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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蘭公主的詛咒是什么 [陳宗器:樓蘭考古拓荒者]

        發(fā)布時間:2020-02-27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剛剛過去的2010年是瑞典著名探險家、地理學家斯文?赫定于1900年在羅布泊發(fā)現(xiàn)震驚國際考古界的樓蘭古城一百一十周年。追溯歷史,在這一個多世紀里,你可知曾有一位與斯文?赫定一起出生入死進入羅布泊、為科學研究樓蘭作出了重要貢獻的中國學者陳宗器?
          
          學有所成
          
          1898年,陳宗器出生在浙江新昌縣城關鎮(zhèn)一個殷實的小康之家。他生性活潑、機敏,又是長子,所以父母對他十分寵愛。他二十一歲那年,一個本家親戚要東渡日本留洋,陳宗器決心跟他到外面去闖蕩。他不滿足小山城狹窄的天地,更不愿依父親的意愿去做家族錢莊的小闊老。為此,陳宗器絕食三天,父親被迫同意。懷著對未知世界的執(zhí)著和迷戀,陳宗器毫不猶豫地踏上了離鄉(xiāng)之路到日本留學。
          由于水土不服,在日本就讀了一年,陳宗器回國改讀東南大學物理系。在“東大”求學的五年中,始終與陳宗器同一宿舍的有三位好朋友:一位是后來留美的前杭州大學副校長朱福忻,一位是后來任國民黨空軍氣象局局長的朱文榮,還有一位是潘德慶。陳宗器是四人中最用功、最勤奮的。朱福忻先生在九十高齡時曾回憶說:陳宗器的手非?,他的課堂筆記記得最全,我們?nèi)冀杷墓P記抄;他的年齡較我們稍長,因此我們經(jīng)常開玩笑叫他“老頭”。
          東南大學畢業(yè)后,陳宗器應聘到奉天莊河師范教書。但當他得知家鄉(xiāng)要開辦第一所中學――新昌中學,并希望他任校長時,他便毅然放棄了月薪一百二十元的優(yōu)厚待遇,回到新昌。一個資金短缺、白手起家的學校,開辦初期之艱難可想而知。當時陳宗器每月僅二十五元薪金。一個人既教英語又教物理,既教數(shù)學又教語文;沒錢買儀器,他自己出錢去買;沒有水井,他自己出錢去打;一些家境貧寒的青年還由他資助讀完了大學。直到今天,提起陳宗器先生,新昌人沒有不豎大拇指的。1928年,陳宗器在蔡元培先生幫助下赴清華大學工程系任教。
          
          出生入死考察羅布泊
          
          1926年年底,瑞典著名探險家、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博士率一支外國考察隊第四次來中國,準備去我國西北考察并開辟航線。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與斯文?赫定簽下了不平等協(xié)議――不準中國科學家參加,采集品全部運往國外。消息傳出后,全國輿論嘩然。北京十幾個學術團體聯(lián)合成立中國學術團體協(xié)會,發(fā)出了抗議宣言。在強大的輿論與抗爭下,斯文?赫定再次與中國學術界反復磋商,終于達成了新的協(xié)議:在中國學術團體領導下成立中國西北考察團,中外科學家各占一半;考察團所采集、發(fā)掘的一切動植物標本、文物、礦物樣品等,都是中國的財產(chǎn)。這個協(xié)議是中國現(xiàn)代科學史上的第一個平等條約,也是中國學術界愛國主義的勝利。受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委派,陳宗器作為中國學者參加了考察團。
          “考察團注定是短命的”,“中國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們將走出包頭不遠即全體轉(zhuǎn)回北京”。當時,不少歐洲人這樣說。但是,陳宗器與考察團中另幾位中國科學家,以出色的科研成果向世人證明:中國人是好樣的。
          陳宗器在額濟納河流域、羅布泊流域、柴達木盆地進行科學考察達四年之久。他的足跡踏遍大西北的蠻荒之地,經(jīng)歷了常人難以忍受的種種艱苦,幾度出生入死。在國際地理界羅布泊游移論之爭中,他提出了著名“交替湖”論點。他與瑞典科學家漢納爾在寒冷的冬季四個月不見人煙,考察了自敦煌到羅布泊的路線、羅布泊及其流域的水文狀況,繪制了羅布泊地圖,成為最早對該地區(qū)地理位置、地形作出精確測量的學者,至今對羅布泊地理研究仍具有重要科學價值。同時,陳宗器還是最早測量塔里木河―孔雀河流量、最早在羅布泊測量地磁參數(shù)及研究額濟納河的中國學者。
          陳宗器當時的考察生活,從他留下的書信中可見一斑:“除風雪外最難堪的是沙風,二米外人物也不能看見,躲進帳內(nèi)也頃刻積雪二三寸,當面吹來如刀割般,雖滿身積垢,無水,風停也不能洗澡。冬季常隔日洗一次面,二三星期才刷一次牙……”
          “天文測定是在夜間進行,最近四個晚上每晚在星光下消磨而過。夜間天氣已嚴寒,只有‘斷指裂膚’可形容得。我不能叫苦偷懶,這是我的責任……”
          血氣方剛的青年學者陳宗器,在漫長的考察生涯中,不僅出色地完成了考察任務,還完成了他的人生轉(zhuǎn)折期,將自己錘煉得更加成熟,更加堅強。
          1933年,考察結(jié)束,陳宗器再度隨斯文?赫定博士去羅布泊考察。在那里,他們兩個月不見人蹤。陳宗器主動測量水文,繪制地圖,受到斯文?赫定的高度評價:“我從來沒有要求他這樣做。讓任何人在最熱的兩個月里(四十一攝氏度),在這牛虻與蚊蟲密集的地方,冒著得日曬病的危險,去做那些即使在較涼快的季節(jié)也相當費力的工作,那真是太殘酷了!
          6月初的幾天里,陳宗器在大本營附近測量了河面流量和附近的蒸發(fā)量,并遇到了從孔雀河三角洲八十號營地來的小分隊。6月13日,陳宗器離開左岸向上游進發(fā)。他主要是步行,偶爾乘獨木舟測繪了幾個湖泊,然后來到庫姆科爾湖。陳宗器測繪了一片擁有無數(shù)奇形怪狀小湖的大地。湖與湖之間布滿了縱橫交錯的明的或暗的河汊、小渠道和葦巷。通過測量繪出詳圖,可以使后來學者在湖上航行。他繪制了河流南岸的地圖。陳宗器又在鐵門關繪制了一張地圖。那是孔雀河新老河床的銜接之處,他測量了此處的河水流量。
          那是夏日中最炎熱的兩個月;脑械奈孟x和牛虻形成了片片云霧,陽光下隨時都有中暑的危險。許多人都退卻了,找些高緯度的地方避暑休息。陳宗器卻沒有退卻,肩負起這本可以在其他季節(jié)去做的工作。他在湖邊的新水路旁堆起了一個個石堆,設置了新的路標,使隊員們沒有帶著疑問和遺憾離開這片神秘的大地。
          考察隊在湖岸建起了第八十六號基地。這是去樓蘭途中的最后一站,剩余的路程只好靠兩條腿了。年齡較大的斯文?赫定不想去了。而陳宗器自告奮勇要求去樓蘭,他打算把1931年他與霍涅爾所繪的地圖和斯文?赫定在1901年所繪的地圖銜接起來。
          陳宗器帶了三個船工,帶著鐮、湯料、糖和一個裝著水的大茶壺,并帶上指南針、火柴、測尺和照相機向樓蘭進發(fā)。經(jīng)過兩道小河,晚上8時在靠水邊的灌木叢中宿營。第二天早晨又越過一條近一米深二十米寬的河,這條河朝東南流,與羅布泊相連。隨后陳宗器又穿過一個朝南方向的干河床,接著又穿過一個五米深二百米寬的洼地,向西南進入一片五百米寬的死樹林和高低不等的雅丹群中。他們看到活著的檉柳樹叢,在西北偏西方向看到了樓蘭高高的城堡。下午2時15分他們到了樓蘭,在城里停留了兩小時。
          對待所有的困難,陳宗器都顯得達觀、坦然。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初來時,背酸腰疼,無以卒羅,而今已鍛煉好了,滿身長起了筋肉,已完全換了一個人。沿途迷道遲歸是尋常事,遠遠見到山峰上燈號或聽到槍聲,在黑夜中再走一二十里,并無任何困難。如果我找不到住處,即使在外邊挨餓,也并不稀罕!我自信較前而耐得勞苦多了!”此時的陳宗器已經(jīng)完完全全成為一個自覺獻身科學的真正成熟的學者了。
          當陳宗器一行完成科考任務返回時,人們像歡迎英雄凱旋一樣歡迎他們。
          1987年12月2日,在中華全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的主持下,中國的科學家們聚會在科學會堂,隆重紀念了中瑞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立六十周年。大會對西北科學考察團陳宗器他們的工作、成就給予了充分肯定。這次考察被稱為“流動大學”,是現(xiàn)代中國地質(zhì)、地理、考古等眾多學科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邁出的堅實的第一步。
          
          與斯文?赫定的忘年之交
          
          在難忘的西北科學考察的日子里,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與陳宗器成為忘年交。斯文?赫定與三十多歲的陳宗器之間的友誼,源于陳宗器對年邁的斯文?赫定的敬業(yè)精神的敬仰,源于斯文?赫定對充滿活力、富于獻身精神的陳宗器的喜愛。他們在共處的時光里,有著太多的生死與共的難忘的經(jīng)歷。
          當他們共乘獨木小舟向羅布泊漂流而下;當他們與馬仲英、盛世才等軍閥周旋,并遭軟禁、遭伏擊;當陳宗器去樓蘭探險逾期未歸,斯文?赫定焦急等待時;當他們一次又一次試圖從東部進入羅布泊,屢遭失敗時,他們的心弦始終是緊扣在一起的。
          荒原中建立起來的情結(jié)是如此之深,連他們在考察中騎過的駱駝,在幾年后的一次意外相遇時,都毅然離開自己的伙伴,毫不猶豫地向陳宗器與斯文?赫定跑來……
          1936年,斯文?赫定博士資助陳宗器去德國柏林大學波茨坦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讀地球物理學。1939年二戰(zhàn)局勢嚴峻,陳宗器離開德國,到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研究攻讀應用地球物理學。1940年回國,先后任廣西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中華自然科學社歐陸分社社長,并投入物理所新地磁臺的創(chuàng)建工作。因西北考察及地球物理研究成就顯著,陳宗器獲瑞典國王特頒北極勛章。
          不久桂林淪陷,陳宗器與物理所一起遷居四川。從此,陳宗器與斯文?赫定失去了聯(lián)絡。直至新中國成立后,已經(jīng)八十高齡的斯文?赫定仍念念不忘他年輕的朋友陳宗器,來信四處尋找,打聽陳宗器的下落,擔心著陳宗器的安危,還表示愿意與新中國繼續(xù)合作。
          但是,斯文?赫定的信始終沒有轉(zhuǎn)到陳宗器手中,因而他們之間的聯(lián)絡沒有能恢復,斯文?赫定也沒有再一次回到他愛著的中國。
          斯文?赫定身后留下了等身著作,這些著作多數(shù)記載了他在中國西部考察探險的行程,是他那個時代的真實記錄。至今瑞典人類博物館保存有他一生中的五萬余封往來信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與中國有關的;僅與陳宗器的通信就達一百余封。而陳宗器參加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全部筆記、資料、觀察記錄、地圖還靜靜地站在博物館的軌道式書架上。這一筆如此豐富的遺產(chǎn)是前人留給中瑞兩國人民的最好饋贈!
          (責任編輯/譚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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