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教授:為決策者提供參考】 中央黨校教授是什么級別
發(fā)布時間:2020-03-30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作為一個群體的黨校教授,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優(yōu)勢,為決策者提供參考 “四不主義” 1977年某天,北大哲學系教師王貴秀路遇中共中央黨校友人,友人向他抱怨:黨校簡直呆不下去!當時距文革結束不久,北大也是“余孽很厲害”,王貴秀“憋了一肚子氣”。過了一段時間,他再次見到這位朋友,朋友說:黨校變了!完全不一樣了!
當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復校,胡耀邦任副校長并主持工作,他開了近一個月的整風會議,創(chuàng)辦了粉碎“四人幫”后黨內(nèi)第一個內(nèi)部刊物《理論動態(tài)》,并發(fā)動黨校808名學員,討論路線問題。
“他白天晚上都干,一個禮拜有五個晚上就住在黨校里,有兩天回富強胡同6號,直到12月中央任命他為組織部長!敝泄仓醒朦h校教授、時任《理論動態(tài)》編輯部主任沈寶祥回憶。
1978年5月10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首先發(fā)表在《理論動態(tài)》上,文末標明“光明日報供稿,本刊作了修改”。次日,光明日報刊發(fā)此文,真理標準問題的舉國討論由此展開。
按照其女滿妹的說法,胡耀邦把中共中央黨校建成“理論上撥亂反正”的重要陣地,加速推動了中國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但較少有人提及的是,因為胡耀邦,中共中央黨校本身也種下了思想解放的傳統(tǒng)。
黨校1977年9月正式開學,一期808名學員分為高干班、中級班和宣傳干部班,在宣傳干部班學習的原空軍政治學院政治部主任董潤民曾回憶,開學后不久,他匯報思想狀況時提及,學員們討論時不敢講真話,怕“說錯話”,“過去有人講話被記錄下來,結果挨了整成了右派,大家心有余悸!
這時胡耀邦說,“三不”之外,還得加上一條,討論不記錄,不附加小材料!安豢勖弊、不打棍子、不抓辮子”原是中共防止黨內(nèi)政治生活無限上綱而提出的主張,胡耀邦加了個“不裝袋子”,將其落實為“四不”。
“你來學習,你的發(fā)言什么的,沒有任何材料帶回去,談完就完,這已經(jīng)成了中共中央黨校的不成文法了。”沈寶祥說。他記得,1979年,成都軍區(qū)參謀長就在黨校批評毛澤東,“那時候中央還沒有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通過)啊,大家都很緊張,而胡耀邦的態(tài)度是,不發(fā)動大家講,也不阻止大家講,講完就完!
規(guī)矩要遵守,思想要開放
1979年,全程參與了中央理論務虛會的王貴秀從北大調到了中共中央黨校,他還記得1979年1月18日,務虛會第一天,周揚帶來了鄧小平的兩句話:不設禁區(qū),不下禁令,“就是要造成一個民主的氣氛!蓖跽f。
1986年,為準備來年的十三大,中央成立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成員包括了不少當時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員,同時在中共中央黨校也成立了對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王貴秀是參與者之一,“我們的層級低多了,但當時叫‘平行作業(yè)’,中央也不鼓勵兩個組過多聯(lián)系,而鼓勵各自研究獨立的方案!
“中央組”下設的辦公室與“黨校組”在如何發(fā)展黨內(nèi)民主上還一度有過分歧,前者相信這需要在民主集中制下進行,后者則并不這么認為。
3年多以后,“中央組”宣告解散,而“黨校組”則以“中共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之名存在到了1995年。
同樣受到胡耀邦感染的沈寶祥在1996年參與創(chuàng)辦了《學習時報》,關于報紙的言論尺度,他提出,一要創(chuàng)造性地貫徹中央精神,“不要照搬,要獨立思考,就算你對,我也得明白為什么對,一創(chuàng)造,就有花樣了”,二要積極地把握好度,“明確規(guī)定的東西你不要去碰,但其他的,只要不違規(guī),思想必須放開,不然,不是在浪費青春嗎?”這位75歲的老人說。
分管《學習時報》的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對沈寶祥也有過類似表態(tài):規(guī)矩要遵守,思想要開放。
2000年,《學習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落日的輝煌――17、18世紀全球變局中的“康乾盛世”》的文章,江澤民對此作了批示,并指示復制發(fā)政治局委員參閱。
2007年,“沒有一個中央領導對我說要登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們覺得好就登了,作為黨的干部這么多年,你應該主動考慮:怎么樣才是為黨好。”
對學員,有三個“不要低估”
“文革”后中共中央黨校復校,中共開始確立地廳級以上干部定期輪訓的制度,據(jù)黨校一位教授介紹,黨校早期有進修、培訓、理論三大部。
中央機關、省市自治區(qū)領導班子,都必須輪流來中共中央黨校進修,“中組部統(tǒng)一安排。比如一個省13個常委,都排好了,你什么時候去都知道的。”
培訓部則主要是培訓中青年干部,學制也比較長,一般是一年,有知情者曾對媒體說:“中青班培養(yǎng)后備干部,‘備’到哪一級的都有!
進修部和培訓部屬干部教育系統(tǒng),而理論部則在后來發(fā)展為研究生院,和普通高校一樣招碩士生和博士生。
在中共中央黨校,每周五都有報告,主講者至少是副部級官員,“讓大家知道中央各部門很多的情況,以及方針政策,一個學期下來少說也能聽十幾次報告!边@位教授說。
謝春濤教授1988年來到中共中央黨校,總體感覺是“(教學)壓力越來越大”,“學員越來越年輕,層次也越來越高,1990年代中期還有學員是工農(nóng)兵大學生,到現(xiàn)在,有的班甚至研究生就超過一半!
黨校研究室曾業(yè)松教授對“壓力”有一個具體的詮釋!叭珖h委書記縣長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建設專題培訓班”安排他講如何發(fā)展縣域經(jīng)濟。備課期間他和部分縣委書記交流,有的書記明確表示懷疑:你一沒當過書記縣長,二沒直接從事過縣域經(jīng)濟方面的工作,能教我們?
為了“過關”,曾業(yè)松一方面大量閱讀資料,深入調查研究,一方面組織參與教學的有關專家反復研討,經(jīng)過一個月準備寫成講稿,做出課件,后來又進行試講并廣泛征求意見。
“對這些官員,也是學員,有三個‘不要低估’!秉h校教授吳忠民說,“不要低估目前中國干部的能力,多數(shù)人堪為政治精英;不要低估中國干部的思想解放程度,(這一點)甚至不亞于中國的知識分子!
因為“關起門來討論,沒有條條框框”,他發(fā)現(xiàn),很多社會上、知識界仍在爭論的問題,地方早就按照解決了。“比如國企改革,現(xiàn)實工作會讓他們覺得,該賣就賣,一爭論,事情就耽誤了!
吳忠民沒有繼續(xù)闡述第三個“不要低估”,但是他提醒,中國黨政干部對政治制度改革推進的愿望非常強烈,“下一步就是現(xiàn)代理念的問題有待解決。”
“中國漸進式改革對所有群體都影響很大,黨校教授有這個便利條件,可以把改革對不同群體的影響進行集納和總結,”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的趙杰博士分析,“來黨校學習的干部帶來了特定群體和社會階層的主張與需求,執(zhí)政施政方面的信息,同時國企干部學員還能帶來他們對中國經(jīng)濟變革所了解到的信息!
此外,從1992年十四大起,中共中央形成了黨代會前到中共中央黨校吹風的慣例。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就建立市場經(jīng)濟體制問題作了報告,論述了市場經(jīng)濟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此后的十五大、十六大前,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講話,中央各部委和省市一把手悉數(shù)參加,1997年的“5?29”講話,江澤民為“公私”定論,公有制實現(xiàn)形式進一步多樣化,市場化步伐明顯加快,2002年的“5?31”講話,也被認為有重要意義。同樣,2007年胡錦濤在中共中央黨校發(fā)表的“6?25”講話,也被廣泛解讀為給十七大報告定調。
公信力最佳
從微觀角度看,中共中央黨校確有多人被認為具體地對中央決策施加影響,一位副校長就曾在十七大前對相關課題做重點調研,并兩度向高層匯報;過去幾年中,黨校也曾有教授走入中南海,為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
但從宏觀角度看,作為一個群體的黨校教授,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優(yōu)勢,為決策者提供參考。在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副主任謝志強看來,黨校教授首先可以影響的就是作為決策者的學員,“影響他解決問題的辦法,比如如何應對突發(fā)事件等,在課堂上討論執(zhí)政方式,不需要有結論!
他提及的另一途徑則是《思想理論內(nèi)參》。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每期只印200多份,直接報送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以及中辦、國辦等單位,“我們都叫它‘直通車’!敝x志強教授說。
據(jù)說,新華社的國內(nèi)動態(tài)清樣和中共中央黨校的《思想理論內(nèi)參》,是高層領導最喜歡的兩份內(nèi)參。《思想理論動態(tài)》的定位是“依據(jù)黨校特點,著重反映黨校系統(tǒng)學員、教員的學習和調研情況,反映他們的理論思考和政策建議……為中央決策服務”。這份內(nèi)參要“重點辦好”的欄目則有:領導干部思想理論動態(tài)、領導干部思想政策建議以及國內(nèi)外重要思想理論書刊評介。
曾業(yè)松教授還負責黨校《思想理論內(nèi)參》編輯工作。2007年,曾業(yè)松先后在《思想理論內(nèi)參》發(fā)表他主持的課題研究報告,《八百名縣委書記調查問卷統(tǒng)計分析》、《縣委書記關注的問題》等都得到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批示。一位副總理在批示中明確指出調查報告“很有見地”,“對我們研究農(nóng)村政策,扎實推進新農(nóng)村建設很有參考價值”,要求中央農(nóng)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等部門負責人“認真研究吸納”。這正是曾業(yè)松參與“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建設專題培訓班”課題研究的成果。
每次黨代會、全會前,中央黨校教授都是記者們的追逐對象,而每次黨代會、全會之后,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又會成為地方講座與培訓的邀請對象,負責闡釋與解讀中央精神,“畢竟是干部培訓,中共中央黨校公信力最佳,但我們也是文責自負。”吳忠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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