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9年，是“70后”的尾巴。出生于70年代末的人都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改革開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也是計劃生育政策后的第一代獨生子女。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70后”就在這樣一個充滿沖擊與碰撞的時代成長起來。
　　那是一個“請進來”的時代。80年代，西方的思想和文明大規(guī)模涌入。記憶里，有很多看得懂或看不懂的世界經典名著；電視機里的外國電視劇總是那么引人入勝；大量英語詞匯進入我們的語言，甚至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和行為。
　　在那個中國打開國門的時代，中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接觸并碰撞。人們開始對中西方文化、價值觀、行為方式的差異津津樂道：西方人不以謙虛為美德；西方人吃飯不爭著付賬；西方人成人后必須離開家庭獨立；西方人直截了當、就事論事、不講關系和面子……圍墻內的人們在討論圍墻外的世界時，也帶著對身邊現(xiàn)實的不自覺的折射。這使青少年時期的我心中的西方印象，像是蒙上了一層糖做的外衣：看得見而摸不著，朦朧中散發(fā)著誘惑力。懷著對未知文化進行探索的渴望，德語成為我大學本科的專業(yè)，去德國留學也成了大學畢業(yè)后的一個重要目標。
　　2000年前后，隨著中德關系深入發(fā)展，自費留學的資金門檻大幅降低，我也踏上了去德國的留學之路，不知不覺間成為了新世紀首批“走出去”的留學生。
　　對于剛剛走出國門的人，“文化震撼”是最切身的體驗。到德國后不久，我就糊里糊涂地上了一次電視。那時我家浴室下水道堵塞，當修理工按時上門后，我發(fā)現(xiàn)登門的“客人”遠不止這一位。原來當天電視臺在做一個真人秀節(jié)目，內容就是跟拍這位修理工的一天，而我則是他最后一位上門服務的顧客。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上門的都是客”。我拿出所有點心、茶葉，在斗室中熱情招待這些不速之客，生怕有失禮儀。直到節(jié)目播出時我才發(fā)現(xiàn)，在修理工這一天打交道的人當中，我這個中國人是唯一一個把他當作客人看的顧客。在鏡頭下，修理工的德國客戶只顧躺在椅子上曬太陽，對大汗淋漓的工人視若無睹。而我這個異鄉(xiāng)人的熱情，反倒令德國觀眾感到詫異。
　　來德國前，我認為西方人所謂的獨立自主生活，就是自己養(yǎng)活自己。因此，我對自費留學生活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到達德國以后，我一邊獨自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專業(yè)“德語教學法”，一邊馬上開始尋找兼職工作養(yǎng)活自己，過上了我認為的西方式獨立自主的生活。不久后我發(fā)現(xiàn)，身邊的德國同學中竟然沒有一個是像我一樣完全“獨立”的，他們無不依靠助學金、貸款或父母資助來維持學業(yè)。而作為一個來自東方的外鄉(xiāng)人，我卻稀里糊涂地成了唯一的、自己想象中的 “西方”人。
　　最初的“文化震撼”讓我對中德人際交往產生了濃厚興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熱情持續(xù)高漲，西方人了解中國的興趣也越來越濃厚。我們因為不了解而對彼此產生興趣，也同樣因為不夠了解而對彼此產生誤解。如何消除主觀認知和客觀現(xiàn)實之間的差距，是中國與西方在過去10年里一直努力探索的問題。
　　今年年初，我接受一家德國國家電臺的采訪，話題是中德關系，席間忽然想起了自己剛到德國時的那一段“觸電”經歷。而如今的我，已經能夠在德國電臺侃侃而談，向德國人指出了解中國當前的現(xiàn)狀、客觀認知中國青年一代，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出生的一代人的重要性。此時的我已不再年輕，或許在國內的“80后”、“90后”眼中，已經是個不算洋氣、也不夠西化的“70后”前輩。然而在我身上，從求知的渴望到文化震撼后的茫然，再到找到自身和未來的方向――這個“從求知到求是”的過程，用了整整10年。
　　留德10年，雖沒有季羨林先生經歷的驚濤駭浪，卻也經歷了大時代的轉折。過去10年是中國高速發(fā)展的10年。在很多人眼中，我們這些留學生錯過了國內黃金10年的發(fā)展歷程，在“求實”面前，似乎有些追趕不上的遺憾。但在我看來，正是有了走出國門“求知”的經歷，才能在“求實”面前更看重那一份“求是”的情懷。誰說“求實”與“求是”不可共存呢？在我看來，以所學“求是”，以創(chuàng)新開拓，才可求到真正的“實”――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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