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有興味地讀完了英國醫(yī)生安東尼•斯托爾所著的<孤獨》一書。在我的概念中，孤獨是一種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生境遇和體驗，為哲學家、詩人所樂于探究或描述。我曾擔心，一個醫(yī)生研究孤獨，會不會有職業(yè)偏見，把它僅僅視為一種病態(tài)呢?令我滿意的是，作者是一位有著相當人文修養(yǎng)的精神科醫(yī)生，善于把開闊的人文視野和精到的專業(yè)眼光結(jié)合起來，因此不但沒有抹殺、反而更有說服力地揭示了孤獨在人生中的價值，其中也包括它的心理治療作用。

　　事實上，精神科醫(yī)學的傳統(tǒng)的確是把孤獨僅僅視為一種病態(tài)的。按照這一傳統(tǒng)的見解，親密的人際關系是精神健全的最重要標志，是人生意義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唯一源泉。反之，一個成人倘若缺乏建立親密的人際關系的能力，便表明他的精神成熟進程受阻，亦即存在著某種心理疾患，需要加以治療。斯托爾寫這本書的主旨正是要反對這種偏頗性，在自在肯定人際關系的價值的同時，著重論證了孤獨也是人生意義的重要源泉，對于具有創(chuàng)造天賦的人來說，甚至是決定性的源泉。

　　其實，對孤獨的貶損并不限于今天的精神科醫(yī)學領域。早在《伊利亞特》中，荷馬已經(jīng)把無家無邦的人斥為自然的棄物。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中據(jù)以發(fā)揮，斷言人是最合群的動物，接著說出了一句名言：“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边@話本身說得很漂亮，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拉扯開來大做文章，壓根兒不再提后半句。后來培根引用這話時，干脆說只有前半句是真理，后半句純屬邪說。既然連某些大哲學家也對孤獨抱有成見，我就很愿意結(jié)合著讀斯托爾的書的心得，來說一說我對孤獨的價值的認識。

　　交往和獨處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兩種方式，對于每個人來說，這兩種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罷了。由于性格的差異，有的人更愛交往，有的人更喜獨處。人們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種能力，卻忽略了獨處也是一種能力，并且在一定意義上是比交往更為重要的一種能力。反過來說，不善交際固然是—種遺憾，不耐孤獨也未嘗不是一種很嚴重的缺陷。

　　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人之需要獨處，是為了進行內(nèi)在的整合。所謂整合，就是把新的經(jīng)驗放到內(nèi)在記憶中的某個恰當位置上。唯有經(jīng)過這一整合的過程，外來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為一個既獨立又生長著的系統(tǒng)。所以，有無獨處的能力，關系到一個人能否真正形成一個相對自足的內(nèi)心世界，而這又會進而影響到他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斯托爾引用溫尼考特的見解指出，那種缺乏獨處能力的人只具有“虛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順從、而不是體驗外部世界，世界對于他僅是某種必須適應的對象，而不是可以滿足他的主觀性的場所，這樣的人生當然就沒有意義。

　　事實上，無論活得多么熱鬧，每個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獨處時間，那便是睡眠。不管你與誰同睡，你都只能獨自進入你的夢鄉(xiāng)。同床異夢是一切人的命運，同時卻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據(jù)有的心理學家推測，夢具有與獨處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做夢則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另一個例子是居喪。對喪親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相勸慰，而是在獨處中順變。正像斯托爾所指出的：“這種順變的過程非常私密，因為事關喪親者與死者之間的親密關系，這種關系別人沒有分享過，也不能分享。”居喪的本質(zhì)是面對亡靈時“一個人內(nèi)心孤獨的深處所發(fā)生的某件事”。如果人為地壓抑這個哀傷過程，則也會導致心理疾病。

　　關于孤獨對于心理健康的價值，書中還有一些有趣的談論。例如，對外界刺激作出反應是動物的本能，“不反應的能力”則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黨過�！钡牡満Σ⒉粊営凇案杏X剝奪”�？傊�，我們不能一頭扎在外部世界和人際關系里，而放棄了對內(nèi)在世界的整合。斯托爾的結(jié)論是：內(nèi)在的心理經(jīng)驗是最奧妙、最有療效的。榮格后期專門治療中年病人，他發(fā)現(xiàn)，他的大多數(shù)病人都很能適應社會；
且有杰出的成就，“中年危機”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內(nèi)心的整合，通俗地說，也就是缺乏個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覺人生的空虛。他試圖通過一種所謂“個性化過程”的方案加以治療，使這些病人找到真正屆于自己的人生意義。我懷疑這個方案是否當真有效，因為我不相信一個人能夠通過心理治療而獲得他本來所沒有的個性。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確定的，即個性以及基本的孤獨體驗乃是人生意義問題之思考的前提。

　　人類精神創(chuàng)造的歷史表明，孤獨更重要的價值在于孕育、喚醒和激發(fā)了精神的創(chuàng)造力。我們難以斷定，這一點是否對所有的人都適用，抑或僅僅適用于那些有創(chuàng)造天賦的人。我們至少應該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創(chuàng)造力的潛質(zhì)，區(qū)別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論，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長期的孤獨的，長期的孤獨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獨中，有的人的創(chuàng)造力意外地得到了發(fā)展的機會。一種情形是牢獄之災，文化史上的許多傳世名作就誕生在牢獄里。例如，波伊提烏斯的《哲學的慰藉》，莫爾的《纖解憂愁之對話》，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處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內(nèi)寫作的。班揚的《天路歷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也是在牢獄里醞釀的。另一種情形是疾病。斯托爾舉了耳聾造成的孤獨的例子，這種孤獨反而澈發(fā)了貝多芬、戈雅的藝術想象力。在疾病促進創(chuàng)作方面，我們可以續(xù)上一個包括尼采、普魯斯特在內(nèi)的長長的名單。太史公所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獄和疾病之災與創(chuàng)作的關系，雖然他更多地著眼于苦難中的發(fā)憤。強制的孤獨不只是造成了一種必要，迫使人把被壓抑的精力投于創(chuàng)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獄或疾病把人間紛繁的世俗生活拉開了距離，人是會因此獲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種新的眼光的，而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條件。

　　不過，對于大多數(shù)天才來說，他們之陷于孤獨不是因為外在的強制，而是由于自身的氣質(zhì)。大體說來，藝術的天才，例如作者所學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憂郁型氣質(zhì)，而孤獨中的寫作則是一種自我治療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說“我寫憂郁，是為了使自己無暇憂郁�！爸皇且婚_始作為一種補償?shù)膶懽�，后來便獲得了獨立的價值，成了他們樂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創(chuàng)作過程無疑能夠抵御憂郁，所以，據(jù)精神科醫(yī)生們說，只有那些創(chuàng)作力衰竭的作家才會找他們?nèi)ブ尾�。但是，�?jù)我所知，這時候的憂郁往往是不治的，這類作家的結(jié)局不是潦倒便是自殺。另一類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牛頓、康德、維持根斯坦，則相當自覺地選擇了孤獨，以便保護自己的內(nèi)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擾地專注于意義和秩序的尋求。這種專注和氣功狀態(tài)有類似之處，所以，包括這三人在內(nèi)的許多哲學家都長壽，也許不是偶然的。

　　讓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獨的精神創(chuàng)造者的確是野獸，也就是說，他們在社會交往的領域里明顯地低于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當無能，甚至有著難以克服的精神障礙。在社交場合，他們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們觀察到，他們倒比較容易與小孩或者動物相處，那時候他們會感到輕松自在。另一方面，他們卻同時又是神靈，也就是說，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際交往了，對于他們來說，創(chuàng)造而不是親密的依戀關系成了生活意義的主要源泉。所以，還是尼采說得貼切，他在引用了“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一語之后指出：亞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種情形：必須同時是二者——哲學家……

　　孤獨之為人生的重要體驗，不僅是因為唯有在孤獨中，人才能與自己的靈魂相遇，而且是因為唯有在孤獨中，人的靈魂才能與上帝、與神秘、與宇宙的無限之謎相遇。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在交往中，人面對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獨處時，人面對的是整體和萬物之源。這種面對整體和萬物之源的體驗，便是一種廣義的宗教體驗。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創(chuàng)立過程中，孤獨的經(jīng)驗都起了關鍵作用。釋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家以后，而且是在離開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后，他是獨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樹下連曰冥思，而后豁然徹悟的。耶穌也是在曠野度過了40天，然后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每年的齋月期間，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里隱居。

　　我相信這些宗教領袖決非故弄玄虛。斯托爾所學的例子表明，在自愿的或被迫的長久獨居中，一些普通人同樣會產(chǎn)生一種與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體感”，一種“與存在本身交談”的體驗。而且，曾經(jīng)有過這種體驗的人都表示，那些時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對于他們的生活觀念發(fā)生著永久的影響。一個人未必因此就要飯依某一宗教，其實今日的許多教徒并沒有真正的宗教體驗，一個確鑿的證據(jù)是，他們不是在孤獨中，而必須是在寺廟和教堂里，在一種實質(zhì)上是公眾場合的儀式中，方能領會一點宗教的感受。然而，這種所謂的宗教感，與始祖?zhèn)冊诠陋氈懈形虻木辰缫呀?jīng)風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體驗把人超拔出俗世瑣事，倘若一個人一生中從來沒有過類似的體驗，他的精神視野就未免狹隘。尤其是對于一個思想家來說，這肯定是一種精神上的缺陷。一個恰當?shù)睦�子是弗洛伊德。在與他的通信中，羅曼•羅蘭指出：宗教感情的真正來源是“對永恒的一種感動，也就是一種無邊無際的大洋似的感覺”。弗洛伊德承認他毫無此種體驗，而按照他的解釋，所謂與世界合為一體的感覺僅是一種逃避現(xiàn)實的自欺，猶如嬰兒在母懷中尋求安全感一樣，屬于精神退化現(xiàn)象。這位目光銳利的醫(yī)生總是習慣于把一切精神現(xiàn)象還原成心理現(xiàn)象，所以，他誠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師，卻終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思想家。種價值好像是留給人生的最后一個階段的。他寫道：“雖然疾病和傷殘使老年人在肉體上必須依賴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賴卻逐漸減少。老年人對人際關系經(jīng)常不大感興趣，較喜歡獨處，而且漸漸地較專注于自己的內(nèi)心�！弊髡唢@然是贊賞這一變化的，因為它有助于老年人擺脫對人世的依戀，為死亡做好準備。

　　中國的讀者也許會提出異議。我們目睹的事實是，今天中國的老年人比年輕人更喜歡集體活動，他們聚在一起扭秧歌，跳交誼舞，活得十分熱鬧，成為中國街頭一大景觀。然而，凡是到過歐美的人都知道，斯托爾的描述至少對于西方人是準確的，那里的老年人都很安靜，絕無扎堆喧鬧的癖好。他們或老夫老妻作伴，或單獨一人，坐在公園里曬太陽，或者作為旅游者去看某處的自然風光。當然，我們不必在中西養(yǎng)老方式之間進行褒貶。老年人害十自孤獨或許是情有可原的，孤獨使他們清醒地面對死亡的前景，而熱鬧則可使他們獲得暫時的忘卻和逃避。問題在于，死亡終究不可逃避，而有尊嚴地正視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項光榮。所以，我個人比較欣賞西方人那種平靜度過晚年的方式。

　　對于精神創(chuàng)造者來說，如果他們能夠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獨心境就不但有助于他們與死亡和解，而且會使他們的創(chuàng)作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斯托爾舉了貝多芬、李斯特、巴赫、勃拉姆斯等一系列作曲家的例子，證明他們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入自己的精神領域、不太關心聽眾的接受的特點。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靈、更超脫、更形而上的，那時候他們的靈魂已經(jīng)抵達天國的門口，人間的好惡和批評與他們無關了。歌德從38歲開始創(chuàng)作〈浮士德〉，直到臨死前夕即他82歲時才完成，應該不是偶然的。

　　199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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