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是研究歷史人物的重要資料,在史學界很受重視。近代人物年譜雖持續(xù)不斷有人撰著，但精品并不多見。而丁文江主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就是難得一見的優(yōu)秀之作，迄今仍享有盛譽，被視為同類體裁著作中的經(jīng)典之作�！读喝喂�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本）行世已有73年，《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初稿本）出版則有51年，《梁啟超年譜長編》出版也已26年，這些書籍早已脫銷。日前，由我整理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由中華書局出版，或可為相關研究者和讀者提供閱讀的便利。值此機會，回顧一下該書編纂過程，探討一下該書的優(yōu)長，也許是有助于讀者對該書價值的認識，并為今天年譜撰著者提供若干可資借鑒的經(jīng)驗的。

　　《梁譜》的編撰過程

　　丁文江（1887-1936）是《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的主編。他與梁啟超相識于1918年底，當時梁啟超組織考察團赴歐洲游歷，經(jīng)徐新六推介，丁文江得以加入該團。從此，丁文江進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圈子，與任公關系漸趨密切，二人在思想上相互磋商，在學術上互通信息，成為知交。梁啟超歸隱清華國學研究院后，對丁文江言聽計從、頗為倚重，丁氏成為梁府的主要“幕僚”。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去世。“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在地為河岳，在天為日星�！边@是丁文江在梁啟超追悼會上所敬獻的挽聯(lián)，從這副挽聯(lián)可以看出他倆之間的關系非同尋常。梁啟超的親屬故舊為紀念“這位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給后人研究評論梁啟超提供基本資料，商議辦兩件事”：“一是編輯文集——《飲冰室合集》，由梁的朋友林志鈞（宰平）負責”；
“二是編一部年譜，為梁啟超傳作準備”，此事交給丁文江負責。這二件事，都是具有象征傳承衣缽意義的大事。將整理文集一事交給林宰平，將編輯年譜長編一事交給丁文江，這樣的安排究竟是出自梁啟超的遺托，還是親友們商量的結果，或是林、丁兩人的自告奮勇，我們沒有直接材料可證，但它明顯反映了當時林、丁兩人與梁啟超不同尋常的親密關系。它象征著林、丁二人作為梁任公的傳承人，繼續(xù)延續(xù)梁氏的事業(yè)。丁文江去世時，周作人曾作挽聯(lián)：“治學足千秋，遺恨未成任父傳；
贊閑供一笑，同調(diào)空存羅素書。”上聯(lián)表現(xiàn)丁文江與梁任公的繼承關系，下聯(lián)表示丁、周對羅素《贊美閑暇》（In　praise　of　Ideness）一書的共同愛好。可見，丁文江作為梁任公的傳人在朋友圈中已有所流傳。

　　丁文江接受這一任務后，即著手搜集有關材料。因公開出版的梁啟超著作，已交由林宰平負責整理，年譜須搜集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未曾公開出版的梁啟超的私人信札，這也是后來面世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梁氏信札見長的緣由之一。

　　丁文江在與胡適通信中，詳談他為編纂《梁譜》搜集材料的情形。1929年4月16日他給胡適的信中首次談及他開始的這項工作：“連日為任公年譜事極忙，竟將地質(zhì)研究放過一邊，甚為憂悶�！吨�新報》已從北大借到，《湘報》、《湘學報》也覓得。報的一部分，已完全了。任公家中所發(fā)現(xiàn)的信不下千封，整理極費時日。任公自己的長信也有多種。材料不可謂不多，但各時期詳略不一，真正沒有辦法�！边^了一個月，5月21日他致胡適信中再次提到：“近來搜集年譜的材料日多一日，壬子以前的一千幾百封信已將次整理好了。自光緒丙午到宣統(tǒng)末年的事實已經(jīng)很可明白�！薄芭笥逊矫嫠�藏的任公信札，也居然抄到一千多封，但是所缺的還是很多�！�7月8日他向胡適匯報自己新的工作進展：“自從我上次寫信以后，又收到許多極好的材料。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有用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只可惜他家族一定要做《年譜》，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個《長編》，敷衍供給材料的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話的‘Life　and　Letter’。”7月15日他致胡適信又詳述為印刷《康南海自編年譜》，與時在燕大教書的顧頡剛商談一事。8月13日他又提到：“任公的Private東西很多，都在我這里。我看過了，認為可供宰平參考的就送給他去。”在梁啟超去世后短短的半年多時間里，丁文江為撰寫《梁譜》，除搜集梁啟超本人的著述和私人信札等材料外，還收集與梁啟超有關的報刊，如《知新報》、《湘報》、《湘學報》等；
與梁啟超交往密切的人物材料，如康有為日記、自編年譜、《驛舍探幽錄》、孫慕韓兄弟孫仲嶼的日記、蔣觀云與梁啟超來往書信等；
他人撰寫的紀念、追悼梁啟超的文字等。丁文江為此工作勞累了半年多光景，可謂收獲頗豐。由于這年冬天，他須率團去西南地區(qū)進行地質(zhì)考察工作，搜集、整理梁啟超年譜材料一事只能暫時擱下。第二年6月，丁文江結束西南地質(zhì)考察工作，回到北平。1931年秋，丁文江就任北京大學地質(zhì)系研究教授，需要承擔繁重的地質(zhì)教學和研究工作，只好另尋助手，幫助他繼續(xù)這項工作。

　　1932年暑假，趙豐田“到北京圖書館正式接手此項工作”。據(jù)趙后來回憶：“當時已經(jīng)搜集到的梁啟超來往信札有近萬件之多，這是編年譜的主要材料。此外，還有梁幾百萬字的著作，以及他人撰寫的有關梁的傳記。要把這么浩繁和雜亂的資料梳理清楚，并編輯成書，任務是比較艱巨的。好在丁文江對此已有了比較成熟的意見，向我強調(diào)了下面幾個主要之點：一、梁啟超生前很欣賞西人‘畫我像我’的名言，年譜要全面地、真實地反映譜主的面貌；
二、本譜要有自己的特點，即以梁的來往信札為主，其他一般資料少用；
三、采用梁在《中國歷史研究補編》中講的編輯方法，平述和綱目并用的編年體；
四、用語體文先編部年譜長編。這最后一點與梁家的意見不同。梁的家屬主張編年譜，并用文言文。丁文江覺得重要材料很多，先編年譜長編，既可以保存較多的材料，又可較快成書。他又是胡適的好友，很贊成胡適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所以仍是堅持用白話文�！笨梢�，在趙豐田介入梁譜的編纂工作以前，丁文江至少已經(jīng)基本完成了材料的搜集工作，“剛粗加整理”，并對年譜的編寫“已經(jīng)有了比較成熟的意見”。從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由丁文江授意并修訂、趙豐田起草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例言》可以看出丁氏當年主持此項工作的基本構想。丁文江的初期工作，為以后《梁譜》的編寫打下了重要基礎。這是《梁譜》工作的第一階段。

　　從1932年暑假趙豐田開始參與這項工作，至1934年秋編出第一稿，抄成24冊，約100余萬字，這是《梁譜》工作的第二階段。第二階段主要由趙豐田閱讀和選定所需資料，“再將選錄的資料按年分類連綴起來，定出綱目，加上說明性的或論介性的文字，顯現(xiàn)譜主在有關年月中的主要活動”。丁文江則“不定期地前來了解編輯情況，及時提出一些指導性的意見”。第一稿出來后，丁文江認為篇幅太大，要趙豐田“大加削簡后，再送給他審閱”。

　　1934年6月丁文江就任中研院總干事后，趙亦于1935年初從北平移居南京中研院，以就近丁文江，便于工作，趙對第一稿“進行刪削”。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去世，翁文灝“接替主管《梁譜》編輯工作”，至1936年5月趙完成了第二稿，約80萬字（趙豐田估“六七十萬字”）。這是《梁譜》工作的第三階段。第二稿定稿后，“由翁文灝根據(jù)丁文江的原意，題名為‘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五十部，每部裝成十二冊，發(fā)給梁的家屬和知友作為征求意見之用”，這就是我們現(xiàn)今能看到的最早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本，丁文淵稱“藍曬本”）。

　　從《梁譜》工作的三個階段來看，第一階段主要由丁文江本人承擔，第二、三階段他扮演的是主編和指導者的角色，趙豐田任其助手，從事具體編纂。從丁文江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留下的批注，以及趙豐田本人的回憶可以見證這一點。

　　在當時并不便利的環(huán)境中，林宰平、丁文江二人切實履行他們的使命，表現(xiàn)了他們對梁任公的忠誠。在近代中國，許多政治、文化名人的身后事，除非有強勢的政治集團作為背景依托，否則極為冷落、進展維艱。《飲冰室合集》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幸賴林、丁二人的鼎力撐持，得以出版或告竣，可以說是一個例外。

　　《梁譜》體例上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

　　主持編纂《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丁文江在歷史學領域為人推重的一項工作。這項工作明顯貫徹了丁氏的個人意圖和他對《梁譜》的構想。解讀《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例言》，通覽《梁譜》，我們即可見出其不同于以往年譜的特別之處：

　　第一、搜集材料以積聚書信見長。年譜之撰寫創(chuàng)始于唐宋，發(fā)達于明清。然在年譜中以聚積未刊書札見長，且篇幅之大空前未有，這是《梁譜》的一大特色，也是它面世后受到學界特別重視的原因所在。采用這種方式撰寫《梁譜》的一個原因誠如《例言》第二條所揭，“本書采用英人《赫胥黎傳記》（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體例，故內(nèi)容方面多采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為主”。也就是說，丁文江在設計《梁譜》時，參考了西方傳記撰寫體例，這一外來因素也就是《梁譜》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年譜的特質(zhì)所在。

　　第二、采用白話文撰寫。傳統(tǒng)的年譜寫作均用文言文，丁文江作為胡適的好友，他支持新文化運動，主張使用白話文撰寫《梁譜》，這在年譜寫作中也可以說是一種嘗試。《例言》第廿二條對此有所說明：“本書敘述文字采用白話，惟以語文之分本無嚴格標準，故所用者，僅屬現(xiàn)代通行之語體而已�！笨梢�，采用白話文撰寫《梁譜》是適應時代潮流的產(chǎn)物。

　　第三、按照事情發(fā)生的先后，采用分節(jié)敘述的辦法。如《梁譜》1895年條分：（一）二月先生入京會試；
（二）三月初成，與南海聯(lián)合各省公車上書陳時局；
（三）新政情形；
（四）參與創(chuàng)辦強學會；
（五）交游。又如1898年條分：（一）入京；
（二）俄索旅大事件；
（三）開保國會于北京；
（四）請變科舉；
（五）徐致靖之奏薦；
（六）詔改八股取士舊制；
（七）先生之被召見；
（八）改《時務報》為官報；
（九）革禮部六堂官職；
（十）擢用四京卿；
（十一）政變之作；
（十二）逋逃。這些小標題對梁啟超本年各個月份的活動有畫龍點睛之用。這種按小專題分節(jié)敘述的方式，在年譜寫作中可以說也是一個創(chuàng)試。這種方式，顯然更易掌握譜主某年的主要事跡。

　　第四、每年開首載有當年發(fā)生大事和對譜主本年事跡的綜述。前者可幫助讀者了解時代背景，后者則便于讀者對譜主當年事跡有一提綱挈領的了解。

　　第五、創(chuàng)設“年譜長編”這一體裁。丁文江原有寫作一部“新式的《梁啟超傳記》”之打算，“為了搜集這部大傳記的資料”，他先將收集到的資料整理、編纂成一部年譜長編。這樣一種想法，可能是從胡適那里得到啟發(fā)。梁啟超去世時，胡適結合教學需要，正在撰寫《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以為其所擬撰寫的《中國中古思想史》作準備�！读鹤V》采用“分節(jié)敘述”、每年先對當年發(fā)生的大事和譜主本年事跡作一簡要交待，這樣一種寫法，實有為其傳記作準備的意味�！读鹤V》篇幅之長，為此前年譜之未有，蓋因其為一資料長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作為年譜長編的創(chuàng)試，對后來的學者有很大的影響。后來歷史學者撰寫一些具有重大影響的近代歷史人物年譜時，亦喜采用這樣一種體裁，如胡頌平編撰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湯志鈞編撰的《章太炎年譜長編》、陳錫祺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即為接踵《梁譜》而來的后起之作，在體例上，它們明顯依循《梁譜》的軌轍。

　　但《梁譜》誠如其最初題名，“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畢竟還是一部稿本，內(nèi)中明顯存有需要進一步修訂、改善之處。從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梁譜》（油印本）來看，應該說它還是一部未完成的“大書”，全書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歷1900年）先生二十八歲”這一年，的確是“依照各事的先后，分節(jié)敘述”的做法處理，此后的年份則只有1908年如此處理。其他年份則未見“分節(jié)敘述”的情形了�！独�言》第廿三條“本書原擬為《大事年表》及《人名錄》兩篇附載于后，茲以時間倉卒及篇幅過多之故，未能編入，擬俟再版時補綴”。第廿四條“本書除信件材料不便亦不必再作目錄外，為便于讀者參考計，將引用及參考書列一目錄，附于全書之后”。這兩條均未及完成�？梢姾竺娴恼�理、修訂工作尚未及進行。胡適當年閱讀時，還發(fā)現(xiàn)《梁譜》“因為原料實在太多，趙君句讀標點也不免偶有小錯誤”。盡管如此，胡適當年仍大加褒獎和推薦這部書：“正因為這是一部沒有經(jīng)過刪削的《長編初稿》，所以是最可寶貴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

　　《梁譜》新版整理說明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著先后出版三個中文版本、一個日文譯本，分別為1936年5月完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本”）、1958年臺灣世界書局據(jù)“油印本”正式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的《梁啟超年譜長編》、巖波書店2004年11月出版的《梁啟超年譜長編》日譯本。

　　我們此次整理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油印本”為底本，參校臺北世界書局的“初稿本”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長編本”，并在此基礎上又作了新的修訂，修訂的原則是：一、保持原稿內(nèi)容不變；
二、主要是對文字刊誤；
三、對原稿某些引文誤植據(jù)原作加以校訂；
四、對“初稿本”和“長編本”所出現(xiàn)的文字處理歧異酌加“編者注（按）”說明；
五、對“油印本”的某些錯誤加“編者注（按）”訂正；
六、“油印本”原有的“江注”（丁文江注）和其他注釋則一仍其舊；
七、“初稿本”、“長編本”所新加的某些“注（按）”酌情保留；
八、書名改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
九、書后新增《人名索引》，以便檢索使用。希望新版的發(fā)行能滿足當代學界和廣大讀者的需求，以廣其流行。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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