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7日，鄒讜教授（1918－1999）以80高齡去世于美國芝加哥大學醫(yī)院，芝加哥大學特下半旗致哀，以紀念他在芝大政治學系五十余年的奉獻以及他對北美中國研究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這本《中國革命再解釋》是鄒先生臨終前遺留下來的一部文集，鄒先生原想為這本文集撰寫一篇長篇導論以集中闡述他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看法，但遺憾的是，由于鄒先生的瘁然病逝，這個導論終于未能完成。

　　鄒讜教授執(zhí)教于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半個世紀以上，在這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說都致力于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理解20世紀中國這部極端復雜的歷史。鄒讜教授本人一生無黨無派，屬于在美國學府中渡過大半生的典型學者，但是像20世紀的所有中國人一樣，鄒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國故事”。

　　鄒讜于1918年出生于廣州，父親鄒魯（1885－1954）是著名國民黨元老政治家并曾著有《中國國民黨史稿》，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中山大學校長，以及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常委、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委等職，最后于1949年隨國民黨敗走臺灣；
這一比較特殊的家庭背景，無疑使鄒讜對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與問題，而最困擾他的問題顯然是，為什么曾經相當強大的國民黨最后會敗于起初相當弱小的共產黨？這一問題自然迫使他必須更深入地理解國民黨，同時也更深入地理解共產黨，而最后則促使他把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置于20世紀中國革命和中國政治的更大歷史視野中來把握。

　　此外，鄒讜畢業(yè)于中國抗戰(zhàn)時期的最高學府－－西南聯大，他曾說：“我作學問的態(tài)度是西南聯大培養(yǎng)出來的，我對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戰(zhàn)期間的時代背景分不開的�！钡�西南聯大的經歷同時也對鄒讜提出了另一個大問題，亦即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聯合組成的西南聯大，最初本是中國親美派知識分子的大本營（聯大170余名教授中有100名以上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在抗戰(zhàn)初期亦基本支持國民黨政府，但如費正清所指出，自從1943年蔣介石發(fā)表《中國之命運》后，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就“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而在抗戰(zhàn)結束后沒多久，聯大師生從反內戰(zhàn)的立場出發(fā)日益質疑美國的對華政策（西南聯大學生在1945年11月率先發(fā)表“西南聯大等31校全體學生告美國人民書”以及“致美國政府書”等）。而當時的聯大教授費孝通等亦發(fā)表“美國你不應該這樣”等文章，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實有助長中國內戰(zhàn)之嫌。

　　無法忘懷西南聯大的經歷

　　當鄒讜1946年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深造時，他自然無法忘懷1945年12月國民黨血洗西南聯大的“一二·一慘案”（聯大四學生被殺），而1946年聯大著名教授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等事件，更是對鄒讜這一代知識分子刺激極深。從1946年到1951年鄒讜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這幾年，同時也正是中國內戰(zhàn)爆發(fā)，最后國民黨退守臺灣、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大變動時期，不難想像，在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關鍵期，鄒讜的基本問題意識正是上述這兩個問題，即國民黨為什么會敗于共產黨，以及中國知識階層特別是青年學生為什么會在40年代后期從親美轉向反美，這兩個問題事實上也正是他日后寫作《美國在中國的失�。�1941－1950》這部名著的原初問題意識。

　　研究中國問題要有國際視野

　　雖然《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由于最初是受由美國政治學巨擎摩根叟（Hans Morgenthau）主持的“美國外交軍事政策研究中心”委托的研究計劃，因而從學科和體裁上講是一部嚴格的美國外交史專著，并被摩根叟盛贊為“既是宏大的史學也是最佳的政治學”。但對鄒讜教授個人而言，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圖透徹理解20世紀中國歷史的第一步，并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后研究20世紀中國的基本出發(fā)點。第一，他特別強調，研究20世紀中國必須具有國際政治的視野，因為20世紀中國的國內政治強烈地受20世紀國際政治經濟大變動的影響，特別是受美國、日本、俄國在東亞爭霸形勢的制約。他不同意單純從中國內部因素來分析20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取向，認為這種取向忽視了20世紀國際政治形勢的消長往往直接影響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消長。他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首先就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東亞的基本格局已經明朗化為日本與美國的對峙，如果美國能夠較早采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在東亞的擴張，從而阻止或推遲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zhàn)爭，那么中國國內政治的發(fā)展可能將相當不同,亦即國民黨政府將會有更多的時間來維持和鞏固其統(tǒng)治。

　　事實上我們今天都知道，毛澤東本人在1961年的一次談話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戰(zhàn)爭根本改變了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得到新的發(fā)展機會并最終奪取政權。換言之，日本的全面侵華直接影響了20世紀中國政治形勢的消長。而鄒讜認為，由于當時中國的極端貧弱，日本是否發(fā)動全面侵華并不取決于中、日關系，而主要取決于日、美關系。他在以后的一次訪談中曾將他對這一問題的基本看法表述如下：

　　“中國20世紀歷史的動蕩與發(fā)展，有內在的原因，也有外來的原因。我們過去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往往有很大的偏差，其中一個突出的傾向，就是對內因估計太高，仿佛什么都是由內因決定的。我覺得中國政治受外國影響的程度比其他國家要大。當然這并不排斥內部的因素。我說的外因不僅指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侵略，也不是說哪個帝國主義支持哪個軍閥（這些僅僅是小節(jié)），我指的是國際政治的變化對中國內部政治變化所產生的作用。”

　　具體地說，歐美和日本的政治、經濟力量與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地位的變化，引起了中國社會文化乃至經濟的整體變化。沒有這些外來的沖擊，中國的變化就不會在這種形勢下出現。外來的沖擊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政治制度徹底打垮了，使中國面臨著全面危機，并產生兩種結果：一是社會革命，即用政治的方法來解決社會每個領域中的問題；
一是外來因素常常決定了中國內部政治力量的孰勝孰負，比如，抗日戰(zhàn)爭和國民黨統(tǒng)治的迅速垮臺就有著十分直接的關系；
中蘇關系的破裂，是否和10年動亂有直接關系，這也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第二，他強調20世紀中國內部的首要問題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的全面崩潰，這種在外來沖擊下國內各種制度全面崩潰的形勢，導致中國的現代轉型不可能采取胡適等希望的點點滴滴的社會改良方式，因為緩進的社會改良只能依托相對穩(wěn)定的政治制度以及具有較高正當性基礎的政治統(tǒng)治階層的存在才可能，而20世紀中國首先面臨的問題恰恰是“統(tǒng)治階級的解體和整個政治制度的崩潰”。

　　穩(wěn)定的結構消失了

　　鄒讜因此指出，“講到內部因素，我想強調，自宋代以后，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統(tǒng)治階級，是地主、士大夫和官僚三位一體的集團，非常鞏固、穩(wěn)定，也非常有連續(xù)性。在20世紀的變革中，這樣一個統(tǒng)治階級消失了，要找到一個有同樣鞏固的社會基礎、有同樣的穩(wěn)定性、連續(xù)性的統(tǒng)治階級，并建立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是件非常困難、非常需要時間的事�！�

　　鄒讜認為，20世紀中國這種全面崩潰全面危機的形勢，使得中國幾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會革命”來達成“國家制度重建”的道路，亦即一個強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導力量憑借一套強有力的現代意識形態(tài)來實現最大程度的社會動員，以尋求使“國家制度的重建”奠定在最廣大社會階層的支持上。他認為這正是為什么共產黨能夠戰(zhàn)勝國民黨的根本原因所在，亦即共產黨所訴諸的現代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使它能夠強有力地同時動員知識分子和社會底層參與中國革命。但是這種“社會革命”的道路，雖然能有效地達成“國家制度的重建”，但它同時又成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fā)展的重大障礙，因為“社會革命”導致政治權力全面進入并主導一切社會領域，革命意識形態(tài)更要求個人和一切社會團體的無條件服從，從而極大地限制了個人自由和社會的自主發(fā)展。

　　包含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

　　鄒讜因此認為，20世紀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包含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即個人自由與國家制度重建的張力。一方面，舊制度的全面崩潰空前地釋放了無數個人的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產生了中國新型的知識精英、社會精英和自由個人及團體，但另一方面，舊制度的全面崩潰使得中國這些新型知識精英和社會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盡快達成“國家制度重建”。在20世紀上半葉外來侵略的巨大壓力下，“國家制度重建”的目標以“社會革命”為手段而強有力地達成，但同時卻極大地犧牲了個人自由的目標�！　�

　　鄒讜因此高度重視中國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認為改革的實質是政治權力逐漸退出社會領域，以重新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但他同時認為，改革的過程也隱含著一種危險，即再次陷入基本制度構架全面崩潰的全面危機，蘇聯的瓦解即是例子。

　　他晚年因此特別注重研究蘇聯和中國改革道路的不同，認為中國的改革有可能避免蘇俄式的全面崩潰全面瓦解的道路，而走上以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政治制度為依托而漸進改良的道路。這本《中國革命再解釋》即特別體現鄒先生晚年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尚記得1993年鄒先生編定其第一本中文文集《20世紀中國政治》時，曾命我為之序，而在看了我的序后，鄒先生又“思潮起伏”，竟用五個月的時間寫成其長篇后記“從傳統(tǒng)權威政治系統(tǒng)到現代全能主義政治系統(tǒng)”。在開始編選這本文集時，鄒先生亦曾與我戲言，說或許我再寫一篇序言又能激發(fā)他“思潮起伏”從而再寫一篇長文作跋，未料我離開芝加哥沒多久，就傳來他去世的消息。如今再為鄒先生這本文集寫這個前言，不能不讓我感到分外寂寞。我常覺得，鄒先生對中國未來的看法，要比我更為樂觀，我相信他在臨終前仍然會堅持他十多年前的下述基本看法：

　　20世紀以來，中國的確遇到了許多挫折；
不過從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國20世紀所要解決的問題，至少相當于西方從文藝復興以來幾百年所要解決的問題，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經濟發(fā)生最大變化的時期進行的。所以，中國20世紀所經歷的挫折和困境，雖然不能說完全不能夠避免，起碼也是很可理解的。對于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有這樣一個遠大的歷史眼光，不然就會過分估計了失敗，對前途產生不必要的悲觀情緒。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中心專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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