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1982年時曾說過一則有先見之明的現(xiàn)代寓言： 　　――“亞當和夏娃在被趕出天堂之前，不必工作即可享受到高品質的生活，但被趕出天堂之后，他們和他們的后代，就被詛咒要從早辛苦到晚，始能勉強存活，而過去200年科技的進步，就等于是人類逐漸達到天堂富饒的水準。但人們卻發(fā)現(xiàn)，縱然物質上富如天堂，但他們卻沒有工作，而失業(yè)就是沒薪資，不能夠買東西，這意味著人類最后的命運是：大家在天堂里挨餓!”
　　這則寓言早在約30年前，就已預見到今天全球最大的經(jīng)濟難題：那就是科技帶來的生產(chǎn)力解放。全球化造成的經(jīng)濟模式改變，以及1980年代后新自由放任經(jīng)濟成為主流而國家調控角色日益減弱，已造成了貧富差距愈來愈擴大，失業(yè)問題則趨于嚴重。當令各種商品并不匱乏，但貧窮問題的嚴重，不正顯示出“大家在天堂里挨餓”這種情況已日甚一日地在加快嗎?這也就是所謂“富裕中的貧窮”!
　　當今貧窮問題日益嚴重，而且還被“貧窮問題個人化”這種意識形態(tài)合理化，許多人，特別是經(jīng)濟學家都認為貧窮是那些人自己不努力所致，于是還有了貧窮歧視和更嚴重的“社會摒棄”(Social Exclusion)――窮人被趕出了經(jīng)濟、教育、政治及文化的所有體制之外�！吧鐣�摒棄”的概念1974年由法國學者勒努瓦(H.Lenoir)所首創(chuàng)。1999年英國首相布萊爾有感于“社會摒棄”會影響到社會安定與圖強，遂在內(nèi)閣辦公室特設“社會摒棄小組”，直接由首相負責。這是把貧窮問題的層次拉到了最高的特例。
　　貧窮問題的發(fā)生，涉及工作的機會和所得的分配。由于貧窮是體制所造成的，因此在找解答時，一定要有打破格局的創(chuàng)新思考。根據(jù)個人有限的知識，當代這方面的思考有三種很值得注意：
　　(一)在既有的資本主義體系內(nèi)設法。當今西方相當盛行的所謂“社會企業(yè)家”屬之，它多半由公益基金提供創(chuàng)始的經(jīng)費，而后由社會企業(yè)家到貧窮地區(qū)尋找新的利益，以資本主義的營造方式，整合科技、創(chuàng)辦企業(yè)、創(chuàng)造就業(yè)和市場而達到改善貧窮的目標。當今全球已有了許多成功的案例，這種“社會企業(yè)”雖然值得肯定和推廣，但人們也知道想要借此來改善普遍的貧窮，其效果不能高估。
　　(二)在1980年代，法國社會思想家戈茲(Andre Gorz)率先對“工作”的概念提出了不同但也更徹底的思考，他認為，只把“工作”稱為一種市場行為，這是嚴重的偏差，因此他主張應創(chuàng)造出許多“對社會有用的工作”，人們從事這種工作也會有認同感和榮譽感，并可得到來自社會整體的“社會收入”，這比什么福利救濟都更有意義，當今的工作長期以來都只從市場這個角度來定義，它已造成了許多問題，“對社會有用的工作”諸如社會及社區(qū)照料，許多家務工作等，無論對自己和別人都極有意義，這也是一種新的所得資源。
　　(三)近年來已有許多學者對所得提出了新的想法，如比利時魯汶大學經(jīng)濟學家巴瑞杰(Phillppe Van Pafiis)倡導每個人都應有“基本的收入”(Basic hlcome)，耶魯大學教授艾克曼(Bruce Ackerman)及愛爾絲妥(Anne Alstot)倡導“人生本錢補助金”(Stakeholder Grants)。他們皆認為在富裕社會已不容許有人活在貧窮線下，因此國家應該征收財富稅等，使每個人有最基本的收入，并給予每個人一定數(shù)量的“人生本錢”來彌補由于貧窮而造成的許多人輸在人生起跑點上。例如窮人可以用這個“人生本錢補助金”去從事小本創(chuàng)業(yè)，或去念他原本不可能念得起的大學、
　　中國的貧富差距已極嚴重，需要有個全盤性方案，而無論將來的方案如何，對所得分配問題的思考必須首先創(chuàng)新，而且要擺脫掉一切以市場為中心的思考方式。中國如何面對貧窮及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正考驗著中國產(chǎn)官學的知識力及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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