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眉生 萬隆會議牽線人
發(fā)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在宏闊的歷史舞臺上,那些驚心動魄的風云事件背后,除了彪炳一時的政治人物之外,因緣際會,一定還活躍過一些起了重要作用、卻不為世人所知的名字。 司徒眉生,就是這樣一個人物:他曾通過“閑聊”,穿針引線,促成了中國參加1954年的萬隆會議;1971年,流亡澳門的他,又在北京和印尼政治家、時任聯(lián)合國大會主席的馬利克之間牽線搭橋。當年10月,中國重返聯(lián)合國。
1952年10月17日,印尼首府雅加達的獨立宮廣場上,首都警備司令部炮兵營的20輛坦克一字排開,炮口對準了總統(tǒng)府,“逼宮”軍人威逼總統(tǒng)蘇加諾解散內閣。劍拔弩張,一觸即發(fā)。
僵持一陣后,蘇加諾走了出來。他拿起擴音器,宣布撤消幕后指使者陸軍參謀長納蘇蒂安的領導職務,他對士兵們說:“現(xiàn)在我以最高統(tǒng)帥的名義要求你們服從命令,撤回營地!苯雮小時的曉以利害后,部隊終于同意撤退。一輛輛坦克車從廣場撤退,直到最后一個士兵離開,蘇加諾轉過身來。這時,站在他身邊的只有十幾個人,除了官員、警衛(wèi)和工作人員,還有一位華人記者――司徒眉生。而先前聞訊趕來的幾十位記者,危急之下,借口到對面的廣場上采訪,早已離開。
司徒眉生的傳記作者袁厚春說,“顯然,從這時候起,蘇加諾已經(jīng)把眉生列為忠實知己了。”
此時的司徒眉生24歲,是印尼中間派華文報紙《新報》的記者。但記者身份的他,卻有一張隨時出入總統(tǒng)府的內部通行證,“憑它哪里都可以去”。此前兩年,1950年7月,司徒第一次受邀到總統(tǒng)府參加外事活動,是中國首任駐印尼大使王經(jīng)叔向蘇加諾遞交國書。蘇加諾邀請司徒的理由,是“應有略通中國事務的人參加,以備不時之需”;顒雍螅K加諾對他說,“以后這些活動,特別是和中國相關的,副官都會通知你。”
這距離司徒眉生結識蘇加諾已經(jīng)3年――1947年,蘇加諾46歲,“印尼開國之父”,司徒眉生19歲,印尼華文報紙《天聲日報》記者。
2006年7月,珠海烈日炎炎,澳門隔水相望。咖啡館靠窗位置上司徒眉生風趣幽默、恬淡從容。1965年,從印尼逃往澳門,至今已是41年。在這41年里,司徒眉生不時嘗試著回答人生的一個假設――如果19歲時沒有結識蘇加諾。
結識蘇加諾
司徒眉生1928年出生于印尼的一個華人家庭,14歲時和母親劉金瑞被當時占領印尼的日本當局抓去坐牢,后釋放出獄。
1947年2月,一列火車從印尼戰(zhàn)時首都日惹出發(fā),去往抗荷(荷蘭)前線的山城瑪瑯――由于戰(zhàn)事緊迫,印尼共和國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國民委員會”決定召開一次擴大會議。這是印尼近現(xiàn)代史上一段重要的行程,被稱為“希望之旅”、“精英之旅”。
因一時找不到熟悉規(guī)范印尼語的華文記者,19歲的司徒眉生受《天聲日報》指派,負責采訪這個大會。他是專列上資格最淺、最年輕的旅客,也是僅有的兩位華文記者之一。
蘇加諾沿著車廂過道和記者們寒暄、交談,特意在華文記者所在的車廂前多逗留了一會兒。末了,患有眼疾的蘇加諾托司徒眉生在雅加達幫他買兩瓶眼藥水,半開玩笑地說,“回到日惹,可以到我那里找我!彼就矫忌淇斓貞兄,但并沒有太當真。在19歲的他看來,那僅僅是“客套虛言”,而且“總統(tǒng)可是大人物”。
此后不久,司徒眉生再次到日惹采訪。一看到他,蘇加諾便為收到的藥物致謝,蘇加諾還告訴他,荷蘭人要撤退了,政府不久就要還都雅加達,“到了雅加達,我們住得近了,你要經(jīng)常來看我哦”。司徒眉生還是沒有去,還是個高中未畢業(yè)的學生,他在《天聲日報》還處于見習期,他還有自己的功課和生活,“再說總統(tǒng)大概也忘了這個邀約”。
蘇加諾何以信任一個才19歲的華人青年,也曾是袁厚春的困惑。除了司徒眉生個人的誠實、忠信、不好張揚外,袁厚春解釋說,從1928年因發(fā)表呼吁亞洲民族團結、反抗殖民主義的《印度尼西亞和泛亞細亞主義》而被捕入獄起,亞洲大聯(lián)合便是蘇加諾的政治信念。1947年的蘇加諾,已經(jīng)有了民族獨立之外更大的政治抱負。
78歲的司徒眉生掏出助聽器,一邊摁著“+”號鍵,一邊說,“不用解釋”,也“不好解釋”,“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緣分了。他的兒子當時還很小,他把我當子侄輩看待”。
“緣分”也許是惟一合適的解釋,事實上,蘇加諾托司徒眉生買眼藥時,對這位19歲華人青年的家庭背景、政治傾向都不甚了解。
司徒眉生的生活的確因此改變了。1949年,他離開《天聲日報》,到《新報》工作。蘇加諾還都雅加達后,凡和總統(tǒng)府相關的外事活動,《新報》大都派司徒眉生完成。
“逼宮”事件后不久,司徒眉生有了新的任務,每天早晨六點半,他準時趕到總統(tǒng)府,陪蘇加諾散步。三四年下來,他逐漸了解了蘇加諾的語言習慣和政治主張,本人也逐漸成為歷史鏡頭下的一員。
參與創(chuàng)造歷史
司徒眉生在中國和印尼關系史上的第一份工作,是信差。萬隆會議之前,他受命以“民間渠道”接洽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司徒眉生需要“泄漏”兩層意思:印尼有意邀請中國參加;其他國家可能反對。至于“怎么說”,“找誰說”,他只能“自己看著辦”。
之所以不走正式“外交途徑”,是因為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zhèn)剛剛接任,雙方互不熟悉,“有些話不好擺明講”,而且“弄不好會造成誤會”。
在蘇加諾和當時的外交部秘書長魯斯蘭的眼里,司徒眉生是惟一合適的人選。他是華裔,和中國駐印尼使館的工作人員相熟;他是總統(tǒng)“華文秘書”(雖未正式任命),是“很接近總統(tǒng)的人”,他“泄漏”的消息絕對可靠;他還是《新報》的政治編輯兼記者,不代表官方,只是個“民間消息靈通人士”。
這是司徒眉生真正政治生活的開始。雖然他認為自己還只是總統(tǒng)身邊的“小記者”,也絕對沒有想到,“這‘泄漏’的消息有什么重要的”。
和眉生相熟的是大使館里負責與華僑團隊聯(lián)系的幾個官員,其中一個叫袁庚(后來著名的蛇口工業(yè)區(qū)的創(chuàng)辦人。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前幾天,眉生又和袁庚見了一面)。三番五次地,眉生跑去找袁庚“閑聊”。之后,黃鎮(zhèn)也找了個由頭和眉生“閑聊”了一次。眉生相信,“他們已經(jīng)聽明白了”,而且這些“消息”已經(jīng)傳給了北京。
1955年4月18日,萬隆會議開幕,中國受邀參加。魯斯南后來回憶這段歷史,稱司徒眉生是一個“參與創(chuàng)造歷史的人”。司徒眉生的第一次政治活動給蘇加諾留下“青年政治家”的印象,而這時,他僅僅27歲。
萬隆會議后,周恩來、宋慶齡相繼訪問印尼,蘇加諾有點坐不住了。一次,在印尼觀看中國代表團演出時,他情不自禁地對身邊的黃鎮(zhèn)說,“我應該訪問中國了!
按照慣例,印尼外交部需向中方報送先遣人員的名字、職位,等等。外交部請示蘇加諾,“對司徒眉生怎么報?”蘇加諾想了想說,“總統(tǒng)私人秘書!
1956年9月30日,蘇加諾訪華!八饺嗣貢彼就矫忌谭g。
司徒眉生原本以為,“總統(tǒng)私人秘書”只是訪問中國時給自己的臨時稱呼,回來就取消了。他再次向總統(tǒng)申請,去國外學習,他的目標是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偨y(tǒng)的回答老是這樣,“再等等吧,再等等吧”,“這里還需要你”。此時的眉生,還是《新報》的一員,總統(tǒng)有事,隨時喊他過來。所謂“總統(tǒng)秘書”,從沒有公文的任命手續(xù),也不是公務員,沒有工資,只是在總統(tǒng)府領一份津貼。
從中國回來,蘇加諾對司徒眉生更加信賴,甚至有點“寵愛”了。蘇的書房和睡房,必要時,只有總理和副總理才可以到那里談事,但眉生可以隨時出入。于是印尼坊間傳說,眉生是蘇加諾的“干兒子”,眉生解釋說,“他沒有讓我做他干兒子,我也沒說你做我干爸爸”,“絕對沒有”。為何長時間贏得蘇加諾的信任,眉生的理由是“協(xié)調能力強”、“人緣好”、“從不放棄原則”。
1959年底,眉生辭去《新報》工作,正式成為“總統(tǒng)私人助理”。
“他給我一個‘私人助理’,表面上不是官,不過不是官也是官,‘似官非官,非官亦官’。”司徒先生拿過記者手中的筆,寫下了“似官非官,非官亦官”八個字,接著說:“正式的權力沒有,但我只聽命于總統(tǒng),蘇加諾直接指揮我,其他官員,包括總理都管不到我,部長更不要講了。”
此時的眉生,已經(jīng)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挾天子以令諸侯”了!安块L們都要對我敬畏三分,”他開玩笑說,“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他們的工作我不干涉,不過我可以在總統(tǒng)面前講他們的壞話,總統(tǒng)當然會考慮一下!薄八麄兂圆幌铩!苯(jīng)常有新上任的部長托朋友打電話給眉生,讓他“關照一下”。
處在權力中心,平衡各方利益對于這位31歲的政治新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這一過程里,他逐漸建立自己的“政治原則”。“我從來不卷入斗爭,所以他們怎么斗來斗去都是我的朋友。這一派要拉攏我,那一派也要拉攏我,我沒有敵人。因為我跟他們沒有利益沖突,我只聽命于總統(tǒng)。他們不能干涉我,也不能指揮我!
“跟蘇加諾敵對的,我還是跟他做朋友,不過我不會支持你反對他。政治理念不同,不代表你是個壞人。馬利克(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當值聯(lián)大主席)就是這樣,他被指為‘托派’,但我還是和他親切來往。蘇加諾問我,我說我和他是朋友,政治上不跟著他走就可以了。所以,我常責備當時的大陸沒有自信,見到‘魔鬼’要敢接近,和他們打交道。還沒看清是不是‘魔鬼’就跑,真是笑話!
“我沒有驕傲,沒有仗勢欺人,不會擺架子。其實我不算什么,除了總統(tǒng)喜歡我,我什么也不是。”
上午,“總統(tǒng)私人助理”司徒眉生一般在辦公室處理一些事情,11點半,“沒什么特別的事了”,就離開總統(tǒng)府,進城。到《首都日報》看看情況,再和朋友們聊聊天,或者去見見原住民,了解社會民情?偨y(tǒng)和他的談話一般是下午三點以后,那時候蘇加諾已經(jīng)睡完了午覺,穿著睡衣、睡褲,拿把扇子,坐在臺階上,兩個人就這樣縱論國是。一個小時以后,總統(tǒng)開始準備晚上的會見、酒會了。他常要求司徒眉生和他一起去。
總統(tǒng)出訪或是外國元首來訪,蘇加諾總把眉生帶在身邊。即使有些場合不需要他翻譯,他也不能離開,因為總統(tǒng)隨時會問他一些問題。眉生介紹,除了總統(tǒng)到美國訪問時因他太太臨產(chǎn)沒有隨行,其他訪問他一次不拉。僅1961年到1965年,眉生先后三次隨同總統(tǒng)訪華,陪同總統(tǒng)接待中國領導人也是三次。5年內,三來三往,可見“關系之密切”。
一次,外交部給總統(tǒng)派了個相當不錯的華文翻譯,總統(tǒng)大怒,“眉生是我的私人助理,和你們沒關系,你們愛派就派,但我還是用眉生!
一切看起來都按部就班,“總統(tǒng)私人助理”司徒眉生進入權力的最核心也指日可待。2006年7月,澳門對岸的珠海,記者問78歲的眉生,如果沒有1965年的那場政變,現(xiàn)在是否會是印尼某榮休的領導人,眉生先生未置可否。
四十一年逃亡生涯
1965年10月1日凌晨6點半,印尼陸軍右翼軍官發(fā)動政變。10月14日,蘇加諾被迫正式任命蘇哈托為陸軍部長兼陸軍總司令。隨后,發(fā)生了震驚世界的血腥大屠殺。據(jù)描述,“穿越雅加達市區(qū)的芝利翁河被染成一片鮮紅”。
為更快地推翻蘇加諾,政變軍方密謀除掉總統(tǒng)身邊的重要人物,首要對象便是司徒眉生。得到情報的司徒眉生立刻報告總統(tǒng)。蘇加諾對他說:“要公開逮捕你,他們還不敢;說綁架,就難講了,而且防不勝防。你先到香港避一下,觀察形勢發(fā)展,再決定下一步。”
司徒眉生立即回家,把文件統(tǒng)統(tǒng)在后院燒掉,再把家事安排妥當。幾天后,他帶著自小聾啞的二兒子以出國看病的名義離開印尼,走上了逃亡之路。他們先飛東京,再到北極安特拉吉短暫停留,最后到了荷蘭阿姆斯特丹。
不久,蘇加諾被徹底剝奪了權力。遠在荷蘭的司徒眉生考慮到“要盡快獲得有關印尼方面的消息,住在歐洲是絕對不行的”,所以,沒過多久,他就帶著兒子去了香港,在印尼的家人也終于得以出來與他們會合了。但是,印尼外交部向香港發(fā)來電函,宣布他的公務護照已被吊銷,這也就意味著香港當局可以把他們遣送回印尼。司徒眉生被迫逃往廣州、北京,最終于1967年定居澳門。
1967年3月,蘇哈托履任新總統(tǒng)。司徒眉生成了“中國專門派到蘇加諾身邊的頭號間諜”、“中國印尼委員會委員”、“十惡不赦的大逃犯”。更有印尼來人不時騷擾,誘騙其回國。兩三年后,司徒眉生和家人的生活才慢慢安定下來。生意上也有了起色。
“剛開始一兩年,我還等著蘇加諾重新上臺,但后來根本就不想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流亡者!
進入1970年代,經(jīng)香港總領館聯(lián)系、到澳門看望司徒眉生的官方人士多了起來。這和他們發(fā)現(xiàn)司徒眉生仍是個“人物”不無關系。同時,眉生的老朋友阿丹?馬利克當上了印尼的新外交部長。
1971年4月22日,偏居一隅的眉生再次回到中國的當代歷史中。在香港文華酒店,很可能當選當屆聯(lián)合國大會主席的馬利克,“想在任期內有所作為”,而當屆大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能否恢復中國的聯(lián)合國席位。馬利克要求司徒眉生出馬,“摸摸北京的底”。眉生對馬利克說:我可以再試試。同年9月8日,馬利克擔任大會主席也成定局。他在前往紐約赴任前,又特意在香港停留,再次把眉生請來密談。9月11日左右,司徒眉生到京,接待他的是周恩來辦公室負責外事的副主任羅清長。
事情遠比馬利克和眉生想象的微妙得多。另一個外交戰(zhàn)場上,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斡旋正在進行。結果如眉生所愿。自1965年,印尼和中國斷交后已遠離政治生活的司徒眉生,又一次“參與創(chuàng)造了歷史”。
眉生說自己的一生有三個“沒想到”:
一是流亡澳門后,還能和馬利克為中國恢復聯(lián)合國席位做點事;
二是蘇哈托居然會請自己再當一回信使,“被他追殺、迫害、流亡,而又請回去的,只有我一個”。
三是更沒想到蘇加諾的女兒梅加瓦蒂會當總統(tǒng)!凹词固K哈托倒臺,如果當總統(tǒng)的不是梅加瓦蒂,那我的一生也不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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