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6年，即北宋靖康元年，金兵僅以4萬人南下攻宋，次年4月，東京陷落，北宋從此告亡。這就是歷史上的“靖康之變”。過去在我的印象中，“靖康之變”是軍隊潰不成軍，州縣棄城而逃。然而，史書讀得多些后我發(fā)現，宋朝并不是缺主戰(zhàn)派，且不說朝中的李綱、種師道這樣的主戰(zhàn)派，僅地方官吏中，就涌現出了許多頑強抵抗、視死如歸的英雄，形成了北、南宋之際一道悲壯的歷史風景線。
　　趙州被敵攻破后，親事官唐琦被殺，刑前高呼：“死為趙氏鬼耳！”河東將領劉韋合落入敵手后，金人打算讓他任要職輔佐偽帝，劉在紙上寫下：“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令兒子與他一起“殉主”。青州觀察使李邈，留在“敵占區(qū)”3年，金人打算立他為滄州知州，李拒絕。被殺前，他遙向“南朝”與皇帝拜別，爾后面南而坐令劊子手動刀，頗有現代英烈吉鴻昌的風骨。然而，忠臣一片，為何還有“靖康恥”呢？
　　其實，史家早有結論，說北宋重文輕武，徽宗腐敗等等都是其滅亡的重要原因。但是，還有沒有極具“趙宋特色”的其他亡國之因呢？我以為有，那就是：至少是在宋徽宗時代，北宋朝臣的忠多是愚忠，愚忠之臣太多，愚忠之氣太濃。愚忠最致命的地方就是不懂“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道理，而只知一味死心塌地效忠于趙家。
　　不言而喻，他們忠的皇帝是宋徽宗。而徽宗又是何等貨色呢？此人做個畫家真絕代，可憐無能作君王。在位25年，把個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滿地雞毛，最后面對從白山黑水之間闖來的精騎，才“讓賢”給兒子趙恒，自己做上了太上皇。他在位時，蔡京、童貫、高俅炙手可熱，權傾朝野，“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蔡京的兒子和門徒都在朝中做了大官，甚至蔡京眾多兒子們的侍婢、小妾都被封為了夫人。這些人做官之后都干了些什么呢？典型的弄臣，以哄皇帝高興為業(yè)。蔡京的親信，風姿俊美能說會道的宰相王黼，每每出席皇帝的宴會時，親自扮演滑稽戲中的小丑來博取皇帝一笑。蔡京的兒子蔡攸，則在這種場合穿上短衣窄褲，臉上涂滿油彩，擠在優(yōu)伶和侏儒當中，講些放蕩淫穢的市井下流話逗皇上高興，頗似時下官場上的葷笑話。可惜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忠了這樣的皇帝。
　　朝政如此墮落，宋江、方臘又民變蜂起，國勢危若累卵。此時，對皇帝最大的忠，竊以為就是直諫或曲諫，反對他的聲色犬馬，制止他的不理朝政，干涉他的胡作非為。我翻了史書，遺憾的是，在宋徽宗做皇帝的這二十多年中，朝中很少聽見有“雜音”，幾乎沒有看到臣工的諫言，更沒有大聲疾呼。那些后來勇敢地“死為趙氏鬼”的忠貞之士，此時有沒有挺身而出、發(fā)出諤諤之聲呢？同樣遺憾，也沒有見到。當然，也不能說一點不同的聲音沒有。但是，這些聲音與彌漫在朝中的震耳欲聾般的“主旋律”、比如“吾皇圣明”之類相比，顯得太微弱了。在這些“頌圣”大合唱中，“死為趙氏鬼”那樣的忠臣是多么不值。
　　忠臣支撐了趙宋，趙宋也培育了忠臣，最后上下聯手一起埋葬了趙宋。為什么？因為忠臣大都愚忠。忠臣與愚臣，愚臣與弄臣，弄臣與奴臣，構成了一個難以分辨又一起誤國的“共同體”。北宋末年，什么臣都不缺，缺的恰恰是治國最渴望的直臣和能臣，像包拯、歐陽修、王旦、范仲淹、寇準那樣的朝臣幾乎沒有了。否則，富庶的北宋斷不至于在那樣急促的時間內和空前的侮辱中提前謝幕。
　　忠于國家，而絕不是忠于某一個圈子，更非某一個人，這才是真的忠，也是最高的政治操守，是國家賴以不衰的支柱。這或許是“靖康恥”中忠臣的悲壯留給后人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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