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多年來,我寫過討論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或涉及這兩個運動的書與文章不少。都是充分肯定這兩個運動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很少討論這兩個運動的一些消極的方面。而海內(nèi)外有不少學者關于這兩個運動的消極面談論的很多,甚至有的基本否定這兩個運動的正面意義。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海內(nèi)外不少學術單位將舉辦研討會,圍繞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地位與歷史作用的問題,肯定又要有一番討論。借此機會,我想談一談以前不曾談過,或不曾詳細談過的一些想法。

　　一

　　首先要交代一下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之間的關系。

　　常常有些人不加分析地把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混為一談。這是不對的。新文化運動在五四運動發(fā)生前兩年就已經(jīng)開始了(有的學者把《新青年》創(chuàng)刊的1915年視為新文化運動開始之期。那樣,則新文化運動要比五四運動早四年之久。我把1917年文學革命運動發(fā)起視為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期)。這個運動是基于歷次改革與革命運動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人們從熱衷于直接的政治革命轉(zhuǎn)而從民族文化的反省和重建上下工夫,認為要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當先改造人,而改造人,當從思想文化觀念的革新入手。我在從前的文章里都說過,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對此都有過明白的表述,這里不贅。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所大力引進和傳播的新觀念主要是:平民主義、個性主義、科學精神和開放的文化觀念等。接受過這些觀念的影響的廣大青年學生,像受到洗禮一樣,產(chǎn)生了新信仰和新的價值追求,也逐漸地改變自己的行為規(guī)范,對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的未來要主動擔負起·5·使命與責任。這中間,應當看到,無政府主義思潮起到了某種重要的作用,它使許許多多的青年不同程度地擺脫了舊的宗法倫理的束縛,面對新的環(huán)境條件作出獨立的選擇。他們躍躍欲試地要把從他們的老師們那里學來的新思想、新觀念付諸實踐。恰好這時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之一,在巴黎和會上卻遭遇外交失敗,日本帝國主義竟然把戰(zhàn)前德國掠奪我山東的權利攫為己有。于是爆發(fā)了五四運動。所以,五四運動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基礎上發(fā)生的。新文化運動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觀念的青年,他們在數(shù)量上和精神素質(zhì)上,都遠非清末民初時的青年學生們可比。尤其是他們大多掌握了一種表達思想、交流思想的極其有效的利器,就是白話國語。有了這個利器,他們不但能夠非常便利自如地表達自己的種種要求和愿望、思想和主張,而且能夠很方便地與社會各階層聯(lián)絡,把自己的思想主張傳播出去,把廣大的人群———甚至包括工人和農(nóng)民———發(fā)動起來,造成中國從未有過的大規(guī)模的社會動員。所以,我認為,若沒有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

　　但五四運動的爆發(fā)極其迅猛地向全國擴展,遂使新文化運動所引進,所生發(fā)出來的新思想、新觀念像決堤的洪水急速地向四面蔓延開來,波及到各個社會階層。人們知道,新文化運動初起時,只限于一部分教育界、學術界和報刊界中人,到五四運動之后,廣大的青年學生、識字的職員,甚至略能讀書的學徒、店員、乃至家庭婦女,都通過報紙、刊物多少吸收到一些新思想、新觀念。到后來,即使許多不識字、不能讀書的人,也因聽到學生們的講演,或街談巷議,而對新文化略有所知。所以說,五四運動的爆發(fā)和迅猛擴展,給予新文化運動以極大的推動力,使這場運動真正具有了廣泛的群眾性,并極大地加速了它的進展。如果說原來新文化運動還大體是由一群知識分子們進行從容的討論,那么到了五四以后,則基本上是洪水蔓延或大火燎原之勢。從積極方面說,五四運動極大地推動了新文化運動向橫廣兩方面擴展;從消極方面說,從此就不太容易進行從容的討論了,這不免給激進主義提供了機會。

　　二

　　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激進主義實在有其深厚的社會政治根源。因為外受列強侵略、欺凌,內(nèi)受專制主義的壓制和摧殘,有志救國和憂時之士,無不憂憤迫切,其情緒之急進,可想而知。所以,近代伊始,歷次的政治改革與政治革命運動,都或多或少犯有急進的毛病。例如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等鼓動光緒日發(fā)數(shù)詔,策勵新政,但效果甚微。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不但想推翻皇帝,立即進入共和,而且還想使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其結(jié)果,除了使皇帝下臺,其余幾乎皆無所成。

　　近代中國的基本歷史課題是獨立、民主、統(tǒng)一和富強,這就決定了政治問題的優(yōu)先性。同時,這也就決定了,一切激進主義都首先來源于政治運動。

　　我們看在新文化運動領袖分子中,凡比較激進的,都與其政治背景有關。如陳獨秀是清末的革命黨,他曾組織暗殺團。在新文化運動中,他的言論總帶有不容人討論的氣勢,在對待東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上是如此,在文學革命的問題上也是如此。錢玄同在清末有一段時間與革命留學生們在一起,又是激烈反滿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學生。他在新文化運動中,也是出名的激進派。他曾主張廢除漢字,理由是,漢字書籍絕大部分都是記載孔門學說和道教妖言的。他罵文學上的守舊派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他責備胡適遷就舊派人物,反對胡適以討論的態(tài)度對待反對文學革命的人。魯迅也是大家公認的比較激進的人物。他在清末也參與了留日學生的革命刊物,也是章太炎的門生。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發(fā)表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把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比喻為連續(xù)不斷的人肉宴席,主張掀翻這宴席。他的激烈言論當然不止于此。還有另一個著名的激進主義者吳稚暉,也是清末的老革命黨,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所說要把線裝書都拋到茅廁里去、要求廢除漢字等等早已人所皆知。我舉這些例子,就是要說明,新文化運動中及其后所表現(xiàn)的激進主義,是跟中國的政治有密切的關系的。

　　三

　　中國是個后發(fā)展國家,在西方發(fā)達國家,他們由中世紀到近代的過渡,差不多都經(jīng)歷過三四百年的時間,中間經(jīng)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國語運動、工業(yè)化、科學進步、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哲學上的實證主義、懷疑主義、經(jīng)驗主義、理性主義、經(jīng)驗批判主義、實用主義、語義哲學、分析哲學等等,等等。這些運動、這些思潮和這些不同的觀念流派,他們在幾百年的時間里,從容發(fā)育、生長并且互相辯論,經(jīng)受社會實踐的檢驗和磨洗,或被人接受,或被人拋棄;或被人改造,或被人修正;凡多少有點用處的就會保留下來,其余的就成為歷史的陳跡。但在中國,這些東西都是在非常短暫的時間里,一下子就涌進來了。一方面,人們不暇檢擇,不辨其是非,陷于困惑;一方面,憑興趣所近,認定一種,便以為是絕對真理,極力排斥其他。于是呈現(xiàn)出異說蜂起,諸流并進,各逞意氣,惟我獨尊。沒有從容討論的風氣,沒有妥協(xié)磨合的余地。在這種氛圍里,激進主義是最易滋生的。

　　在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運動中,號稱穩(wěn)健派的梁啟超、胡適等人,他們在主觀上,是了解思想文化的變動需要長期醞釀、涵容、互相討論切磋的過程的。所以胡適說過準備二十年不談政治。他們在引介和宣傳一種新的思想觀念時,多半采取從容討論和以理服人的態(tài)度。但他們同時也切身感受到保守力量的巨大。所以,他們常常不得不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批評保守主義的方面。梁啟超和胡適兩人都談到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道理。所以,這兩位被認為穩(wěn)健派的領袖,有時也不免會講一些激切的話,以對付守舊派。即使如此,胡適還是被認為“與舊勢力太周旋了”(錢玄同語)。

　　有趣的是,有些保守派批評和攻擊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責備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太偏激和太激進。但他們反對新文化的態(tài)度、手段本身卻同樣是非常偏激,非常激進的。例如嚴復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尤其反對白話文。然而,他這位以精神貴族自居的老前輩,卻根本不屑于與白話文提倡者們作討論,只是罵他們是“人頭畜鳴”,可以“春鳥秋蟲”視之,“聽其自鳴自止可耳”。另一位反對白話文的老前輩林紓,除了上書蔡元培,上綱上線地攻擊白話文和新思想、新觀念的提倡者之外,還編寫影射小說,發(fā)泄自己的怨憤與痛恨之情。當時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張厚載,也是一位反對白話文與新文學的干將。胡適曾邀請他,要他把反對戲劇改革,替舊戲辯護的理由寫出來,由胡適把它發(fā)表在《新青年》上,以便展開討論。但這個張厚載,卻不愿寫文章與胡適等人討論,而寧愿偷偷地將他認為可以攻擊新文化運動的材料提供給林紓?cè)ヅ谥朴吧湫≌f,或直接給報紙?zhí)峁┎粚嵪��?以達造謠惑眾的目的,如他炮制的所謂當局要把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驅(qū)逐出京的消息即是一例。此事真相大白之后,使處世最溫和的蔡元培亦感到忍無可忍,乃布告全校,開除張厚載的學籍。后來由梅光迪、吳宓、胡先骕等人在南京創(chuàng)辦的《學衡》雜志,其最初幾期幾乎是專門攻擊新文化運動的。這份由受過西洋教育的留學生們主辦的刊物,在對待新文化運動的問題上,卻同樣不講忠恕之道,也不要什么紳士風度,也照樣采用謾罵、攻擊、無限上綱的大批判手法。例如該刊創(chuàng)刊號上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評提倡新文化者》,通篇只列罪名,沒有罪證,很像是舊時文人為當?shù)勒哂懛ギ惗硕鴮懙南�文的腔調(diào)。此外,更有人直接使用恐嚇手段,寄匿名信,以炸彈相威脅(見拙作《蔡元培與胡適》,《耿云志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頁)。

　　守舊派的這種做法,對于像胡適這樣既懂得中國傳統(tǒng)的忠恕之道,又養(yǎng)成西方的紳士風度的人來說,不會引起過度強烈的反應。然而對于那些較有革命精神的人,或年輕氣盛、不肯居下風的人們,就不可能不做強烈的反駁。人們知道,在激烈的爭辯中雙方都難免會講出一些偏激和激烈的話。所以,我覺得,五四時期及其以后延續(xù)下來的激進主義,守舊派也是要負擔一部分責任的。

　　四

　　激進主義在中國社會中,在中國文化中,特別是在近代中國的社會中和近代中國的文化中,長期延續(xù),不肯退出舞臺,甚至不肯退居邊緣,“左”傾教條主義和極左思潮甚至把它變本加厲,給國家民族造成很大的損害,人們對它反感,痛恨,是非�？梢岳斫獾摹Ｎ覀�人更是一貫反對激進主義的。但有些人把激進主義說成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種下的禍根,則是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的。

　　第一,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源遠流長,不自五四始。早在晚清維新運動時期就有所謂“一切盡從西法”之說(參見易鼐、樊錐在《湘報》上的文章),和譚嗣同的“沖決一切網(wǎng)羅”之說。而保守派反擊時,也大作“誅心之論”,滿紙滿篇充滿憤激之詞。在辛亥革命時期,則有批評所謂“醉心歐化”、“以不類遠西為恥”的言論�！�

　　第二,新文化運動中,比較激進的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吳稚暉等人雖不時發(fā)表一些激進的言辭,但他們所提出的大多數(shù)主張,還是有道理的,不能一概以激進主義而加以抹殺。更何況,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人物,一些主要的新思想、新觀念的提倡者和闡釋者的胡適,他經(jīng)常是以非常理性的平和的態(tài)度,與大家進行討論。他極力主張請反對派的人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章。為此,錢玄同甚至表示要退出《新青年》編輯工作。

　　不僅如此,在五四運動以后,社會上,特別是青年學生越來越趨于激烈,胡適、蔡元培、蔣夢麟等曾多次發(fā)表文章勸戒青年要注意理性地對待各種問題。

　　應當說,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的根源是深藏在社會的內(nèi)部,不是哪一個人,或哪一群人可以單獨承擔起責任的。這里所說的根源,一是政治上,因國家民族面臨的威脅,救國的任務十分迫切。二是中國長期處于極端專制主義的壓制下,全無自由發(fā)表的機會,也沒有各種力量公開較量,然后通過妥協(xié)來解決問題的機制。所以,一旦原有的統(tǒng)治機器面臨崩壞之時,各種力量一下子如洪水泛濫,野火燎原,無法控制,各不相容,只認自由,而不知容忍。

　　為了克服激進主義,首先要使中國的政治走上健全發(fā)展的軌道,關鍵是要使民主在中國社會扎根落實。其次是在搞好教育的基礎上,盡力恢復、宏揚傳統(tǒng)的忠恕美德。忠與恕,其實就是自由與容忍。什么時候,我們的同胞們都能充分領略并實行忠恕之道,什么時候,激進主義便不再行時了。

　�。ㄗ髡吖⒃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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