化,對各個思想家的基本認識也在變化。當然我至少可以說,眼下對我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康德、笛卡爾。而讓我最感興趣的、或者說,至此為止讓我花費時間最多的是胡塞爾,還有其他現(xiàn)象學家。

          

          至于為什么的問題,說起來要話長一些。我去年出版的一本書《自識與反思》可以說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在書中想討論一個問題:西方文化是在近四百年內(nèi)才開始明顯地突出于它自己原有的文化以及其他區(qū)域的文化,它所倚重的科學理性等觀念也是在這四百年的時間內(nèi)才在世界的文化群落中獲取了主導的地位,并且至今還占據(jù)著這個位置。我想研究的是:在這四百年的變化過程中,哲學和它的理念究竟起了什么樣的奠基作用?若涉及到具體的人,簡短說來,康德、笛卡爾所提出的思想和方法,最典型地代表了這一時期西方哲學的精要,代表著使西方哲學成為西方哲學的東西。胡塞爾則是這個傳統(tǒng)的集大成者,且有許多新的突破。如果我們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試圖思考、理解、借鑒西方的東西,那么就要對這些思想和方法進行深入的研究。

          

          

          2、您個人從哲學(學習、思考和研究)那里所得到的最大裨益,或者說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答:哲學(名詞的哲學)是不能學習的,因為沒有現(xiàn)成的哲學擺在那里讓我們學。馬克思也說,真理并不是一座現(xiàn)成大廈,我們在它面前除了頂禮膜拜之外就什么也不能做。但我們至少可以學會哲思(動詞的哲學),即通過了解以往哲學家的哲學思考,從中獲得一定啟示,或者是方法的啟示,或者是問題的啟示。因此,哲學和(譬如說)數(shù)學是有區(qū)別的。即使邏輯性很強的人也不一定能成為哲學家。哲學不是學習一般的思維技巧和訣竅,更不是學習小聰明,而是學習去窺視和領(lǐng)悟大智慧。從對象上說,學習哲學可以把你引向博大精深之思的領(lǐng)域,從方法上說,學習哲學可以讓你掌握一種或多種思考的方式。在上面的意義上,哲學不能學,但又不能不學。

          

          

          3、曾經(jīng)對自己從事哲學這一學科/行業(yè)有過困惑和疑慮嗎?如果有,您是怎么走過來的?

          

          答:初期是有困惑的。我不算是哲學科班,屬半路出家。開始時我常常覺得哲學家作為職業(yè)必定是痛苦的,作為業(yè)余愛好則可能是快樂的。這和我在沒有專業(yè)從事哲學之前的感受有關(guān)。這次看到網(wǎng)上的朋友們討論得很自得,也就會生出這種念頭?峙掠性S多專業(yè)人士都會深羨業(yè)余“愛好者”的快樂。但今天的哲學問題要比這些討論復雜、艱深得多。柏拉圖說,存在是什么?你不問我,我還知道,你若問我,我就茫然了。奧古斯丁又說,時間是什么?你不問我,我還知道,你若問我,我就茫然了。他們?yōu)榇藲椝冀邞]。智慧的痛苦和痛苦的智慧!現(xiàn)代哲學家如胡塞爾、海德格爾對時間的分析,也絕不比愛因斯坦、霍金等科學家的時間思考更輕松。這有時會成為哲學家的宿命甚至厄運。所以有哲學家都是瘋子之說。

          

          當然我現(xiàn)在可以說,從事哲學,是我的幸運,也成為我的命運。我在其中得到的樂趣遠大于痛苦。感謝哲學!

          

          

          4、論壇里這場關(guān)于哲學的討論的緣起是一個題為“大學里的哲學專業(yè)應該停止招生”的帖子。我認為,討論中有兩個問題不容回避。第一,從事理論研究現(xiàn)在屬于社會分工的一種,很多人對這一“工種”的合法性表示懷疑,這就要講到哲學從事者要不要承擔某種社會責任?如果說哲學從事者形成了一個群體,那么您認為,在這個群體中真正嚴肅的那些人,他們希望哲學做什么?回答什么?他們是不是賦予了哲學某種使命和責任?如果是,是什么?

          

          答:我把你的這個問題再分為兩個問題:一、作為哲學家,我們是否帶有社會責任?二、哲學本身是否含有社會責任的因素。

          

          美國的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把理念人或知識分子大致分為兩類,或者更確切地說,具有兩類趨向的人:一些人可能更多從事戲謔(playfulness),另一些則是最真誠的先知。我把這兩種人稱作“思想激情型”和“責任焦慮型”的理念人。他們在思想史上頻頻出現(xiàn)。前一種類型的理念人很像藝術(shù)家,他們沉浸在純粹的知識活動中,感受思維游戲的樂趣。這些人是一群康德式的或老子式的人物。而后一類人更多是以責任意識為其突出標志。他們極為嚴肅地看待理念,而且把理念的終極意義看得遠遠比它們的實用價值更重要。這些人是一群蘇格拉底式的或玄奘式的人物。涉及到你的問題,那么前者的直接社會責任意識較少,后者則反之。

          

          如果要問哪一種哲學家更符合哲學本身的理念或理念人本身的理念,我倒更傾向于第一種。因為“理論”在其古希臘哲學的發(fā)源地中的原本意義就是靜觀,即不帶自己興趣地旁觀而非情緒地投入,即使在思考與自己切身的問題時也是如此。否則我們會“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當然這并不妨礙哲學家的靜觀結(jié)果會對社會發(fā)展產(chǎn)生影響,但這已經(jīng)屬于效果史的問題而非哲學本身的問題了。

          

          為了避免誤解,我還要指出一點,雖然哲學不完全等同于理論,雖然“愛智”中的“愛”也屬于一種激情,然而這種激情不同于對智慧的結(jié)果和功效的追求。所以質(zhì)問哲學有什么用,就像質(zhì)問愛情有什么用一樣。從經(jīng)濟學的觀點來看,愛情大概是最不經(jīng)濟的事情了。同樣,若把母愛歸結(jié)為養(yǎng)兒防老的用處,也必定沒有理解母愛的真諦。

          

          

          5、第二,必定只有一部分人適合以學術(shù)為業(yè),但是,是不是每個人都應該接受一定的哲學教育呢?您對當前中國高等教育中的哲學教育怎么看?中等教育,具體地說,高中的哲學教育,您又怎么看?如果愿意的話,您可以具體到教材或者科目來談。

          

          答:中學的哲學教育目前確實存在問題,中學的一些哲學考試題在我看來已經(jīng)接近玄學或經(jīng)院哲學的命題了。從網(wǎng)上的相關(guān)討論中也可以看出,這些教育的遺留痕跡很重。當然這不僅僅是中學的哲學教育有問題,例如語文教育也問題很多。這在總體上與現(xiàn)有的應試教育方式和其他許多問題有關(guān)。而中學的哲學教育說下去還與大學的哲學教育相關(guān),因為中學的哲學教育者本身就是在大學里培養(yǎng)出來的。我想有識之士不是沒有看到問題,而是一時無法解決它們。但中學的哲學教育和其他的教育一樣必需,不能因為它有問題就放棄它,就像我們不能因為空氣里有細菌就拒絕呼吸一樣。恰恰相反,正因為有問題,我們才更需要用心去對待它、解決它。例如我想建議,是否應當把高深的辯證法放在大學教育的內(nèi)容中,而在中學的課堂上加入更多基本的形式邏輯訓練內(nèi)容。如此等等。

          

          至于是否每個人都要學習哲學?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像每個人是否都要學習歷史一樣不言而喻。區(qū)別只是在于,哲學教育代表了理論抽象能力的培養(yǎng),歷史教育代表了傳統(tǒng)經(jīng)驗背景的傳遞。哲學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最高抽象思維能力,從效果來看,它決定著一個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也是恩格斯的看法。而且只要看一下世界文明史就很容易得出這個結(jié)論。

          

          當然,專業(yè)的哲學研究者可以說是少而又少。據(jù)統(tǒng)計,哲學是中國大學中最小的學科,在校人數(shù)占全國總在校人數(shù)的0.2%,約1.5萬人。遠遠無法與歐美日等發(fā)達國家相比,也無法與臺港的現(xiàn)狀相比。而在這些哲學生中間,能夠成為專業(yè)哲學研究者的估計不到1%。在這個意義上,哲學系不是專門用來培養(yǎng)哲學家的,就像中文系不是專門用來培養(yǎng)文學家的一樣。但即便從功利的角度看,在非專業(yè)哲學的領(lǐng)域里,哲學生中成功人數(shù)的比例也絲毫不遜于其他學科。也就是說,即便是在實證精神和實用精神主宰的今天,培養(yǎng)哲學生仍然不是一個虧本的“買賣”。

          

          總的說來,我認為有關(guān)這方面的討論至少應當區(qū)分三個層次的問題:1)哲學是什么?2)哲學是否應當具有功用和如何具有功用?3)目前的哲學教育是否算是成功的?前兩個問題是思辨的,哲學家更有發(fā)言權(quán)。最后一個問題是實證的,教育部門和統(tǒng)計部門更有發(fā)言權(quán)。如果把三個問題混在一起,只會造成越說越亂的局面。

          

          

          6、很多人感到與哲學距離很大,一聽到這個詞的第一反應常常是“深奧”。您認為社會需不需要一種類似“科普”的“哲普”,讓人們不至于反感哲學。哲學可以寫得通俗一些嗎?有好處嗎?

          

          答:“深奧”一詞,已經(jīng)是一個褒義的、手下留情的描述了。如今對哲學的貶義評價顯然更多,比如“晦澀”、“玄虛”、“枯燥”甚至“無味”等等。事實上,康德完成《純粹理性批判》之后,許多人、包括當時大語言學家赫爾德都讀不懂,因此他批評康德故意在為難讀者、有意在考驗讀者的理解力和忍耐力。當然,今天我們(至少是專業(yè)哲學家)會認為康德的書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但這是在新康德主義學者做了大量的詮釋工作之后。

          

          哲學的確常常給人以這樣的印象。所以許多大哲學家的精髓思想只是被一些專業(yè)研究者所熟識,很少受到大眾的關(guān)心,更多的則被大眾遺忘。但我常想,為什么許多科學家、尤其是基礎理論的科學家就不會受到這樣的批評呢?我們今天翻一翻各類專業(yè)學術(shù)書刊,即使里面寫的全是中文,外行人能讀懂的還不知是否有萬分之一。為什么我們不會去批評那些基礎理論家,不去要求他們寫得通俗些呢?這恐怕是因為人們對哲學有一種特別的期待。這個期待可能與哲學原有的中心位置和現(xiàn)有的邊緣位置有關(guān),可能起源于時代精神的變化,至少它并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嚴格地講,哲學有什么用的問題是十九世紀以來才有的。即使在東方有些不同,老子被認為可以助我們獨善其身,孔子被認為可以助我們兼濟天下,但那仍然是效果史的問題,離思想家本人所思考的功利目的相距甚遠。

          

          說到底,哲學能不能普及,是哲思者個人的事情。隨個人的能力、意愿不同,他表達思想的文字或許可以達到普及,或許無法達到普及;
        他個人或許在進行哲學思考的同時可以成為小品文欄目的作者,或許不能。但和科學一樣,哲學思考的目的并不在于普及,而是在于努力地探索世界和人生的真諦。所以尼采說,智慧就意味著孤獨地沉思。

          

          最好的哲學家不一定是最通俗易懂的,最普及的哲學家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真理和多數(shù)之間沒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這和微軟是最普及的卻不一定是最好的操作系統(tǒng)道理相似,也和愛因斯坦的理論可能是目前最好的但不是最容易理解的道理相似。而在哲學領(lǐng)域甚至可以說,總想著普及的哲思者就很難是最好的哲思者了。即使是在更容易普及的文學藝術(shù)領(lǐng)域也有類似的“純粹”和“媚俗”之說。

          

          其實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古已有之,這里實在無需再做老生常談。令人詫異并且值得考慮的倒是:我們今天為什么還要一再地論證這個問題?

          

          

          7、您對哲學和文學的關(guān)系怎么看?

          

          答:從風格上說,哲學有兩個近鄰,一是文學,二是科學;蛟S是因為兩個鄰居的影響,文學性和科學性成為歷史上哲學思想的兩個內(nèi)涵因素;
        或許是因為與兩個鄰居的關(guān)系太近,哲學在歷史上始終與兩個鄰居發(fā)生沖突。這些沖突有時表現(xiàn)為外部的沖突,即哲學思想與文學思想和科學思想的沖突;
        有時則表現(xiàn)為內(nèi)部的沖突,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學的哲學家和科學的哲學家之間的沖突。這兩種沖突也常;鞛橐惑w,例如,荷馬與柏拉圖、達爾文與尼采、愛因斯坦與雅斯貝爾斯、胡塞爾與海德格爾、德里達與奎因等等,他們之間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些沖突的寫照。

          

          在我看來,就思想風格和思想力度而論,文學的至高境界是深邃、悠遠,科學的最高境界是明晰、清澈。哲學往往是兩者兼而有之,或者說,常常在兩者之間徘徊。

          

          

          8、如果對哲學真的感興趣,僅憑努力刻苦和學術(shù)訓練,就能學得出名堂嗎?

          

          答:這要看您說的“名堂”是指什么?如果說是指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那么我想回答應該是否定的。如果是指成為哲學教授或哲學研究者,那么倒是有可能的?档潞脱潘关悹査苟加蓄愃频恼f法,我深以為是。至于哲學家和哲學研究者的區(qū)別,幾乎無法提供一個確定的標準。但我想大致可以按Th. 庫恩的劃分,將他們定義為提出新的思維范式的哲學家和常規(guī)的哲學研究者。

          

          

          9、最后一個問題,如果讓您重新選擇,您還會選擇哲學嗎?

          

          答:很難說。我此生就沒有選擇哲學,而是哲學選擇了我。原先我想當文學“家”,現(xiàn)在我想當哲學“家”,日后我或許還想成為宗教學“家”。我沒有那種專業(yè)偏見,即只認為自己所學是最重要的。抽象的理論思維能力只是至關(guān)重要的人的基本素質(zhì)中的一種。我曾經(jīng)說過,哲學家、這尤其是指近代以來的專業(yè)哲學家們,并不見得比其他的思想者更高明,正如康德并不見得比歌德更偉大一樣。但我認為,如果我再次選擇了哲學,我仍然不會后悔,而且可能會做得更好。

          

          

          載于:《南方網(wǎng)•南方社區(qū)•嶺南茶館》,200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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