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與外部世界

　　萬物皆知識，我們的認知則是知識的組合與分類。人類歷史的演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人類認識自身和外部世界共同推進的過程，分類不僅區(qū)分了知識的新與舊、知識內部的等級框架，更在劃分過程中塑造了不同時空內部的認知方式與思維特質，而隨著近代以來世界逐漸形成整體性聯系，以帝國、民族國家為空間范圍先后形成的帝國學術和國家學術，構成了當今學術史的重要回溯內容。
　　如果從地方性的角度來看，世界各區(qū)域都因其獨特分類而形成對于本身和外部世界的認識，但現實的歷史進程則使這些豐富多樣的認識方式無法在同一層面上全部凸顯，而是形成了以歐洲空間為主軸，匹配以其他文明軸心的總體發(fā)展框架。在這一整體之下，博物學（Natural History）作為與分類息息相關的近代自然學科雛形與母體，自然也服從于這種“主軸”加其他“軸心”的歷史敘述。地理大發(fā)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契機，歐洲的傳統知識空間從此被打破，新世界的發(fā)現為新知識的到來提供了空間與舞臺。
　　有意思的是，在近代早期，以歐洲為中心開始的對外部世界的探索與對人體的探索形成了一種共時性節(jié)奏，解剖學視野下的身體各部分往往被視為外部世界的其他部分，被看成泉水、溪流，甚至是植物的分支。在解剖學蓬勃興起的日子里，歐洲的航海探險也如火如荼，后者所發(fā)現的新大陸和其他地區(qū)的東西，被源源不斷地帶回舊大陸。
　　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從遙遠、未知的土地上帶回來，并在歐洲商業(yè)國家都市里日益增加的巨量動植物標本，都面臨著一個重新加以編目的問題。這些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標本往往是沒有“魅力”的，因為它們缺乏在歐洲視角下的神話和符號意義，而這些意義恰恰是那些曾在希臘或羅馬神話中出現過的歐洲植物所具有的古典傳統的一部分。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在考古學層面上對于北歐甚至不列顛北部遺存的認知，由于這些都跟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的歷史書寫空間并不契合，因此同樣需要重新加以歸類與整理，從而更好地形成某種體系性的認知。可以說，新的博物學正是在這種對超出原有歐洲分類框架的動植物及相關歷史遺存加以重新分類梳理的過程中逐漸成型，“博物”精神也日益拓展到其他各項手工業(yè)和技術工種中，有力地推動了其分類化與科學化的過程。
　　一七三五年是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年份，正如美國學者瑪麗·路易斯·普拉特所指出的，這一年“發(fā)生了兩個新鮮且極為歐洲的事件。一件事是卡爾·林奈（Carl Linne，Linnaeus）的《自然系統》出版，這位瑞典博物學家在書中展示了一個分類系統，旨在將歐洲人已知或未知的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形態(tài)加以分類。另一件事是歐洲發(fā)起第一次重要的國際探險，這是一次共同的努力，打算一勞永逸地確定地球的準確形狀�！�…這兩個事件以及其同時發(fā)生，暗示歐洲精英分子在理解自己以及他們與地球其余部分關系方面發(fā)生變化的重要維度”（[美]瑪麗·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譯：《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譯林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20頁）。林奈分類法通過獨特的雙名體系，使其對植物的分類能夠被植物學家、園藝學家甚至藥劑師所共享，并在當時英國貴族的博物學潮流追捧下，建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國家級植物學會。博物學開始成為一項國家事業(yè)。

中國空間與博物學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體實踐中，特定地區(qū)和時段的博物學實踐又與林奈式一般分類學意義上的博物學形成了某種內在張力。如果說特定地區(qū)和時段的博物學更多地跟當地民眾尤其是牧師、醫(yī)生等專業(yè)人士息息相關，那么，一般分類學意義上的博物學則更多地呈現出全球性的特征。隨著歐洲殖民力量在全世界的拓展以及各大洲殖民地的建立，從十八世紀后期開始，植物采集作為當時科學帝國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構筑歐洲列強的博物學“知識帝國”添磚加瓦。
　　作為歐洲之外的重要文明發(fā)源地，古代中國有其自身對于內外部世界及其物種的分類秩序，并以文字典籍、圖像輿圖等形式呈現出來。在這種呈現過程中，既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關于動植物等的分類傳統，例如明人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將藥物分為水部、火部、土部、金石部、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服器部、蟲部、鱗部、介部、禽部、獸部、人部等十六部；清人吳其�！吨参锩麑崍D考》中將植物分為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木十二類；同時又經由神話傳說等方式，體現出對于非現實物種的獨特想象，例如《山海經》中即有這樣的記載：“又東五十二里，日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蒼玉。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文�！币陨系姆诸惗寂c歐洲的既有動植物分類以及珍奇異獸傳說無法契合，卻能隨著歷史綿延而下、自成一統。
　　進入世界近代，撇開殖民因素，當這些博物學家來到遙遠的東方，面對一個具有自身分類話語，同時無法被原有的歐洲分類系統（不管是希臘一羅馬神話中的動植物分類還是后來的林奈分類法）完整“收編”的古老文明，他們就不得不在與中國知識和知識人的交往中尋求妥協，并求得來自中國內部專業(yè)者的支持。范發(fā)迪的這部《知識帝國：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下引此書只注頁碼）一書就是圍繞著這一重要議題加以展開，為我們展現近代中西方知識交流過程中所存在的遭遇、沖突與妥協，并揭示出這個時代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博物學家在華進行博物學考察所面臨的內外部語境及其應對策略。
　　如前所述，古代中國具有自身的物質與世界分類，因此，當作為外部觀察者和參與者的西方博物學家以各種方式進入這片土地的時候，他們必然會面對一套獨特知識體系的挑戰(zhàn)。為應對這種挑戰(zhàn)，這些西方博物學家往往會在知識框架層面與既有的中國本土知識形成妥協。以我們一般認為具有西方特性的博物學繪畫為例，當這些繪畫與中國議題相涉的時候，實際上更多地體現出某種中國特性：“在華的英國博物學者雇用中國畫師，裨助自己的研究工作；這些中國畫師原先就已經吸收了西方寫實主義的元素，他們很快地調整作畫技巧以滿足新顧客的要求。雙方都為自己的目的在積極利用洋畫交易帶來的機會。雙方都是制造、傳播混合文化產品的媒介。在里夫斯的畫中，藝術、商貿和博物學匯集在一起。而且我們應該把這些畫作看作更廣泛的文化接觸的一個縮影，這些文化接觸包括商品及貨幣的交換、愛好及思想的通融、人際關系的延伸以及帝國問的遭遇。即使其他方法不適用的時候，博物學的視覺表現傳統也使在中國和歐洲的英國博物學家仍然可以進行科學信息的交流。然而，把這個過程變?yōu)榭赡艿膮s是中國的畫匠。”（70—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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