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世知論壇的宗旨是在理論背景下討論中國面臨的國際問題。加強理論背景，即更能以正確的理論來指導對現(xiàn)實的認識、同時更能將認識的實踐上升到理論，也是這個論壇的任務。這就是我們?yōu)椤稜幷撝械膰�際關系理論》的出版以及為世界知識出版社策劃的“國際關系學名著系列”（共14本，見本期彩頁所列書目）召開討論會的原因。這次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會議更是開放式的，邀請了在京大學的學生們參加。會議熱烈而緊湊。學者們發(fā)表了意見，同學們提出了問題，那種平等、真誠的交流，那種探究真理的執(zhí)著，那種青春熱血的涌動和思維的活躍，令人感動。
　　國際關系學在我國還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但這是我們認知世界和參與建設世界的一門學科。讓我們?yōu)檫@個學科的發(fā)展盡我們的綿薄之力。
　　――編者
　　
　　
　　探究西方的本源
　　
　　袁明
　　二十多年前，中國國門打開。中國向世界開放，主要是向西方開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過各種渠道涌入，這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學東漸”。比起前幾次“西學東漸”來，這次的規(guī)模和內容都擴大和豐富了許多。在眾多“西學”中，關于國際關系的西方學說占了一塊相當突出的位置。這個現(xiàn)象很值得研究。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西學”中的國際關系學說得以在中國較大規(guī)模地傳播，恐怕與美國的力量(亦可稱其為“硬力量”和“軟力量”的綜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躍這一現(xiàn)實有關。“西學”中的國際關系學說儼然就是美國的國際關系學說�！耙悦绹鵀橹鳌笔沁@一次“西學東漸”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國并不是我們現(xiàn)在所接觸的西方國際關系學說的發(fā)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歐洲出現(xiàn)了近現(xiàn)代國際關系體系的基本框架時，美國尚未立國。北美還是英國的殖民地。稍后一些，當歐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構筑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說的一些基本理論時，美國還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當時美國人對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閉關鎖國的中國人多。
　　美國真正成為西方國際關系學說的重鎮(zhèn)，其發(fā)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美國從歐洲“引進”了一批重量級的國際關系研究者和實踐者，再輔之以雄厚的資金支持，“國際關系學”便在美國得到了真正的大發(fā)展。當然，這與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以及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需要有直接關系。這便是20多年前中國國門打開，又一次“西學東漸”時中國人面對的那種美國國際關系學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棟的蔚然大觀。再到美蘇“冷戰(zhàn)”結束，美國成為惟一支配性的超級大國之后，其話語霸權在國際關系這一領域中就更加明顯了。這一顯然攜帶著巨大的歷史慣性力量的現(xiàn)象，隨著“全球化”，還在持續(xù)顯現(xiàn)。
　　
　　精神歷史和精神家園
　　
　　不過，于那些需要對世界有盡可能透徹了解的當代中國人，尤其是致力于學習國際關系的青年學子來說，要緊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東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擴張史，國際關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觀念和思想，或謂陳樂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歷史”。這種“精神的歷史”當包括西方國際關系學說的本源性思考在內。這一本源性問題，實際上是西方學說的核心價值觀。它們產生在歐洲，后來又被一代代美國學者們繼承了。
　　所以說，我們現(xiàn)在翻譯出版的這一套書，是在介紹西方國際關系的“精神的歷史”。這些書是西方學界認可的真正的“經典之作”，被作為“經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斷成為西方國際政治課堂中的必讀書目，并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國際政治戰(zhàn)略人士、外交家和學者。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國際關系的各種表象，西方大國的外交政策，戰(zhàn)略考慮，其實都出于他們的“精神歷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學，包括美國大學的課堂，并不數(shù)典忘祖。他們講授政治學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亦多要從古希臘講起�，F(xiàn)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院長的約瑟夫?奈曾下了一番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翻爛吃透了的。這是他們精神家園的最終皈依。我們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們的精神家園。
　　
　　深想一個百年命題
　　
　　西方國際關系學說中的核心觀念究竟是什么?世界知識出版社的這套書做了比較透徹的介紹。應該說，介紹西方國際政治學說的核心觀念，或本源性思考，是這套書的一大特色。中國讀者和青年學生可以通過閱讀這套書了解西方的這一領域學說的核心部分，如果僅僅停留在閱讀一些介紹性的著作上是達不到這一點的。當然，介紹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實際上，在知識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學國際關系講座教授亞當?羅伯茨1991年在北京大學的一次國際會議上說，“我們都不應忘記以現(xiàn)代面目出現(xiàn)的思想體系常常不過是古老主題的變種”。為了加強他的觀點，他還引用了法國政治活動家、思想家德?托克維爾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體系和政治體系經歷了被發(fā)現(xiàn)、被忘卻、被重新發(fā)現(xiàn)、被再次忘卻、過了不久又被發(fā)現(xiàn)這一連續(xù)過程，而每一次被發(fā)現(xiàn)都給世界帶來魄力和驚奇，好像它們是全新的，充滿了智慧。之所以會如此，并不是由于人類精神的多產，而是由于人類的無知，這種情況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羅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維爾的諷刺性評論特別適用于國際關系領域。他并沒有說明為什么會這樣“特別適用”，但當我們讀了這一套書后，倒是不妨去深想這個“百年命題”。
　　與此相關的，這套書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認的“大家”或“大師級人物”。他們的共同點是多具歐洲背景。這與上面所提及的近現(xiàn)代國際關系史的發(fā)展是承接的。他們代表著歐洲從啟蒙運動、工業(yè)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擴張道路的實踐的理論思考。國際關系理論只能從實踐中總結，而不能只在書齋中進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環(huán)。這些作者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深切關注，是他們的著作能夠站住腳的根本，即他們思考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都是國際政治實踐，而他們的貢獻是將這些實踐變成一種歷史哲學。
　　復雜紛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徹簡潔的方式提高到哲學境界，它們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識美感。更何況作者們所提出的歷史哲學命題對后人仍有意義。“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敝袊�古人用詩的語言所表達的，也許就是這個意境。△
　　
　　
　　介紹―模仿―研究……
　　
　　閻學通
　　
　　四個階段
　　
　　依據(jù)新型研究的出現(xiàn)，我認為國際關系理論（以下簡稱國關理論）研究在我國經歷了四個階段，即介紹、模仿、研究問題和注重方法。
　　1980年～1987年我國國關理論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紹國外理論。陳樂民先生1981年發(fā)表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簡介》是第一篇此類文章。第一本書是陳漢文先生1985年的《在國際舞臺上》，此書是《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二版）的簡寫本。1987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了紹文光先生譯的《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二版）使這一時期介紹國外理論的工作達到頂峰。
　　1987年起我國學者開始模仿撰寫國關理論的教材。第一本教材是張季良先生1987年的《國際關系學概論》（世界知識出版社）。同年8月上海召開了第一屆全國性的國關理論討論會，汪道涵同志參加，宦鄉(xiāng)同志做主題發(fā)言。1991年北京大學召開的國關理論研討會發(fā)出了建立中國國關理論的倡議。
　　1992年起我國學者開始出版專門問題的國關理論著作。黃碩風先生1992年出版的《大較量：國力、球力論》是首批此類著作之一。這本書的理論系統(tǒng)性和有機性較強，并且規(guī)范地使用了注釋和索引。
　　自1999起我國學者開始重視國關理論的研究方法。雖然我國最早出版的此類書是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國際政治與軍事問題若干數(shù)量化分析方法》，但這本書主要內容來自翻譯。中國學者最早完成的研究成果是1999年陳啟達先生的《多維的世界與多維的思維》。近兩年又出版了《國際問題的定量分析》和《國際關系研究實用方法》等著作。
　　
　　三種表現(xiàn)
　　
　　我國國關理論研究進程是不斷擴展領域，而不是遞進或替代。介紹、模仿、研究問題和注重研究方法每一新型研究出現(xiàn)后都并行發(fā)展。例如，對國外理論的介紹、譯著不斷，而且速度越來越快�！秶�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于1999年出版，秦亞青先生于2000年就將其譯成中文出版了。
　　國關理論研究進程還表現(xiàn)為由國家研究機構主導向大專院校主導轉變。由于我國國關理論研究的主要力量早期主要集中于國家的研究機構，因此早期的主要成果也多出自這些機構的研究人員。隨著大專院校國關專業(yè)的教學和研究人員不斷增加，國家研究機構與大專院校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分工。前者主要從事政策研究，后者主要從事理論研究。雖然這個分工還不是很徹底，但大專院校的理論研究成果在數(shù)量上已經明顯超過了國家研究機構。
　　國關理論研究的進程還是一個從非主流走向主流的進程。改革開放之初，政策研究在國關研究中占有絕對主導地位，理論研究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專業(yè)雜志發(fā)表的理論文章鳳毛麟角，早期的理論譯著也是始于非主流的出版社�，F(xiàn)在我國有了以國關理論文章為主的雜志，如《世界經濟與政治》，許多主流出版社出版了系列的國際關系理論譯著、專著或教材。
　　
　　兩種認識
　　
　　長期以來，我國學界有著是否應建立中國自己國關理論的爭論。這一爭論反映出大家對理論的不同觀念。首先是對理論的普適性和特殊性的認識不同。堅持科學理論應該具有普適性的學者就認為國關理論是沒有國籍的，認為應該建立更有效的理論而不是建立中國的理論。認為社會科學是服務于利益需要的學者則認為，現(xiàn)有的國關理論是為西方服務的，因此中國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論。
　　其次是對理論的系統(tǒng)性和有機性認識不同。國際關系理論著作有三種，一種是專門問題的著作，如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卡普蘭的《國際政治的系統(tǒng)和過程》、吉爾平的《世界戰(zhàn)爭與變革》；另一種是教材性質的概論，如多爾蒂的《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拉西特的《世界政治》；還有個人或集體論文集式的著作。有人認為理論的系統(tǒng)性是指著作包括了主要問題，于是將概論和論文集都視為理論。于是根據(jù)已經有了按中國政策立場編寫的理論教材和理論文集的事實，就認為已經有了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而有的人認為理論的系統(tǒng)性是指邏輯上的有機聯(lián)系，認為概論和理論論文集不屬于理論，因此認為中國還沒有自己的國關理論。
　　與美國相比，我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發(fā)展的速度相對較慢。1948年～1970的22年里，我國在國關理論教材方面取得的進步較快，應該說不亞于美國。但是如果比較理論創(chuàng)新方面的成果，則有明顯的差距。1948年美國從古典現(xiàn)實主義政治理論的《國家間政治》出發(fā)，在50年代創(chuàng)立了政治文化理論，60年代建立了行為主義理論，建立了三種理論體系。而我國在1980年～2002年的22年里還未能建起一個體系相對完整的理論�！�
　　
　　
　　核心價值是什么？
　　
　　王緝思
　　
　　從國際關系轉向世界政治
　　
　　國際關系理論（我本人更愿意用“國際政治理論”的概念）的研究，是屬于國際關系范疇，還是屬于世界政治范疇，這是一個根本問題。美國將國際關系放在政治學的范疇里研究。歐洲有所不同。在中國大學里，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是分開的，這對學科發(fā)展不利。其實，國際關系里使用的概念是政治學的概念，如利益、價值觀、權力、意識形態(tài)等等，但我們的國際關系理論沒有建立在政治學研究基礎之上。我覺得需要思考：在全球范圍內，是國家的、地區(qū)的政治以及世界范圍的政治變化決定國家間關系，還是反過來。當然絕對的因果關系很難說清，但我個人傾向于世界政治決定國家間的關系，也就是各國內部的、地區(qū)內部的政治發(fā)展決定了國家關系大致的類型。如蘇聯(lián)的政治、蘇聯(lián)國內的情況決定了蘇聯(lián)的垮臺，而蘇聯(lián)的垮臺又意味著冷戰(zhàn)結束及其帶來的一系列國際關系的變化。如果我們只僅僅研究“國際關系理論”，就不可能關注蘇聯(lián)本身的問題和蘇聯(lián)是否會垮臺，也不能預測和解釋冷戰(zhàn)后出現(xiàn)的一系列現(xiàn)象，如全球化現(xiàn)象、國際恐怖主義現(xiàn)象。如果不研究民族、宗教、恐怖主義，就無法解釋今天的國際政治。所以國家關系取決于國內政治和世界政治，而不是反過來。
　　中國人傾向于通過研究國家間關系來試圖構筑國際關系理論。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深處有一種價值取向，包括利益導向和問題導向。中美關系在美國人眼里取決于中國是否按美國的那一套價值觀和利益去行事，而不是中美關系問題本身給美國帶來什么。我們在研究中美關系等問題時，要把關系當成變量，而不是本源。本源或者自變量是兩國的國內政治變化和各自的發(fā)展目標。我們研究的方向也應該從國際關系轉向世界政治，這也是冷戰(zhàn)后越來越明顯的一個學科發(fā)展趨勢。
　　
　　幾個弱項
　　
　　如果我們將研究方向從國際關系轉向世界政治的話，我們的研究還缺少什么？首先缺少的是比較政治學和政治學的一般理論。上面我講到，我們的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是分家的，所以政治學沒有成為學科基礎，于是我們的研究便缺少了一個方面――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學研究的一般方法論。第二個弱項是國別研究和地區(qū)研究很不發(fā)達，真正對美國、日本、印度、俄羅斯的國內政治進行研究的學者和研究成果相當少，更不用說對中東、非洲、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等的研究。也就是說研究世界政治的本源弱一些。相對而言，國家間關系的描述比較多，帶有理論性的深度分析比國際關系本身的研究還要弱一些。最近幾年，一些關于軍控、恐怖主義、國際組織方面的研究開始涌現(xiàn)，但其理論性的研究仍弱一些。還有，從國際政治角度對中國本身的研究也弱。
　　幾個弱項突出以后，建立一套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便顯得很重要又很艱巨。
　　
　　價值取向與核心價值觀
　　
　　既然是研究政治問題，價值取向就要鮮明。西方的價值取向就很鮮明。從文藝復興以來，盡管西方的主流價值取向有不同表現(xiàn)，但它一直有自己的一套核心價值體系，而我們在不斷的社會大變革中，這么一個體系遠遠沒有形成。在借鑒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時候，可以照搬西方的只能是一些表皮的東西，如果將整個價值體系都照搬過來，就會完全西化，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接受的�，F(xiàn)在我們的理論研究與西方理論研究在層次上有一種剝離的現(xiàn)象，就是說我們把它的方法論拿過來，卻脫離了它的價值觀的內核，如果不建立自己的內核，就很難成功。只有當我們自己的主流價值體系完善清晰之后，才談得上建立起一種普適性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體系。
　　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有沒有一個核心的價值觀呢？看看美國歷史，看看摩根索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價值觀，它們推崇的是和平與權力，權力是為了保障和平和美國的安全，和平就是它核心的價值觀。現(xiàn)在，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內容又涉及了發(fā)展、經濟繁榮以及人類生存的環(huán)境問題。所以，在國際關系理論中，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是“和平與發(fā)展”，當然是美國主導下的“和平與發(fā)展”。
　　有意思的是，人類從誕生起就在尋求和平與發(fā)展，但直到現(xiàn)在，有的地方仍在打仗，有的地方仍不能發(fā)展。為什么？一個原因是，人類在這兩個目標之外還有別的目標要追求，即公平、正義、平等�？纯慈祟惿鐣�發(fā)展史就知道，人類社會一直存在著相對的獲得，有你的就沒有我的，有我的就沒有你的。有人認為某種和平不公正，經濟發(fā)展只有利于少數(shù)人，就要造反。列寧和毛澤東領導的暴力革命，就是追求社會公正、人間平等。在今天的世界上，還有許多人不滿意這種不公平、不平衡，他們在進行斗爭，有的可能動用武力，但是美國又不容許他們動用武力，要維護美國霸權治下的和平。其實美國也在剝奪我們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權利。現(xiàn)在的發(fā)展，說實在話是國際壟斷資本治下的發(fā)展，對許多人來說也是不公平的。問一下世界上的窮苦老百姓，他們對經濟全球化的看法肯定與資本家的看法不一樣。這其實就是價值觀的問題。還有，決不能忽視宗教信仰問題。世界上有相當一部分人相信宗教的力量，和平與發(fā)展不一定是這些人追求的首要目標，比如對于一些穆斯林來說，保存伊斯蘭教本身的價值，比穩(wěn)定和賺錢更重要。
　　總之，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的價值除了包含和平與發(fā)展內涵外，還有其他的內容，這是不應忽視的，在學習借鑒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尤其需要注意�！�
　　
　　歷史理解的巨大潛能與局限
　　
　　時殷弘
　　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將陸續(xù)出版的《國際關系學名著系列》中，我主持翻譯四部關于國家大戰(zhàn)略的名著，都是蘊含著戰(zhàn)略理論或原理的戰(zhàn)略史和戰(zhàn)略思想史著作，或者說都是顯著地同理論結合的歷史著作。因此，我在此談一下歷史理解的巨大潛能與局限。
　　實際上戰(zhàn)略只有通過歷史才能理解。學習歷史，對于理解、締造、貫徹戰(zhàn)略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目前國際關系史學家和戰(zhàn)略思想家保羅?肯尼迪與戰(zhàn)略史家和美國對外政策史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合作，于2000年起在耶魯大學主辦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有關大戰(zhàn)略的講習班，目標是培養(yǎng)下一代的領導人才。正如他們所想的，“培育戰(zhàn)略領導人的最好辦法，也可以說我們理解戰(zhàn)略領導的最好辦法，是學習在歷史上大戰(zhàn)略如何被締造，如何被貫徹……只有歷史研究，才產生對于什么是大戰(zhàn)略、大戰(zhàn)略如何運用以及戰(zhàn)略家在具體的環(huán)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動的正確理解”。
　　下面一句話是關于歷史研究和歷史思考對于當今的適宜性問題，取自彼得?帕瑞特為著名的論文集《現(xiàn)代戰(zhàn)略的締造者》寫的一個導言：“理解歷史上的戰(zhàn)爭有助于讀者更聰明地對待現(xiàn)今的戰(zhàn)爭�！边@里既概括了理解歷史的效用，也包含了這一效用的局限性，即只是“更聰明地對待”。歷史理解是有局限性的，局限性在于每個時代在其環(huán)境、在其問題、在其人物以及在所有這三者的結合方面都是獨特的，都有自己的特點。歷史不是簡單的，甚至某種意義上是不可預料的；而且有的時候，歷史會有巨大甚至急劇的變化，如果好的就是飛躍，壞的就是災變，它們似乎將我們同歷史割斷，并且如帕瑞特接著說的那樣，“在某些人看來將歷史的適應性似乎減少到荒誕小說的地步”。這是在講歷史理解的局限性。
　　關鍵在于，你要的適宜性是什么？如果你要的是一個大戰(zhàn)略，原封不動拿來作歷史經驗和教訓，一下子從這里搬到那里，那就錯了。如果你從歷史當中要的是直接的教益，遺憾的是人類生活當中沒有這樣的好處和便利。歷史是一種“對先前已逝去事物的有教養(yǎng)的記憶，是一個不應當輕易被拋棄的教益源泉。在國家事務和國際關系中，就像在個人生活中那樣，現(xiàn)今總是有其歷史的一面”。歷史理解提供的最偉大的價值在于：它能夠通過澄清往昔和理解其部分含義（理解全部含義是不可能的）來幫助思考當今和未來。它沒有取消思考的任務，沒有取消那種往往是很艱巨的、包含著巨大的犯錯誤可能性的那種思考。即使你對當今的歷史了解得非常清楚、非常深刻、并且相當準確，你對當今和未來仍然要思考。然而另一方面，你往往愿意有這樣一種幫助你思考的思考，即促使現(xiàn)實、歷史和哲理三者結合。
　　我們再深入一步，談談歷史方法的價值。歷史方法屬于對人和社會的研究的經典方法，即歷史/哲學/文學方法。首先是歷史方法，不少現(xiàn)代主義者認為歷史方法不精確，他們覺得隨便弄幾個例子出來就可以說成是歷史，太不嚴謹，也不科學。他們更看不起文學方法。其實，他們是膚淺的。小說家能夠對現(xiàn)實和歷史現(xiàn)象有深刻理解，并且志愿講透一點給讀者，夸張一點說，他們對人和社會的領悟誰能比得上！大概只有修昔底德那樣的大史學家才能比得上。小說家和歷史學家始終在做預測，他們更多的是通過類比，而不是依據(jù)科學理論。只不過“小說家和歷史學家從來不以（許多）政治學家們中間常見的那種頻繁和自信吹噓自己的預見能力”�！八麄冏铌P注的是理解往昔”。
　　這里的意思不是說應當拋棄國際關系研究的科學方法，而只是說我們應當更新這方法，使之切合當今水平，辦法是認識到好的科學家――如同好的小說家和歷史學家――在試圖預測未來時運用他們掌握的一切工具。也就是說，別停留在牛頓那個時候，而要看看和學學現(xiàn)在的自然科學家的思想方法，那就是好事情。一些社會科學家實際上將他們在小學和中學數(shù)理課上讀的那些局部的基礎性的東西奉作極致，同時內心實際上看不起他們在語文和歷史課上讀的、盡管也是局部的和基礎性的東西。那么，什么是所謂一切工具，或者大多數(shù)工具？它們不僅包括理論、觀測和嚴格的計算，還包括“敘事、類比、矛盾、諷刺、直覺、想像力，還有――并非最不重要――風格”。所有這些在理解歷史、理解現(xiàn)今甚至預見未來方面，都是至關重要的。▲
　　
　　譯者的話
　　本書作者詹姆斯?多爾蒂和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開始從事國際關系理論的梳理和總結工作，持之以恒地在這項工作上投入了三十多年的精力。他們合著的《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簡稱《爭論》)是世界上最具權威的國際關系理論教材之一。該書1971年首次出版便成為許多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學者的案頭書。
　　自1981年第二版《爭論》出版至今的二十多年里，伴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國際關系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20世紀80年代是新現(xiàn)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派大辯論的時代，而90年代則是批判理論大發(fā)展的時代。為了反映這些理論建設的新進展，多爾蒂和普法爾茨格拉夫兩人對《爭論》一書不斷進行修訂，于2001年出版了第五版。
　　
　　作者的話
　　本書第五版對第二版作了根本性修改，其原因不僅是全球體系轉變和冷戰(zhàn)結束引發(fā)了范式辯論，而且還因為新現(xiàn)實主義、結構――現(xiàn)實主義、新古典現(xiàn)實主義、民主和平論及其他新自由主義理論著作大量涌現(xiàn)。此外，本書還討論了以下問題：關于冷戰(zhàn)為何如此結束的持續(xù)爭論；長期的和平或冷戰(zhàn)為什么沒有導致美蘇之間的戰(zhàn)爭；結構和制度主義理論；有關無政府根源的理論及合作與政治一體化條件的理論；有關結構――行為體在分析層內和層次間關系的辯論；21世紀初的威懾；后現(xiàn)代主義――后行為主義理論；戰(zhàn)爭根源；地緣與戰(zhàn)爭；建構主義研究方法；決策、危機和危機管理理論的新發(fā)展。我們一直不斷地更新這些理論。第五版還收入了有關女性主義、恐怖主義、跨國種族沖突、認同和民族主義，以及同盟和聯(lián)盟的新理論。
　　
　　書中的話
　　國際關系理論中出現(xiàn)這樣一批學術文獻和思想，它們主張在民族國家之外建立其他政治單位。因此，我們有必要更加重視對現(xiàn)有民族國家內的離心或分裂力量的研究。迄今為止，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都沒能避免語言民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的抬頭。甚至像英國、法國、美國這些國家，也都面臨著分裂勢力問題。在這些國家里，政治學研究傳統(tǒng)上反對分裂勢力，支持民族同一性，美國這個大熔爐更是如此。且不說蘇聯(lián)的解體和南斯拉夫的分裂，其他國家，如加拿大、塞浦路斯、尼日利亞、斯里蘭卡，也已經被分裂主義運動攪得手忙腳亂。正如書中所提到，21世紀初影響全球體系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世界各地數(shù)目眾多的謀求更高地位、更大權力、更廣泛承認和更多參與權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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