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相互間因歷史和現(xiàn)實的情感體驗，極易導致認知偏差的發(fā)生。而兩者間不客觀不全面地認知，夸大了兩種文明的差異，而這種被夸大的差異轉(zhuǎn)而再次影響雙方對對方的認知與評價，如此周而復始，嚴重傷害了雙方的民族和宗教文化感情，進而加深雙方的裂痕，導致更為劇烈的沖突。
　　關鍵詞認知 互動 偏見 西方文明 伊斯蘭文明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8）06-0065-72
　　
　　認知是互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全面客觀地認知有利于正確理解對方及其行為所表達的意義。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認識是主體對客體的能動性反映。這一原則既堅持反映論的客觀性原則，又承認主體在認識中的創(chuàng)造性過程，而且強調(diào)社會實踐在認識中的“橋梁”作用。社會認知理論認為，社會認知是指個體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觀察、了解他人并形成的一種心理活動。
　　依據(jù)上述理論，主體所認知的對象，與客觀存在的真實對象之間存在著相當?shù)木嚯x。一方面，由于認知對象處于不斷表現(xiàn)和變化的過程之中，受認知能力的局限和制約，主體不可能全面深入地認知對象；另一方面，主體對客體的反映并不是簡單而直接地摹寫，其中包括一定的選擇性和重構性，即人們所認知的對象，是按照自己觀念所選擇出來的、經(jīng)過加工的部分世界。同樣，人們所認知的事物、文化、群體，都是以“認知者”的認知能力、所掌握的信息，以及“認知者”本身所持的觀念為基礎，其中不免含有錯覺、偏見和歪曲成份。
　　這也正是溫特提出“觀念有建構作用”的理由之一。從微觀層面看，國際體系結構由主體間的實踐而構成，是主體間的互動結構。既然是主體間的活動，自然不可避免地烙有主體的觀念印記。因為行為體都處于一定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之中，通過社會化，他們內(nèi)化了特定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規(guī)范。他們的互動依賴文化符號而完成，所以，因他們的互動建構而成的結構必然是觀念結構，是文化結構。這一點在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互動中得以體現(xiàn)。
　　美國留給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印象，最初是“友善”的，因為它曾幫助中東國家發(fā)展教育事業(yè)，而且在蘇伊士運河戰(zhàn)爭中迫使英、法、以三國放棄對西奈半島的占領。然而自它在阿以沖突中執(zhí)行偏袒以色列政策起，美國在中東穆斯林的認知中，便開始成為傲慢和霸道的代名詞。而其它西方發(fā)達國家，由于長期的殖民統(tǒng)治歷史，更由于其追隨美國的中東政策，在中東伊斯蘭世界也沒有留下良好的印象。
　　應該說，雙方的認知并非完全杜撰，但其中也確有偏見成分。偏見源于不完全了解。認知主體依據(jù)已有經(jīng)驗或個別經(jīng)歷形成了評價，然后據(jù)此去認知當前對象，從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結論。當這個結論固定以后，就形成了偏見。從媒體與民眾之間的相互認知中可以看到，對對方的了解越多越全面越深刻，對對方的評價就越溫和，反之也是如此。
　　
　　一、傳媒認知
　　
　　在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沖突中，媒體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媒體的覆蓋率最高、涉及面最廣，“殺傷力”也因此最大。而且，在媒體的動機中，很大程度上包含著通過炒作，擴大影響力，以提高發(fā)行量的內(nèi)在驅(qū)動。這種驅(qū)動使得媒體在報道有關局勢和事件時忽視全局與整體、客觀與全面的基本要求，而著力于挖掘熱點和新奇事，并在語言和文字上作一番“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努力。因此很容易發(fā)生因過度關注轟動效應而導致以點蓋面，以偏概全的傾向。此外，每一位記者和報道者，都是持有一定觀念的宣傳者，他們采訪、報道的視角，對案例的篩選，都經(jīng)過個人理念的過濾，都會折射出他們本身的文化價值取向。
　�。ㄒ唬┛傮w報道
　　 “9•11”事件和伊拉克戰(zhàn)爭以來，中東伊斯蘭世界是美國媒體報道的海外焦點。我國學者宋庚一曾經(jīng)以美國主流媒體《時代》周刊為例，對美國媒體關于中東穆斯林形象的建構作了比較全面地分析。他歸納了《時代》周刊從2003年5月5日至11月24日關于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報道，總結出其內(nèi)容的主要特點：
　　第一，負面報道占絕大多數(shù)。關于恐怖組織、恐怖分子、恐怖襲擊和反恐行動的文章51篇，占36.4%；關于伊拉克局勢，以及在美幫助下重建的困難與重建的對策占22.9%；關于薩達姆父子的暴政、暴行以及父子及其財產(chǎn)蹤跡的報道占11.4%。
　　《時代》僅有3篇文章是介紹伊斯蘭教及其文化的。而且其中一篇是一組組圖，介紹什葉派的一次集體自殘性宗教儀式；另一篇介紹沙特國教瓦哈比教派，認為它是一個激進、殘暴的組織；第三篇則是通過探訪幾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和地區(qū)來介紹伊斯蘭文化，以了解恐怖主義的起源和傳播。 [1]2003年6月30日的《時代》雜志，有三處關于對穆斯林看法的報道。一篇文章寫道：一位女士在課程(培養(yǎng)傳教士的課程)結束時帶領學生做祈禱:“但愿伊斯蘭被毀滅，相信上帝的血液足以原諒每一個穆斯林”。第二篇報道里引用了當時美國司法部長(John Ashcroft)的一句話:“伊斯蘭教就是一個‘主’要求你派遣你的兒子為他送死的宗教，而基督教則信奉上帝將派遣他自己的兒子為你而死�！蔽恼逻�引用了紐約某個基督教組織的一位女士的話:“伊斯蘭教就是恐怖主義，穆斯林是受害者。”這位女士是在給一群即將被派到國外傳教的學生上課時說這番話的。2003年9月15日，在一篇探討恐怖主義起源的文章里，通過記者奔赴巴基斯坦、英國、印度尼西亞進行采訪，《時代》周刊得出了自己的評論：“伊斯蘭國家的孩子從8歲起只學《古蘭經(jīng)》，不習數(shù)學、地理、歷史和計算機”，“他們從小被灌輸了激進和仇美的思想�！盵2]
　　第二，整體呈現(xiàn)出歧視與偏見傾向。《時代》周刊無論從字面上還是內(nèi)容上，都強烈刺激著穆斯林的神經(jīng)：如6月30日《時代》周刊封面是一個巨大的金光閃閃的十字架，主題內(nèi)容圍繞美國傳教士在中東地區(qū)傳教而展開。其中一篇長達4頁半的報道以贊揚和崇敬的語氣，講述了美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在中東地區(qū)傳教的歷史和現(xiàn)狀，并緬懷為此付出生命的人。文章稱這一超過2. 7萬人的群體“愛著穆斯林，但鄙視伊斯蘭教”，并引用了一位政府官員的評價“他們經(jīng)常幫助別人，但不是簡單的幫助，因為他們試圖改變別人的信仰”。[3]
　　“9•11”事件后，除上述報道以外，各大傳媒都發(fā)表了大量的復仇言論：聲稱要發(fā)動一場世界性的報復戰(zhàn)爭。第一個報復戰(zhàn)爭是打阿富汗，第二個報復戰(zhàn)爭就是打伊拉克。[4] 美國主流傳媒上的復仇言論更加裸露、血腥：《國家評論》總編輯里奇•勞瑞（Rich Lowry）認為：“美國激發(fā)的憤怒是正義的，這種憤怒是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一種力量。那些支持本•拉登或支持他這種類型的人的國家，有必要讓他們感到痛苦。解決問題的部分方案就是部分地搗毀大馬士革或德黑蘭，或其他可疑的城市。” [5] 專欄作家安•庫爾特（Ann Coulter）撰文說：“現(xiàn)在根本沒有時間去尋找直接參與這次恐怖襲擊的具體人員。我們應該入侵他們的國家，殺死他們的領導人，把他們的人民馴化成基督徒。” [6] 類似的復仇言論顯而易見應該歸入“極端言語”之列，其中的感性成分遠遠高于理性成份。
　　不僅是媒體，美國前副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也發(fā)出恐嚇性言語：“對于這些人，只有一種對付辦法，你必須殺死他們中的一些人，即使他們沒有直接卷入這件事。” [7] 而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一位軍官的威脅性言語是這樣的：“記住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的做法，我們把所有的日本人都抓起來，現(xiàn)在我們需要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抓起來�！� [8]
　　有的把中東極端組織的暴力行動與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政治制度聯(lián)系起來。查爾斯•G•博伊德（Charles G•Boyd）撰文道：“這個國家（指美國――引者注）象征著自由、力量、寬容和獻身自由和和平的民主原則。對于暴君們、專制者和封閉的社會來說，我們在政策、姿態(tài)、言行上的任何改變都無法說服這些人停止對我們的仇恨�！� [9] 還有的把個別極端分子的暴行與文明聯(lián)系起來�！都~約時報》一篇文章認為，那些對美國的怨恨，是“跟不上全球化的落伍者的憤怒、厭惡西方文明和文化價值的絕望者”的憤怒。“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偉大的和強大的國家。這個國家在許許多多方面受到世界的嫉妒。因此，它很容易成了人們襲擊的對象�！� [10]
　　媒體在“9•11”后集中刊登這類文章，從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但理性地看似有不妥。此類言論過于偏激且數(shù)量不少，一方面可能誤導美國民眾，使民眾把極少數(shù)的中東極端分子，認知為中東的穆斯林全體；把極端分子的暴行，認知為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明的產(chǎn)物。另一方面，容易給中東伊斯蘭世界及其民眾留下印象：仿佛所有的美國人，從政府到民眾普遍討厭中東穆斯林，從而引起中東民眾的“逆反心理”。事實上，部分極端的美國人和部分中東極端分子，既不代表美國和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全體民眾，也不代表美國政府和中東伊斯蘭國家政府，他們只能代表自己。而媒體的這類過于片面過于激烈的報道，很容易就此形成雙方在認知互動中的刻板效應，即對某個社會群體形成一種概括而固定的看法，從而引起雙方的對立情緒和相互之間的偏見直至敵意，因為人們一般討厭不喜歡自己的人。
　�。ǘ�）記者的邏輯
　　有的報道并不一定代表媒體的本意，但是限于報道者本身的認識能力和分析能力、其選材的角度，以及邏輯推理都會發(fā)生問題，以致造成偏見。比如：2006年5月10日下午，美國《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記者麥克爾•塔切特（Michael Tackett）對埃及艾資哈爾大學長老阿里•戈瑪（Ali Gomaa）作了一次專訪。記者說道：許多西方人都擔心，埃及會回復到伊斯蘭政治中去，因為歐洲國家曾經(jīng)把埃及當作一個中東的典型國家，以西方化加以改造，但現(xiàn)在的趨勢令人擔憂。長老回答說：“我們不是吸取了西方人的民主經(jīng)驗嗎？你們西方人所研究、實踐和宣傳的民主制，并沒有公開反對宗教。民主的理念從來沒有排除過有宗教信仰的人執(zhí)政，布什總統(tǒng)也是口口聲聲說，他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你們?yōu)槭裁磫闻掠行叛龅哪滤沽衷诎＜皥?zhí)政呢？” [11]
　　這段對話反映出，采訪者與回答者至少陷入了三個誤區(qū)，第一，問答之間涉及的主體不“同一”。記者說的“許多西方人”與答者說的“你們西方人”，是否是“同一群人”？第二，“許多西方人”，以及“你們西方人”，與布什總統(tǒng)代表的美國政府是否具有“同一”性？第三，是誰“怕有信仰的穆斯林在埃及執(zhí)政”？這位記者的采訪和報道角度，至少反映了他個人的邏輯思維比較混亂。而諸如此類的邏輯錯誤，不僅見于各類記者，還見于國內(nèi)外的部分學者。在“言論自由”、“價值多元”的美國社會中，眾所周知，政府與媒體、與學者之間，并非是行政上或宗教上的隸屬關系；政府沒有權力，也不會干涉媒體與學者的話語權。因此，混淆政府與民間的“聲音”，至少是對美國的一種不真實的反映。
　　在專訪中，戈瑪長老譴責西方媒體對他的許多演講作歪曲報導，如他發(fā)表的教法演講和他組織公布的各種現(xiàn)實問題和教律原則；又如他發(fā)表的關于禁止塑像的講話、穆斯林婦女離婚的原則等都被西方報刊斷章取義張冠李戴。他說，現(xiàn)代造謠不那么容易了，因為發(fā)布消息的渠道很多，大家可以作證，例如電視演講、傳真信息、互聯(lián)網(wǎng)消息。西方媒體還是停留在歷史的傳統(tǒng)習慣上，隨意編造謠言，或者曲解別人講話，結果讓世人看到這些西方媒體編輯很愚蠢，幼稚無知，而且居心叵測，令人憎惡。[12]
　　這里強調(diào)的是，媒體的片面認知，歪曲了中東伊斯蘭世界和穆斯林的形象，傷害了他們的感情，激起了他們對西方文化的強烈不滿和深度的不信任。
　　
　　二、民眾認知
　　
　　總體而言，民眾的認知與學者、媒體的認知相比相對感性、相對樸素。西方國家與中東伊斯蘭國家民眾之間的直接接觸并不多，他們較多也較容易受到媒體輿論及學者觀點的影響，或者更多地根據(jù)政府政策、對生活在周邊的部分西方人或部分穆斯林的表現(xiàn)來認知對方。
　　如前所述，主體所認知的對象，與客觀存在的真實對象之間往往存在著相當?shù)木嚯x，這是因為人類的認知受到主觀性與情景性的制約。日常生活中，人們通過與具體對象的互動，形成了對該“對象”的看法與評價，然后在特定情境和氛圍中，受到“類化原則”（即按照一定標準將人分類）的影響，容易將對特定且具體對象的看法與評價推及同類的其余對象，從而形成對某一群體的看法與評價。此外，由于認知的偏差作用和認知的“選擇性”特征（根據(jù)各人獨特的經(jīng)驗和認知結構做出選擇），民眾的認知容易受“以往體驗”與“刺激物”強度的影響。下文摘取美國“皮尤”大眾與新聞研究中心2006年6月份的調(diào)查結果[13]中的三個問題，即關于對方形象、關于雙方關系，以及對巴以沖突雙方的同情心展開討論。
　�。ㄒ唬�對方形象
　　關于對對方形象的認知調(diào)查報告是2006年6月13日發(fā)布的。具體問題涉及兩個方面：西方民眾和穆斯林（包括西方穆斯林和中東穆斯林）互有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雙方對對方正負面特點的回答。
　　1. 互有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
　　西方民眾對穆斯林有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依次為法國（65%）、英國（63%）、俄羅斯（59%）、美國（54%）、德國（36%）、西班牙（29%）。雖然西班牙民眾對穆斯林有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最低，僅占29%，可能會認為這與2004年“3•11”連環(huán)爆炸案所留下的陰影有關聯(lián)，因為那次血案導致196人死亡，1500多人受傷；而且導致西班牙政權發(fā)生變化。但是，英國于2005年發(fā)生“7•7”連環(huán)爆炸案，時間距離更近，為何英國民眾對穆斯林的好感的人數(shù)比率卻高于俄羅斯、美國和德國？也許會以為“7•7”血案造成56人死亡，700多人受傷，后果沒有西班牙“3•11”血案慘烈。但是，后果最慘烈，損失最嚴重的“9•11”事件，也沒有使美國民眾對穆斯林有好感的人數(shù)比率低于德國。這是否意味著歐洲民眾基本上還是能夠把穆斯林與中東極端組織及其成員區(qū)分開來？
　　穆斯林對基督徒有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依次為法國穆斯林（91%）、西班牙穆斯林（82%）、英國穆斯林（71%）、德國穆斯林（69%）、約旦（61%）、埃及（48%）、巴基斯坦（27%）、土耳其（16%）。說明歐洲穆斯林對基督徒有好感的人數(shù)，要遠遠多于中東穆斯林。由于歐洲穆斯林生活在基督文明圈內(nèi)，對基督文明的優(yōu)劣感受相對真切，而且與基督徒直接接觸的機會比較多，了解相對全面。而中東伊斯蘭國家由于受西方的壓力較大，許多穆斯林很容易把西方政權和西方國家的中東政策與具體的基督徒聯(lián)系起來，從而導致了對基督徒的負面印象。巴基斯坦民眾對基督徒有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比較低，僅占27%。
　　西方民眾對猶太教徒有好感的比例明顯高于中東民眾：法國比例最高，達86%，其次是美國（77%）、英國（74%）、德國（69%）、俄羅斯（59%）、西班牙（45%）。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對猶太教徒好感的比例也超過中東民眾：法國穆斯林（71%）、德國穆斯林(38%)、英國穆斯林（32%）、西班牙穆斯林（28%）。而中東民眾對猶太教徒有好感的比例極小：巴基斯坦人數(shù)比例最高，也只占6%、埃及為2%、約旦為僅占1%。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法國的穆斯林，對猶太教徒有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占71%，超過了德國和俄羅斯民眾。
　　多數(shù)猶太人長期生活在西方，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與生活方式更接近西方。從宗教信仰看，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相似處也多于伊斯蘭教。社會心理學的實驗表明，雙方越接近，交往越頻繁，相似處越多，就越容易產(chǎn)生同情、好感和友誼。而絕大多數(shù)中東民眾之所以對猶太教徒反感，除了他們之間相似點很少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與猶太人侵占了他們的家園有關聯(lián)關系。
　　另一個特點是，西方民眾對穆斯林有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如法國65%、英國63%、俄羅斯59%、美國54%），與中東地區(qū)“相對穩(wěn)定”國家穆斯林對基督徒有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如約旦61%、埃及48%）大致接近，都在半數(shù)左右�？傊�，西方民眾對猶太教徒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超過對穆斯林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法國86比65、美國77比54、英國74比63、德國69比36、西班牙45比29。而歐洲穆斯林與中東穆斯林對基督徒好感的人數(shù)比例，超過對猶太教徒好感人數(shù)的比例：法國穆斯林91比71、西班牙穆斯林91比71、英國穆斯林71比32、德國穆斯林69比38；中東穆斯林的比例更為懸殊：巴基斯坦27比6、約旦61比1、埃及48比2。
　　2. 雙方關于對方正負面特點回答的人數(shù)比例
　　給予西方人正面特點的評價，生活在歐洲本土的穆斯林人數(shù)要明顯多于中東地區(qū)的穆斯林。比如關于尊敬婦女，82%的西班牙穆斯林給予肯定，是土耳其和埃及穆斯林的兩倍，將近巴基斯坦的四倍。關于大方、寬容和誠實，半數(shù)至三分之二以上的西方穆斯林給予正面評價，而給予正面評價的中東穆斯林不足三分之一。比較而言，英國穆斯林對西方人正面特點的評價人數(shù)要低于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的穆斯林。因為眾所周知，英國對移民的政策相對美國及歐洲其它國家而言更為苛刻，生活在英國的穆斯林有較為嚴重的被邊緣化的感受。
　　關于西方人的自私和傲慢，各地區(qū)穆斯林給予的評價比較接近（半數(shù)左右）；而關于暴力、貪婪、不道德和狂熱，作此評價的歐洲穆斯林約有三分之一，中東穆斯林則約有三分之二。但在歐洲，英國穆斯林對西方人的評價則低于其他歐洲國家的穆斯林。這反映了英國對穆斯林的接納程度不如歐洲其他國家。這也是為什么在伊拉克戰(zhàn)場上的“外國兵團”中，來自英國的穆斯林人數(shù)最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人對穆斯林正面特點最為鮮明的感受是虔誠，絕大多數(shù)西方民眾（西班牙86%、德國85%、英國84%、法國69%、美國67%）認為穆斯林是虔誠的。其次為誠實。除了俄羅斯（22%），西班牙和美國民眾接近半數(shù)（分別為43%和44%）認為穆斯林是誠實的；在德國、英國和法國民眾中，超過半數(shù)認為穆斯林具有誠實的品質(zhì)。但在尊敬婦女、大方和寬容方面，西方人對穆斯林的評價相對較低。顯然，在多數(shù)歐洲人的眼中，穆斯林最主要的特點是虔誠、狂熱，然后是暴力；但他們中認為穆斯林是貪婪的和不道德的人數(shù)比例較小。
　�。ǘ�）雙方關系
　　關于穆斯林和西方民眾對雙方關系的認知，“皮尤”全球觀點調(diào)查具體涉及3個方面：對雙方關系的評價、雙方關系有裂痕和伊斯蘭國家欠發(fā)達的主要責任。
　　1. 對雙方關系評價的人數(shù)比例
　　表態(tài)人數(shù)比例最高的是法國，法國普通民眾和穆斯林均占99%；其余依次為約旦93%、德國93%、德國穆斯林89%、英國89%、埃及89%、美國87%、英國穆斯林85%、土耳其78%、西班牙75%、西班牙穆斯林72%、俄羅斯71%。
　　除了西班牙的穆斯林和巴基斯坦民眾之外，其它國家參加調(diào)查的民眾，基本上都認為雙方關系總體上不好。雖然在西班牙參加調(diào)查的民眾中，認為雙方關系總體還不錯的人數(shù)是相反意見者的兩倍多，但是表態(tài)人數(shù)僅占75%。而巴基斯坦表態(tài)的人數(shù)僅過半數(shù)，占55%，所以也不能說明這兩個國家的民眾真的認為雙方關系不錯。值得一提的是尼日利亞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穆斯林中認為雙方關系不好的人數(shù)，是認為雙方關系還不錯的7倍；而該國的基督徒認為雙方關系不好的人數(shù)，只有認為雙方關系還不錯的兩倍。當然他們表態(tài)人數(shù)的比例要低于穆斯林，僅占到76%，而表態(tài)的穆斯林要占到87%。這既表明穆斯林比基督徒更關注雙方關系，也表明他們更深切地體會雙方關系的裂痕所帶來的壓力。
　　2. 雙方關系有裂痕的責任
　　人們普遍認為雙方關系不好，但對責任的追究卻不同。西方人把責任歸于穆斯林或歸于西方的人數(shù)比較接近，尤其是美國人，分別為33%和26%，說明他們認為關系不好雙方都有責任占22% 。西班牙有52%的非穆斯林和40%的穆斯林認為雙方都有責任，是所有參與調(diào)查人數(shù)中比例最高的國家。但該國的非穆斯林認為責任在于穆斯林的人數(shù)是認為責任在于西方人的3倍以上，而穆斯林中認為責任在于西方的人數(shù)是認為責任在于穆斯林人數(shù)的近6倍。
　　中東穆斯林中的絕大所數(shù)則認為裂痕的責任應該歸于西方，持該觀點的人數(shù)在土耳其是持相反觀點的11倍以上；在埃及是56比1；約旦是61比3；在巴基斯坦是60比14，與前三國比較顯得相對平衡。而歐洲穆斯林的態(tài)度似乎沒有如此懸殊。持這種態(tài)度的中東穆斯林的人數(shù)要多于歐洲穆斯林，而且有部分中東穆斯林把責任歸于以色列猶太人。
　　3. 伊斯蘭國家欠發(fā)達的主要責任
　　西方多數(shù)人把伊斯蘭國家欠發(fā)達的原因歸咎為政府腐敗、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和教育不發(fā)達。但在西班牙和俄羅斯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把責任歸咎為美國和西方政策。該結果與西方各國政府的中東政策基本吻合。除了美國，英國是最強硬的“以暴制暴”中東政策的支持者。雖然德國持這一觀點的人數(shù)也較少，但是他們中的半數(shù)以上，將伊斯蘭國家欠發(fā)達的責任歸咎為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這一調(diào)查顯示，西方民眾依然有把中東極端分子等同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的模糊觀點。正因為西方把伊斯蘭國家欠發(fā)達的原因歸結為政府腐敗、缺少教育、不夠民主和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所以他們大多在核心點和關鍵處贊同美國的民主改造中東的政策。
　　穆斯林認為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有責任的人數(shù)很少，尤其是中東穆斯林，在埃及、約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僅分別占他們?nèi)藬?shù)的14%、19%、10%和9%。多數(shù)人認為，伊斯蘭國家欠發(fā)達的原因，除了政府腐敗和缺少教育外，相當一部分責任在于美國與西方的政策。其中中東穆斯林，除了巴基斯坦，把責任歸于美國與西方政策的人數(shù)比例都高于歐洲穆斯林。這也是他們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fā)達國家的不滿甚至憤懣的重要因素。
　�。ㄈ�）對巴以各方的同情
　　關于對巴以雙方的同情心調(diào)查，“皮尤”全球觀點調(diào)查具體涉及2個方面：在巴以沖突中更同情哪一方和歐洲民眾對雙方同情心的變化。
　　1.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更同情誰
　　在同情以色列勝于同情巴勒斯坦的西方人中，以美國為最（48%），法國（38%）和德國（37%）次之；奇怪的是英國同情巴勒斯坦（29%）的人比同情以色列（24%）、或都不同情（22%）的人要多，不知是否因為英國是猶太復國的始作俑者，因為它開啟了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大門，為此對巴勒斯坦懷有愧疚之心？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中東國家毫無懸念，絕大多數(shù)人同情巴勒斯坦:埃及（97%）、約旦（97%）、土耳其（63%）、巴基斯坦（59%）。而俄羅斯、西班牙和日本表示都不同情的人數(shù)比例較高，分別為：（37%）、（34%）和（29%）。
　　2. 歐洲同情心的變化
　　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同情比例正在逐漸增加。美國2002年為41%，2004年為46%， 2006年上升至48%。法國2002年為19%，2004年為20%，2006年上升至38%。德國2002年和2004年均為24%， 2006年上升至37%。英國2002年為17%，2004年為22%， 2006年上升至24%。也許，這與中東極端組織暴力活動的增加，令西方民眾反感有關。
　　在西方民眾中，認為雙方關系有裂痕的責任在于穆斯林的人數(shù)略多，而西班牙半數(shù)以上認為雙方都有責任。多數(shù)人認為中東伊斯蘭國家欠發(fā)達的責任在于國內(nèi)。西方約有半數(shù)以上人認為穆斯林狂熱，半數(shù)左右認為他們有暴力傾向。在正面評價方面，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認為穆斯林虔誠。然而“虔誠”其實是一個中性評價，它必須與之信仰的宗教相聯(lián)系才有意義。所以這里的實質(zhì)性問題是，西方民眾對伊斯蘭教的評價究竟如何？
　　由此可見，雙方民眾在認知互動中的關系并不佳。這種認知在相當程度上既是客觀事實的反映，也是主觀認定的結果。因為以“符號”為媒介的互動，不可避免受到觀念的影響：評估對方的標準一般都是以自己的價值規(guī)范和價值取向為準則。而這種帶有主觀傾向的認知結果，客觀上可能對中東民眾的心理產(chǎn)生負面作用，增強他們的不平和不滿情緒；也有可能促使“文化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發(fā)生作用。
　　
　　三、偏見導致的情感受挫
　　
　　由于認知對象處于不斷地表現(xiàn)和變化的過程之中；也由于主體對客體的反映不是簡單、直接地摹寫，其中包括一定的選擇性和重構性；所以，主體所認知的對象與客觀存在的真實對象之間存在著相當?shù)木嚯x。認知偏差既源于情感與觀念，也源于客觀現(xiàn)狀。在情感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敵對史，世俗價值觀與宗教價值觀的對抗史已經(jīng)延續(xù)了幾個世紀；而且有的西方人把兩種文明在過去二百年間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較，這種比較令穆斯林感到痛苦和屈辱。正像美國中東問題專家伯納德•劉易斯在分析了“穆斯林憤怒的根源”后指出的那樣：“我們正面臨著一種情緒和一個運動，它們遠遠超出了問題和政策，以及推行它們的政府的層面�！盵14]
　　在客觀現(xiàn)實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在中東伊斯蘭世界建立起直接和間接的統(tǒng)治，這給中東伊斯蘭國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情感創(chuàng)傷。而且，當今的全球化潮流也形成了對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沖擊：它將貧困和動蕩傳播到了欠發(fā)達的伊斯蘭國家。馬來西亞前總統(tǒng)馬哈蒂爾曾為此擔憂：“穆斯林和伊斯蘭國家正面臨一個艱巨而令人恐懼的挑戰(zhàn)�，F(xiàn)有形式下的全球化是對我們和我們宗教的一個威脅。[15] ”“當經(jīng)濟發(fā)展使亞洲變得日益自我伸張時，大批穆斯林卻同時轉(zhuǎn)向了伊斯蘭教，把它作為認同、意義、穩(wěn)定、合法性、發(fā)展、權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蘭教是解決方法’的口號是這種希望的集中體現(xiàn)�！盵16]
　　情感層面和現(xiàn)實層面的體驗，極易導致認知偏差的發(fā)生。其原因在于：第一，社會認知具有“選擇性”特征，即在具體的社會背景、社會觀念和心理狀態(tài)（如動機、情緒等）下，認知主體對認知對象的全部材料可能有所選擇。一般而言，這種選擇往往容易受“以往體驗”的影響，即愉快的體驗引發(fā)積極的認知傾向；相反則置之不理、逃避或訴諸于排斥和反抗。第二，社會認知的“完形特性”常常在認知過程中發(fā)揮作用：人們在認知時，往往傾向于把有關對象的各方面特征材料規(guī)則化，以便形成完整的印象。但是由于認知主體所掌握材料與信息的不全面，他們或者憑借主觀認知進行臆測，或者朝幻想化方向發(fā)展，或者人為地對認知對象添枝加葉，求得完整，進而導致不客觀不全面的認知偏差。
　　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相互間不客觀不全面的認知，進一步擴大了兩種文明之間的差異，并在相當程度上形成了偏見。雙方的錯誤解釋、原型思維和夸大的認知偏見，導致兩個結果：第一，對雙方政府及決策層的決策產(chǎn)生消極影響，促使決策層對外政策的激進化，從而激化雙邊矛盾，影響雙邊關系。第二，通過媒體的渲染和夸張，對雙方民眾起誤導作用，使民眾對對方產(chǎn)生敵意和厭惡感，最終激化雙方矛盾，影響雙邊關系。
　　綜上所述，認知偏見夸大了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客觀差異性，而這種被夸大的差異轉(zhuǎn)而再次影響雙方對對方的認知與評價，如此周而復始，嚴重傷害了雙方的民族和宗教文化感情，進而加深雙方的裂痕，導致更為劇烈的沖突。
　　
　　注釋：
　　[1]、[2]、[3]參見宋庚一：“美國媒體對伊斯蘭世界的形象建構――以〈時代〉周刊個案為例”，載《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2期。
　　[4] 李希光：《畸變的媒體》，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頁。
　　[5] Washington Post，2001年9月13日。
　　[6] New York Daily News，2001年12月9日。
　　[7] CNN，2001年11月9日。
　　[8] Washington Times，2001年9月14日。
　　[9] Washington Post，2001年12月9日。
　　[10] 轉(zhuǎn)引自李希光：《畸變的媒體》，第187頁。
　　[11]、[12]參見伊光編譯:“專訪艾資哈爾長老談時事”，中國伊斯蘭之光，2006年5月24日。www.省略/mld/timesleader/news/world/14553215.htm
　　[13] Muslin-Western Relations, Conflicting Views in a Divided World 2006, The Global Project Attitudes.省略/reports/pdf/DividedWorld2006.pdf
　　[14] [美]塞繆爾•亨廷頓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頁。
　　[15] 轉(zhuǎn)引自高祖貴：《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頁。
　　[16] [美]塞繆爾•亨廷頓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0頁。
　�。ㄗ髡吆喗椋荷虾Ｍ鈬�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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