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在2012年初將有“二合一”的“大選”，領導人及“立法委員”這兩種角色一次全都改選。因此，2011年乃是政治口水最多的一年。政治放話的語言游戲、相互的謾罵以及各式各樣的文宣空話，幾乎無日無夜地大量出現(xiàn)。我稱這些政治語言為政治口水，乃是這些政治語言雖多，但語言的精彩度極低。所謂精彩度乃是指它的文采、智慧、說理及道德高度等。我這種針砭不只是針對臺灣而發(fā)，因為包括臺灣在內今日全球所有中國人社會，幾乎沒有例外的都政治語言貧乏。我翻遍近代各種版本的名演講集，很少看到是中國人說的。
　　自古而今，中國較少出現(xiàn)曠絕今古的杰出演講，其道理并不難理解。中國自遠古起，就已養(yǎng)成書面語為尊的傳統(tǒng)，皇帝有話要說即有“詔書”，臣子則用“奏帖”、“條陳”，其他人有話要說也以書面語為主，有各式各樣的文款。書面語為尊的傳統(tǒng)使得中國極早就有了偉大的散文傳統(tǒng)，但這種傳統(tǒng)對中國人的口頭語發(fā)展卻是障礙。中國人沒有杰出的演說，中國也就出不了靠著演說而改變時代，移風易俗的英雄。
　　西方則不然，早在希臘時代即自西西里引進修辭雄辯這種價值。我們不能否認修辭雄辯家用他們舌綻蓮花的本領曾造成禍害。希臘喜劇家西里斯多芬就寫過一話劇《在云端》，諷刺修辭雄辯家混亂是非之害。但值得注意的，乃是自基督耶穌起后，修辭雄辯術已被帶往新的方向：
　　――宗教有布道見證這種行為，神學之父奧古斯丁即說過這種語言行為的特性乃是人的講話已被放進“公共之善”的大架構下，講的人要為“公共之善”發(fā)言，講話時要先感動自己再求感動別人。講話的“感動性”已成重要元素。如果我們研究西方思想史和文學史，即可發(fā)現(xiàn)自奧古斯丁起杰出的布道家即不斷，好幾個大詩人如唐恩等都是很有大眾魅力的布道家。他們創(chuàng)造出后來的精英正式語言風格。
　　――西方文明史的發(fā)展軌跡顯示出，一個社會在走向現(xiàn)代時，“集體意識”的形成扮演了重要因素�！凹�體意識”指一個社會的人們對自己的社會有共同的認知與未來想象，對個人的選擇有相互能接受的準則，對社會秩序有共同接受的規(guī)范，這種“集體意識”的打造，必須由社會的領導階層努力去促成，特別要去說服大眾，否則即很難有穩(wěn)定的秩序。這種早期自由秩序的形成，讓左右極端主義找不到發(fā)揮的機會，乃是17~19世紀的最大成就。講話的“說服”居功至偉。
　　――因此我們如果去翻查古代著名演講，最精彩的多集中在文藝復興到理性啟蒙階段。偉大的演講呼喚著國民向善，為國家共識奠基。有些后進國家缺乏這個過程，思想未被好好清理過，雖有國家，但無社會公識，各種極端主義總是會間歇性地出現(xiàn)。由此也可看出，精英分子通過動人的講話，說理及說服，讓國家形成集體意識的重要。
　　東方的我們由于深受書面語的影響，過度看重文字，而疏忽了講話。西方在伊莉莎白一世的演說中，替理想的君主做了最標準的定義；華盛頓透過演說，讓一個新興的美國維持住它的中道價值；林肯透過演說，讓一個內戰(zhàn)后的國家有了高遠的方向；英王喬治六世講話結巴而自行鍛煉克服，后來他以口才聞名，用振奮人心的演說鼓勵英國人度過很苦的二次大戰(zhàn)。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以動人的演說打開了美國甚至全球的人權新時代。人類歷史上，有許多重大的發(fā)展，其實都是杰出的人物透過講話而促成的。杰出人物為了說透問題，必須思路清晰，邏輯嚴格，再加上有道德高度及文采，他的話當然能打動人心，凝聚共識了。語言的這種功能，是官僚體系的粗淺文宣等做不到的。
　　中國人社會的一些重要人物，不重視講話的溝通說服，他們講話多半官腔官調，既無文采，也乏智性與高度，他們每次講話，其實都是錯過了那次講話。當今社會，存在不少的問題，需要精英分子用語言去和人民直接溝通說服，創(chuàng)造新共識新方向。為了現(xiàn)在和未來，中國人可能已需要重視說話的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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