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有“老同志”談“政治倫理”。政治倫理，究為何物，這里不妨以一段歷史故實補。

　　還是在1914年，章士釗有一篇談?wù)�治倫理的文章，叫《政本》，其開頭曰：“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边@里的“政”不是指專制政治，而是現(xiàn)代議會框架中的政黨政治。如果說以往的專制政治是不寬容的政治（或者反過來，政治不寬容本身就表現(xiàn)為專制），那么，政黨政治之所以存在，必賴兩黨之間的互相寬容。因此，章士釗把“寬容”視為政黨政治的根本，實乃肯綮之言。作為現(xiàn)代政治形態(tài)的政黨政治，彼此以議會為依憑，以競選為運動，又以執(zhí)政為目標。如果脫離議會框架，即使從事政治運動，也不過是政治社團，而非政黨。很顯然，議會中的政黨是由于政見不同（包括利益不同）而形成的政團組織，如果它們之間不能相容，甚至必欲置對方于死地，那么，政黨政治將不復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寬容不僅是政黨政治的根本，同時也是各種政黨必須恪守的最基本的政治倫理（“倫”者，關(guān)系也，這里是指政黨之間的關(guān)系；
“理”乃是此一關(guān)系中的基本準則）。

　　本土的政黨政治肇始于1912年之后的共和制，當時國會里有兩大政黨彼此頡頏，一是占議席最多的國民黨，一是由幾個小黨合起來并由梁啟超為其主持的進步黨。這兩黨前世今生都堪為政敵。1914年，國民黨已由議會性質(zhì)的政黨重新退回為同盟會性質(zhì)的革命黨。章士釗作《政本》其實是對國民黨提出的批評，不僅意在為其教訓，更是為政黨政治陳辭：“雖黨人失敗，是否全由新舊社會之不相容，尚待推論，而彼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點，極力為之調(diào)融，且挾其成見，出其全力，以強人同己，使天下人才盡出己黨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謂暴力分子者，全然不負責任，肆口謾罵，用力擠排，語若村嫗，行同無賴，因之社會之情以傷，陰謀之局以起，則事實俱陳，無可掩也。”章士釗與國民黨淵源很深，雖不入國民黨，卻往往站在國民黨一邊，因此他的批評來自于他對國民黨的深切了解。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民初國會兩大黨的政治表現(xiàn)，就其從前便可察知其后。明月有瑕，則流水有緇�；蛟S兩黨都有問題，但顯然國民黨的問題更形嚴重。國民黨的前身是1905年成立于日本的同盟會，梁氏進步黨的前身是1907年亦成立于日本的政聞社。這一“會”一“社”按章士釗的看法不是政黨是前政黨。當時同盟會成立，宗旨就是推翻清政府。政聞社不然，意不在推翻滿清而是逼它立憲。這兩個政團一個是革命黨，一個是立憲黨，彼此政見自然相反，甚至水火不容。其抗斗之勢，不但從清末帶進民國；
而且它們作為政黨前的表現(xiàn)也直接塑造了它們后來的政治性格。

　　丁文江、趙豐田所編的《梁啟超年譜長編》中有政聞社成立的記載，其中錄有梁啟超的朋友徐佛蘇的《記梁任公先生逸事》片段，它更具體地記載了政聞社成立時同盟會與政聞社的沖突：“政聞社于清光緒丙午秋成立于日本東京，會員約一千五百人，均系留學生，在錦輝館開成立會，選推職員百余人。梁先生演說約二時余，暢論‘世界各國政治革命不注重國內(nèi)種族問題’之理由及‘政黨政治’之先例。演說未畢，突遇同盟會人張繼氏率領(lǐng)廿余人闖入會場，直撲演臺。梁先生神容鎮(zhèn)靜，口不輟演。旋經(jīng)在場日警勸阻，反對黨人出場�！毙焓喜辉诂F(xiàn)場，他的記述在年份上有誤。作為參照，這里不妨再看看同盟會自己的敘述，它是由勝利一方書寫的，得意之狀溢于文表：

　　陽歷十月十七日，政聞社員大會于錦輝館，謀立憲也。社以蔣智由為魁，而擁護梁啟超。啟超往，徒黨幾二百人，他赴會者亦千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輩為光寵，犬養(yǎng)毅者，其氣類相同者也。革命黨員張繼、金剛、陶成章等亦往視之。梁啟超登，力士在后，與會者以次坐，政聞社員在前，革命黨員在政聞社員后，他留學生在革命黨員后。啟超說國會議院等事；
且曰：“今朝廷下詔刻期立憲，諸君子宜歡喜踴躍�！闭Z未卒，張繼以日本語厲聲叱之曰：“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啟超跳，自曲樓旋轉(zhuǎn)而墜，或以草履擲之，中頰。張繼馳詣壇上，政聞社員持幾格之，金明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繼得上。眾拊掌歡呼，聲殷天地。

　　不愧是章太炎的手筆，題目是《記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這其實更是一份政治不寬容的自供狀。革命與立憲，是政見不同，辯論無妨。但對方成立社團是對方結(jié)社自由，并不能因為對方反對自己，便以暴力手段去破壞。一聲“馬鹿”，竟不知政治寬容為何物。在《政本》中，章士釗引英儒梅因之言：“政黨之德，首在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同盟會是革命黨，一貫唯我獨革，不但聽不得反面意見，甚至容不得對方的存在。此種砸場之類的行為，如以現(xiàn)代政黨的尺度衡量，只能判為沒有黨品，不講黨德，更無黨量。一個政治社團在政黨之前便無視甚至不知政治倫理，而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那么，它在執(zhí)政之后，走向不寬容的專制便在邏輯之中。

　　在這次全武行的鬧劇中，反觀政聞社，乃有可稱道處。據(jù)“梁譜”：“頃刻，當?shù)鼐�長復率警卒十余人到場查詢敵派擾亂情形，……以便決定是否以法律解決此事。當時梁先生深恐吾國人因政見不同之細故，致煩外國官廳之傳訊，乃派會友向日警力白會中之稍稍紛擾，純系本會中人偶起爭論之故，既非他黨來襲，亦未毀物毆人，請貴廳勿介意此事。日警唯唯而退。后來日本名流及報紙頗贊美梁先生之有‘政治德量’云�！�

　　此處的“政治德量”即政治寬容。梁啟超及其立憲黨乃一代君子，頗具現(xiàn)代政黨的政治風范，而它的對手革命黨卻缺乏此種風度。這不奇怪，革命本身就是最專制的東西，否則革命也無以成功；
因此，寬容注定是它的排斥物。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不是立憲的世紀。政治寬容作為最基本的政治倫理，有人一輩子從事政治，卻不知其為何物，也就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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