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話直說的政治》是薛涌的美國政治筆記，如今正擺在書店的顯著位置；一本雜志把他選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之一，稱之為“當今中國大陸媒體上的第一個職業(yè)評論家”。
　　陣陣掌聲中夾雜著質(zhì)疑。《中國圖書商報》的批評文章語露微諷：“不能不感慨當代媒體造人的能力―是媒體和媒體時代共同促成了薛涌的冉冉升起”；而以學術打假著稱的方舟子，也以《兄弟在耶魯?shù)臅r候》為題，質(zhì)疑薛涌的學歷問題。
　　實際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向內(nèi)地讀者轉(zhuǎn)述美國。一年多來開始為越來越多讀者所熟悉的薛涌，只是這股“書寫美國”的潮流中的體表人物。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人對“西方”的想象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對美國的描述。
　　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那些旅居或者訪學美國的中國學者不斷推介美國，構成了25年來美國在華接受史的一部分。而董鼎山和董樂山兄弟、林達夫婦與薛涌，可算是了有代表性的三代人。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代際劃分只是粗略的，林達夫婦和薛涌嚴格說來一代人。“美國書寫”涉及方方面面，用這三代人五位作者和他們的作品只是作為考察新時期中國人的“美國”想象這一宏大工程的一個側面相。
　　
　　董氏兄弟的“美國”
　　
　　相差2歲的董鼎山和董樂山兄弟，一個是著名的美籍華裔作家，一個是著名的美國問題專家和杰出的翻譯家。
　　用英語為報刊撰稿30余年的董鼎山，第一次回國探親時應老友馮亦代、陳翰伯之約，用久違的母語為《讀書》雜志寫每月一篇的“紐約通訊”。后為《博覽群書》開“紐約傳真”專欄。20余年間，這些論述、剖析歐美作家作品的文章結集成了多本著作。這些傳遞歐美文學界、出版界信息的工作使董鼎山贏得了“美國文學‘大使’”的美譽。學者藍英年在1990年代初就極力向朋友推薦：“你一定要讀董鼎山！”
　　董樂山1999年辭世，梅蘭芳的長子梅紹武很為這位老同事惋惜，“遺憾的是樂山兄后來轉(zhuǎn)入了翻譯家與學者生涯，放棄了文學創(chuàng)作，否則的話，他真是堪與王蒙同志媲美于文壇而決不遜色。”董樂山放棄了離開大陸的機會，解放后留在新華社翻譯部工作�！皩�彈”、“穆斯林”、“超級市場”、“威懾”和“遏制”這些詞都是他參與翻譯定奪的，1981年他調(diào)到社科院美國所作地研究員。讓人安慰的是，雖然被迫以翻譯名世，董樂山對中國人了解美國作出了卓越貢獻。
　　董樂山歷時10年精心編纂的《英漢美國社會知識詞典》，收集了一般英美詞典或百科全書查不到的美國文化社會典故知識、典故專名和短語、俚語等，成為渴望了解美國社會與文化的讀者以及研究者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學者林賢治對董樂山欽佩有加，稱他為“翻譯家中的翻譯家”。140余萬字的《董樂山文集》的第四卷《美國，啊，美國》，收錄了董樂山關于美國歷史、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史話和專論性文章。此外，董樂山還單獨校完了卷帙浩繁的《美國志》、《美國新聞史》等書，為光明日報出版社和社科院出版社主編了一套美國叢書。出版人龐?高度評價了董樂山的美國隨筆，“為國人打開眼界，拓展思路，使讀者能站在更高、更寬廣的視角來觀照歷史和現(xiàn)實世界，避免狹隘的民族主義，避免因眼下的某種需要而模糊了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
　　
　　林達的“美國”
　　
　　1980年代董氏兄弟的文章主要還是在讀書人圈子里流傳，林達夫婦的書在1990年代末流行坊間，則使“閱讀美國”有了更多平民色彩。這對夫婦曾經(jīng)都是同濟大學的教師，先生姓丁妻子姓李，“丁林”和“林達”都是他們的共用筆名。
　　1991年林達夫婦移居美國。一開始他們就“第二次插隊落戶”，住在野鹿和小狼出沒的美國南方農(nóng)村，與60年代參加過“三K黨”的美國農(nóng)民和“湯姆叔叔”那樣的黑人為鄰(他們最近的鄰居也在好幾英里外)，砍柴生火、圍爐閱讀和畫畫。他們切身感受到的美國和出國前國內(nèi)政治宣傳下的美國很不一樣。比如加利弗尼亞州毗鄰墨西哥，大量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加州政府一方面根據(jù)法律讓非法移民平等地享有基本的醫(yī)療和教育服務，一方面又以聯(lián)邦政府守護邊境不力控告美國聯(lián)邦政府并要求巨額賠償。怕死的飛行員卻被美國人視為英雄。
　　許多新奇的發(fā)現(xiàn)促使林達夫婦開始探討美國現(xiàn)象的制度根源，個人自由何以成為美國的立國之本，總統(tǒng)或任何自稱超凡脫俗的領袖都是靠不住的。這些思考的結晶通過一封封書信，傳遞給林達夫婦在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學院一位姓盧的教授朋友。三聯(lián)書店從1997年起以一年一冊的速度把他們的信函結集出版，《歷史深處的憂慮》、《總統(tǒng)是靠不住的》和《我也有一個夢想》成為一個“近距離看美國”的系列。
　　云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文藝出版社，后來又分別推出林達的新書《從邊緣看世界》和《一路走來一路讀》。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驚異且敬佩林達的草根式寫作道路，把“近距離看美國”系列作為他的研究生入學后的首選書目，還趁林達回上海之機請他們與自己的研究生座談。
　　比較有藝術感覺的林達夫婦在他們的作品中發(fā)揮了文筆優(yōu)美的特長，許多句子舒緩雋永。薛涌說自己沒法看林達的文章，嫌他們抒情太多、太華麗�！赌戏街苣�》編輯柴子文說，林達夫婦生活在南方的農(nóng)村，而薛涌生活在北方的城市，感受的是耶魯式的氛圍，“精英意識更濃”。
　　
　　薛涌的“美國”
　　
　　“美國社會的‘反智主義’傳統(tǒng)，是一個‘充分的民主社會’的必然產(chǎn)物：一個大字不識的人，無論從政治權利還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平起平坐。這種傳統(tǒng)如果運用不當，就能夠挑戰(zhàn)、制衡精英主義，突破知識階層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權，保持社會的原創(chuàng)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這是薛涌新書封底的一段話，可以代表他對美國社會的基本認識。
　　社科院美國所所長王緝思先生作為一個專業(yè)研究人員，也對薛涌表達了一定的肯定，“我們畢竟不是天天在那里生活，而他寫出了在那里生活的感覺。他的那種感覺雖然不很系統(tǒng)，但很真實，不是隔岸觀火�！鄙轿魇∩缈圃貉芯繂T智效民大膽預測：隨著社會的進步，即公民參與意識的增強，薛涌的影響將超越20多年前的董氏兄弟和幾年前的林達夫婦。
　　一位薛涌當年在社科院政治所的同事，認為薛涌的文章基本是記者型報道，立場是學院派的，表達不是學院派的，“他的看法不代表多數(shù)美國人的看法，只代表美國高校民主黨的看法，而他們在美國是極少數(shù)人”。這位專家稱，薛涌對國內(nèi)問題的看法可能比他對美國問題的看法還中肯些，“他了解美國，主要還是通過讀報，在校園了解美國。他應該從社會中了解”。
　　金燦榮教授喜歡薛涌的良好直覺和活潑文筆，但他認為應該遵循一些學界基本共識，而薛涌跳出了知識生產(chǎn)的一般程序。談到2002年美國中期選舉，薛涌把民主黨的失敗原因歸結為旗幟不鮮明。金燦榮認為這個解釋失之簡單，因為民主黨原則性其實很強，“9?11”后民眾團結在布什周圍，這是特殊情況。薛涌展望布什的弟弟杰?布什贏得2008年總統(tǒng)大選，“一個父子3人先后出任總統(tǒng)的政治王朝，已經(jīng)呼之欲出”。這被金燦榮視為“想象成分太大”。
　　
　　紙上美國和心底的中國
　　
　　從董氏兄弟、林達夫婦到薛涌，一個不完全的梳理讓我們大致看到20多年來，中國公眾接受的“美國”形象的流變。中國旅美學者對美國的闡述也由原來的學院式精英描述為主，逐漸轉(zhuǎn)為學院派與民間派共同參與，非學院派的草根描述更是獲得了廣泛的市場支持。這種變化也見證了中國在國際視野上的開放和進步。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學博士潘維認為，在以往l／4個世紀里，中國人從對美國的向往，到赴美去深入了解、學習。其間經(jīng)歷了羨慕崇拜、學習理解、批評對比三個階段。這第三個階段才剛剛開始。從1949年起，這些個階段或可看作是一個循環(huán)。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頤研究員則認為，1979年后，中國人的美國觀是自由開放的，甚至青年對美國是相當有好感的。但1989年后，中國的民族主義特別高漲，《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后》、《全球化的陰影》等書和《人民日報》、《環(huán)球時報》等主流媒體，相當程度上在主導中國公眾的美國觀，對美國是批判為主，“覺得美國搞霸權，充其量對內(nèi)是民主對外是霸權”。主流媒體這時幾乎不能正面宣傳美國，反正罵美國沒有風險，話說得越極端越有市場。
　　在雷頤看來，董氏兄弟基本上和“文革”后告別對美國的妖魔化的對外開放歷程合拍，林達夫婦則是逆199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潮流而動，“林達的書在這時尤為可貴”。雷頤還認為資巾筠的《冷眼向洋》和錢滿素的《美國文明》等著作也是值得注意的，在關注介紹美國的圖書之外還要高度重視電視、報紙等媒體。
　　董氏兄弟、林達夫婦和薛涌三代人在美國經(jīng)驗的敘述中，在價值取向上是有一定連貫性的，都是盡力向國內(nèi)介紹值得國人學習的美國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積極元素，都有著強烈的對中國問題的現(xiàn)實關懷，他們不單純是為了說美國而說美國。董氏兄弟的“美國”書寫側重文化方面，更多具有文化掃盲和文化啟蒙的意義，與1980年代的“文化熱”相映成趣。
　　林達夫婦由于父輩和自己在“文革”時代的不愉快經(jīng)歷，對美國所代表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推崇有加。他們的“美國”轉(zhuǎn)述較之之前的董氏兄弟和之后的薛涌似乎都要寬廣�！敖�距離看美國”系列主要談了三權分立、種族問題、移民問題等。文采斐然的表達，使林達夫婦至少獲得了敘事上的重大勝利，而這種成功文本承載的又是本土稀薄的政治理念，比如自由，比如寬容，比如多元�！耙粋�收銀機的故事”，通過一個樸素而偉大的比喻，把憲政的奧義揭示得淋漓盡致――“美國人好像確實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信賴一種機器或者說一種機制的作用，而不太愿意輕信人�！薄叭耸强坎蛔〉�。必須用一種機制去篩選不可靠的人，同時用這種機制去限制和規(guī)范人的不可靠的行為�！薄叭丝梢允遣豢煽康模�但是，一個收銀機卻保障了對于不可靠的人的篩選，以及對于不可靠的行為的監(jiān)督和控制。”
　　
　　美國敘事和本土愿景
　　
　　林達顯然是希望中國也有“收銀機”的。但他也不是純粹的制度決定論者。關注美國風土人情、歷史、文明和社會的新書《一路走來一路讀》，又強調(diào)了好的政治制度所需要的優(yōu)秀公民的必備素質(zhì)：寬容、開明、自由、勇敢、不屈從強權、不盲從眾議。林達在大洋彼岸面向故國呼喚的其實也是“新民”。
　　在《費鎮(zhèn)的重生》中，林達告訴我們“美國是個小鎮(zhèn)的國家，你只有了解美國的小鎮(zhèn)，才算是了解美國”。對于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甚至“分裂”的中國，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社會景觀共存的狀況下，中國有多少“小鎮(zhèn)”失語了，又有多少“小鎮(zhèn)”需要發(fā)現(xiàn)?這些不能不說是林達對陶醉于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的摩天大樓以及霓虹燈的國人的冷酷追問。此岸，《黃河岸邊的中國》等“在路上”、“在民間”的作品的熱銷，熱烈地響應著彼岸的凝視和追問�？纯戳诌_對美國拆遷問題的談論，更可以領略他們對中國問題的現(xiàn)實關懷有多強烈。
　　坦言“賣文為生”的薛涌，在國內(nèi)出版的第一本書《直話直說的政治》，主要關注的是美國大選、教育、社會和伊拉克戰(zhàn)爭，核心問題還是美國政治。他的觀點實實在在，“美國雖然名為民主，實際上還是精英治國。這一點，看看近20年總統(tǒng)的文憑就明白了。不過，精英治國和草根民主之間卻必須有個結合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精英政治家能夠用最粗淺、簡單的話和最‘沒水平’的小民百姓對話。”具體到中國，薛涌對士大夫長期壟斷文化、道德和價值的解釋權大為不滿，他身體力行地挑戰(zhàn)這一精英主義文化傳統(tǒng)。在這種理念的挑戰(zhàn)和推廣背后，一篇“大國之路”的序論讓薛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tǒng)情懷躍然紙上。他開出的藥方是，“那些能巧妙地避開與當朝的世界霸主直接沖突的后進國家，常常崛起為大國；而那些逞一時之勇挑戰(zhàn)霸權的新興后進，其大國夢往往被擊得粉碎。”
　　智效民概括說：“如果說董鼎山屬于文人寫作、林達夫婦屬于市民寫作的話，那么薛涌就屬于學者寫作，但這種學者寫作是平民化的，而不是學院派的�！苯馉N榮教授感慨，“老一代董氏兄弟身上傳統(tǒng)文人的飄逸感更重，后兩代人都是實干家，從中尋找不到儒雅氣。薛涌和林達都比較自信，他們都鮮明地擺出自己的觀點。”社科院美國所社會文化研究室副主任潘小松，對前輩充滿敬意，但也認為寫作方法和個人體驗的不同決定了三代學者描述美國時的差異，“資中筠先生是宏觀的，董氏兄弟又太具體，薛涌比較接近國內(nèi)現(xiàn)實”，“董樂山先生沒有在美國長期呆，不是‘一線’的感受，受國內(nèi)視角的影響”。
　　有趣的是，同為旅美學者的方舟子，在多篇文章中表達了他對林達夫婦和薛涌的不屑，而薛涌和林達夫婦在國內(nèi)紙媒的新近專欄又表現(xiàn)出相當共同點。這些觀念的博弈是有趣的，使我們的“美國”想象更趨全面和真實。
　　繼往是為了開來，究竟應該如何書寫“美國”呢?王緝思說，“書寫美國”需要各種文體和角度，特別是不能用中國式的眼光看待美國國內(nèi)問題。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蕭功秦6年前曾訪問美國。他的觀感是，每一個有機會來到另一個文化中的人，應該充分運用自己的第一印象，從當?shù)厝嘶蛞泼袷煲暉o睹的地方，發(fā)掘出對本民族有啟示意義的東西，他應該盡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眼鏡”，去尋找異質(zhì)文明中的參照物。這應該是知識分子的文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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