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成熟的體制，面對監(jiān)督和質(zhì)疑，官員是應該解釋或是正面回應。遺憾的是，有關方還在沉默，試圖以這種煉金術避開民意的鋒芒，寄希望于信息爆炸時代的社會遺忘。 　　 　　媒體發(fā)達的時代，有人因為炒作成名不得而郁悶，也有人因為被推上輿情的風口浪尖而苦惱。作為近期焦點人物，周森鋒就屬于后面一種情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爸袊�最年輕的市長”的桂冠一經(jīng)披露，隨即引起人們極大的好奇。周本人慘遭“人肉”，吸煙、打傘、寫的論文，每個被捕捉到的公開細節(jié)都成為熱門話題。公眾尤其對本人及其配偶的家世表現(xiàn)出莫大興趣，把履歷翻了個底兒掉，希圖尋找“背景”、“后臺”的蛛絲馬跡。
　　對于這個事件，至今仍然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質(zhì)疑者大有人在，贊同者也不乏其人。不過現(xiàn)在來看，問題的焦點主要還是落在其如何成為市長的程序問題上。這就涉及到一個普遍性的體制問題。由此而言，如果對此現(xiàn)象只做個體化的理解，糾纏于個別細節(jié)，并沒有太大意義。
　　隨著官員年輕化趨勢的不斷增強，這樣的現(xiàn)象恐怕還會越來越普遍。政府部門中80后官員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鮮話題。這不，最近就有昆明24歲海歸碩士出任市委辦公廳廳務委員的案例，在副處的級別上刷新了記錄。
　　年輕當然不是周的錯。應該說，相比于終身化和論資排輩，干部年輕化、知識化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然而，在這一事件的脈絡中，的確也暴露了當前官員遴選機制的重要缺陷。公眾對年輕官員背景的嚴重關注，恰恰體現(xiàn)了對此缺乏一定信任。周雖畢業(yè)于名校，但學歷背景在文憑貶值的年代，顯然難以構成人們對之認同的來源。媒體強調(diào)“全票當選”，反而讓人們更不相信這樣的奇跡發(fā)生，對程序是否公正持強烈的懷疑態(tài)度。
　　尤其是在“買官”、“跑官”問題層出不窮，一把手說了算、權力蔭庇、裙帶風盛行的現(xiàn)實情況下，人們已經(jīng)被培養(yǎng)出一種思維的慣性或定勢。系統(tǒng)的社會調(diào)查也顯示，不僅億萬富翁中高干子弟占據(jù)了90%以上，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至于有人擔心年輕干部被別有用心者投資作潛力股，也可以透露出當前官場文化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因此，不能完全責怪公眾對于年輕干部不習慣，甚至懷有妒忌中傷的暗黑心理，需要反思的也不僅僅是周本人，也包括當前整個官員選拔任用機制。
　　官員身份意味著一種授權，因此說到官員產(chǎn)生和委任問題，必然涉及到正當性的問題。人們所質(zhì)疑的，也正是這個東西。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區(qū)分了支配結構正當性的三種類型：一種是基于合理制度賦予的、理性化的“科層制”；一種是基于受傳統(tǒng)權威關系的“家長制”；第三種則是對具有超然性的特定權威信仰的“卡理斯瑪”類型（Charisma）。隨著歷史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世界普遍經(jīng)歷了一個去神圣化的過程。祛魅的時代，沒有了偉人、先知和救世主。就正當性的來源而言，傳統(tǒng)的君權神授、出身血統(tǒng)或者歸因于一種神秘抽象的歷史力量或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讓位于普遍選舉的民主政治。
　　對于當代中國而言，隨著革命年代的領袖們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卡里斯瑪?shù)墓猸h(huán)也逐漸隱去。人們對權威不再是無條件地信任和服從，正當性認同更主要來源于法理性的制度框架。后革命時代的治理秩序，尤其是轉型時期國家-社會關系發(fā)生重要轉變的情況下，無疑必須建立在堅實的法理基礎之上。
　　由此觀之，公眾對官員背景的質(zhì)疑，實際上是在呼喚選舉程序的透明化。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圍繞官員的招考錄用、培養(yǎng)選拔、掛職晉升等的制度設置，對公眾來講依然是相當神秘的運作過程。增加其正當性，無疑需要在官員選拔和任用的問題上，繼續(xù)推進普遍主義的考核選拔和民主選舉改革，強化公眾參與，消除選舉中的任何形式主義，通過相應的制度建設，破除任人唯親的庇護主義、權錢交易的非法行為等等。
　　在政績考核上，也要改變單一化的、風險不斷增大的、以GDP是瞻的發(fā)展主義標準，強化公正作為正當性來源的基本內(nèi)容。
　　正如科學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所言，“實際上，公眾監(jiān)督力量是社會里個體首創(chuàng)精神的守護神，它也是防止個體墮落的粘合劑”。周事件被置于公共領域之中討論的意義在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眾開始擺脫官本位社會中權威主義服從的習慣心理，從一種公民社會的角度樹立對權力體制正當性的認同并對彼此之間的關系重新定位。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趨勢。
　　現(xiàn)代社會中，傳統(tǒng)的權威主義崇拜已經(jīng)逐漸淡去，國家治理與發(fā)展也不再全部希望寄托于某個精明強勢的能人。構建一套民主高效、制度化、法制化的科層體制，才是國家正常運作和國民幸福的基本保證。
　　作為制度化的一部分，信息公開、財產(chǎn)申報等等，都是現(xiàn)代行政體制的通行慣例。只聽說丟官罷職或引咎辭職的，卻很少有被迫當官的。既然進入了權力運作的部門，官員就要適應隱私被公開的尷尬。
　　同樣，在成熟的體制中，面對監(jiān)督和質(zhì)疑，官員應該解釋或是正面回應。然而，近期很多事件上，當事方都一貫地采取“鴕鳥戰(zhàn)術”加以冷處理。不過，如此的沉默并煉不出真金，而只能表明程序透明化的缺失，讓不信任更加不信任。（畢然 社會學博士 高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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