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請留意北京的非典記者會，衛(wèi)生部副部長高強在五月三十日的記者會上說：“張文康的失職與隱瞞疫情無關(guān)”，“前幾天，我還專門看望了張文康先生，他對我們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同時他還表示“不明白記者為什么對蔣彥永醫(yī)生那么感興趣，他不過是‘六百萬醫(yī)生中的一員’。” 高部長的話引來輿論嘩然，網(wǎng)上指責他文過飾非，北京三聯(lián)生活周刊在高強講話之后，為蔣彥永醫(yī)生作了一個封面，“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并稱贊他是一個偉大的醫(yī)生，被譽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的經(jīng)濟學家吳敬璉打電話向“誠實醫(yī)生”蔣彥永表達支持和敬意，并為蔣醫(yī)生受到官方“不負責任的言論”的干擾而打抱不平。吳敬璉指出中國正處于“需要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推動改革的時候，是應該往前走，還是回到老體制和老做法�！�

　　在輿論強大的壓力下，上周，高強改口說：“實踐證明，中國政府撤銷張文康的職務是完全正確的”，“其實大家如果認真地讀一讀我在兩次新聞發(fā)布會上所披露出來的中國衛(wèi)生工作存在的各方面問題，就能品味出張文康工作中存在的失誤�！�

　　輿論對高強的話多有指責，從傳統(tǒng)文化的角度來看高強的舉動，他還是一個重義氣之人，在張文康落難之時，并不落井下石。但是從政治責任的角度，高強身居高職，代表政府說話，似乎有為張文康開脫責任之嫌疑，給自己惹來麻煩，最后不得不改口，其實，這樣的情況，以前也有過，但在有的官員心中民意又算什么？是次高強的改口所蘊含的深意尚未完全被媒體所解讀。

　　從張文康信誓旦旦，“有效控制”，最終下臺，到高強改口，可見“內(nèi)政思維”抵不過全球化，民意拷問政府行為，公開性、透明性將成為一種趨勢，在這樣的將來，中國高官形象、政府形象將受到嚴峻考驗，因而設(shè)計和塑造代表中國政府的高官形象應該提到議事日程。

西方政客的作為，形象塑造已經(jīng)到了非常精細的地步，但中國的領(lǐng)導人基本上還是靠個人的智慧，比如朱總理的記者招待會，基本上靠的是他個人的魅力，也沒聽說過有什么形象顧問，有什么班子為他設(shè)計。有一年，與一位高官秘書談起形象塑造，他反問我：“難道你以為國務院的人都是吃干飯的嗎？”其實，即便國務院人才濟濟，但因為是一個高層政府機構(gòu)，上下級關(guān)系涇渭分明，是必會級級揣摩上一級的想法，真正客觀的，對領(lǐng)導有用的想法未必就能夠上達。

因為政治機制的不完善，才有中國高官常犯低級錯誤，有的高官面對記者招待會，說出來的話有時只相當于一個低級職位官員的水平。今年二月，當時的北京市長孟學農(nóng)首次記者會回答聯(lián)合早報記者所提“團干部的經(jīng)歷對你從政的影響？”孟因為不了解國際輿論的背景，大談團干部的經(jīng)歷，甚至語涉胡總書記，結(jié)果第二天外國輿論對此作了別有用心的解讀，最終自己的形象受到了損害。

　　多年來，我觀察官場，有好多官員的口頭禪是“要實干”，把實干與形象塑造對立起來，殊不知，內(nèi)政外政現(xiàn)在都需要形象塑造，需要傳媒配合。實干當然也是政治形象的要素，比如，面對非典，總書記“揪心”，總理“夜半垂淚”，不畏感染，與醫(yī)生握手，與學生一起吃飯，讓百姓看到他們是負責任的、親民的，但這些形象也是通過傳播工具而到達百姓的。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國家形象形如前蘇聯(lián)勃涅日列夫時代的“不先生”，外交語言多是肯定句、否定句，“無可奉告”、 “強烈憤慨”、“強烈譴責”成為日常用語，說到成績喜形于色，說到問題躲躲閃閃，國際形象可不是太佳。現(xiàn)今時代需要柔性公關(guān)，政治人物的語言要有自信有個性，重人性，要有感情色彩，特別是我們現(xiàn)在的領(lǐng)導出身工程師的多，除了從政的真誠，實干外，更需要政治行銷的高度智慧。

　　把政府形象當行銷來作，免不了與記者打交道，特別是外國記者。我們的官員經(jīng)常在外國記者的窮追猛打下，窮于招架，即如高強對付記者的水平已屬高官中的上乘，也難免有失誤，不得不改口。

　　應對外國記者的采訪也確實不易，在中國順理成章的事，在全球化的觀照下，用“人權(quán)高于主權(quán)”的思想一比照，仿佛我們變得不合時宜。要對付他們的質(zhì)疑，首先要了解他們的價值取向，在瞬間明了他們的提問陷阱。外國記者經(jīng)常以刁鉆的角度，把自己的判斷設(shè)計成推論過程，你反駁論點，正是論據(jù)，或者回答是與不是都會把你繞進去，讓你有八張嘴也說不清。有的外國記者更絕的是，只要是現(xiàn)場直播，他滔滔不絕地演講一遍，至于你回答與不回答都會帶來信息，這類記者更難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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