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9年：極端的危機新聞呈現(xiàn)模式

　　“豬瘋了!”

　　這是2009年4月27日的《紐約郵報》頭版半個版面的通欄標題，看上去，這是一種世界末日到來的絕望的尖叫。

　　“甲型流感攻陷中國”

　　這是2009年5月12日搜狐網(wǎng)首頁通欄標題�？瓷先�，中國也逃脫不了世界末日大災難。

　　看看這些新聞標題和報紙上的畫面，這是自911、炭疽病、SARS以來的最大媒體恐慌。甲型H1N1病毒隨著媒體的報道就像一架無法駕馭的過山車，世界各地滿處轉悠，媒體報道到了哪里，哪里的人們尖叫一聲“不好了，豬來了！”, 就像古時候放羊的小孩高喊“狼來了”的傳說一樣。2009年的中國媒體和世界媒體在甲型H1N1流感新聞報道中是否過度呈現(xiàn)？

　　通過研究，我們不難看出，新聞媒體這次甲型H1N1流感的過度呈現(xiàn)特點是：（1）狼來了! （2）逃命吧!

　　豬流感新聞的暢銷，首先是“豬流感”這個好聽的名字。在甲型H1N1流感的最初命名上，德國人稱它為Schweinegrippe，法國人稱它為la Grippe A；
但是，都沒有“豬流感“這個名字響亮。最初美國的一個研究小組2009年4月21日報告說，發(fā)現(xiàn)兩個新流感病毒病例，這種病毒的基因跟豬身上發(fā)現(xiàn)的病毒匹配，就稱其為“甲型豬流感“。世界衛(wèi)生組織也不加思考地采用了這個命名。特別是在4月27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世界衛(wèi)生組織流感專家Keiji Fukuda 連續(xù)使用豬流感這個詞多達22次。特別是第二天，當一名德國記者問他“豬流感”這個命名是否恰當，這個世衛(wèi)組織專家說，“這個病毒被證實是一種豬流感病毒。我們沒有計劃為這個病起個新名字�！钡�是，來自豬肉界的抗議，特別是當埃及在4月29日屠殺了這個國家全部的幾十萬頭豬后，從4月30日開始，“豬”這個字眼不再出現(xiàn)在世衛(wèi)組織的文件中了。[i]實際上，迄今沒有證據(jù)顯示，豬把甲型H1N1流感傳染給了人，只看到報道說，加拿大一家豬場的一個感染了豬流感的工人把這種病傳給了200多頭豬。甲型H1N1流感事實上包括來自豬、禽類、人類的基因。病毒不會通過豬肉產(chǎn)品傳播，人不會因為吃豬肉感染甲型H1N1流感。美國疾控中心4月29日宣布將豬流感改名為甲型H1N1流感。但是，媒體仍然放棄不正確的命名——豬流感——因為豬流感更煽情、更好記。

　　盡管WHO等部門已經(jīng)為豬流感正名，但是在甲型H1N1流感爆發(fā)20天后，在google搜索引擎中做一個簡單的對比，輸入關鍵詞H1N1流感，有7,360,000 個結果，輸入關鍵詞“豬流感”，有61,400,000個結果。

　　在新聞報道的用語上，媒體更多采用的是驚呼“快逃命吧”的新聞語言。當2009年4月，豬流感在美國和墨西哥傳播時，法新社驚呼：“殺手”；
路透社驚呼：“前所未有的危險”；
美聯(lián)社驚呼：“致命怪病”；
《紐約新聞》標題用語是：“豬流感傳開了！”

　　在報紙雜志的的版面安排上，多半采用“逃命新聞”報道框架。具體可以把這次豬流感的報道分為如下幾類：1）頭版頭條醒目報道。2）頭版通欄標題新聞。3）整版豬流感新聞。4）封面豬流感文章。5）網(wǎng)頁通欄豬流感標題。6）恐怖的豬流感新聞圖像；
媒體有沒有必要在播放中國內(nèi)地發(fā)現(xiàn)的第一個甲型H1N1流感確診患者的新聞時，把一個監(jiān)視器中的模糊病人畫面鬼一樣地呈現(xiàn)給全國人民？7）渲染世界各地的豬流感緊張氣氛。8）渲染全國各地的豬流感緊張氣氛。9）滾動新聞；
連續(xù)滾動報道豬流感感染人數(shù)和疑似患者人數(shù)。10）大量報道“通緝”和“抓捕”疑似感染者新聞：發(fā)現(xiàn)一疑似豬流感感染者（流感確診者）、通緝疑似豬流感感染者（流感確診者）密切接觸者、尋找到疑似豬流感密切接觸者、隔離疑似豬流感密切接觸者（流感確診者）、被隔離者（住院的流感者）生活愉快健康、被隔離者（流感患者）釋放回家；
例如，電視播放戒備森嚴、身穿防化服的的武警戰(zhàn)士嚴防死守北京某處隔離墨西哥人的賓館。11）逃命新聞框架；
如新華社通訊《“感謝祖國！”——包機接滯留墨西哥同胞回國紀實》，仿佛這些同胞經(jīng)歷了九死一生，被祖國從惡魔手中救出來一樣，這樣的報道語言加重了公眾的恐慌情緒。12）媒體戲劇化地報道墨西哥鄉(xiāng)下的一個所謂“零號病人”——豬流感的第一個病人；
CNN的攝制組在一個富有魅力和性感的新聞記者的帶領下，沿著塵土飛揚的鄉(xiāng)間路，深入墨西哥農(nóng)村，尋找這個墨西哥孩子，見到這個孩子時，記者們驚奇地發(fā)現(xiàn)他竟然是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不是想象中的奄奄一息的病人。

　　對于這種逃命新聞學，路透社全球主編Dean Wright 在甲型H1N1 爆發(fā)后不久在其題為《流感爆發(fā)：走在炒作與幫忙之間》的博客中有這樣的評論：“重大的壞新聞意味著媒體受眾的激增，壞新聞毫無疑問會增加編輯記者的腎上腺素。壞新聞提供給媒體在新聞報道中走向極端的誘惑�！薄皢栴}是，我們媒體人如何確定我們新聞報道的新聞準確和信息充分。一邊讓我們的報道對市場和消費者的生活帶來沖擊，同時又不會制造聳人聽聞的事件�！拔覀兊淖饔眉炔皇窍魅跣侣劦闹匾�性，也不是通過夸大，散布惶恐言論，擾亂社會民心。我們要準確地描寫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其意義和背景是什么�！癧ii]

　　直到目前，中國大陸沒有發(fā)現(xiàn)一例因甲型H1N1流感病而死亡的。中國有9300萬乙肝病毒攜帶者，但自2009年4月27日到5月17日不到一個月中的新聞報道，中國媒體對甲型流感報道總量超過了建國60年來對肝病報道的總合。中國每年死于流感的大約有10萬人，平均每天近300人，甲型H1N1流感不過是普通流感的一種。很多到醫(yī)院看過各種流感的人，大夫和病人并不知道這個病人感染得是哪種流感病毒。

　　究竟是哪些因素引發(fā)了這場媒介化大流感運動？什么樣的媒體環(huán)境造成了“豬流感”的媒體轟炸？為什么那些與我們健康息息相關的疾病, 如乙肝、肺結核、高血 壓、糖尿病……得不到報道？好的公共健康新聞標準是什么？從新聞報道看,豬流感更像是媒體制造的一場媒介化流感。通過分析這場媒介事件反映出政府議程與媒體議程和公眾議程的相互作用，導致這場媒介化的流感恐慌。這場對豬流感的渲染主要來自媒體與政府的聯(lián)動。政府滾動報告疫情，媒體24小時滾動報道感染和確診人數(shù)。試想一下，如果把乙肝也做成疫情地圖，24小時滾動報道今天全球又有多少例死于乙肝，那會引起怎樣的恐慌？

　　二． 媒體過度關注甲型H1N1正確嗎？

　　媒體對甲型H1N1的過度報道正確嗎？豬流感比起其它疾病更危險嗎？為什么媒體如此關注豬流感？

　　《時代周刊》如此描寫恐懼給人帶來的后果：當有線電視新聞臺不間斷地報道有關甲型H1N1流感的新聞時，你會感覺到這種疾病無處不在，你會覺得偶爾打的一個噴嚏就是自己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證據(jù)。[iii]媒體會爭辯說，因為醫(yī)學界關注，所以記者才會去報道。問題是，記者與科學家對風險的評估和選擇、觀察風險的角度、提供的風險信息是不同的，有的時候立場是對立的。在對風險的選擇和評估上，科學家用數(shù)學模型和概率評估風險�？茖W家力求提供完整的、科學事實、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量化分析，提供準確的科學信息，不敢扭曲數(shù)據(jù)和事實。結果，這種信息忽視了大眾的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往往不會引起媒體和大眾的興趣。

　　為什么醫(yī)學界關注豬流感？首先是政府衛(wèi)生部門有責任預防各種疫情的爆發(fā)。政府和流感專家對新型流感病毒采取預防的措施是他們的工作和職責。其次，今天醫(yī)院有了高技術的檢測設備和監(jiān)控系統(tǒng)，可以快速檢測出病毒的基因序列，從而確定為何種流感病毒。如果甲型H1N1發(fā)生在多年前，沒有人會注意到流感之間的病毒的不同。不同病毒的流感在過去幾十年里發(fā)生過許多次，只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但是，并不是每個全球流行的病毒性疾病都是重大傳染病。重大傳染病是由感染率和病死率決定的。世界衛(wèi)生組織宣布全球警報，是因為該組織認為這個新的流感病毒可能會在世界許多地方，從一個人傳染到另外一個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甲型H1N1流感將會成為一個嚴重致命殺手。

　　大眾與媒體不是依據(jù)數(shù)學概率作為評估豬流感或其它風險的尺度。媒體對風險的判斷多取決于其新聞價值的大小、個人對風險的選擇和感受。中國汽車交通事故每年死亡約13萬人，自2004年包頭那次空難以來，5年來中國飛機墜毀事故共死亡51人（包括包頭空難）。這樣算下來，在中國，空難每死一個人，有不下一萬條新聞報道（包括重復和滾動的）。而馬路上每死一人，幾乎沒有一條新聞報道。如果比較甲型H1N1流感和普通流感，可以這樣預測，如果中國死了一個甲型H1N1流感病人，將會有不下一萬條新聞報道（包括重復和滾動的）。而中國平均每天都大概有300人死于普通流感，卻沒有一條新聞報道。記者在報道新聞的時候，樂于提供有傾向性的煽情故事、趣聞軼事，以講故事的手法來迎合大眾。但是，這種用新聞故事取代科學事實的做法通常會不準確，甚至錯誤再現(xiàn)科學。但是，由于媒體有強大的話語權，并且是科學家與大眾溝通的橋梁，科學的信息難以競爭過新聞性信息。

　　再則，跟當年人們關注SARS一樣，H1N1流感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疾病，世界衛(wèi)生組織、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都從一開始采取的措施和發(fā)布的政策讓人聯(lián)想起SARS。從政府和媒體的新聞發(fā)布和新聞報道看，H1N1流感已經(jīng)被上升到高政治了（high politics）。如SARS期間，西方媒體對“非典”報道的政治化，政治上的正確性。政府領導人都對豬流感的風險出面表態(tài)了，各級衛(wèi)生官員都出面表態(tài)了，媒體議程跟政府政治議程高度一致。如果你不跟當時的媒體政治話語站在一道，是不受歡迎的。按照政治學理論，高政治與國家安全、國際政治、外交、國家形象等高層政治決策相關，低政治（low politics）僅僅是健康等不涉及到國家安全和國際政治的問題。某位駐外大使一邊抽煙，一邊在某個會議上就中國如何治理大氣污染，保護臭氧層提出自己的宏偉藍圖。他可能不知道，抽煙在中國每年要導致至少100萬人死亡，但臭氧層破壞會造成多少人死亡是個不確定的數(shù)。但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一個國家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是高政治。中國政府在應對H1N1流感中，通過領導人頻頻在媒體上對預防H1N1表態(tài)，親臨傳染病院慰問病人等提高了H1N1流感的政治等級。

　　但是，從死因和概率上判斷，流感究竟有多可怕？首先，我們應該看到，流感是人類難以擺脫的生存環(huán)境。中國每年至少10萬人死于流感，每個人一生至少會被流感感染一次。但是，沒有人恐懼，多數(shù)人幾天后，就會自然痊愈。從概率上看，豬流感到底有多恐懼？豬流感比普通流感對人有更大的危險？起初墨西哥醫(yī)院里沒有多少人看流感，直到政府大肆在媒體上炒作豬流感后，去醫(yī)院檢查豬流感的人才異常增多。迄今，沒有報道說，豬流感在墨西哥的病死率高于其它流感。如果把墨西哥、美國、歐洲、日本、中國等世界各地這個季節(jié)的流感疫情、死亡人數(shù)、病死率與往年相比，究竟出現(xiàn)了異常，還是正常？我們看不到這方面的報道。另外，因H1N1流感病死的人是普通健壯人還是老弱病殘？是否因并發(fā)癥或偶合死亡？我們也看不到這方面的報道。

　　關于是否有人刻意制造全球恐慌，歐洲一位前資深的衛(wèi)生官員說，這是世界衛(wèi)生組織為了募集資金的把戲。還有人說，這是制藥公司制造的宣傳陰謀。在各國政府和公眾對豬流感恐慌恐慌起來后，大家都盼望著接種豬流感疫苗的時候，2009年6月15日，全球最大制藥商之一瑞士諾華制藥首席執(zhí)行官魏思樂回絕了WHO的免費捐贈豬流感疫苗的請求。他說，“諾華不可能向窮人捐贈疫苗，以保護他們預防最新的流感疫情�！薄鞍l(fā)展中國家或捐贈國應承擔這筆開支�！蔽核紭愤�說，諾華的H1N1疫苗供應中，“很大”一部分已被各國政府預定，這加大了供應短缺的可能性，就連那些能負擔得起疫苗的富裕國家也無法幸免。他預計，每支疫苗售價將在10美元至15美元之間。[iv]也有批評家說，這是媒體為了增加點擊率和收視率而制造的恐慌。也有批評家為媒體辯護說，當傳染病來了，恐慌有什么不好。但是，每年有5億人患瘧疾，其中100萬人因此死亡。[v]為什么媒體不去制造瘧疾的恐慌？因為瘧疾患者和醫(yī)務人員不戴口罩和防毒面具。有人說，不是媒體在渲染，而是政府在渲染。政府宣布撥出50億元的�？钣糜谪i流感預防，而中國未來15年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多種重大傳染病防治專項科技經(jīng)費僅有40億元；
外交部門宣布向墨西哥提供500萬美元援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民航派專機接回滯留墨西哥的中國公民；
在海關入境檢查單中，要求入境旅客填寫所謂“是否接觸過豬”；
埃及政府下令殺掉所有的豬。

　　公共健康的新聞報道需要新聞議題的正�；�，而不是異�；�。正常的公共衛(wèi)生話題是關于科學知識、衛(wèi)生素養(yǎng)、權利、平等、安全、正義的話題。當世界衛(wèi)生組織宣布墨西哥爆發(fā)豬流感時，非洲和印度的報紙都沒有在頭版刊登這條消息。報道說，在非洲發(fā)現(xiàn)了兩個疑似病例，其中一個后來被證實是假新聞。在非洲，每天有3000名兒童死于瘧疾；
在印度，每天有1000人死于肺結核。聯(lián)合國最近報告說，在津巴布韋有4000人死于霍亂，在印度每年有60萬兒童死于腹瀉。這些都是正的公共衛(wèi)生話題。

　　三． 媒介化現(xiàn)實與今日新聞暴政

　　通過2009年H1N1流感報道的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在議程和決策面前，今天政府的公共衛(wèi)生決策更多地受制于媒體議程。例如，由于乙肝、糖尿病、高血壓這些更為嚴重的疾病，或稱“我們自己家人的病”上不了新聞頭條，就不會受到政府的高度關注。

　　今天的媒體環(huán)境簡單定義為“媒體的商業(yè)化”。在今天這種商業(yè)化的媒體環(huán)境里，能抓住讀者的新聞產(chǎn)品需要具備2個要素：1. 新聞的ATM（Audience, Time, Money）；
2. 媒介奇觀。

　　什么是新聞的ATM？A（Audience）指的是新聞的受眾，即新聞要滿足受眾的需要。新聞報道的事實、觀點、畫面和聲音必須是讀者喜聞樂見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的時候，媒體可能會夸張編造。T（Time）指的是新聞的時間要素和時效要素兩個維度。記者的新聞報道首先要滿足自己所在媒體的截稿時間規(guī)定；
二是與媒體的競爭對手在新聞報道上搶奪第一時間新聞。由于今天爭搶新聞報道的“第一時間”成了新聞的第一定律，結果新聞的真實性成了第一時間的犧牲品。只有充分的、耐心的采訪和材料積累才可能更接近真實，搶奪第一時間的后果是，很多報道是道聽途說。M（Money）指的是新聞報道與金錢的密不可分的關系。新聞報道作為電視廣告之間的插曲或是為報紙?zhí)钛a空白的東西，新聞報道通過抓取眼球，滿足廣告商對潛在客戶的影響和滲透，為媒體獲得其最終需要的利潤。

　　新聞奇觀要求新聞能構成一個非常好看的畫面，讓人看了之后驚訝地叫起來，稱之為尖叫新聞學。就像911世貿(mào)大廈被恐怖分子擊倒，大家看了就尖叫。從禽流感到豬流感，都構成了媒介奇觀。媒介奇觀需要一個好的畫面，這對公共健康報道提出了挑戰(zhàn)。報紙上的新聞故事和圖片印刷出來后，大家覺得好看，就是重大新聞。觀眾和讀者對新聞的重要與否，多是以新聞好看或是不好看來判斷的。即使是重大疾病的暴發(fā)和流行，如果畫面不好看，就算不上重大疾病。當年很多人關注“非典”，是因為媒體上每天制造一個令人驚嘆的媒介奇觀——戴口罩的人。媒介奇觀帶來的后果是：國家政策和政府議程會被媒體牽著鼻子走。在今天這樣一個媒介發(fā)達和媒介化民主的時代，政府要做出順應民意的樣子，必須跟著媒體制造的議程和媒體制造的民意走。直到現(xiàn)在，仍然有很多人認為2003年中國人面臨的最大的公共健康問題就是“非典”。2003年全國因“非典”死亡人數(shù)是三百多人，但每年因肺結核死亡13萬人，因肝病死亡50萬人，所有這些疾病的報道的總量加在一起，連“非典”的萬分之一都不到。

　　再如，為什么社會如此關注禽流感？禽流感也是好看的畫面。禽流感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國從2003年到目前一共25人，平均每年4人，如果政府增加投入，每年救活1%的禽流感病人，能救活多少人？中國目前每年死于肝病50萬人，如果政府增加投入，每年減少肝病1%的死亡，能救活多少人？政府的關注、衛(wèi)生部門的投入和媒體的議程設置對哪個疾病的增加會對中國人的健康貢獻更大呢? 看所謂“豬流感”畫面。通常情況下，作為穆斯林世界、阿拉伯媒體對豬是排斥的；
但是，自從豬流感暴發(fā)后的第一個月里，其電視臺和報紙每天連篇累牘的新聞和畫面都是關于豬的。豬流感成了媒介化的疾病。世界衛(wèi)生組織報告，目前病毒從豬傳染到人沒有得到證實。但為什么豬流感獲得了如此過量的報道？這種疾病不僅畫面在媒體上“好看”，名字在媒體上也“好聽”。如果當初就公布為甲型H1N1型流感，就很難獲得今天這么多的關注。

　　媒介化現(xiàn)實帶來了今日新聞暴政。今日新聞暴政體現(xiàn)在：凡是今天媒體上刊載的頭條新聞將變成政府和社會最重要的公共事務。在今天中國這樣一個媒介化社會里，人們關心媒體報道的當日重要新聞。這些新聞的報道將會對公共政策產(chǎn)生巨大影響。電視剛普及那會兒，一位日本批評家預言，電視讓“一億人白癡化”。有的批評家干脆說：你看，人類已把自殺的武器造好了，這東西就是電視。電視讓人放棄思考，讓所有思維趨同。在今天的社會里，電視播出的當日新聞和談話節(jié)目已經(jīng)成為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的永恒背景，當日新聞更是公共生活和政治辯論的中心，是公共輿論的原材料，是公共政策話語的基礎。由于媒體在演變成一個能夠左右公共政策的強大的政治權力，各種利益集團都在試圖根據(jù)自己的利益和立場影響各項政策，影響中國的未來，設置中國的議程，決定今天的新聞是什么、政府和公眾今天需要關注什么、今天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人民群眾今天應該相信誰來解釋新聞事件。比如，如果今天上午國務院討論關于醫(yī)改的修改方案，這個方案涉及到每一個中國人的利益；
但早上的媒體上全是豬流感的頭條報道，結果，醫(yī)改的討論可能讓位于豬流感的討論，而關于醫(yī)改的討論只能一推再推。與中國人民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議程被當日頭條新聞取代�！�

　　四．我們能否不再重復1976年豬流感錯誤？

　　在研究2009年豬流感的政府決策和媒體的新聞報道后，我們發(fā)現(xiàn)人們沒有從1976年的豬流感事件中吸取教訓。

　　1976年的美國政府相信豬流感病毒將會成為自1918年大流感以來人類面臨的最大的殺手，1976年3月美國總統(tǒng)福特下令啟動豬流感疫苗計劃，讓每一個美國人都接種豬流感疫苗。美國國會為這個項目撥款1.35億美元。1976年10月1日開始接種。豬流感的壞消息沒有傳來，但幾周后，比豬流感更壞的消息傳來了——豬流感疫苗在人體上產(chǎn)生嚴重副作用導致至少30人因此得了格林巴利綜合癥而死亡。而政府、流感專家和藥廠所期待的人類殺手——豬流感大流行后來也沒有到來。十年后，美國接種豬流感疫苗的人中有104個人跟政府打官司，要求政府賠償1070萬，1978年要求政府賠償26.4億美元。

　　美國豬流感事件的兩年后，哈佛大學的兩教授受美國衛(wèi)生部長的委托，完成了有關這次豬流感決策失誤的調(diào)查報告：《豬流感事務：關于一種滑頭疾病的決策》[vi]。美國衛(wèi)生部長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寫道：“總結這次處理豬流感疫苗計劃的經(jīng)驗將令那些面對敏感的衛(wèi)生政策決策的人受益匪淺。如果豬流感留下任何教訓需要我們吸取，如果有任何工作上的錯誤和失誤，盡管我們當初的意圖是好的，但重要的是，我們通過吸取教訓，在免疫計劃和其它同樣的語境決策中，不再重復這些錯誤�！惫�佛的Neustadt教授和他的同事Harvey V.Finoberg 博士在書中寫道: 面對豬流感的恐慌顯示專家們對流感的無知。而那些用預防大流感做出的公共衛(wèi)生決策是多么的荒唐�？偨Y1976年美國政府的豬流感決策，至少有7個教訓需要汲�。�1.對于那些只有理論但缺少證據(jù)的專家們的過于信任；
2.個人的先前議程和偏見參雜在決策中；
3.衛(wèi)生專家們急于想讓他們外行的領導去做出正確的決策；
4.政府和衛(wèi)生部門急于做出一些不成熟的承諾；
5. 政府沒能認真去回答不確定的問題；
6. 政府沒有從科學的邏輯上提出質(zhì)疑；
7.政府對媒體關系處理不敏感。[vii]

　　結合2009年的豬流感，英國阿波丁大學病毒學教授Hugh Pennington說，1976年的豬流感事件提供了一個不應對流感爆發(fā)的案例。但是，有趣的是，這在當時是一個很有頭腦的決策。跟1976年相比，今天在微生物學領域擁有了先進的現(xiàn)代科技手段，但是，衛(wèi)生官員們在做豬流感決策時“仍然一頭霧水。比如，我們今天對豬流感的了解跟上次對豬流感的了解很類似。我們甚至都解釋不清楚為什么墨西哥的病人死亡人數(shù)多，而其它地方病人不是這樣的�！盵viii]在1976年，媒體顯著報道，痊愈后的豬流感患者說，普通流感比豬流感更可怕。[ix] 今天各國政府在發(fā)布有關H1N1的公共衛(wèi)生命令的時候，很多這種決策不是純粹的從醫(yī)學角度考慮。1976年，美國總統(tǒng)福特下令全國接種豬流感疫苗，是由于處在選舉年，他要展示一種強大的領導力。歐洲衛(wèi)生官員要求人民不要去美國和墨西哥旅行，中國媒體炒作尋找疑似H1N1病人接觸者的新聞，而美國媒體低調(diào)報道這場豬流感事件，其背后有無復雜的政治背景，都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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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wine Flu Names Evolving Faster Than Swine Flu Itself，Martin Enserink，ScienceInsider，MAY 8, 2009

　　[ii]Dean Wright，F(xiàn)lu outbreak: Walking the line between hyping and helping，April 27, 2009,http://blogs.reuters.com/fulldisclosu ... tween-hyping-and-helping/

　　[iii]Swine Flu: 5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Outbreak，BRYAN WALSH，Time, Apr. 27, 2009

　　[iv]諾華制藥拒絕免費捐贈流感疫苗，英國《金融時報》，作者安德魯•杰克(Andrew Jack)，2009年6月15日，見其中文網(wǎng)站。

　　[v] A Panic To Welcome，A Little Fear Goes a Long Way in Fighting a Pandemic， Anne Applebaum，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9

　　[vi]The Swine Flu Affair Decision-Making on a Slippery Disease，Richard E. Neustadt and Harvey V Fineberg, published by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1978

　　[vii]The Swine Flu Affair Decision-Making on a Slippery Disease，Richard E. Neustadt and Harvey V Fineberg, published by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1978

　　[viii]How to Deal with Swine Flu: Heeding the Mistakes of 1976，EBEN HARRELL，Time, Apr. 27, 2009

　　[ix]1976年11月24日《紐約時報》報道: 《痊愈后回到辦公室的豬流感受害者稱，普通流感比豬流感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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