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識論對于構建圖書館學基礎具有重要意義。經(jīng)典知識論由于個體主義取向的局限性而難以包容圖書館的社會屬性，因此有必要在知識論中融合社會維度，由此構成J.H.謝拉提出的“社會知識論”。社會知識論在自身的理論張力中趨向于社會學在經(jīng)驗層面的實證研究而偏離內(nèi)在固有的知識論目標，因此應當在知識論視野中突出社會交流作為知識的構成要素所應有的本源意義，從而使社會知識論具備足夠的哲學深度，以成為圖書館學的“知識論”基礎。
　　[關鍵詞]圖書館學　知識論　社會知識論
　　[分類號]G250
　　 　1　導言：構建圖書館學“知識論”基礎的目標指向和路徑選擇
　　
　　“知識”作為圖書館職能實踐的核心要素，是圖書館學理論的基礎性范疇。然而在圖書館界的重“術”輕“學”之風下，知識研究亦不免存在“體”“用”分離、重“用”輕“體”的傾向。這突出表現(xiàn)在圖書館語境中的“知識論”(knowledge theory)與哲學的“知識論”(epistemology)在所指意義間的“體”“用”差異上。前者從僅作主客區(qū)分的“知識基礎論”出發(fā)，以“知識組織論”、“知識交流論”、“知識資源論”或“知識管理論”等致用性的知識觀念為歸宿，停留在知識的類型、形態(tài)、運動和效用上而未能深及知識的生產(chǎn)和本源，局限于圖書館學內(nèi)部的“基礎理論”而缺乏與學科外緣“理論基礎”的關聯(lián)，是試圖以知識之“用”而非知識之“體”來闡明圖書館的本質(zhì)。這種“知識論”實質(zhì)上只是一種“知識(中心)主義”取向。它難以解決“圖書館(學)哲學”研究的薄弱。將圖書館的本質(zhì)歸于“社會”即屬此類訴諸知識的社會交流及其效用的“知識論”觀點。
　　哲學意義上的“知識論”(epistemology)關乎知識之“體”，與哲學中的“theory of knowledge”(知識論或知識理論)相當，其希臘文詞根“episteme”即“知識”(knowledge)。知識論亦可譯為“認識論”。但“知識”已包含了“認識”(cognition)，而“認識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自身的“知識”旨趣及其與圖書館學的基礎性關聯(lián)，從而使圖書館學的“知識論”話語缺乏學理淵源和思想底蘊；認識論與本體論、價值論的傳統(tǒng)分立也易導致所謂“如何認識圖書館”的“圖書館認識論”，從而忽略知識論中包含的圖書館本體論意義。
　　依循知識這一核心主線構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必然要以這種具有哲學深度的知識論為支撐。盡管已有學者對此有所溯及，卻仍限于知識形態(tài)而混淆了“體”“用”層面；對知識“不確定性”、“默會性”等特征的強調(diào)又使圖書館在知識體系中趨于孤立化和邊緣化，弱化了其知識論地位。而著名圖書館學家杰西?謝拉(Jesse Hauk Shera)提出的“社會知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早已在這一方面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探索。立足傳統(tǒng)，回歸經(jīng)典，重拾謝拉“社會知識論”的思想遺產(chǎn)，無疑是在保證學科發(fā)展承續(xù)性的前提下構建圖書館學“知識論”基礎的一條優(yōu)先路徑。但謝拉的社會知識論也“沒有從哲學的角度去探索。作為一種理論基礎，它還顯得薄弱”。我國圖書館學界對謝拉“社會認(知)識論”的評介亦多專注“社會”而止于圖書館的社會文化意義，缺乏“知(認)識論”方面的探討。因此在這一理論路徑下有必要對后者加以發(fā)掘和演繹，從中把握圖書館代表的社會交流對知識的本源意義，以據(jù)此構建圖書館學堅實的知識論基礎。
　　
　　2　傳統(tǒng)知識論的局限性
　　
　　知識作為“正當化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是一個生成和流變的動力體系。以之為對象的知識論是哲學的主干和基石，正如謝拉所見：“知識是怎樣發(fā)展和增長的早已成為研究的課題”，“哲學家們早在探索知識的本質(zhì)，知識的源泉和方法，以及知識的真理性的局限”。就此本源性的哲學旨趣而言，知識論理應最適合為以知識為生命線的圖書館世界提供元理論話語。然而在這樣一個源遠流長的理論體系中，卻沒有圖書館這一同樣歷史悠遠的人類基本知識機構的立身之處。當謝拉及其同事瑪格麗特?伊根(Margeret Egan)試圖為圖書館的書目工作確立必要的指導原理和理論基礎時，他們就已認識到傳統(tǒng)知識論的個體化局限使之缺乏對圖書館所關涉的社會層面上知識活動的關注。謝拉指出：“不管是研究知識論(原文作“認識論”，下同――引者注)的學者，還是心理學家，都沒有能夠發(fā)展成一套有條理的，被人理解的，在復雜的社會結構中有關知識的差異和知識的綜合的體系”，因為“知識論的研究總是與個人的智力發(fā)展過程相聯(lián)系，而心理學家也只是“把哲學家的思索帶入實驗，從實驗中一次又一次地考察個體的智能和行為”。
　　傳統(tǒng)知識論的這種“個體主義”實質(zhì)上是哲學的“主體主義”(subjeetivism)，“個體”就是從社會歷史條件中抽象出來的單一性的類“主體”。主體主義哲學范式從真理的自明性出發(fā)，將主體在自身范圍內(nèi)與客體的直接照面和映現(xiàn)視為知識唯一的原發(fā)性和內(nèi)生性本源，而將由主體間關系構成的社會歷史性處境作為知識次生和偶然的外部因素。謝拉認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應該解決“在時間和不同文化中演化的知識的歷史和哲學”問題。但試圖發(fā)現(xiàn)知識的“非歷史性條件”的傳統(tǒng)知識論卻是一種“逃避歷史的企圖”，它以“假定中的心理過程”取代了“社會實踐”。正是由于知識交流這樣的社會實踐沒有被納入主體主義(個體主義)知識論的視野中，在其中自然也就沒有像圖書館這樣承載知識交流功能的社會性主體的地位。3知識論與社會學的結合
　　圖書館在經(jīng)典知識論中缺失的社會維度卻是社會學的專長。將知識論和社會學相結合，以社會學的專業(yè)視野彌補個體知識論的不足是學理發(fā)展的必然。謝拉指出：“把圖書館作為一個社會學實體來認識，還僅是最近半個世紀的事。美國的公共圖書館的建立時間，與社會學理論的新的重要發(fā)展階段恰好吻合，這樣就有助于圖書館學作為一門專業(yè)建立起來”。早在1952年，當謝拉和伊根在其《書目理論的基礎》(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Bibliography)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社會知識論”的思想時，他們?nèi)温氂趽碛惺澜缟系谝粋�社會學系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以其實證化的經(jīng)驗研究見長；20世紀50年代又是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結構功能主義在美國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時期。這些社會學背景對謝拉的思想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謝拉和伊根依據(jù)帕森斯有關行動的類型學觀點，認為社會學限于研究社會層次上的“意志(目標導向)行為”和“情感行為”，即情感驅力和動機對社會的影響，卻“沒有把足夠的精力用在研究形成社會結構的知識力量上”。對這種關涉圖書館職能的社會層次上的“認知行為”(cognitivebehavior)，就需要與傳統(tǒng)的個體知識論對應的“社會知 識論”來加以研究。
　　由于“認知行為”是行動者認識(“進入一種認知關系”)自身行動發(fā)生的特定環(huán)境的過程，謝拉和伊根據(jù)此將新的“社會知識論”定位為對“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與其整個環(huán)境達成認知或理解關系的過程”的研究。這一“過程”是個體知識在社會層面上的“交流”、“協(xié)調(diào)”與“整合”。圖書館的“文獻”作為符號化的“書面記錄”(graphic record)是“書面交流”(graphic commu―nication)的工具；信息索引和存取機制則是“協(xié)調(diào)”與“整合”知識的書目學工具。依托這些工具，知識作為一種產(chǎn)品投入到一定的社會過程中。類同于經(jīng)濟學視野中物質(zhì)產(chǎn)品的運動，社會知識論就是對“知識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分配和利用加以分析”，“研究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尋求達到與整個環(huán)境的理解和認知性的關系，研究的重點在于整個社會組織中被交流的思想之生產(chǎn)、流轉、整合、消費上”。
　　
　　4　社會知識論的理論張力與偏失
　　
　　旨在構建圖書館學基礎的社會知識論，作為圖書館專業(yè)背景下的理論反思，難免囿于職業(yè)應用的需要而在必要的理論深度上受到牽制。關于社會知識論的學術品格，謝拉就曾明確指出：“雖然社會知識論有自己的一套理論知識，但它仍將是一門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這一轉折式論斷已然暗示了由圖書館學科的“理論”反思與職業(yè)的“實踐”致用所形成的與生俱來的內(nèi)在張力。知識(論)與社會(學)作為其基本構成因素，前者的先驗和規(guī)范取向與后者的經(jīng)驗和實證取向從一開始就形成了一種根本上的緊張關系――既要通過社會因素的引入超越經(jīng)典知識論的個體主義局限，又要避免過度的“社會”化導致重回經(jīng)驗實用化的舊路，從而脫離知識論對知識本質(zhì)的目標，喪失新學科作為圖書館學基礎的理論深度。
　　大概正是出于“哲學”(知識論)和“社會科學”(社會學)之間的這種基本張力，謝拉“未能構建出一個具有非常明確的哲學或社會科學輪廓的社會知識論概念”。社會知識論一方面是基于知識論的“一種新的知識論學科(epistemological discipline)，一種關于知識自身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作為其研究對象的社會過程及這一過程之目的的社會整體知識又帶有顯著的社會學特征，其所借鑒的經(jīng)濟學分析框架也契合了社會學的經(jīng)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立場。圖書館因其實務性而與這種社會學視野切近，卻與知識論關于知識本質(zhì)的“形而上”取向相去較遠，這就容易導致社會知識論二元張力結構的失衡，使之偏倚于社會學的經(jīng)驗實證研究而疏離知識論的目標，從而“最終是社會學的”。這種偏失使社會知識論沒有根本擺脫它意在反對的圖書館實用主義的局限，只是在外延上從內(nèi)部向外部、從微觀向宏觀，至多從技術向人文擴展，而作為圖書館學的知識論基礎，它在內(nèi)涵上仍缺乏必要的哲學深度。
　　
　　5　社會知識論建構的基本思路
　　
　　為了彌合理論結構的張力并糾正理論取向上的偏失，社會知識論的建構要在“知識(論)”和“社會(學)”的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中突出以前者為基礎和主導的哲學意義。對知識的本質(zhì)規(guī)定性的探求決定了知識論的規(guī)范性，社會知識論也是一種知識論，因此它應將社會維度作為知識本質(zhì)的一種構成要素融入到知識論的規(guī)范性框架中。它是對“知識的社會維度的概念與規(guī)范的研究”，即“研究社會關系、利益、作用與制度對知識的概念與規(guī)范條件的影響”；“它描繪的是知識之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社會條件”；其“中心問題”是“知識的條件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包含了社會的條件”，“包含了認知者與其社會環(huán)境的關系”。這種“包含”使社會成為內(nèi)在于知識的固有因素和必然條件，使知識和社會在知識論框架下得以融合。
　　不僅如此，社會更進一步是“使知覺、記憶與推理成為實質(zhì)上可能的”知識個體的構成要素。在個體認識中的社會作用、認識活動的社會組織、集體知識的性質(zhì)這三個社會知識論的分支中，“個體認識中的社會作用”有關“社會條件是否進入個體知識中”，它是社會知識論體系的基礎層面，是社會與知識關聯(lián)性最強的部分，也是最能體現(xiàn)知識論特征的理論內(nèi)核。另外兩個分支則側重知識的社會經(jīng)驗層面。因此社會維度要充分融入知識論的規(guī)范框架，根本上在于社會與個體在知識構成中的本源性融合。而圖書館正是在這種社會維度上確立其在知識論中的必然地位。
　　社會維度一旦納入知識論的哲學視野，就深化為社會歷史性這一知識主體的基本生存特征。這是一種基于主體之間關系的主體間性。其中歷史關系可視為歷時性的社會關系。主體在這種由共時性和歷時性的社會關系交織而成的境遇中處于一種原初的“被拋入”(M.海德格爾)狀態(tài)，而人的本質(zhì)是“社會關系的總和”(K.馬克思)，社會及其文化力量必然成為主體知識構成的先驗條件。作為謝拉社會知識論的主題，主體間的社會交流使由符號及其關聯(lián)構成的主體的認知結構得以形塑和發(fā)展，并在此“理解的前結構”(M.海德格爾)中生成客體及其意義，從而形成引導和制約主客體交互建構的“發(fā)生認識論”(J.皮亞杰)過程的基本背景。因此社會交流是一種知識生產(chǎn)的必要條件和知識本質(zhì)的構成要素。在這一知識論的本源意義上，作為交流過程終點的“消費”或“利用’’的生產(chǎn)性內(nèi)涵也得以凸顯。對經(jīng)交流所得知識的利用或消費不只是外在于知識生產(chǎn)的前提條件，對符號的理解和信息內(nèi)容的接受同時也是個異性的知識主體能動的轉化和創(chuàng)新，因此消費本身就是知識的(再)生產(chǎn)。而生產(chǎn)也是一種以交流為必要前提的消費。生產(chǎn)和消費的統(tǒng)一使知識增長成為在兩者間通過交流而不斷循環(huán)演進的生產(chǎn)再生產(chǎn)的“自主性”(K.波普爾)過程，個體則是這一無限進程中開放性的生產(chǎn)節(jié)點，而交流作為個體與社會的統(tǒng)一就是知識的整體生產(chǎn)過程。因此社會交流也不再是社會學功能主義所理解的個體或社會整體知識生產(chǎn)的工具，其本身即是目的，從而在知識的構成中與個體具有同一的本源意義。這種從個體知識論向社會知識論的范式轉變，與由主體性向主體間性、工具一目的理性向“交往理性”(J.哈貝馬斯)等哲學范式的轉變一致。圖書館以專業(yè)的制度化形式所代表的知識的社會交流在這種范式下的本源意義，正是構建圖書館學的知識論基礎的基本依據(jù)。
　　
　　6　結語：以社會知識論作為圖書館學的知識論基礎
　　
　　總之，哲學深度上的知識論研究對于深入理解圖書館這一人類基本的知識制度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而在知識論中引入必要的社會之維，通過還原知識實踐的本來面貌，全面深刻地揭示知識的本質(zhì)，有助于為圖書館學科和職業(yè)的發(fā)展構建一個堅實深厚的“知識論”基礎。在這一方向上，以謝拉開創(chuàng)的社會知識論為路徑，深化其“知識論”內(nèi)涵以超越“圖書館社會學”，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中一個值得進一步探索的課題。
　　
　　參考文獻：
　　[1]李后卿，柳曉春，圖書情報學理論基礎中的知識論研究，中國圖書館學報,2003(1)：82―84.
　　[2]柯平，王平，基于知識資源論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體系研究。中國圖書館學報,2006(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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