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獨立學院的法學怎么教？基于法學這一學科的世俗性，獨立學院法學教育的實務導向不言自明。如何落實這一導向，筆者認為在教學過程中至少達到以下三個相互勾連的要求：其一，以實踐選擇理論；其二，多研究“常見”、“多發(fā)”的問題；其三，關注特定事實多于關注一般法則。
　　關鍵詞：獨立學院；法學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當前獨立學院的法學怎么教？這個問題有以下三個相互勾連、彼此影響的意涵：其一，之所以提出“當前”這一時間上的限定，其主要用意是盡量將“獨立學院法學怎么教”這一問題的討論限定在自今而后的三、五年，考慮到獨立學院過去十年的飛速發(fā)展主要體現(xiàn)在規(guī)模發(fā)展上――這意味著獨立學院在往后三、五年的時間里主要走內(nèi)涵發(fā)展道路，也考慮到解決眼前問題優(yōu)先的現(xiàn)實原則，因此我毋寧更關注“當前”，而暫時不去超越這一時間限定去作與“前景”、“未來”等字眼相關的高屋建瓴之暢想；其二，之所以提出“獨立學院的法學教育”而不講“中國高校的法學教育”，是因為在“中國高校法學教育”這一概念的下位，與“獨立學院的法學教育”相并列的，還有“公辦院校的法學教育”，既然獨立學院和公辦院校分別是兩類相異的客觀存在，那么指稱它們的概念也不能含混其辭，而理應加以區(qū)別，由此，獨立學院構建其個性的法學教育在邏輯上是可能的；其三，如何教授獨立學院法學專業(yè)的學生？如果前一意涵所指兩類院校的諸多相異之處不容否認，那么基于這些相異之處，獨立學院的法學教育理應探索并形成體現(xiàn)自身個性的模式。因此，回答“獨立學院的法學怎么教”的問題，就從這兩方面的意涵入手。
　　
　　一、獨立學院法學教育模式之現(xiàn)實可能性
　　
　　盡管辦學性質(zhì)的差異并不必然意味著這兩類主體的法學教育模式會不同，但既有辦學歷史的經(jīng)驗事實表明，獨立學院的發(fā)展進路完全不同于公辦院校――盡管目前國內(nèi)諸多獨立學院的校名仍然嚴格或靈活地貫徹“本部”（公辦高校）加“分�！保í毩�學院）的思路，而且單就時間向度來考慮，只有獨立學院才能在十余年間從出現(xiàn)迅速發(fā)展到今日之規(guī)模。倘若就此以發(fā)展的眼光來看，不妨化用韓愈《師說》中的一句話，“分�！保ǖ茏樱┎槐夭蝗纭氨静俊保◣煟�。就事實上的可能性而言，這多少說明了獨立學院可以構建獨立的、不同于公辦院校的法學教育模式。實際上，迄今為止，中國高校（公辦院校和獨立學院）都還在探索自身的法學教育如何進行的問題，換而言之，當前中國的法學教育至今尚嫌稚嫩。魯迅先生曾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①，既然中國高校還在繼續(xù)試探法學教育的“路”，那么獨立學院完全可以走出屬于自己的那條“路”。
　　但是，當前獨立學院法學教育問題的探索與解決，不僅需要考慮這一問題本身，更是必須考慮與這一問題相關聯(lián)的外在因素。在這里有必要說明一點，即我無意探討類似于“高等教育體系設計”的宏大背景，盡管這一類至關重要的宏大背景關乎獨立學院何去何從，甚至是攸關存亡的問題，但是這個因素究竟對于“當前獨立學院法學教育”發(fā)生什么影響，卻是當前所無法定論的――至少獨立學院自身在當下并不能給出定論。當然，獨立學院在構建其法學教育模式的過程中，始終要將此類宏大背景真正作為背景，并給予盡量充分的考慮，在這個意義上，獨立學院法學教育模式的構建過程，應當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②或者是“戴著枷鎖起舞”的過程。
　　除了上述的“宏大背景”之外，與獨立學院法學教育模式構建相關聯(lián)的外在因素較多，其中至為關鍵的一個因素，甚至是左右著這一問題探索進路和解決方法的因素――可以毫不夸張地這樣說，就是學生就業(yè)率。法學畢業(yè)生的就業(yè)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法學教育模式的形成和選擇，這是一個難以條分縷析并加以言說的話題。不過，至少可以肯定一點，即學生“就業(yè)好”、學�！芭谱佑病薄�專業(yè)“招生好”這三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天然”聯(lián)系。對于任何一所高校的法學院――尤其是獨立學院的法學院――而言，招到足夠的學生是進行法學教育模式探索的必要條件。
　　二、當前獨立學院的法學教法
　　
　　基于前文的分析，“就業(yè)率”與“怎么教”之間實然存在著微妙的連鎖關系。既然如此，那么我們不得不追問，什么樣的法學畢業(yè)生好就業(yè)？至少從當下的職場招聘要求、往屆畢業(yè)生反饋的信息以及媒體輿論來看，實務能力強的法學畢業(yè)生好就業(yè)。那么，統(tǒng)馭著“怎么教”這一問題的綱領就此呈現(xiàn)――培養(yǎng)實務能力強的法學畢業(yè)生，換言之，獨立學院的法學教育要以實務為導向。
　　細究當前被稱為“法學”這一學科的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學科與生俱來的世俗性。實際上，法律的首要任務就是把人世間的俗務辦妥。相應地，作為研究如何更妥當處理俗務的學問，法學學科的實務性和務實取向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當然這一認識并不排斥法學理論的正當存在。因此，盡管部分歷史積淀足夠深厚，師資力量足夠雄厚的公辦院校確立了法學理論導向的培養(yǎng)模式，獨立學院卻大可不必盲目跟風，正如美國的耶魯與哈佛兩所大學的法學院，前者是政治家的來源地，后者是大律師的訓練營，但任何人都不會愚蠢到將二者作高下之分。
　　基于法學這一學科的世俗性，獨立學院法學教育的實務導向不言自明。那么如何落實這一導向？筆者認為在教學過程中至少應當達到以下三個相互勾連的要求。
　　其一，以實踐選擇理論。從最初自政治學中分離而出之后，直至今日，法學仍未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學科，尤其是二戰(zhàn)以來，西方法學理論及其所用詞語不斷翻新花樣，而且層出不窮。中國過去二十余年的法學教育亦受此影響，以法學教材為例，各類法學教材不同程度地傾向于將西方法學理論備收無遺而不予置評，或有教材于羅列各家理論之后略予評說，倘若獨立學院的法學教師對此取舍不當，其學生必然墮入五里霧中。獨立學院若要糾正此弊，只能以實踐來選擇理論，當前的中國社會正處于轉(zhuǎn)型時期，其社會秩序格局是包括法治秩序在內(nèi)眾多秩序（如禮治秩序、道德秩序等）投影的重合，在法律實踐中，法律職業(yè)共同體也不得不力求其判斷能達到這諸多秩序的平衡，這判斷中所蘊含的理論完全不是上述教材所羅列的理論，而是真正適應當下中國法治實踐的理論，也是獨立學院法學教育要潛心揣摩并教給學生的理論。就這一點而言，“民憤”最終左右法官判決的典型個案是最有力的明證。
　　其二，多研究問題。獨立學院的法學教師可能經(jīng)常遇到這種情形，某學生無法回答自家親友所問的某個涉及法律的問題，該學生不得不咨詢老師。撇開造成法學學生這種尷尬的原因不談，這種尷尬的發(fā)生至少為獨立學院的法學教育模式構建指明了方向，即多研究問題。什么問題需要也值得獨立學院多研究？答案可以用“常見、多發(fā)”二詞予以概括。實踐中當然不缺乏“疑難、復雜”的問題，但與“常見、多發(fā)”的問題相比，它們出現(xiàn)在獨立學院法學畢業(yè)生就業(yè)過程中的概率要小得多，誠然，一個能駕輕就熟地處理日常法律問題的法學畢業(yè)生，總比一個遭遇問題時手足失措而求助于法律手冊的畢業(yè)生更有就業(yè)成功的競爭力�！斗�律之門》③（中譯本第六版）――這一本于美國各大學法學院比較通用法律教科書――或許是“多研究問題”這一認識的較好注腳：這本近800頁的教材正是以大量的法律問題來啟發(fā)讀者，并進而教授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
　　其三，關注特定事實多于關注一般法則。亞當•弗格森說，“實踐，……，盡管都受一般法則的約束，但總是涉及特定事實”，“關于事實的知識先于關于法則的知識，并且在技藝實踐和操持事務中是必不可少的”①。作為哲學原理的這兩段論述，同樣適用于獨立學院對法學學生的教育。法律當然是一般法則，但獨立學院教授法律卻不能只講一般法則，一旦進入到千變?nèi)f化的特定事實中，一般法則未見得適用于各種情況的特殊之處，法律之所以允許“自由裁量”的存在，正是因為特定事實的無窮變化。在實踐中，“同案（情）異判”可為其明證。因此，獨立學院的法學教育必須更加關注法律實踐中的特定事實：多以案說法，少原則探究；多實習實訓，少理論分析；多找真實卷宗，少搞虛擬模仿。一言以蔽之，把有限的教學資源投入到無限的實務訓練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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