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我的母親王根英烈士誕辰100周年。我的母親在大革命時期即投身革命，是我黨早期著名的工人領(lǐng)袖，在抗日戰(zhàn)爭中英勇獻身。 　　 　　由貧苦童工成長為工人領(lǐng)袖
　　
　　1906年，母親出生在上海市郊一個貧苦農(nóng)民的家庭里。8歲那年，幼小的母親為生活所迫，頂替別人的名字進紗廠當了童工。當時紗廠多是英國人和日本人開辦的，對工人很苛刻。母親每天在裝滿紗錠的機器前累死累活地連續(xù)操作12小時，年復一年，在兩頭不見太陽的日子里，度過了苦難的童年。
　　1924年，怡和紗廠成立第一個共青團支部，母親當選為第一任團支部書記。因為廠里當時尚無黨組織，作為團領(lǐng)導的母親肩負起領(lǐng)導全廠工人與英國資本家進行斗爭的艱巨任務(wù)。在中共滬東區(qū)委的直接領(lǐng)導下，經(jīng)過一個月的準備，母親領(lǐng)導團支部組織工人成功舉行了第一次全廠大罷工。這場罷工于1924年6月開始，共有六七千人參加并取得勝利，在老怡和紗廠歷史上是空前的壯舉！很快，母親被推選為怡和紗廠的工會主席，1925年由團轉(zhuǎn)黨。
　　1925年，上海爆發(fā)了全國性愛國反帝的“五卅”運動。6月1日清晨，怡和紗廠老廠的7500多名工人在母親等人的帶領(lǐng)下，參加全市各界15萬人的罷工示威游行。
　　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上海特別臨時政府成立，母親當選為市政府委員�；馃岬亩窢�，把母親鍛煉成為一名年輕的工人領(lǐng)袖、黨的中堅分子。
　　
　　父母在黃浦江邊相識相知相愛
　　
　　在第三次武裝起義的籌備階段，父親陳賡就與母親有過接觸。當時他的公開身份是工人夜校的“先生”。青春勃發(fā)、敢想敢做的父親對母親十分欣賞和喜愛，他曾大膽地表示對母親的好感，還幾次到外祖父一家住的破舊棚戶區(qū)去看望我的外祖父母、親屬。聽與父親共事的叔叔們說，聰明過人的父親，來到上海的時間不長，就學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他與上海當?shù)厝苏f話時，一般人很難聽出他是外地人，這對他結(jié)交朋友開展工作幫助極大。
　　父親用上海話拉家常，我的外祖父母和姨媽們很喜歡他。但母親當時一心想的是革命工作，不愿考慮個人情感問題，所以沒有回應父親的熱情。
　　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漢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父親陳賡與母親王根英同為大會代表。24歲的父親與21歲的母親開會、討論整天在一起，父親再也不想掩飾自己的感情。性格率真的父親，寫了一張表達愛情的紙條，請人傳給母親。未曾想個性倔強的母親不習慣這樣的示愛方式，覺得陳賡在這樣的場合做這樣的事，讓自己“有點下不來臺”。她順手就把紙條貼在會場的黑板上，立即成為各地代表休息時的笑談。父親毫不退縮，馬上又寫去第二張，母親又將他的第二張字條貼上了墻！父親馬上又寫去第三張……周恩來伯伯知道后，批評了父親，說他求愛不講策略。最終周恩來伯伯和鄧穎超媽媽親自出面找母親談話，母親終于答應了。
　　會議結(jié)束后，父母親就在武漢結(jié)婚并甜甜蜜蜜共同生活了幾天，兩人把從相識以來的感受，好好交流了一番，從此成為情深意重的好戰(zhàn)友、好夫妻。
　　
　　在白色恐怖下堅守黨的情報工作崗位
　　
　　母親后來告訴我，他們新婚后不久，父親就與母親分別，跟隨周恩來伯伯去了江西，籌措和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軍撤出南昌向廣東進軍中，父親于8月24日的會昌戰(zhàn)斗中負了重傷，左腿中了三顆子彈，脛骨腓骨全被打斷，他歷盡千難萬險，經(jīng)汕頭、香港到上海。當見到了拖著重傷之軀的丈夫，母親喜極而泣。
　　她將父親安排住在家里盡心照料，并馬上幫助父親和黨組織接上了頭。黨組織知道陳賡傷勢嚴重，就安排他住進著名的�；萘毓强漆t(yī)院治療。數(shù)月后，父親多處骨折的腿長好了，真是一個奇跡！
　　此后，父母親就此在上海住在一起，母親還帶來年幼的姨媽王旋梅、舅舅王鑫昌，四人組成一個“像樣”的家庭，以免敵人疑心。母親的主要工作是協(xié)助父親開展情報工作。
　　1929年，母親在上海生下了我，據(jù)說初為人父的陳賡非常高興。因為我們這一代是“知”字輩，父親為我起名“知非”。
　　為了避開敵探特務(wù)的追蹤，父母親從1929年至1931年的兩年中搬家達五次之多。在此期間，自幼出生在上海灘、熟悉情況、人脈頗旺的母親，竭盡全力幫助丈夫開展情報工作。她選擇的住房，均有三四個以上的出口，以便危急時脫身。
　　我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慢慢長大。有一天我跑到街上去玩，見巡邏的紅頭阿三(租界印度巡捕)身上挎著槍很神氣，一下想起了爸爸每晚壓在枕下的槍，就不由上去說道：“我阿爸也有槍！紅頭阿三的槍，沒有阿爸的槍好！”
　　印度巡捕一聽，馬上盯住了我，并緊跟到了家門口。恰巧母親出來找我，巡捕就問她：“你家有槍嗎？”母親馬上知道是我說漏了嘴，她鎮(zhèn)定地回應說：“是有支槍，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給他買的玩具槍�！�
　　看見母親一身上海生意人家的少婦打扮，講話又從容自然，巡捕信以為真，放過了我們。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父親與顧的工作關(guān)系密切。因此，周恩來伯伯讓父親隱蔽起來，不久又讓父親去天津工作。1931年9月，父親裝作一個病人，帶全家從天津乘火車繞道青島回到上海。不久，父親被派往鄂豫皖紅四方面軍工作，母親帶著我留在滬東區(qū)工作。
　　
　　周恩來伯伯親自解救母親出獄
　　
　　父親離開上海后不久，黨組織就派帥孟奇到上海籌備工人反帝大同盟，她找到了母親，傳達了黨中央團結(jié)各階層人士實行抗日救亡的主張，并指定母親負責滬東區(qū)反帝大同盟的部分工作。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上海黨組織緊急動員起來，全力支持十九路軍。母親組織了滬東工人救護隊，直接開到前線服務(wù)�！耙�?二八”抗戰(zhàn)結(jié)束后，母親回到工廠做工，她先后在香煙廠、套鞋廠當工人，其間繼續(xù)領(lǐng)導和組織工人的斗爭。此間全國總工會成立女工部，母親被調(diào)任女工部部長。
　　1932年秋天，父親在新集-胡山寨會戰(zhàn)中右腿膝蓋處負重傷，同年10月離開部隊到上海治傷。傷愈后，黨組織決定他們夫婦一同回中央蘇區(qū)。我知道母親非常興奮，人在上海，心已飛到瑞金！不料，動身之前的1933年12月，由于叛徒出賣，母親在家里被捕，被關(guān)進了上海提籃橋監(jiān)獄。
　　母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后被轉(zhuǎn)送“南京第一模范監(jiān)獄”，當時這里關(guān)押的還有帥孟奇、夏之栩、何寶珍等“女政治犯”共20余人。她們在獄中組織了數(shù)次絕食斗爭，母親表現(xiàn)得堅定勇敢。
　　1937年8月，周恩來伯伯和朱德、葉劍英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知道母親還被關(guān)押著，于當年8月19日親自與葉劍英、童小鵬到了監(jiān)獄，點著母親等3人的名字說：“今天我要見見她們！”
　　母親她們見到周恩來和葉劍英時，都驚呆了！她們早已做好了犧牲的準備，沒打算活著出去，更沒有想到周恩來和葉劍英親自到監(jiān)獄來營救她們！
　　隨后，周恩來派車將母親接到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不久周恩來親自帶母親到了西安。8月26日，她又由西安轉(zhuǎn)云陽八路軍總政治部和父親團聚。
　　父親在1937年8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陽總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為我們慶賀，并另辟一室使我們做竟夜之談。是晚彼此互訴離情，直達深夜，尚無疲意，其快樂尤勝于1927年武漢新婚之夕。根英在獄達四年，艱苦備嘗，在敵威迫利誘下，始終堅持共產(chǎn)黨員的立場，不為動搖，使我對她更加敬佩。”
　　幾天之后，母親去延安邊區(qū)黨校學習。她首先對近四年的監(jiān)獄斗爭做了回顧總結(jié)，也回顧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她將這些寫成了總結(jié)，保留下來的有《王根英自傳》《獄中斗爭》等數(shù)篇文稿。
　　
　　母親壯烈犧牲在日寇的槍彈、刺刀下
　　
　　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母親更是投入全部心血和熱情。
　　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后，敵后戰(zhàn)場的斗爭更加殘酷。1938年12月下旬，一二九師越過平漢線，開進冀南地區(qū)，母親所在的財經(jīng)學校也隨部隊東進。1939年3月，財經(jīng)學校又隨主力部隊西進，轉(zhuǎn)往太行山區(qū)。
　　一次，學校從南宮附近開始行動時，突與日軍遭遇。敵人放火燒了村莊，把學校的一部分人沖散了。母親因為負責收容一部分傷病員落在后面。她以高度負責的精神，不怕犧牲，一步也不離開傷員，全部將他們帶到了一二九師供給部。
　　1939年3月8日，母親隨師供給部駐在南宮縣的“前后王家村”。這天敵人進攻冀南軍區(qū)駐地，師供給部被敵人包圍，母親把自己的馬給傷員騎，自己徒步隨警衛(wèi)部隊突出重圍。她沖到村外剛喘了口氣，突然發(fā)現(xiàn)裝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沒有帶出來，便毅然獨自向村中奔去。大家想攔也沒有攔住。她在駐地將挎包取出，不幸在出村時與敵人遭遇。同志們清楚地看見她在敵人的機槍掃射中倒下了！等大家組織好隊伍沖到村邊來接應她時，她已經(jīng)壯烈犧牲！她的身上，有彈洞也有多處敵人的刺刀洞痕！汩汩的鮮血，染紅了身下的泥土……
　　這時，父親正率三八六旅越平漢線西進。他在當天知道了這個消息。三八六旅的政委看見，他手捏報告妻亡的電報，淚水滾滾而落……有記日記習慣的父親，當天在日記中只寫了一句話：“三?八，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贝撕笠粋�多月，他中斷了日記的寫作。父親還對戰(zhàn)友說：“我要為她守節(jié)三年！”果然，父親在母親犧牲三年后才重新考慮再組家庭。
　　由于父母獻身革命，我從小跟著大舅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1946年，擔任太岳軍區(qū)司令員的父親通過上海地下黨找到了我大舅一家，把我接到他的身邊！父親對我詳述了母親犧牲的經(jīng)過,說，你媽媽是一個優(yōu)秀的共產(chǎn)黨人，她死得很英勇，我們都要向她學習！在延安開黨的“七大”時，會場還懸掛了你媽媽的照片。
　　母親要是能看見今天的祖國，看見她的子孫們，該有多高興！還有我的父親也是。
　　（摘自7月9日《新民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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