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連續(xù)7年成為英國最優(yōu)秀大學，但牛津從來不會因“政治正確”而違背傳統，不論對方是誰。 　　 　　 在牛津城的Broad Street和商業(yè)街交接處，筆者找到了“水石書店”。在一樓咖啡廳坐下，便迫不及待地點了一份Espresso，翻開剛從書架上取來的新書《我們的大學為何不再教授生命的意義》，作者是耶魯法學院的講座教授安東尼?克隆曼。他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為什么大學的通識教育會在這幾十年的時間里變得越來越庸俗化？”作者自問自答，認為美式辦學模式造成了當前大學文化的“悲慘景象”。
　　在近日推出的《泰晤士報優(yōu)秀大學指南》上，牛津大學連續(xù)第七次占據英國優(yōu)秀大學排名榜首。實際上，自上世紀90年代《泰晤士報》創(chuàng)辦此排名以來，劍橋大學就長期占據著第一位置，牛津只得屈居次席。但從2002年開始，牛津終超劍橋，并將紀錄保持至今。
　　多年來，英國高校仿效美國的教育產業(yè)化，因而被指責為導致社會庸俗化的斂財機器。作為英國大學的執(zhí)牛耳者，牛津大學對美國教育產業(yè)化理念的輸入可謂不遺余力。更為重要的是，牛津成功引入了美國大學的捐贈機制，學校財力劇增。牛津人甚至將他們大學的獨立學院制比作美國的聯邦制政體，聲稱這體現了獨立自主的治學原則。
　　稍加留意不難發(fā)現，在今年排名榜的各項指標上，牛津與劍橋相差無幾，然而在“學校設施建設”一項上，牛津則大大領先于包括劍橋在內的大部分英國高校。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在媒體排名上金錢決定名次的“真理”。
　　牛津大學去年發(fā)起了10億英鎊的籌資運動，用以興建學校建筑和發(fā)放獎學金。在雷德克里夫新建的校園便是這場籌資運動的成果。學校近期還斥資6000萬英鎊建了歐洲最大的化學系，并改建了經濟系大樓，緊接著又修建新的社科圖書館。
　　
　　當然，經濟政策上的“親美”并未使牛津喪失對英國古老傳統的恪守。雖然年收入逾6億英鎊的牛津已成為英國最富有的大學之一，但它依舊保持著古樸風格。初到牛津的人，都會覺得每個學院都像廢棄的古廟，一進門就給人一種寂寞與蕭瑟之感。有些學院上課時，甚至還規(guī)定必須穿黑袍，正式的考試、慶典，更是維系中世紀的繁文縟節(jié)。一位在林肯學院念書的朋友告訴筆者，牛津最厚的一本書就是他們的考試法典，上面記錄了數百年積累下的各種條款，學生們至今需要對其中的章程恪守不渝。
　　保留這些“過時”的規(guī)矩，看似沒有必要，實際上卻反映了牛津對待傳統的嚴謹態(tài)度和學術獨立性。據說，在布萊爾執(zhí)政時期，蘇格蘭北部邊遠地區(qū)有一位女生獲得牛津面試機會。但校方在面試后卻認為她不具備牛津大學要求的潛質，婉拒了其入學申請。
　　當地政府甚為不平，便將此事“反映”到英國議會，甚至請布萊爾出面求情。豈料，牛津仍然拒絕接受此學生，理由只有一個:任何人都無權更改學院的面試結果。尷尬的布萊爾在事后抱怨牛津過于古板，必須進行改革。牛津師生聽聞后十分憤慨，立即取消了原定授予布萊爾榮譽博士的計劃，并對政府干預校方事務的做法提出嚴正抗議。
　　在重視傳統及階級意識的英國社會中，牛津大學聲望之高，其影響力無遠弗屆。在英國歷屆49位首相中，畢業(yè)于牛津的就有25位。其校友中的名人更是不勝枚舉。但牛津從來不會因“政治正確”而違背傳統，不論對方是誰。正是這種近乎刻板的價值觀，讓牛津得以從一個“養(yǎng)不起自己學者”的修道院，發(fā)展為英國大學的一面旗幟。
　　回到我所在的書店――這個“星巴克”文化與牛津傳統的接合部。在全球教育日益美國化的今天，它頗能象征英國大學面臨的問題:在變革中如何才能不迷失自我傳統。這使筆者想起前段時間國內流行的一個說法:過分的市場化或官場化，都是制約大學發(fā)展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牛津既遠離了“官場”，又在教育產業(yè)化與古老傳統間保持了良好平衡。這恰如牛津的默頓學院和沃爾夫森學院，兩者組建時間雖相差了7個世紀，卻能在21世紀的今天同時存在，聯為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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