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為對過去30年中國人文社科進行總體考察，就必須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進入高校并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期進入學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人，即80學人，進行宏觀的并且主要是批評性的考察。本文認為，80學人的整體學術成就同我們欲求與之接軌的發(fā)達國家的人文社科學術相比，還差距明顯，30年中國人文社科研究無法與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成就相媲美，社會內部發(fā)展和大國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學術文化的軟實力還存在巨大差距。本文分析了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一些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而缺乏有效的評價參照系與評價中國人文社科現(xiàn)狀所必需的具體信息，是其中被遮蔽的重要因素。同時，本文認為30年來中國人文社科發(fā)展的問題不能單純歸結于學術自由的缺乏與學術科研管理體制的缺陷，而必須轉向對各個具體學科的具體問題的細致探討，需要學術體制與社會其他制度進行不斷的微調與磨合。

　　若是以1977年恢復高考起算，并且有理由如此起算，①當代中國人文社科的恢復和發(fā)展已經30年了。30年來中國人文社科發(fā)展的參與者，除了部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人外，主要力量其實是這批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進入高校，并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期進入學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人。有鑒于此并為了便利，我將在本文中簡稱這批人為80學人。由于時代原因，這批學人年齡并不齊整，最年長的已60歲上下，最年輕的還不到50歲。在過去30年間，這批學人在人文社科的各個學科領域內，不僅是其中最生動的力量，起到了推動學科發(fā)展的主要作用，而且許多人已成為各自學科的中堅——甚至已達15年之久，因此，這批人無論如何都應當對過去30年人文社科的發(fā)展承擔主要責任。這批學人在之后10-15年間仍可能繼續(xù)在中國人文社科學界占據支配地位，由于人文社科學術人才和影響力發(fā)生的相對滯后，②以及中國人迷信的"姜還是老的辣"，不論這批人還有無學術潛力，或者又能有多大的實際表現(xiàn)，其影響力都還可能繼續(xù)上升，并且他們還將通過其學生對中國未來更長期的人文社科學術的研究產生影響。因此，為了對過去30年中國人文社科予以總體考察，就必須對這一代人做一些宏觀的并且主要是批評性的考察。用最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找問題".

　　我堅持從中國社會和歷史語境來分析這些問題的發(fā)生，但堅持"求人不如求己"的思路，我會更側重分析這一代人自身的問題，盡管這些問題有很多是歷史構成的，源自社會。這樣處理，或是源于"修身齊家"的傳統(tǒng)思路，或是我接受毛澤東"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命題；
③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就中國未來人文社科發(fā)展而言，與其"怨天尤人"還不如反省自身并做出努力，這是我們更可能自己把握的。學術的命運最終依賴于社會條件，但我們最能直接控制的仍然是個體的努力。這樣處理，還因為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的話說得"狠"一點，結論"政治不正確"或太傷自尊心，首先針對的是我自己，也不至于引發(fā)太多聯(lián)想甚或誅心之論，我希望通過這種苛刻的分析討論引發(fā)學界同仁的思考。

　　在一定意義上，本研究可以說是一個未有設計的參與性觀察的研究，但由于并非附著于某一個具體的學者或具體的經驗，而更多的是關于作為群體的80學人，是關于這代人的一般概括，因此，這也可以算是一個現(xiàn)象學的研究，描述經驗自身在清醒心智中的表現(xiàn)。這種描述和分析必定是有限的，注定不可能正確和全面。

　　只是，與我之前的研究一致，④我希望在文獻綜述或人物研究或制度演變的傳統(tǒng)研究方式之外，尋求一種新的關于學科發(fā)展的研究進路以作為補充，而不是作為替代。

　　一、80學人的成就

　　如果縱向比較，同1949-1978年這30年比較，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人文社科的發(fā)展，可以說怎么評價都不為過；
而作為30年發(fā)展中的主力，80學人應當說是足以驕傲和自豪的。更年輕的兩代學人（如果按10年一代算），即使看到了80學人的弱點，總體上還是給予很高甚至是過高的評價，因為他們上學前以及畢業(yè)后的那種幾乎不大可能，也不應為后代學人重復，并因此有點傳奇性的經歷已經有點被神話了。在法學界，由于歷史斷裂，77級和78級往往被一些媒體戲稱為"黃埔一期".⑤許多人感覺良好，似乎也有理由感覺良好：他們出版的論文、著作和教材，無論就數量還是就質量而言，一般來說已經超過他們的師長輩，有些甚至是遠遠超出（尤其是在那些之前很少研究的領域，例如知識產權、國際貿易等）。⑥盡管是否超出了更早的一代學人，還有爭議，⑦他們中的一些頂尖人物在學界的地位至少已經持續(xù)了10年，甚至將近20年了，有些還是一些領域的重要開創(chuàng)者或新領域的開創(chuàng)者。所有的世俗標準都顯示，80學人成就卓越，乃至有記者曾撰文贊美法學界，題目是"78級神話".⑧

　　但也只是個神話。因為即使在學術傳統(tǒng)之內，僅僅同前人相比是不夠的，特別是中國近代以來有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和知識轉型，還有建國和"文革"這樣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因此，必須尋求其他的標準。

　　我認為至少可以提出三個標準。一是橫向比，即同我們欲求與之接軌的發(fā)達國家的人文社科學術比較。盡管有些學科很難比，特別是人文，但至少就一些可比性較強的學科而言，例如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管理學的學術發(fā)展水平，差距是明顯的。我無法以翔實的數據和分析來證明這一點，但有大量的替代證據，這就是大量西學著作的翻譯出版和暢銷，以及學者和學生大量引證國外學者的作品。⑨當然不應由此貶低了這些作品的價值，事實上，80學人的比較優(yōu)秀的著作也無不或多或少借助了外國學術研究成果，特別是在思路上和方法上。盡管確有某種"外國月亮"或"遠來和尚"效應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但如果假定，在有競爭的情況下，消費者不可能長期被供應商糊弄，那么我們就必須承認，這些標志都表明在學術消費者眼中，中國學者的學術是有一定甚至是相當差距的。當然，這個差距顯然被市場夸大了，畢竟，翻譯作品大多因其至少比較好才獲得譯者和出版社的青睞。

　　這實際上已經涉及到第二個標準，中國社會需求的標準——中國人文社科學人還沒有為中國消費者提供足夠優(yōu)秀的學術著作，乃至于在許多時候，許多學科還不得不進口一些甚至是大量的學術產品來滿足社會需求，即使在文史哲這樣一些人文領域，也無法避免。比如西方漢學研究著作在當代中國人文學界就產生了重大的影響。⑩如果不怕丟臉的話，事實上，也并不丟臉，我自己以及不少80學人都有當過，或還在當著學術進口商或更難聽一點的"二道販子".當然，可以說，學術不分國界，但問題是我們的學術出口盡管在增加，卻還是太少了。人文學科還沒有或無望在短期內出現(xiàn)錢鐘書、陳寅恪這樣的有廣泛影響力的學者，盡管應當承認人文學術的滯后效應。不僅中國人文研究的學術影響力在國際上是邊緣的，甚至在國內，也是于丹等在民間有更大影響力。在社會科學上，也許只有經濟學研究獲得國際學術界的某些認可；
其他學科中盡管對國際學術人物、學派大都基本介紹了，但很少有重大學術影響的中國學人的著作；
應當說著作出版的也不少，獲獎也不少，但其中一些往往與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需求顯然脫節(jié)太大，無助于回答和解決中國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即使觀點不錯，實際效果也不錯，但根本無法實現(xiàn)學術的論述。就整體而言，在國際上，中國學者主要還是靠"中國"這兩個字吃飯，只有少數人能夠靠"學術"這兩個字吃飯。就總體而言，沒有多少學者的成果獲得了國際上較高程度的認可。

　　當然，由于中國國大問題也多，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即使一些不太成熟的成果，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并且上述特點本身也可能為這類研究和學術建制提供正當性基礎，由此可以預期更具一般性的智識貢獻，但至少目前總體而言，還沒有明顯的跡象。我不知道我的直覺是否普遍適用，但至少法學界如此。中國的人文社科研究顯然無法與過去30年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成就相媲美；
人文社科研究的國際影響力遠不如中國經濟、政治實踐的國際影響力；
中國社會內部發(fā)展和大國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學術文化的軟實力還差距巨大。

　　第三個標準是基于個人自省而建立的一種比較理想化的標準，一種基于反事實構建起來的標準，即如果完全不考慮社會的其他變量，80學人能否做得更好一點，是否做到了自己的最好？我認為沒有。諸多社會的、歷史的和社會變遷的因素，都使得80學人沒有在學術貢獻層面做到他們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天真地立志做到的——"把四人幫損失的時間搶回來"；
或即使沒有這些因素，他們也沒有做到他們本可以做到的那么好。而這就使得我們必須苛刻地歸咎于80學人個人的努力、才華、堅持、遠見以及他們在社會生活中或多或少已經失落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

　　正是基于這三個標準，我對這30年的學術成就有所保留，自然也對我們這一代人自身有點懷疑。至于中國學術其他方面的問題則太多了：太多的學術成果既不太學術，也難說成果；
學術風氣不良，學術不規(guī)范；
很多學術體制（例如重點學科、博士點設置、重點研究基地、核心刊物等）都沒起到足夠的學術引領作用，有的帶來了副作用，甚至變成了少數人尋租的工具；
某些人文學科相對邊緣化或弱化，缺少真正有影響力的成果，缺少真正有知識貢獻的學者；
太多的關注外國，對本國的關注仍然很不夠，缺乏對中華文明的歷史責任感，不夠大氣。就總體而言，我的基本判斷是：這一代學人基本上是在恢復學術傳統(tǒng)，但缺乏重要的創(chuàng)造，甚至由于時代的種種局限，目前已經很缺乏創(chuàng)造的動力。

　　二、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

　　這既是現(xiàn)實，也是問題；
既有歷史的因素，也有凝固在80學人身上的歷史和社會因素。盡管遇到了改革開放的好時機，也可以說是"文革"十年積累了潛在人才，但歷史地看，80學人盡管有其優(yōu)點，卻仍有頗多先天不足。

　　首先是，大學前教育不足。大部分80學人，無論是"老三屆"還是應屆，他們的大學前教育都是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間完成的，其中絕大部分沒有經過比較完整和系統(tǒng)的中學教育，基礎知識相對也許不能說薄弱，但不夠完整幾乎是肯定的。

　　至少用今天的大學考生標準來看，他們的外語能力普遍偏弱，甚至很弱。盡管經歷使得他們往往有比較強的自學能力，甚至有比今天的大學生更強的智識偏好，但畢竟當時可獲得的閱讀資源非常有限，同時當時的政治文化思想氛圍，盡管有某種程度的自由選擇，選項則受到極大的限制。一般說來，他們可能接觸的普遍偏重古典人文，無論中外，而且他們極少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和初步訓練。

　　沒有老師的指導，沒有其他輔助的社會篩選機制，他們靠自己培養(yǎng)起了與自己年齡相適應的學術眼光和批判眼光，但也因為沒有導師，他們有可能過早地在學習上產生路徑依賴，難以更深領會那些可能需要某些指導的經典之作的深刻內涵。

　　其次是，大學教育也有欠缺，特別是在一些相對新興或有重大知識轉型的社科學科。盡管中國在1978年就啟動了改革開放，但轉變不可能一日完成，在包括學術思想文化領域在內的所有領域，這個過程至今仍隨著社會發(fā)展而繼續(xù)。受制于改革時剛剛起步的政治社會學術文化環(huán)境，受制于師資、文獻和資料的嚴重不足，教材陳舊且欠缺，也受制于那個時代的老師的學術禁忌、方式、習慣和水準，80學人受到的盡管是當時最好的大學教育和訓練，今天看來卻仍然嚴重不足。人文學科可能還好一點，還存在一些學術傳統(tǒng)，社科卻可以說是一片空白。例如，改革開放后最早的一批社會學學者，大都是從大學本科其他專業(yè)的畢業(yè)生轉過去的，盡管后來補了許多課，但欠缺從一開始就表現(xiàn)明顯。在法學學科中，當時幾乎沒有教材，沒有學術著作和外國譯著，甚至什么是學術論文、什么是文獻回顧、什么是學術隨筆、什么是學術專著、什么是著作，很長時間在學界也沒有嚴格區(qū)分。這個問題與80學人的老師也有關系，盡管他們當中有不少優(yōu)秀的、有見識的學者，但由于種種原因，絕大多數教師基本沒有受過除資料和文字訓練之外的嚴格的現(xiàn)代學術訓練，其中一些還基本是同80學人一起開始學術訓練和學術生涯的；
當時的大學也普遍以教學為主，發(fā)表和出版渠道非常有限，我們這一代的師長一輩中有許多人沒有撰寫過多少，甚或根本沒有撰寫過嚴格的論文與嚴格意義的學術專著。許多導師對學生的評價也只是看重學生的才氣、見識或政治傾向，而不大關注理論思維，更少關注嚴密的學術論證。[11]

　　回頭看來，甚至這一時期具有極大政治社會意義的思想解放，也給某些社科甚或人文學界帶來了一些副作用，并且影響久遠。例如，作者和讀者往往以問題的政治、社會意義替代問題的學術意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很少純智識的考量，也不大關注培養(yǎng)學生的智識愛好，乃至許多本來頗有學術潛質的學生從一開始就是以關注社會政治情勢和解放思想為要點，這培養(yǎng)了一種以社會熱點爭論為導向的"學術"，甚至潛心于開發(fā)社會熱點，引發(fā)社會轟動，誤以為引發(fā)社會轟動就是智識和學術貢獻，"著名"就是"頂尖".這種風格和路徑不僅塑造了這一代學人最初的"研究"風格和路徑依賴，還一直影響到今天的學術研究和學術評價。

　　缺乏堅實的以智識為導向的學術傳統(tǒng)并不意味著沒有學術傳統(tǒng)，就在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中，已經形成了對80學人以及后輩學人頗有影響的傳統(tǒng)，對社會熱點的關心，對社會轟動的追求，堅持改革開放的政治立場或姿態(tài)從一開始就變成了一種自覺堅持的政治正確，各種形式的自我實踐的學術審查也因此出現(xiàn)了，純智識性愛好相對被忽視。不斷地討論并亮出自己的"主義"和立場，堅持所謂"敢講話"的社會姿態(tài)，在諸多社會熱點問題上有意迎合或有意抗拒特定受眾，力求扮演有良心的公眾知識分子；
從儒家傳統(tǒng)到自由主義，從保守主義到新左派，從民粹主義到神秘主義，許多學者總是更看重主義、學派和立場，而不是問題本身；
更重視預期聽眾的感受，而不是重視自己的智識分析的貼切和透徹，這種傾向在這一代學人身上非常明顯。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盡管如今整個社會的自由度增加了，但學者以各種形式的自我審查其實更普遍了，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無論這種自我審查是以規(guī)避還是以主動觸及"敏感"問題的形式出現(xiàn)。

　　第三，日益擴大的對外開放使80學人有了更多學術借鑒的可能，并從理論上看有了在中西前人基礎上創(chuàng)造的更大可能，但僅僅是可能�；仡^看來，太多的國外學術信息使得外觀上有別于他人的學術"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變得相對容易，以介紹外國學術或以討論外國學術源流來替代問題研究的著述更多，以新理論之搬用替代深思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果較多�；�于學術的普世主義，許多人甚至誤以為外國學界關注的問題就是或應當是中國學界關注的問題，因此根本就忘記了，更談不上發(fā)現(xiàn)和研究中國的重大問題了。30年來，一方面學術發(fā)展很快，出版物也激增，但能否經得起時間考驗則很成問題；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這還在影響下一代學人。[12]

　　第四，學術人力資源的配置未必理想。盡管80學人總體上是那一代人中的學術精英，但絕大多數80學人是在計劃經濟時期經過自我選擇而進入學界的，很難說他們的選擇是出于學術偏好，并適合學術研究。事實上，不能排除有部分有一定學術能力但更有其他能力的人，鑒于非學術的其他利益考量而自我選擇學界的。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盡管大學畢業(yè)后的貨幣收入相同，或差異不大，但非貨幣收入有相當大的差別。因此，在職業(yè)選擇上，與職業(yè)相關的非貨幣收入利益往往變成了一個重要考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高校顯然是社會中相對好的選擇；
雖然貨幣收入沒有多少區(qū)別，但高校的非貨幣收入一直是其他職業(yè)不可比的，特別是社會地位、閑暇，在當時還有出國機會以及職業(yè)回旋余地；
這些在當時都是相當重要的非貨幣收益，其中職業(yè)回旋余地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更是有相當高價值的一個選項。由于這些非學術的利益考量，當時留�；蜻M入高校任教就變成了最熱甚至最佳的社會職業(yè)選項。而在堅實的學術傳統(tǒng)（標準或制度）尚未確立的條件下，對學術職位的競爭很快就會摻入非學術性因素。各種師承人際關系變得重要起來了，在沒有全國甚至地方性的人才市場選拔學術人才的條件下，選留變成了高校獲得學術人才的主渠道，甚至是惟一渠道。因此，從理論上可以判斷，這一時期，高校的學術人才的選拔是有問題的，尤其是在一些原來學科傳統(tǒng)不強或專業(yè)研究能力很難判斷的學科內，例如政治學、法學這些學科。這不是批評這些學科不堅持學術標準，而是說，由于學術傳統(tǒng)弱帶來了學術標準缺乏，或由于學科發(fā)展太快而放松原來就很松弱的標準，或由于標準難以適用而流于形式。在這種條件下，人們可能用各種與學術能力其實沒有根本關聯(lián)的表象或信號來做出決定，包括努力、勤奮、認真、刻苦、坐冷板凳、外語能力、謙恭、友好、言辭表達等似乎與學術有關但與學術能力并無直接關系的標識。盡管沒有系統(tǒng)的數據，但還是有些經驗證據可以證明我的這一分析結論。最典型的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市場經濟改革后高校出現(xiàn)的人才流出，不少當年曾千方百計留校任教的中青年教師改換了職業(yè)，或者下海，或者半下海，許多書生一下子變作了商人。即使留在高校的，也出現(xiàn)了以包括"攢書"和講課等準/偽學術或研究方式掙錢的現(xiàn)象；
而這些行為則顯現(xiàn)了80學人真正或復雜的偏好，以及在新形勢下的對自我利益的重新判斷。

　　第五，由于學術人才的斷檔，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發(fā)展和社會轉型，總體來說80學人獲得的機會和機遇，無論是同前代還是同下代學人相比都太多太好了。他們可以比較早也比較充分地發(fā)揮自己的能力，比較容易獲得以職稱、職位以及學界和社會知名度為標志的學術聲譽，但這些卻給他們的學術研究帶來了一些不良后果：成名太容易太早，容易看輕學術；
身體化學術為業(yè)的學術職業(yè)倫理所需要的時間不足，因此相對于西方學人或下一代中國學人，80學人對學術的關注可能不那么集中；
由于競爭對手少、環(huán)境寬松、學術研究的壓力較小，因此不少80學人未能保持對學術的熱情和專注，到了50歲上下甚至更早就不再努力進取，甚至很少讀書和進行研究了，許多著名學者其實沒有留下比較有長遠價值的學術專著。

　　而由于社會轉型，知識環(huán)境逐步寬松，媒體發(fā)展并邀請和利誘，加上前面提到的塑造80學人的知識傳統(tǒng)以及學術競爭的缺乏，使得不少人早早就走上了同大眾媒體結合的"更多公共，更少知識"的公共知識分子道路。[13]

　　第六，學術批評嚴重不足。一般說來，80學人一般不愿或不能展開嚴肅的學術批評，這其中既有"文革"的影響，怕被誤解為政治性批判，也包括了學術熟人社區(qū)、不會學術批評以及更多關注外國學者等因素。而由于缺乏學術批評，整體上必然妨礙80學人的學術磨練和激勵。

　　另一方面，必須承認，"文革"遺風還是或隱或現(xiàn)地影響到學術批評。最典型的表現(xiàn)，就是批評者更習慣從作者或作品隱含的政治態(tài)度上批評和判斷學者，并旋即上升到誅心之論，這種做法既低估了對手的智力，也低估了學人的道德。

　　許多80學人似乎忘記了"文革"后面對歷史，自己曾經許下的要記取"文革"和"文革"前學界種種悲劇中的教訓的承諾，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將曾經的承諾轉化為與人為善的學術行為。在我看來，僅僅由于如今相對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學界的內部矛盾才沒有演變出之前曾有過的那種殘酷拼爭。

　　三、被遮蔽也被隱藏的局限

　　還有其他一些局限，這里只是有感而發(fā)，并不追求全面和深刻，但所有這些局限都限制了中國人文社科學術更好、更快和更堅實的發(fā)展。其實，回顧歷史，看到80學人的這些局限，盡管自我心理上難以接受，卻還是容易理解的；
真正不容易理解的是，如果80學人有如此局限，那么為什么社會和學人自身似乎沒感到這種局限，至少沒有感到這種局限的嚴肅性和緊迫性。而且30年的發(fā)展，學術競爭的時間也不短了，為什么看起來改進并不大，有些方面甚至不無可能進一步惡化的趨勢。[14]

　　諸多因素遮蔽了80學人的局限。從評價體系上來看，最核心的是缺乏有效的評價參照系，以及缺乏評價中國人文社科現(xiàn)狀所必需的具體信息；
從改善不足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沒有在學術傳統(tǒng)內形成有效的競爭。

　　首先是參照系問題。相對于前一代甚至前兩代的總體狀況，80學人的恢復性學術發(fā)展，使得前輩和80學人都不太容易自覺當代中國社科和人文研究的不足。

　　80學人進入學術領域之際，中國少數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者基本已經老去，他們不大會也不一定有精力仔細考察和評價80學人的研究成果；
而為了鼓勵后輩，他們會更多說一些贊揚話，因為從代際關系的一般格局來看，通常也是隔代人的關系會更好——時間距離會減少競爭和沖突，增加相互欣賞的可能。[15]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者總體數量偏少，由于時代造成的語言局限，他們大多缺乏國際化的學術參照系和學術評價能力，其中有些還幾乎是同80學人一起跋涉；
鑒于"文革"的痛苦經歷以及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義，他們希望中國學術環(huán)境逐步改善，并且作為總體上學術貢獻和能力都因歷史原因而偏弱的一代，盡管是老師輩，但一般說來他們自知缺乏嚴格批評和指導80學人的底氣，往往有意或無意以寬容、保護和提攜后輩的姿態(tài)來獲得80學人的尊敬。80學人面對的基本是"文革"留下來的一片學術空白或廢墟，很容易小富即安，自我滿足，即使感到了某些不足，但由于學術市場在急劇擴大，競爭壓力不大而使改變自己的成本變得太高，他們自然容易寬容和看高自己。如果自己老師只發(fā)表過幾篇論文，從來沒有過獨立的專著，只是主編過幾本教材就成為著名學者，那么自己獨立出版了一本教材或一本專著，發(fā)表了10-20篇論文，甚或某篇已被翻譯成英文，在某個英語刊物發(fā)表了，出過國并在午餐講座上用中文或結結巴巴的英文發(fā)表了演講，因此就感覺"同國際接軌了"；
如果獲得了某種官方的榮譽或社會的推崇，那就更容易感到自己已經超越前人了。這種狀況不僅出現(xiàn)在社科界，也出現(xiàn)在人文學界，而且人文學科本身的地方性也進一步限制了國際性的學術比較。

　　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對國際參照系的感知，但重要的是參照系的實際使用。

　　從《天演論》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隱含的，因此一直支配中國近現(xiàn)代學界的社會和學術的單線進化論以及普世主義對80學人的參照系選擇有很大影響�；�于這種知識前見和社會語境，中國當代的學術移植盡管也算是貢獻，卻使80學人普遍學術雄心或進取心不足，并因此容易自滿自足。至少在法學界，法律移植、學術拷貝是支配性的法學實踐；
既然中國現(xiàn)在是所謂"前現(xiàn)代"國家，因此任何針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只要結論或寓意與這一學術主流的觀點、進路或理論前設不完全一致，就會被標識為"后現(xiàn)代"，很容易予以某種程度的輕視甚至排斥。

　　主流的學術觀點大致是"能抄好就不錯了"，不要奢談什么學術創(chuàng)造和創(chuàng)新。

　　這種自我學術殖民的心態(tài)在整個80學人或知識人中是相當普遍的。

　　第二個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夠、可靠的信息反饋，因此無法針對當代中國學術形成有效和可信的評價機制。這一點對社科尤為明顯。由于之前嚴重缺乏社科研究和相關學者，因此所謂基于同行的社科評價機制顯然不可能有效；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對中國學術的評價和理解方式仍然是人文的，整個社會對社科或職業(yè)性知識的期待不高。人們總體上不但更習慣并偏重道德、倫理話語，甚至很快就形成了偽裝成技術性話語的道德倫理話語，例如法學界的法治、公平、正義、憲政、人權這些"大詞法學"，時下的民粹主義、政治正確的流行也都反映了這一點。

　　而在這種道德話語的氛圍中，只有對錯之分，人們競爭的是政治正確，不可能關注學術評價所需要的具體信息問題和信息反饋問題。

　　但我的這個分析結論也許錯了，因為也許前提錯了。我如此分析的前提是人文社科發(fā)展引發(fā)了一些社會后果，因此需要反饋有關這些后果的信息。但中國人文社科研究對社會（除了對其他學者和學生外）有這樣的實質性后果嗎？絕大多數人文社科學者都在高校，都更多是在宏觀上討論中國的問題，學術與社會實踐在體制上的割裂，學術發(fā)表自產自銷和自娛自樂，使學者無需考慮研究的實踐后果，也無法感受到研究的成果。因此，從總體上看，人們沒有也很難感受到人文、社科研究的成果，看不出這些研究如何可能影響其生活，改善其生活；
社會總體對社科或人文研究沒有什么實在的、可測度的成果期待；
甚至，至少在社科學界內部，過于具體的、經驗的和實證性的研究，往往還會被視為研究者學術視野不開闊，缺少學術能力的標志，或被視為是對策性研究，是政治或商業(yè)對學術研究的侵蝕，過分功利，并因此遭到了有意無意的抵抗。而當"學術"沒有或無需后果之際，人們就只能退回到感情和直覺，只剩下你喜歡或不喜歡。社會流行成了一個替代的學術評價標志，或對另一些學者和讀者而言，深奧晦澀變成了一種反抗性的替代標志。

　　由此，盡管中國人文社科研究亟待改善，但沒有可靠的信息和有效的信息反饋，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總體說來，并不可能有多少實質性的改善，甚至不知如何改善、流行、翻新、神秘化、世俗化或拒絕世俗變成了學界的常見現(xiàn)象；
但若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實際上還是在自我重復某種與社會實踐無關的抽象人文話語。

　　這個信息反饋問題還與重視知識和重視人才政策的操作難度聯(lián)系起來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改革開放以來，總體而言強調了尊重知識和尊重人才，這個政策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層面來看，都是正確的，但很難操作。因為，當學術傳統(tǒng)不足或同社會實踐關系不大之際，你無法準確辨認何為知識，誰是人才，相關信息獲得則非常成問題，標準難以確定。因此，社會實際上走向了用一些替代標志，盡管這種做法是很有理由的，來標簽知識和人才。最典型的就是用學歷和學位，用可言說知識、用出國經歷、用外語、用發(fā)表數量作為辨別知識和人才的標志。而一旦這些替代性標識都展示了巨大發(fā)展，例如，既然中國30年來博士產出已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每年的論文發(fā)表也數量驚人，似乎就可以推定社會和人文學科的大發(fā)展了。

　　信息問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是一個市場機制運作不良的問題。一方面，知識生產商與消費者之間缺乏直接的供求關系，而另一方面由于中英文這個巨大的壁壘，中國學術實際上變成了一個自然壟斷的市場，很少出現(xiàn)強有力的國際性的學術競爭。而這兩個方面，盡管已經有30年了，使得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無法有效借助學術市場的競爭機制向知識生產者提供比較可靠的需求信息，更無法通過競爭來改善這個運轉不良的學術市場。

　　知識與社會的脫離容易造成一種關于學術成就的錯覺。

　　四、學術自由

　　這篇文章本來可以結束了，但我認為還有必要討論一下其他兩個通常被認為與學術發(fā)展直接相關的問題，否則就可能被視為有意避重就輕。首先是學術自由，因為在不少學人看來，當代中國人文社科發(fā)展不令人滿意，首要原因是缺少學術研究的自由，還沒有做到足夠的"兼容并包".

　　這個基本判斷當然有一定的經驗根據。當代中國人文社科研究確實不時受到各種形式的政治干預和誘惑，有來自權力中心的，也有來自民間的；
有許多問題是有政治禁忌的，基本上不允許以學術形式發(fā)表和在出版市場上自由討論，例如"文革"問題、毛澤東的評價、中國的政治體制的某些問題等。而且，我也接受這個一般性命題，社會制度與學術環(huán)境對一個國家的人文社會科學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有時甚至是決定性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我分享自由主義者的命題，沒有良好的學術環(huán)境和學術自由，就不會有學術的自由競爭和學術人才的輩出。

　　但一般性命題并不能解說中國30年的人文社科學術發(fā)展的具體問題。這一命題可以作為一些學人的意識形態(tài)追求，但作為當代中國的經驗命題一般來說不能成立。我想發(fā)問的是，這些有政治禁忌的領域或問題，真有很大的學術意義或普遍性的學術意義嗎？是否在這些問題上突破了禁忌，就能全面并大大提高中國人文社科研究的整體學術水準，提升中國人文社科研究的世界影響力？我覺得不大可能。當然，消除了這些禁忌，會多一些自由，因此在某些學科領域"發(fā)表"可能會更繁榮一些，爭論更多一些，在某些局部問題的研究上也許有所推進，某些學者的部分成果會受到國際上某些人的關注。但我相信，這些繁榮或關注將大都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而不是學界一般說的更崇尚的智識層面的貢獻，并且我也相信，絕大多數學者也不會去趟這個渾水的。這種突破盡管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有兼容并包、多樣化的意義，但總體看來，更多是政治觀點表達的爭論，或是情緒性的表達，而不會實實在在地推動人文社科學術的發(fā)展；
甚至有可能只是加入一種西方意識形態(tài)話語主導的意識形態(tài)合唱，而這其實會是對學術自由的侵蝕，而不是補足。

　　我的這個判斷有大量的間接證據。第一，香港的學術應當說是自由的，再考慮到其工資水平，對學術人才也有足夠的吸引力，但就其總體人文社科學術水平來看，其最高學術水準未必比大陸同類高校的最高水準更高，盡管其平均水準可能更高一些，但這至少部分得歸因于其工資水平對學術人才的吸引力，以及其學者有更長期、系統(tǒng)的西方學術訓練的結果。也許這話還是說得過重了，但如果限于法學而言，我的判斷大致如此，類似的例子還有臺灣。說實話，如果不怕得罪這些地區(qū)的學者的話，我覺得，就其思想性和學術沖擊力而言，其最高水平甚至可能低于大陸的最高水準。我甚至預期，這種狀況會持續(xù)下去，會成為一個長期基本穩(wěn)定的格局。

　　第二，就大陸而言，一些有意無意觸犯了政治禁忌的學界人士，在社會中獲得了較多關注，一般也會被普通民眾視為學者甚或著名學者。一些政治觀點與之不同的人也會尊敬其中某些人的人格，但這并不等于這些人的學術水準就高了。

　　如果僅就其成果的學術水準而言，廣大學界未必認同其學術，甚至未必認同這些觸犯政治禁忌的言辭或文章是學術研究，事實上，其中有些并不被學界視為嚴格意義的學者。我不想貶低這些人的社會意義，也不認為學界的認同就是準確的學術評判標準，但至少我也不愿把政治和社會意義簡單等同于學術意義。這就如同我在政治上高度評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承認其意義極為重大，但我并不認為這是新的哲學學術成果。

　　上述分析一定會觸犯很多人的情感，但我并不是以此為現(xiàn)有的政治禁忌辯解或將之正當化，即使有人認定我有這種用意，或緩和一點，認為有這種效果。我的目的在于人文社科學界必須打破對影響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發(fā)展癥結的僵化理解，更注意經驗考察�，F(xiàn)代中國曾經有過政治權力嚴重干預和壓制學術研究和發(fā)展的慘痛經歷，目前也仍然有這樣的政治因素，但如果把當代中國人文社科發(fā)展不足主要歸結為政治禁忌或學術不自由，已經不能成立。即使在政治學和法學這樣一些具有很高政治敏感的領域，我也不相信只要允許討論三權分立，允許討論民主直選國家主席，中國的法學或政治學就會有很大的學術提高。也許在這些問題上的某些分析論證會更細致一些，更務實一些，但就學術而言，這僅僅是多了一個學者可以公開發(fā)表"論文"的地界或題目。多占一塊地并不會使你成為比爾。蓋茨，多一個話題也不會使我變成波斯納。領域擴展并不提升人的創(chuàng)造力和智力，那種無事不知但就是不知思想為何物的人，我們見過很多。說句更得罪人的話，我覺得，如今有些學者只是用"學術自由"說事，以此來推卸自己履行學術責任不力，掩飾自己學術能力不足或干脆是將之作為自己學術懶惰的一個最便利的借口。

　　事實上，不管還有多少不足，有多少爭議，過去30年來中國的學術自由在總體上是增長的。雖然確實還有一些題目不允許公開討論，但幾乎所有題目都可以在私下或在小型學術會議上討論。

　　在目前中國，可能除了法西斯主義沒有信徒外，什么主義的信徒都有，大家也都有自己的某種交流渠道，同時由于互聯(lián)網的存在，相互之間的聯(lián)系還基本是國際性的。盡管這種狀態(tài)在許多激進者看來還不完美，應當進一步完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也同意。但我追求的不是符合自由之定義上的完美，我更看重的是后果上的完美。即使承認目前不完美，但它是否會影響、或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我們的學術研究？錢鐘書的《管錐編》主要部分是在"文革"時期撰寫的，而今天有幾位學者能靜下心來寫作并最終寫出這樣的著作？學術需要勇氣，但勇氣并不等于學術。學術需要環(huán)境，但環(huán)境也不等于學術本身。

　　而且，對于這代學人應當不難理解的是，學術最終是為了回應社會需要，為了人類的生存。如果承認這個前提，那么我們可能還必須承認，某些令學者不快甚至反感的政治禁忌，從總體上可能有助于保證目前中國相對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以及與之相伴的相對良好的學術環(huán)境，維系目前盡管不高但正在提升的學術質量。

　　從經濟學的成本收益以及重視后果的實用主義哲學的視角來看，我認為，這種不完全的學術自由反倒可能是目前更有利于社會科學發(fā)展的制度，并在這個意義上，是現(xiàn)實制約條件下的最可行的學術自由�！�16」因為，至少不能排除，有關這方面解禁的要求都是出于學術考量，事實上有些是出于政治和國際政治——甚至不是政治學或法學——的考量。如果這些問題開禁了，討論諸如中國政體、政黨問題，討論包括臺灣和西藏這類有關國家安全和民族統(tǒng)一的高度敏感問題，也有可能不出大問題，但不能排除引發(fā)社會對抗，甚至社會分裂。而一旦發(fā)生大規(guī)模社會動蕩，學術發(fā)展的自由空間實際上會壓縮，而不是擴張。東歐國家和前蘇聯(lián)的政治社會變革和學術自由獲得并沒有給這些國家?guī)�來人文社會科學的迅速發(fā)展，相反在一段時間內是全面衰落。就算不會引發(fā)大規(guī)模社會動蕩，至少在一些問題上，肯定帶著強烈情感色彩的激烈爭議也會擠壓社會的學術思考空間，很可能形成人人表態(tài)的兩極化格局，引發(fā)更多基于直覺和情感的爭論，相當一部分的智力、資金和時間都投入到這些不會有或很難有智識推進的爭論中，最后必定會減少在對社會發(fā)展真正可能有所裨益的領域的相應投資，同樣會造成學術的衰落——我就沒看出臺灣地區(qū)民主化后人文社科研究有什么顯著的進展。

　　如果不是一味歌功頌德的話，其實，30年的經驗還告訴我們，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時期，學術的作用基本上是完成一個意識形態(tài)的變革，用當時的話來說是"撥亂反正".例如，真理標準的討論，對于當時的中國當然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和社會價值，但從學術上看，很難說那些標志性文章有什么久遠的智識或學術的價值。而1992年的"不爭論"（抽象來看，也可以視為一種政治干預，一種"學術的不自由"）卻帶來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大發(fā)展，帶來了中國民眾實際享有的各種自由、包括學術自由的增加。在這兩個例子中，學術的"自由"或"不自由"事實上都服從了更為重大的社會利益。

　　這就意味著，首先仍然必須解放思想，但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1.中國社會科學的進一步發(fā)展，至少目前并不存在某個不打破就不能發(fā)展的意識形態(tài)瓶頸。2.作為學術人，也許我們更看重學術發(fā)展的智識收益，但作為社會人，我們又必須平衡學術自由的收益與學術欠自由可能帶來的其他綜合的社會收益。3.如果我的這些分析還能成立，那么這30年來中國人文社科發(fā)展的問題就主要不能用學術自由來解說，這就要求我們轉向對學術體制和學術人的探討，轉向對各個具體學科的具體問題的細致探討。

　　五、學術科研管理體制

　　與學術自由有關，但又是相對獨立的，是目前受許多學人詬病的高�，F(xiàn)行學術科研體制和管理體制。這可以說是非意識形態(tài)的或技術層面的學術自由問題，必須予以討論和分析。一般說來，我分享學人的許多批評，無論是對職稱晉升制度、量化考核體制、核心期刊體制、項目化的體制、文科科研項目資助體制，等等，我認為制度必須也可以完善。但我在思考，這個體制是否總體上阻礙了人文社科繁榮和發(fā)展，因此必須廢棄？這個問題取決于對下列問題的回答：1.是否可能有一個不需要任何制度的學界？2.如果還需要一些制度，是否可能有一個完全沒有缺點的科研管理體制？3.如果廢除了這些顯然有缺點的制度，是否就會大大促進甚或是提升中國學術發(fā)展？4.重新設計甚或自發(fā)的制度是否一定會比現(xiàn)有的制度的后果更好？

　　從理論上看，除了第四個問題的答案不確定外，我對前三個問題的思考結論都是否定的。

　　我不想展示我的思考過程，而是以包括引證率在內的量化考核制度為例做一個個案分析�，F(xiàn)有的量化考核制度第一不能準確反映學者的學術水平；
第二，它還激勵了一些人為了競爭各種學術利益而粗制濫造、抄襲、剽竊或自我重復、自我引證等不良學風，并敗壞了學界；
第三，由于劣質產品的增加，誤導性信息的增加，也就增加了真正的研究者的搜尋成本。

　　但如果沒有這個制度，即使可能消除量化考核的不良后果，我們也會面臨一系列問題。首先，是否要建立某種程度的學術資助制度？如果還需要，那么就有如何在一個全國性的學術市場中有效發(fā)現(xiàn)有研究水平和能力的學者和項目并予以資助的問題。如果要鼓勵學術競爭，也同樣面臨如何以某種更為大家認可的方式判斷不同學術作品，判斷學者研究能力的問題。不少人文學界人士可能回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學術，追憶西南聯(lián)大的似水年華，但回憶總是具有某種美化作用的。[17]最重要的是，今天許多社會條件和社會需求都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

　　例如，作者和出版物的急劇增加，今天的中國社會和學界很難以50-80年前的方式相對迅速和準確地了解諸多學者和學術作品了，社會對這類信息的甄別需求明顯增加了。

　　今天中國要比當年中國的人文社科市場大得多，復雜得多，陌生化程度也更高了。由于學術發(fā)展很快，也沒有或很難產生長期公認的學術權威，因此無法依賴一定會遭人質疑的同行或權威評價，而必須"百花齊放"，防止重復歷史的錯誤，更多借助于市場的評判。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學界產生的追求客觀的量化測度機制，看似愚昧和不合理，卻恰恰是對這種社會需求的一種回應。特別要注意這個機制其實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形成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這恰恰是人文社科發(fā)展比較迅速的時代，是中國社會急劇轉型的時代。

　　由于自身利益的影響，我們往往更多注意量化考核的缺點，很容易忽視量化考核的積極后果。

　　例如，如果沒有量化考核以及與之相聯(lián)系的學術壓力，我相信會有不少學界人缺乏起碼的競爭壓力——想想我前面分析過的學術職業(yè)的自我選擇問題，濫竽充數的現(xiàn)象就會急劇衍生。盡管一再號召，我們也不能指望學人都會為真理或知識獻身，自覺追求學術和學術表達。真正有學術追求又有較強學術研究和表達欲的學人其實很少。想想，連孔子都更喜歡——從其行為推出的其偏好——"述而不作"，如果沒有孔氏弟子，今天我們就沒有《論語》這本書了，更何況我們這些普通學人。如果沒有量化考核的壓力，沒有競爭的壓力，至少有些可能有社會價值的思想無法形成文字。說實話，人們寫作往往不是因為其有社會價值，而是因為其對寫者的主觀價值，當然社會價值也可能成為其主觀價值的一部分。如果看到了這一點，那么真正的問題就是，量化考核對于學術發(fā)展的利弊，相權，哪個更大一些，以及長遠看來哪個更大？當然，這些弊端還應包括引發(fā)了更多的學術贗品、次品帶來的學術信息混亂等問題。

　　事實上，盡管許多學者包括一些優(yōu)秀的學者抱怨和批評這一體制，卻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這一體制的運作。如果這一體制真的是非常不好，或對個體或對整體的學術弊大于利，那么從理論上看，我們作為個體就會自覺抵制，或者出于學術追求和責任予以抵制；
而之所以沒有強烈的抵制，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在不同程度上都會受激勵機制的影響。而既然學人的人性也如此，因此問題就不在于消除激勵機制，而在于消除不適當的激勵機制。

　　但何謂不適當的激勵機制？一個鼓勵追求名利，而不是追求真理的學術機制是否不適當呢？追求名利的產出是否只會產出的是或更多是學術贗品、次品、假冒品甚至垃圾？從邏輯上看，不會。事實上，甚至許多——盡管不是全部——自然科學家的科學發(fā)現(xiàn)也都不是出于追求真理，而是因學界人士相互之間較勁和互不服氣�！�18」各種知識產權、優(yōu)質商品和服務也并非因為其提供商牢記了"為人民服務"，而是追逐名利的產物。我們都知道盧梭的《論藝術和科學》就是為獎金而作；
同樣是在宗教中追求人類終極真理的人，比如奧古斯丁或阿奎那成為了偉大的思想家，但更多的則成為了主教或神父，沒有學術貢獻，而只是各種宗教信條的衛(wèi)道士，其中還有可能是為了自己獲得上帝的拯救。因此，不完善的學術激勵機制，至少從理論上看，也仍然可能激發(fā)優(yōu)秀的產品。人類歷史上那些偉大的作品并不都是在學術完全自由的環(huán)境中產生的。

　　事實上，除了極端狀態(tài)外，我們即使可能就"何為最壞的學術激勵機制"達成共識，卻永遠不可能就"理想的學術激勵機制"達成共識，特別是無法在經驗層面而不是在文字層面達成共識。即使受批評的這些學術激勵機制不存在，社會中仍然一定會有其他的選擇性的激勵機制，而且可以肯定，即使是自發(fā)的激勵機制，也不一定會是眾多，更不會是每個學人都能接受認可的理想激勵機制。我們知道，商業(yè)一定會介入的。大學里的文史哲學者中有不少為商業(yè)出了一些"學術著作"，比如關于儒商、孫子兵法與商業(yè)競爭。媒體也會介入并已經介入其中，于丹、易中天的走紅當然都是典型；
但那些批評于丹、易中天的學人真的全都是出于學術，就沒有嫉妒與眼紅的成分？我們會指責別人進入暢銷書排行榜不值得標榜，但難道我們的進入了排行榜，感到的就只是一種恥辱？私下里，我們不會沾沾自喜？我們又不是不知道或沒見過學人為著作印數或稿費而斤斤計較的。

　　最后，必須強調的是，這個體制有天大的問題，但它并沒有剝奪我們拒絕、退出甚或改造它的可能。這個制度并沒有使我們無能為力，除非我們自己本身軟弱無力；
最起碼我們可以通過不參與（不合作）來堅持自己的學術追求，至少許多80學人如今基本有了這種能力和學術資本了。我自己，以及我也知道有不少人在某種程度上也都采取了這種方式。這個機制并沒強迫你參加，你可以不選擇，選擇之后也可以退出；
當然這會影響個人的某些收益，但怎么可能指望一個對自己只有收益而沒有費用的機制？

　　注意，不合作或退出并不只是消極抵抗，它也可以是創(chuàng)造的和積極的。在這個體制之外，只要努力并有能力拿出成果證明更好機制的存在，至少還是可能說服某些相關主管機構，從而迫使這個機制得以改變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就是這樣一個例證——當年，教育部設立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時，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就不在其列，但幾年之后，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被公認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學術基地，獲得了教育部承認，而原來某校的一個基地則被撤銷了。這是個別的也是典型的例子，不指望人人可以走這條路。這個例子也并不是說你應當走而且可以走通這條路，而只想表明，研究的成果才有說服力，而說服本身往往是最沒說服力的。

　　六、結語

　　挑剔是容易的，重要的是如何改善。我不認為有什么變革的捷徑或高速路。

　　首先，如果我分析的80學人的弱點是固有的，且深深嵌在中國社會和中國學術發(fā)展水平和體制之中，那么就不可能通過一個反思、一個批判就能解決，分析批評本身不是改變人們行為的激勵。即使一些80學人看了我的這番分析而受到刺激，鑒于年齡、學術的沉淀費用和路徑依賴，恐怕絕大多數也會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心有余而力不足。在這個意義上，80學人目前的總體狀況還會繼續(xù)下去，需要更年輕一輩學者的沖擊。

　　制度改革和完善同樣面臨著諸多相互勾連的問題，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完成的。

　　即使所有人都贊同改革，對任何具體的改良措施也會爭論不休，很難想象短期內付諸實踐，「19」至于結果更難預料。

　　此外，現(xiàn)在的討論往往把目光聚焦于高校、科研機構或科研體制，而前面的分析已表明，問題不全在內部，這還是一個學術體制與社會其他制度的協(xié)調配套的問題，一個包括學術市場在內的全社會各個職業(yè)市場發(fā)展的問題，一個學術傳統(tǒng)的問題。試想，如果"唯有讀書高"，那么就一定會有很多本不想從事學術的人，因很高的貨幣和非貨幣收益，被吸引到學術研究領域中來，客觀上會增加了學術準入制度的人才篩選的壓力和要求，而正在形成的這個制度很難承受這種壓力。如果某一學科突然急劇擴張，人才需求加大，而潛在人才的供應相對穩(wěn)定，那么就一定會迫使學術準入標準放寬，例證之一就是法學院的急劇增加，「20」

　　和高校評估的師資學歷要求曾迫使不少法學院只能引進一些從未接受過法律教育的廣義法學博士，總體看來至少是沒有提升這些法律院系的教學科研平均水平，相反增加了費用。而如果學科的學術傳統(tǒng)不強，學術標準不嚴格或與學術關系不大，就會有一些愿意從事學術工作也能刻苦工作但并不合適"做學問"的人進入學術研究領地，學術就可能變成了一個躲避其他類型社會競爭的避風港。所有這些以及我不打算在此一一分析的問題，需要的不僅僅是學術體制的完善，更需要與社會其他制度的不斷微調和磨合。從體制上看，學術發(fā)展不可能以大躍進的方式一蹴而就，它同樣需要社會的全面協(xié)調發(fā)展。

　　盡管如此，我認為改善還是可能的，而且正在緩慢進行。因為不斷有新的學人加入科研隊伍，他們的學術訓練相對完整；
逐漸發(fā)展的社會勞動分工已使學人的自我選擇和社會選擇都相對專業(yè)化；
客觀上的學術準入制度已經出現(xiàn)，無論"海龜"還是"土鱉"，博士頭銜都不再是學術職業(yè)的上崗證。所有這些變化都正在打破現(xiàn)有的學術格局，促使更大的學術市場（特別是社科已逐步進入國際性的學術市場）和更嚴格的學術競爭的形成，學術實踐將促使學術傳統(tǒng)逐漸甚至是緩慢的形成和完善。而這就是希望，也只能寄希望于此。

　　注釋：

　�、僖话阏J為，中國當代學術恢復發(fā)展的標志是1978年底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但從社會氛圍和心態(tài)的層面來看，我認為最直觀的標志應當是1977年的恢復高考。這一制度不僅對于學術發(fā)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建立了整個社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知識氛圍，改善并大大提升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在文、史、哲以及經濟和社會學等學科維系了近代以來的學術傳統(tǒng)，法學和政治學開始了重建學科的基本建設；
它還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高考制度在新中國以來第一次從原則上不再關注一個人的身份（家庭成分），而是強調公平競爭，擇優(yōu)錄取，這實際體現(xiàn)了一個公民權利的概念，體現(xiàn)了法律（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現(xiàn)代政治、法治原則；
這一事件還為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中國社會的全面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為后來的逐步發(fā)展的社會各層面的制度奠定了基礎。

　　②關于這一點，有關的研究，可參看［美］波斯納：《衰老與老齡》，周云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勖珴蓶|："矛盾論"，載《毛澤東選集》，卷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302頁。

　�、芴K力："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載《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2期。

　�、�"西南政法大學：風雨五十年"，載《南方周末》2003年11月27日。

　　⑥相關的數據，可參看蘇力：《也許正在發(fā)生——轉型中國的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特別可關注其中的第1-3章。

　　⑦參見馮象："法學方法與法治的困境"，A 載《木腿正義》±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33頁。相反的觀點，可參看許章潤："書生事業(yè)無限江山——關于近世中國五代法學家及其志業(yè)的一個學術史研究"，載《清華法學》，卷四，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78級神話：法學教育難以復制的輝煌"，載《檢察日報》2007年5月18日。

　　⑨參見凌斌："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1978-2007）：一個引證研究"，載《中國文化論壇》2008年年會論文。關于法學，可參見蘇力：《也許正在發(fā)生——轉型中國的法學》，第1章。

　　⑩例如，王元化主編的《海外漢學叢書》、劉東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任繼愈主編的《國際漢學研究書系》，等等。

　　「11」這方面的證據很多。梁治平在一篇文章中對當時的西南政法學院（現(xiàn)西南政法大學）情況——曾在該校78級和79級畢業(yè)生的回憶中一再贊美——的概括回憶是16個字："教材老化，課程無味，師資欠缺，資料匱乏".參見梁治平："我的大學"，載《我的大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2]關于法學著作的翻譯，可參看蘇力："當代中國的法學著作翻譯——從制度或經濟學的角度考察"，載《清華法學》，卷四，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3]蘇力："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另請參看，Richard A.Posner，Public Intel 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4]參看馮象："法學三十年，重新出發(fā)"，載《中國文化論壇》2008年年會會議論文。

　　[15]大約只有費孝通先生直到晚年才坦誠說出了對當代中國（社會學）學人的一個評價，大意是"中國再出一個"費孝通"還要五十年"，載《廣州日報》2007年7月24日，B6版。

　　[16]類似的分析，請看Stephen Holmes，"Gag Rule and the Politics ofOmission，"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Social Change ，ed.by Jon Elster and Rune Slagstad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3.又請看Cass R.Sunstein，Democrac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Speech，F(xiàn)ree Press，1993.

　　[17]"而那過去的一切，就會成為親切的回憶".［俄］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騙了你"，載《普希金詩集》，戈寶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錢鐘書先生的《圍城》也透露了一些那時的大學（盡管并非西南聯(lián)大）的一些并不那么輝煌的信息。

　　[18]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Genealogy ，History"，in The FoucaultReader，ed.by Paul Rabinow ，Pantheon House，1984.

　　[19]近年的一個典型范例，就是2003年北京大學人事制度改革引發(fā)的論爭。

　　可參看張維迎：《大學的邏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甘陽、李猛（編）

　�。骸吨袊�大學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陳平原：《大學何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0]到2007年底，據教育部的統(tǒng)計數據，中國已經有超過600所可以授予法學本科學位的法律院校系；
而1977年前全國恢復高考招生之際，全國只有2所法律系。

　　蘇力：北京大學法學院，100871

　　來源：《開放時代》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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