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一位名叫俞森的官員從河南來到襄陽，出任湖廣荊南道道員。就在這一年，鄰近湖北的陜西發(fā)生旱災，造成饑荒，導致大量饑民潮水般地涌向鄂西北的鄖陽、襄陽地區(qū)。剛剛上任的俞森，不得不面對這場來勢洶洶的流民潮。
　　
　　在清代，“道”是省級行政機關(guān)的派出機構(gòu)，負責管轄府州，所以，道員相當于現(xiàn)在的副省長，品級為正四品。俞森此前的為官經(jīng)歷主要是管理河道，但他對歷朝歷代賑災救荒的施政方略頗有研究，在河南任職期間曾編輯《荒政叢書》十卷。對于民瘼的關(guān)切，使他對鄂西北的流民問題有著充分而獨到的認識。
　　這些由于災荒背井離鄉(xiāng)的流民，用今天西方社會學的術(shù)語來描述，就是“經(jīng)濟性逃難者”(economic refugees)。他們陷入赤貧，無依無靠，被迫到處逃荒。但這群饑餓的人，當為饑餓所迫瀕l缶絕境時，就會對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生活造成很大沖擊。因此，面對遍地流民，負有守土之責的地方官員如果處置不當，就可能釀成災難性后果，使天災演化成人禍。
　　不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地方官員往往動用強力將外來流民驅(qū)逐出境。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并不能解決問題，只會使饑餓的流民穿州過府，流徙他方，從而形成更大范圍的社會動蕩。
　　當饑民大潮洶涌來襲時，俞森不僅沒有嚴加驅(qū)逐，反而發(fā)布文告，向流民曉諭道：汝等在本籍受饑餓愁死亡是你本籍官府的事，今在襄陽是襄陽官府的責任。意思是說，流民原籍的地方官府賑災不力，導致饑民大批流亡，那是當?shù)氐胤焦俑�的責任；現(xiàn)在他們流落到了襄陽，如何賑濟救助，襄陽官府就責無旁貸。
　　在另一份文告中，俞森還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民本觀念：此等流民，雖非襄陽之赤子，要屬朝廷之赤子。原籍無以為生，故投之他所，今至他所而仍無以為生，則惟有轉(zhuǎn)死溝壑而已矣。轉(zhuǎn)死溝壑而在本籍，本籍官吏之罪也，在他所則他所官吏之罪也。為朝廷之官，不恤朝廷之赤子，可乎。在俞森看來，普天之下的蒼生都是朝廷的子民，作為老百姓的父母官，不能坐視他們啼饑號寒、四處流亡。他把責任攬過來，宣示說如果任由流民繼續(xù)流離失所，就是自己的失職和過錯。
　　隨著流民大量涌入，流民與土著居民之間的矛盾也在激化。俞森清醒地認識到，在當前的局勢下，糧食是各方?jīng)_突的焦點。于是他冒著會遭到上級處分的危險，擅自決定開倉放糧。鄖陽、襄陽兩地的官倉打開后，向流民散發(fā)米谷，暫時穩(wěn)定了流民的情緒，避免流民因與土著民“爭食”而使沖突升級。
　　接下來，俞森動用行政力量對流民造冊安插，使這些流動人口轉(zhuǎn)化為定居人口。為確保安插質(zhì)量，俞森特意選擇了襄陽、光化、棗陽、宜城這四座轄境內(nèi)經(jīng)濟條件較好的城鎮(zhèn)予以安置。流民由官府稽查給票，驗明人數(shù)，提供口糧，“應安插某州某縣者，換票令其前往，到彼安插”。
　　但是鄖襄一帶地瘠民貧，缺乏經(jīng)濟上的支撐能力，能夠容納和安插的人口畢竟有限。俞森又接連發(fā)布文告，“勸土著之民令其收養(yǎng)”，“勸諭本地居民加意矜恤”，動員社會力量盡力安置流民。他呼吁說：“以秦民來楚，即為吾民，不可異視，楚民家稍溫飽果有余糧可至麥熟者，量力收留，令其傭工耕種，挑水擔柴。”同時他還出臺政策，鼓勵土著居民招募流民開荒墾植。凡開墾的荒地，由官府頒發(fā)印照，準許成為開墾者的私有產(chǎn)業(yè)。
　　為了恢復社會生活的正�；�，當日寸無論官府還是流民和土著民，都做出了很大努力。盡管流入鄖襄地區(qū)的饑民前后超過一萬人，但最終沒有出現(xiàn)大的社會動蕩。伴隨著流民潮漸漸消退，一場危機就這么化解了。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俞森個人的努力無疑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在利用行政資源的同日寸，他動員起社會力量，使對流民的安撫轉(zhuǎn)化成一種共同的公益行動。在沒有報紙、廣播等近現(xiàn)代媒介手段的情況下，俞森還充分發(fā)揮了文告的效用，讓政府的告示成為宣傳施政理念、穩(wěn)定民眾情緒的有效工具。
　　對于流民這樣事關(guān)社會穩(wěn)定的重大問題，手握行政大權(quán)的地方長官具有重要作用。問題如何解決，效果如何，都取決于地方官員的施政理念和施政能力。乾隆四年(1739年)，地處渭水中游的寶雞縣同樣遭遇了一場流民危機。
　　寶雞為秦、隴、川三省的交通孔道，而毗鄰的甘肅土地瘠薄，一遇災荒絕收，便有災民逃難而來，但這年年底涌入寶雞的流民潮空前洶涌。此時，寶雞縣知縣喬光烈剛到任不久。
　　面對蜂擁而至的災民，喬知縣一方面設(shè)粥廠煮粥賑濟，一方面將一些年輕體壯的流民遣送回原籍。然而，到翌年農(nóng)歷五月，滯留在寶雞的流民仍有200多人，這些人要么患病在身，要么是“老幼婦女”�？h府當局將滯留災民安置在縣城東城外的一處祠堂里，每日供給米糧、柴薪，同時提供洗沐設(shè)施，“使除濯穢垢”，甚至還提供了醫(yī)療救治，“日召醫(yī)二人及治瘡瘍者予診視藥食”。
　　眼看著麥子即將黃熟，滯留的災民也“困者漸娃，瘠者漸起”，大都康復，便紛紛思鄉(xiāng)愿返。于是縣府為他們分發(fā)口糧，遣送回鄉(xiāng)。結(jié)果到了仲夏，“流入寶雞、留止半歲有余”的流民，“計且盡去，縣境無事”。喬知縣以積極有效的救濟，成功地撫慰了流民，化解了這場危機。至于整個救濟的費用，一些出自地方財政，一些則由喬知縣和屬吏們自掏腰包。這讓喬知縣的上司川陜總督也感到過意不去，允諾撥給適當?shù)馁Y助，免得下屬犧牲了全部的薪水。
　　俗話說，“王法難犯，饑餓難當”，流民遍地，勢必地方不靖。應該說，無論康熙朝襄陽的俞森，還是乾隆朝寶雞的喬光烈，作為守牧一方的地方官員，對于流民危機的化解都是相當出色的。這除了政治才干，顯然更取決于他們那種“視民如傷”的民本思想和施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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