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圍內，分離主義運動在大多數(shù)多民族國家內都廣泛存在，中國并不是最嚴重的。但面對2008年的一系列騷亂，我們不得不沉思，為何中央政府大力扶持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發(fā)展，卻難以避免民族關系某時某地的緊張狀態(tài)?
　　整整一年里，中國的邊疆并不平靜。一連串發(fā)生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規(guī)模不等的騷亂讓久居內地的民眾多年來第一次意識到，遠離政治生活核心議題多年的民族關系并不如想象中的平和。30年來在我們埋頭搞經濟的同時，隔膜和隱患卻也在累積，對于廣大少數(shù)民族群眾來說，這些騷亂的興起與被平息，經過境內外媒體的廣泛報道，將會進人一代人的歷史記憶。
　　中國的民族政策是不是到了迫切需要調整的地步?事實上，近年來，學界圍繞現(xiàn)行民族政策已經有過激烈爭論。多民族國家解決內部民族問題，是靠“政治化”的制度安排，還是靠“文化化”的民間消解"早在2004年，北京大學教授馬戎，就提出“民族政策新思維”，在學術界引起了持續(xù)多年的廣泛爭議。
　　進入21世紀以來，學界關于民族政策的爭論正在現(xiàn)實層面逐步映照。2008年的民族騷亂，為這些爭議增添了現(xiàn)實的注腳。民族政策新思維，不再只是一個學術議題，而具有了事關國運命脈的現(xiàn)實迫切性。
　　
　　追求公平的分配體系
　　
　　3月份，達賴集團在藏區(qū)策劃了所謂的“西藏人民大起義”，8月份，新疆喀什等地先后出現(xiàn)了3次比較嚴重的分裂活動。
　　“2008年的民族分裂活動確實比較集中，這主要跟中國舉辦奧運會有關系。”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希恩說，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最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新中國建國后幾十年一度得到很好的解決，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這些問題又開始突出。2008年的集中爆發(fā)主要原因是這些人希望抓住奧運會的機會，在國際上贏得矚目，進一步將問題國際化。
　　在整個世界范圍內，分裂主義運動廣泛地存在于大多數(shù)多民族國家內部，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并不是最嚴重的。但是，面對2008年的一系列騷亂，我們不得不沉思，最近這30年來，中央政府不斷地投入巨資扶持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發(fā)展，也難以避免民族關系某時某地的緊張狀態(tài)，這是為什么?
　　著名的人類學學者、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王明珂多年來一直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交界的康藏地帶從事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的調查研究。在他看來，2008年發(fā)生在大陸邊疆地帶的少數(shù)民族騷亂，究竟是不是民族矛盾在作祟，值得懷疑。
　　“很多時候，族群的對立掩蓋了真正的社會矛盾，任何一次群眾運動，都有著極端復雜的社會背景，參與者有不同的社會挫折、意圖與情感，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些行動者貼上民族標簽�！本唧w到藏區(qū)的騷亂，王明珂說，傳統(tǒng)的康藏地帶最基本的特征是物產貧乏，因此生存資源的分配非常重要，千百年來，這些地區(qū)分布著大大小小的部落，有著傳統(tǒng)結合山神信仰的社會資源分配體系，最重要的原則是各群體間合作、區(qū)分、對抗，以達成他們心目中的資源平等分配。
　　2008年6月份，因為汶川地震的緣故，記者途經藏區(qū)，跟那些生活在農村的貧苦藏族百姓聊起毛澤東時，“毛主席好啊，毛主席解放了我們”，他們給出的答案驚人的一致。而提到近年的變化，人們給予的積極評價卻不盡如人意。“這個例子很能說明，公平對于這一地區(qū)的重要性�！蓖趺麋嬲f。
　　近30年，來自漢族地區(qū)、中央政府的大規(guī)模援助，到了藏區(qū)分配時，由于傳統(tǒng)的分配體系已經崩塌，新的分配體系卻不成熟，造成了諸多人為心理落差。其中有漢族與藏族之間的落差，也有不同的宗教派系之間經濟政治地位的落差。
　　
　　如何看待優(yōu)惠政策
　　
　　而在漢族地區(qū)，要求取消對少數(shù)民族優(yōu)惠政策的聲音也開始出現(xiàn)。10月份，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了2008年前三季度全國城鎮(zhèn)居民工資排行榜，西藏的平均工資名列全國第三，僅次于北京和上海。這條新聞在網絡上激起熱議，建議國家取消對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財政支持、上學優(yōu)惠、就業(yè)扶持等政策。
　　事實上，學術界也早已有人建議取消民族優(yōu)惠政策，回族學者馬戎就是其中之一，他明確提出過，應該逐步取消“一刀切”的少數(shù)民族優(yōu)惠政策。對此，王希恩則稱，中國的總體情況仍然是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落后于漢族地區(qū)，如果要調整的話，有兩個前提，一要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二要做好解釋宣傳工作，畢竟已經實施了這么多年的優(yōu)惠政策，如果一下子取消了，很容易造成社會動蕩。
　　王明珂則認為，在漫長的歷史中，漢族不斷擴張，占據了最好的生存環(huán)境，今天的少數(shù)民族區(qū)域總體來說自然條件依然落后于漢族地區(qū)，這是事實。但是中央政府的補貼，應以貧困地區(qū)的個人為對象，而不宜以整體少數(shù)民族為對象。
　　關于少數(shù)民族優(yōu)惠政策的爭議背后是民族學界的深刻分歧。2004年馬戎在《北京大學學報》發(fā)表了一篇學術論文《理解民族關系的新思路一少數(shù)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提出應該拋棄我們目前承襲的蘇聯(lián)式的將少數(shù)族群“政治化”的民族政策，轉而學習美國將少數(shù)族群“文化化”的成功做法，建立“政治一體”和“文化多元”的嶄新國家族群框架。
　　他認為，應當通過我們對民族地區(qū)社會經濟變化的調查研究，通過對各民族認同意識演變的分析，并與其他國家的族群關系的理論探討和政策實踐進行比較，以實踐為尺度來檢驗和反思我國建國以來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工作實效。
　　對于中國民族學界來說，馬戎的新思路幾乎是顛覆性的，因此也毫無疑問地遭到了諸多批評�！拔覀兊拿褡謇碚撚袦�后性，這是肯定的，但也不能簡單地貼上僵化模式的標簽，認為都該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里，美國是一個移民形成的多民族國家，而中國則是一個世居的多民族國家，各自的民族問題有著本質的不同�！蓖跸６髡f，我們也一直在走自己的道路，只不過暫時還沒有找到廣泛認可的、系統(tǒng)的新民族理論體系。
　　對于馬戎主張借鑒美國少數(shù)族群“文化化”的做法，王明珂也并不全然認同，美國的民族問題并不是我們看到的那么美好，美國的印第安保留區(qū)問題、非洲裔美國人在都市里邊緣地位的被制度化，在美國的現(xiàn)實中根深蒂固，只不過，美國人會透過媒體等各種方式宣揚一些正確的族群平等價值觀，在許多事件發(fā)生后，媒體、政治人物、警政首長等都能帶著反省與反思來對事件發(fā)表意見，而非激化族群情緒。
　　雖然跟馬戎一樣，王明珂也認為，發(fā)展一套嶄新的民族理論知識體系迫在眉睫。但他指出換一個方法來強化多元一體(如將各少數(shù)民族文化化、族群化)，仍是發(fā)自核心、固化邊緣的政治安排它仍不能有力說明為何這是一個整體。必須盡早建立一個有解釋力和說服力的知識體系，讓大家都能夠接受，從人類生態(tài)、長程歷史的觀點來面對“中國近代民族建構”――它確實并不完美，但相對于傳統(tǒng)中國華夏邊緣經常發(fā)生的歧視與暴力已 有很大的進步――而不是堅持一些陳舊的、毫無說服力的理論和說辭。
　　
　　怎樣的反思?
　　
　　2008年頻繁的民族騷亂已經進入歷史，很多人關心的是，中央政府將會對未來的民族政策做怎樣的調整?“至少民族區(qū)域自治的主體地位是不能變的。”王希恩說，中國的藏獨也好，疆獨也罷，并不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分離主義運動，不能因為這些就說明中國實施多年的民族理論和政策是錯誤的。
　　馬戎也認為，今后我國的民族制度和政策如何調整、調整的次序與進度，這些都不是眼前最急迫的問題，可以在達成共識時通過具體研究和實驗來加以推進。但是在目前，如果不把“民族”這個現(xiàn)代國際政治、現(xiàn)代國家理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討論清楚，隨著族際交往的發(fā)展、隨著境外勢力的介入、隨著熟悉我國傳統(tǒng)民族關系人物的辭世，我國的民族關系在今后只會更加復雜。
　　如果中國出現(xiàn)民族分裂，所有的群體都是“輸家”，我們必須讓大家都清楚地認識到每個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與中華民族整體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在“民族”的基礎理論上想清楚，重新思考中國“民族構建”的新框架，才是中國民族問題在未來的出路。
　　作為一個常年處于華夏邊緣的臺灣歷史學者，王明珂常年游歷海外，對于中華民族的族群認同有著更切身的理解。他給記者講了一個小有一年在哈佛大學，碰到一個藏族青年學者做演講，據說他是達賴的顧問。他幽默、博學而睿智的演講博得了臺下諸多教授和學生的陣陣喝彩�！拔耶敃r心情復雜，一方面很欣慰，藏族的下一代有如此優(yōu)秀的青年學者，卻又很遺憾，他所攻擊的都是一些過去的沒有生命力的東西，而對自身的大西藏主張亦無反思，這樣各據其主體的意識形態(tài)對立，對于真正生活在藏區(qū)的百姓，特別是對漢藏邊緣的朵康地區(qū)百姓福祉毫無幫助。
　　多年來，王明珂一直呼吁建立一種反思性的學術體系才是最需要的。反思是漢藏雙方的，漢藏都曾忽略兩者間的青藏高原東緣人群。謀求獨立的海外民族知識分子需要反思的是，他們很少對這片土地上的長程歷史與微觀社會做深入的了解觀察，而只是接受刻板的歐美民族理論，這樣的理論早已不適合今天的中國社會現(xiàn)實。而大陸學界需要反思的是，目前大家所堅持的歷史、民族與文化知識，是不是能讓所有少數(shù)民族皆能以身為中國人而感到光榮?
　　只有知識分子的反思有了足夠的空間、足夠的誠意，真正有益于整個中華民族的國民教育，民族政策調整才可能展開。這樣的反思距離我們仍然遙遠，但愿2008年是個起點。
　　
　　(責編/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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