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伴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已經走過60多個春秋。60多年來，中國文學伴隨著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而跌宕起伏。特別是在進入市場經濟社會之后，文化呈現(xiàn)多元化，中國文學被邊緣化。但由于中國文學在改革開放后，擺脫了舊觀念的束縛，遵循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規(guī)律，在堅守陣地的同時，依然有所突破，達到一個新的境界，新時期所取得的文學成就是不能漠視的。
　　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建國后的17年；第二個階段為“文革”中的10年；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后的30年。這三個階段的不同時期，文學都打上了不同時代的烙印，彰顯了時代的變革，展現(xiàn)了不同時代的文學特色。
　　建國后17年的熱血沸騰
　　在建國初期，由于戰(zhàn)爭剛剛結束，一些作家根據自己在戰(zhàn)爭年代積累的生活，創(chuàng)作出一批戰(zhàn)爭題材的文學作品，如孫犁的《風云初記》，馮德英的《苦菜花》，曲波的《林海雪原》，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劉流的《烈火金剛》，馮志的《敵后武工隊》，馬烽、西戎合著的《呂梁英雄傳》，雪克的《戰(zhàn)斗的青春》，吳強的《紅日》等作品大都是描寫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的。由于作家具有深厚的生活底蘊，所以這些作品都普遍贏得了廣大讀者，成為那個時代的暢銷書，書中的不少人物成為那個時代人們心目中的偶像。這些作品對于弘揚民族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說是影響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此外，楊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紅旗譜》，也都是很有文學張力的作品。尤其是《青春之歌》，在那個時代具有廣泛的影響，林道靜這個人物受到青年讀者的青睞。由羅廣斌與楊益言合著的長篇小說《紅巖》，反映的是中國共產黨重慶地下斗爭。這部作品是那個時代的暢銷書，江姐這個文學形象，激勵了千千萬萬個讀者，對于青年一代確立英雄情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還有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也是反映地下斗爭的佳作。
　　在五十年代，農村進行合作化運動，以及成立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等等。作家們也對農村生活給予熱切關注，寫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好作品。這其中有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xiāng)巨變》、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第一部)、浩然的《艷陽天》。這些作品都反映了那個時期農村和農民的現(xiàn)狀，藝術地再現(xiàn)了那個時代波瀾壯闊的農村生活。其中《三里灣》是中國第一部在較大規(guī)模上反映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這部作品的主旨是抵制和批判自私自利只顧個人發(fā)家的自發(fā)資本主義傾向，頌揚和倡導集體互助共同富裕的農業(yè)合作化道路。而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也是寫農業(yè)合作化的，當年他作為縣委副書記，長期居住在長安縣皇甫村體驗生活，所以它的作品生活底蘊特別厚實，人物刻畫生動傳神，類似梁生寶等人物刻畫的栩栩如生，成為文學典型。客觀地說，在這些反映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中，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稱得上翹楚，是一部史詩般的作品，在中國文壇占據重要地位。
　　這個時期不能不提到王蒙、劉紹棠等作家。他們都是那個時期才華橫溢的作家，劉紹棠還被稱之為神童作家，他13歲發(fā)表作品，17歲出版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成為文壇的新星。王蒙在18歲那年就寫出了長篇小說《青春萬歲》，但他因為《組織部來的年輕人》而惹禍上身，被打成右派，劉紹棠也遭遇同樣的命運。這些本來璀璨奪目的文學新星，被一場政治風波所淹沒，殊為可惜。
　　五六十年代還有一些好的作品也值得關注，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楊朔的《蔡文姬》、老舍的《茶館》、劉厚明的《馬蘭花開》，都見證了作家的功力，稱得上是那個時代的上乘之作。
　　建國后的17年，中國文學在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引領下，出現(xiàn)了一批文學表現(xiàn)手法新穎，生活底蘊厚實，質量上乘的好作品。特別是一批反映戰(zhàn)爭題材的作品，真實地記錄和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進行艱苦絕卓的武裝斗爭，弘揚了民族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成為人民的寶貴財富，其中不少作品都搬上了銀幕和熒屏，成為紅色經典。
　　“十年內甜”中的沉寂
　　在“十年內亂”期間，一些名作家受到直接沖擊，被作為牛鬼蛇神和封資修之類的人物，受到殘酷的政治迫害，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和自由。如老舍、吳晗、鄧拓等作家因無法忍受造反派的污辱和迫害，而走向了不歸路�！笆�年內亂”，災難深重，導致文壇凋零。這個期間共出版長篇小說140多部，還有一些詩歌、散文、報告文學、話劇等。這個時期的作品主要是寫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和走資派之間的斗爭，生活扭曲，人物變態(tài)，思想僵化，導致作品假大空。只有《閃閃的紅星》、《萬山紅遍》、《創(chuàng)業(yè)》、《李自成》(第二部)等作品還具有―定的文學價值。
　　“十年內亂”時期推出的革命樣板戲，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和主要的娛樂內容。樣板戲在全國廣泛普及，神州大地到處都蕩漾著樣板戲的唱腔。后來對于樣板戲的評價頗有爭議，因為樣板戲與某些政治人物有所關聯(lián)，所以受到一些人的批評。雖然樣板戲提倡所謂的“三突出”，但總體上還是按照藝術規(guī)律進行創(chuàng)作的，而且堅持培育樣板，精益求精。樣板戲至今傳唱不衰，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成為京劇藝術現(xiàn)代戲的經典之作，說明它們是藝術精品，也是京劇藝術工作者智慧的結晶。
　　“十年內亂”期間所出版的長篇小說，不僅數量少，而且質量很低劣，讓人們有記憶的作品非常之少。像浩然的《金光大道》就是這個時期的較有影響的長篇了�，F(xiàn)在回過頭來看這部作品，就是主題先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產物，沒有多少文學價值。如《洪南作戰(zhàn)史》等，都是表現(xiàn)所謂階級斗爭的，幾乎沒有什么文學價值。“十年內亂”，文壇遭到扼殺，作家遭到迫害，更可怕的是違背了文學創(chuàng)作規(guī)律，所謂“主題先行”、“三突出”等等，這些錯誤的文學理念，直接把文學引入歧途，使文學遭受重創(chuàng)。
　　改革開放后的30年繁榮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文學由于掙脫了舊觀念的束縛，放棄了文學“從屬于政治”的提法，文學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替代了“為政治服務”。鄧小平曾提出，作家藝術家寫什么和怎樣寫，應由作家藝術家在實踐中自己解決，不要橫加干涉。為作家創(chuàng)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同時，時間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大討論，也進一步推動了文學理念的改變和作家思想的解放。改革開放后的前10年是中國文學的“井噴期”。這個時期，文壇真正實現(xiàn)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學幾乎占據了普通受眾文化生活的一半天地，各類文學刊物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一些青年作家脫穎而出，為文壇注入了活力，如賈平凹、張煒、莫言、梁曉聲、陳建功、盧新華、葉辛、鐵凝、王安憶等都是那個時代涌現(xiàn)出來的青年新銳作家。作家名作引人關注，文學成為人們文化生活的重要組 成部分。在改革開放初期，出現(xiàn)了盧新華的《傷痕》、劉心武的《班主任》、從維熙的《大墻底下的紅玉蘭》等傷痕文學，一度轟動文壇。后來又陸續(xù)出現(xiàn)了反思文學、知青文學、尋根文學、改革文學，以及意識流和朦朧詩等。那時的文壇真是姹紫嫣紅、絢麗多姿。巴金的《隨想錄》、古華的《芙蓉鎮(zhèn)》、莫言的《紅高梁家族》、張煒的《古船》、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賈平凹的《浮躁》應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經典作品。
　　改革開放呼喚作家的參與，蔣子龍開改革文學之先河。他將自身涌入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記錄了經濟改革的歷程，刻畫了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涌現(xiàn)出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先后創(chuàng)作出多部反映經濟改革的中短篇小說。如《一個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等力作。其中《喬廠長上任記》被稱之為新時期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中國文壇占據重要地位。
　　進入90年代之后，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fā)展，文化市場受到沖擊，開始呈現(xiàn)多元化，文學的地位日漸削弱，開始處于邊緣化。文學再也不能成為文化的引領者，正在逐步喪失讀者，遠離受眾。此時，有評論家認為，隨著網絡文學、快餐文化、口水作品的流行，傳統(tǒng)文學將會走向沒落。其實，這種判斷和評價是沒有多少根據的，也是不符合中國文學現(xiàn)狀和客觀地位的，文學處于邊緣化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必然。因為市場經濟大潮帶來的文化多元化，必然會對文學形成沖擊。在電視、網絡和各種文化娛樂興盛的時期，文學不可能像過去那樣獨領風騷。它必然會被“淹沒”在多元的文化之中。但盡管如此，中國文學由于思想解放，環(huán)境寬松，作家有了較大的創(chuàng)作自由和創(chuàng)作平臺，好作品還是不斷涌現(xiàn)。特別是以人為本的創(chuàng)作理念，使文學更講人性化，塑造了以人為本、百花齊放、大膽創(chuàng)新、勇于實踐的底色。這個階段文學創(chuàng)作空前活躍，各類寫作門類和寫作方式不斷涌現(xiàn)，如實驗小說、女性小說、青春小說、新寫實小說、類型小說、私人化寫作、低齡化寫作、網絡文學、手機文學等各種文學現(xiàn)象和文學樣式異彩紛呈，營造了一個兼容并蓄、開放多元的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一支支新生文學力量的崛起，使文學生態(tài)得到優(yōu)化。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新銳作家的涌現(xiàn)，給看似有些沉寂和落寞的文壇增加了亮色與活力。尤其是他們的作品發(fā)行動輒上百萬，見證了他們對文壇的沖擊力和非凡的影響力，讓傳統(tǒng)作家刮目相看。
　　在改革開放后，中國文壇推出了眾多獎項，如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老舍文學獎等等。這些獎項的推出，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積極推動作用。如茅盾文學獎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最高獎項，如今已評了八屆，有36部作品榮膺這個獎項。茅盾文學獎的評比雖不能說是盡善盡美，但總體上還是評出了不少好作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劉心武的《鐘鼓樓》、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熊召政的《張居正》、賈平凹的《秦腔》、張煒的《你在高原》、莫言的《蛙》等，都是改革開放后很有力度的作品。
　　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也引起世界文壇的矚目。據有關方面統(tǒng)計，僅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英、法、德、意、西等歐洲語種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文學譯作即在40。種以上，中國有作品被譯成西方文學的當代作家有150位以上。還有一批作家紛紛在國際上獲獎，其中莫言、王蒙、賈平凹、姜戎、余華、張煒等均獲得過各類不同的國際文學獎項。中國文學已在世界文壇占據了一定的地位。
　　回顧中國文學建國后所留下的足跡，由于受社會形態(tài)變革所影響，三個階段的文學發(fā)展很不均衡，除了“文革”期間的文學發(fā)展處在低潮期、荒蕪期之外，其他兩個階段各有特色，各有收獲，但綜合評價，還是改革開放后的30年成績最為顯著，收獲最多。因為這個時期給作家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和廣闊的平臺，有利于作家解放思想，展示才情，出力作出精品。這個期間，中國不乏世界一流的作家，不乏和世界文學佳作相媲美的好作品。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并不比司湯達的《紅與黑》遜色。張煒洋洋450萬言的《你在高原》，展現(xiàn)了作家對文學的一種摯愛和堅守，所體現(xiàn)的文學精神同樣令人敬仰。所以，中國文學雖然處于邊緣化，但并不能說明中國文學水平下降了。恰恰相反，中國文學在改革開放30年里，有了質的飛躍，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一批作家和作品完全可以笑傲于世界文學之林。
　　
　　編輯　杜啟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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