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11歲的孩子，因為在英國多座城市騷亂中偷了一只垃圾桶而被警方逮捕，并被送上法庭。這多少使人想起《悲慘世界》中因為偷了一塊面包而坐牢19年的冉?阿讓。 　　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在與冉?阿讓們同時代的一個半世紀中，英國議會曾頒布4091件圈地法令，圈地達到604萬英畝，對于那些靠圈地發(fā)家的英國貴族的盜竊行為，卻沒人去追究了。聯想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華爾街和金融城的銀行家們也沒有幾個受到法律制裁。騷亂應受到法律嚴懲，但從理念上看，打擊面如此之廣，卻不像是法制的進步，而更像是文明的倒退，是否有“黑打”之嫌？
　　盡管首相卡梅倫信誓旦旦地表示，這次騷亂并非由貧窮的社會最底層的人發(fā)動，社會各階層不同收入的人群都有參加，純粹是以此取樂，沒有政治訴求，然而，所謂的“茉莉花革命”則被西方媒體褒獎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倫敦之夏”則被貶抑為“暴民狂歡”，放在西亞北非動蕩和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這種說法其實難以令人信服。
　　在反思群體性事件時，更應該從社會心理學角度找原因。這就像我們總是質疑經濟危機時為什么那么多“懶人”不去找工作，但實際情況可能是，人在找不到工作、喪失希望后才會“變懶”。
　　持前一種看法的多為社會中的強者和社會精英，他們認為只有通過自由競爭、適者生存、優(yōu)勝劣汰才會使社會高速發(fā)展。而持后一種看法的則多為社會學者和處于食物鏈最下游的弱勢群體，他們認為個人的失敗和社會制度的不完善有關，只有建立平衡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社會食物鏈，才能保證社會的良好運行。而一旦食物鏈崩潰，就會出現“失范”現象，絕望的“暴民”也就隨之產生。
　　1921年，德國精神病學家克雷佩林對于“暴民”的產生曾經描述過這樣一個案例：一名非常孤獨的老婦在一生中大約縱火20次，第一次發(fā)生在童年。她因為縱火六次被起訴，并在重刑監(jiān)獄度過了24年時光。她承認，當口袋中帶著火柴的時候，火柴就像一種無形的力量驅使她去縱火，原因是火有一種強制力量把人們的眼光聚集在她身上，她才不會感到被周圍人拋棄。而當時正值德國一戰(zhàn)后經濟最困難的時候，絕望的情緒在人群中蔓延。
　　而在這次騷亂中，“暴民”也普遍存在“被排斥――害怕被拋棄――渴望被關注――騷亂行為”的心理過程。其實，非移民為主的歐洲國家每次遇到經濟危機，本地人對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的排斥情緒就會增加。2008年金融危機引起的失業(yè)潮也對排外思想推波助瀾。據英國統(tǒng)計局2011年5月份的數據，英國的失業(yè)率仍維持在7.7%的高位。騷亂中心之一的利物浦已成為英國無就業(yè)家庭比例最高的城市，有超過30%的家庭全家失業(yè)。在整個英國，將近20%的家庭沒有人就業(yè)。這使得主流社會把金融危機導致的失業(yè)與外來移民和他們“搶飯碗”聯系起來。而社會底層對社會精英的“羨慕嫉妒恨”，也成為一點就燃的干柴。
　　《紐約時報》的評論認為，“英國國家的脾氣正在發(fā)生變化，影響了守法的市民，也影響了罪犯�？�梅倫擅長向人們宣傳削減預算，但他沒能告訴人們削減什么，以及如何削減”。2008年，為應對金融危機，英國推出了5000億英鎊的救市計劃，但“救”的只不過是金融危機的制造者和那些把經濟搞糟的金融機構。而金融危機所引發(fā)的一系列社會危機，政府并沒有花費多少精力去解決。
　　卡梅倫政府上臺后，又進一步削減了教育補貼，使學費大幅上漲。原先英國政府提供的教育維持補貼，是針對來自年收入低于三萬英鎊的家庭，目的是使年紀在16歲到18歲的青少年能夠上得起學或接受就業(yè)培訓。對于非“富二代”、“官二代”、“貴二代”的社會底層青少年來說，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唯一平等的競爭機會，這在蕭條時期更為重要。盡管每年英國政府在教育維持補貼上花費的經費達5.6億英鎊，但比起救助金融機構的花銷和在阿富汗耗費的180億英鎊戰(zhàn)爭費用來說，其實是九牛一毛。
　　而這次英國騷亂所凸顯出來的就是英國政府對社會有效治理的缺失，也就是“善治”的缺失。“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雙方是共同促進的關系。當“善治”被單方面的“強治”所取代，政府與公民的矛盾就會越僵化，所付出的“維穩(wěn)”代價也就會越大。正如《金融時報》所說的那樣，騷亂暴露了英國社會貧困階層的怨氣和疏離感，這些問題也亟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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