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年
發(fā)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5月12日下午2點28分,我正在家里電話聯(lián)系采訪對象,那是一個悲慘的社會新聞:9個售樓的女孩子,多數(shù)還沒大學畢業(yè),因為煤氣中毒死在SOHO現(xiàn)代城后面的出租屋里。掛掉電話大概是3點,短信和電話接踵而至,他們都看到新聞頻道說,北京通州有3.9級地震。一個朋友還笑著說:你家電話打不通,手機又不接,還以為你們那兒……
當時大家還在開玩笑。我翻出和編輯老蔣的聊天記錄,下午3點14分,我還在跟他商量,售樓女孩的稿子可能要寫3個版,而3點25分,我還給他發(fā)去一個鏈接,一個樂山人在本地論壇說,現(xiàn)在我家的地面還在搖呢!“這人真穩(wěn)重……”我們齊贊了一下。
兩分鐘后,我接到同行B的電話,他老家在雅安漢源縣,家里人來電,說房子垮了很多,他奶奶是被人背出來的,而父親在外面開車,一直聯(lián)系不上。他在電話里都快要哭出來了,而他們的領導,開始責備他不該這么早回京(他五一假期剛回了四川老家)。這時,我覺得自己觸摸到了這場災難。
開始搜索家里所有的新聞頻道,從央視到鳳凰,從CNN到BBC,都在插播地震的消息,連對岸的東森和TVBS也中斷大選報道,開始直播。當晚最痛心的消息是“聚源中學900名師生被埋”,在報道這則新聞時,TVBS的主播說“最令人鼻酸”,CNN的主播則使用了“The most heartbroken”的字眼。
13日,更多壞消息傳來。不能看那些從廢墟里被揪出來的小孩子,臉色蒼白,嘴角淌著血,看到就止不住地流眼淚――如你所知,臺灣的新聞頻道又擅于煽情。中午,母親打電話過來,問往哪里捐款最有保證。掛了電話,就一個人哇哇地大哭了10分鐘。
還得趕稿。一條不相關的稿。開著電視,一邊哭一邊寫,還奇怪著,好像過去幾年都沒有流過這么多眼淚。14號晚上,截稿的前一天,我把稿子傳給老蔣,編輯部正在雞飛狗跳地趕制臨時封面“震慟中國”。我對他說:不怕你笑話,我邊寫邊哭。他回過來一句:我哭了三回了。
第一拔同事已經(jīng)入川,我也蠢蠢欲動著,但那時候我還是“安庫雷”,還要在原單位上班,于是就試著電話聯(lián)系那些人在外地的尋親者,做一個外圍。也就在那時,發(fā)現(xiàn)百度貼吧上的尋親信息大半都來自一個叫做“北川”的地方。當時還想,難道這里會比汶川還嚴重嗎?14號晚上,尋親者的求救電話陸續(xù)打進來,他們的信息饑渴到了極點。15號凌晨3點,一個人在德陽的北川女孩子發(fā)短信給我:“救救北川!老縣城已經(jīng)沒有了!”無力感達到了頂點。
16號下午,終于再次接到編輯部電話:出發(fā),去北川中學!趕緊訂機票,趕緊向原單位請假,趕緊告訴父母,要去四川,但只是成都而已。飛機不出意料地延遲起飛,深夜方抵成都,宿廣漢,次日清晨和當?shù)貛孜粚びH者前往北川。
17日上午,應該是9點多鐘,終于站在了北川中學的校園里。那時候的校園已顯出幾分寥落的樣子,幸存的師生基本撤完了,家長也不多,全垮的舊教學樓廢墟上,消防隊員排成一條長龍,往外慢慢遞著一些碎石和水泥塊。新教學樓這邊已經(jīng)沒人了,東南角拱出的一大堆木料,見證了被生生擠入地下的第一、二層的不甘。
18號以后的一周,我追隨北川中學大部隊,從虹苑到長虹培訓中心,一方面希望還原細節(jié),另一方面更希望調(diào)查那棟粉碎性崩塌的教學樓。
可惜后半部分沒能繼續(xù)下去,倒是北川中學許多孩子單純而令人心疼的影像刻在腦海里,再無法揮去。后來回到北京,每次看到網(wǎng)吧里那些對著電腦熒屏罵臟話的中學生,就想起他們北川的同齡人,中間好像相隔了兩個世紀。
年底回訪北川中學,和很多師生再見面,就已經(jīng)是熟人和朋友。我不知道,從心理學的角度,7個月以后的創(chuàng)傷處在什么階段,就我所見的,仍是“不能忘卻”4個字。包括當初我想繼續(xù)做而沒能做的,也有人一直在做。
一位老師告訴我,這是因為他一輩子都忘不了那樣的場景:在全軍覆沒的高二(8)班處,掀起一塊預制板,有縫隙處就有學生往外擠著的一排頭顱,風一吹,女孩子的長頭發(fā)就像從地面上長了起來,飄啊飄啊。另一位老師,女兒沒了,他很愿意和我聊,但最后還是選擇把想說的話在電腦上敲打出來,“我怕我和你說時會忍不住哭出來!
慶幸在于,他們給了我充分的信任,這部分源于他們看了5月份南方報業(yè)旗下報刊的報道。再也沒有比這更大的褒獎了。
。顬t,本刊記者,2008年代表作有《北川中學 如今這里廢墟叢生再沒有了鮮花》、《張藝謀 總導演的權力就只在創(chuàng)作上》等)
開心網(wǎng)上有個小插件,一張中國地圖,去過一個地方,地圖就插上一個小紅旗,好像是占領了這個地方一樣。來人物周刊后,我又占領了不少地方,紅旗插遍大半個中國。
采訪似乎像美國大片,設定一個星球爆炸時間,然后必須在這個時間之前阻止危機發(fā)生。對調(diào)查記者來說,就是在截稿時間前,空降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然后盡一切可能接近真相。
每當一個事件發(fā)生,先在腦中轉(zhuǎn)一圈,那里有沒有認識的人?然后,打開電腦,檢索通訊錄,再拿起電話一一打過去。初期總能獲得許多信息,但越接近核心,找人就越困難,有時打了十幾個電話,逮住一個有用的,那種心情真是欣喜無比。后來,我逐漸發(fā)現(xiàn),與一個人一起吃飯所獲得的信息量是打一個電話的數(shù)倍,然后我就盡量約陌生人吃飯。
在一年即將結(jié)束的時候,我盡量不去翻閱以前的采訪記錄,而去尋找那些仍然刻畫在腦中的不肯離去的畫面;蛟S這些零碎的畫面就是自己一年最好的記憶。
我記得在阜陽采訪白宮舉報人死亡案件時聽到的離奇故事,妻子死在房間地上,大廳有一截帶血的手指,丈夫當晚失蹤。幾個月后,丈夫的尸體在附近的一條水深不足2米的水溝里發(fā)現(xiàn),警方說是畏罪自殺。那幾天的采訪,我晚上都幾次夢見那可怕的場景。為了找到死者可能留下的蛛絲馬跡,我雇了個開鎖公司的人,在死者兒子的陪同下把他的辦公室、保險柜統(tǒng)統(tǒng)打開了。
我還記得鄭州的那個老人,光頭,50多歲,告贏了抄襲他小說的河南省作協(xié)主席。我問他為什么不要孩子,他說:“要孩子到這個世上來受苦做什么?”我當時對他的話很吃驚。后來,我多次想起他的話,尤其是三鹿奶粉事件發(fā)生后,為什么我們要毒害我們的孩子呢?
地震那一刻,我在陜西略陽。我完全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跟著驚慌的人群下樓,心里想著:我算過命,不會有事的。在映秀的幾天,我與志愿者們一起去抬水,一起去充滿尸體腐臭味的倒塌房屋里拾柴,一起在映秀的那個橋頭上免費提供開水、分發(fā)干糧。那些北上逃難而來的路人終于有了一口水喝,有一塊餅干充饑。那時,餅干和水都如珍寶。后來通車了,我們建立一個更大規(guī)模的救助站,大大的木板歪歪扭扭寫了“救助站”幾個字,我很欣慰,這里有我的一份功勞。
昆明爆炸案是奧運前夕一場讓世界關注的中國事件,我當晚到達現(xiàn)場。城內(nèi)緊張的氣氛,公交車上乘客互相掃視、疑惑探尋的眼神仍留在我的記憶里。
在湖南澧陵,為了探尋一個逝者生前的軌跡,我跑到山中一片亂墳堆里找他的墳墓,那時正值冰災前夕,天氣異常寒冷。他的兒子在深圳遙控,給我指路,可繞了很久,還是沒有找到。
在南寧,馮錦華說“要愛大家(國家),也要保小家。”幾個月后,他丈母娘家的房子要被強拆,到處尋找記者卻求助無果。
在上海的蘇州河邊,為了尋找楊佳住過的旅館,黑夜中我竟然在江邊發(fā)現(xiàn)了“血戰(zhàn)上海灘”游戲中的四行倉庫原型。后來,楊佳被處死,但對案子的爭論卻遠未結(jié)束。
在湖南吉首,經(jīng)濟生態(tài)的劣化讓人觸目驚心。由政府主導的瘋狂的造城運動,產(chǎn)業(yè)空洞,倒騰土地,玩轉(zhuǎn)金融,炒高房價,最后崩盤了。
富豪榜老二杜雙華,15年時間財富從幾百萬變?yōu)閹装賰|。他一面是個慈善家,一面卻苛刻地剝削工人,壓低生產(chǎn)成本獲得發(fā)展。而在其發(fā)家的衡水,附近醫(yī)院因為他的工廠而專門設立了手外科,我去的時候,一個年輕的姑娘手指被機器切傷,滴著血。后來不久,他的鋼鐵集團被兼并了。再后來不久,黃光裕也被抓起來了。一個個在臺面舉止優(yōu)雅的社會精英,有多少外界所不知道的背后故事呢?
9月份,在一次會議上,我和吳敬璉老先生有一次對話。當時他也沒有預料到火熱的PPI和CPI竟然在第四季度不成為問題,現(xiàn)在人們討論的問題卻是:明年上半年會不會通縮?我讓他談對數(shù)千億美元經(jīng)濟刺激計劃的看法,并提及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情形,他說,“財政直接投資的老路最好不要走!倍F(xiàn)在,僅中央政府的投資額就高達4萬億,但是靠投資,還是靠改善民生、擴大內(nèi)需為主的爭議仍未平息。
……
這一年,有太多的事值得回憶,也有太多的事已融入民族記憶之中。記者面對的是一個多變的世界,誰也不會知道冰災之后有地震,誰也預料不到西藏騷亂事件之后有海外留學生的抗議浪潮,誰也沒有料到這一年的經(jīng)濟形勢如此詭異多變。
在這個大變局時代,作為記者是幸運的。我為能站在每一個事件的近處去觀察、記錄而自豪。因為這種記錄,不僅僅是個人成長的歷史,更是整個民族的共同記憶。
當然,正是這樣的時代,更需要媒體人少一些自負、自戀和張狂。我為真相而激動,更為冷靜的思考和專業(yè)的分析而欽服,并時時警示自己。如果記者只是一個記錄者,那么他可能只是傳聲筒,只有將自己看成是推動中國進步的億萬大眾中的一員,才能找到位置。
(譚翊飛,本刊記者,2008年代表作有《春城驚魂72小時》、《神秘富豪杜雙華調(diào)查》等)
2008年到來的時候,廣州是那么的寒冷徹骨,我晚上坐在屋里寫稿,需要一瓶二鍋頭來取暖。凌晨1點鐘,我站在廣州火車站的邊上,不是采訪,只是看著某種悲苦的情緒漫過無邊的人頭。那是巨大而密集的人的氣息,讓人心生恐懼。上大學的時候,過年回家,在途中轉(zhuǎn)火車,我目睹過發(fā)瘋一樣的趕車人從一位女老鄉(xiāng)的腦袋上踩了過去。她始終是站著的,人怎么能一下就走到她的腦袋上去了呢?
春夜,我走在廣西東蘭山間的料峭空氣里。從一座由兩棵樹木搭成的橋過河之后,繼續(xù)走上幾里山路,頭上滿天繁星,前方?jīng)]有燈光。那個剛采訪完的11歲孩子韋云會要回家去了,他需要照顧自己的病母親和傻姐姐。我們要各自行路時,他把惟一的小手電遞給我:你用吧。我說:你用。他還是不斷地遞過來,我還是沒接。他就這么追著我,想把電筒硬塞到我的手中。兩個月前,韋云會的父親醉酒之后回家,從山路上摔下去,死了。半山腰的破陋家門前留下一堆從河邊一塊塊背上來的大石頭,那是他為建房子準備的石材。
死在回家的路上是一種希望瞬間破散的殘忍之痛。農(nóng)民工曹大和死在了開往家鄉(xiāng)的火車上。在火車上幫助曹大和的基督徒成準強時常給我發(fā)來短信,他還在為曹大和的死謀求公道。我還感興趣的是火車上的一位黃姓乘客。他目睹了一切,他將曹大和的捆綁與更多的捆綁聯(lián)系了起來。他見過太多的捆綁。多年前,他自己曾經(jīng)在廣州被收容,只因沒有暫住證。他說他時常會想起死在他眼前的曹大和,如同成準強一樣,他有著無法擺脫的自責。當這個世界被冷酷所捆綁的時候,我們自己是否有勇氣拿起剪刀?
有人因他人的死被送上法庭,有人在法庭上為他人終止死亡之路。邱興隆仍在為死囚辯護。他的30年個人史與死刑相聯(lián)系。他忘不了那個眼神,他在長沙的律師事務所向我描述那個眼神時,按了好幾次打火機才點燃香煙。那是一個主動坦白偷了兩萬七千塊錢而被判處死刑的小伙子的眼神。那是1996年的事情,這個小伙子已經(jīng)死了12年,他的眼神還在逼視著手握生殺大權的人。
夏天開始的時候,我從廣州總部來到了北京記者站,沒幾天就去了四川。在北川的廢墟上,我聞到了同樣巨大而密集的人的氣息,這樣的氣息來自于死去的人。12月12日的冬日黃昏,我再次來到北川,坐在被泥石流沖到河灘上的一截枯木上,能感到無盡的悲傷升起在這座空城之上。升起在北川上空的還有巨大的圓月,我在5月的北川見過那樣的月亮,冰?而陰郁,像許多北川人內(nèi)心的某個地方。
家住北川縣城的唐首才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女兒。從唐首才在綿陽臨時的“家”走出來后,我對攝影記者大食說,我看到唐首才女兒在桃花叢中的留影時,想起了在越南認識的那位叫張清黃詩的女孩。在西貢的艷陽下,她綻放著笑顏站在麒麟花叢中,大食在給她拍照,我和她男朋友在一旁安靜地看著。北川和西貢花叢中的兩個女孩,都是即將畢業(yè)的大學生,她們都和自己的男朋友對于未來世界懷抱美麗想象。不同的是,西貢的麒麟花仍在熱帶的季風中生長,而北川的桃花停留在了照片上。
四季的風煙塵土中,有人去,有人來。
初夏,我在四川的山道上收到一位同學在家鄉(xiāng)去世的消息,這已經(jīng)不是第一個去世的同學,他們在人世間的光陰永化為記憶留在過去。初秋,回廣州開會的時候,在我去北京前還跟我喝了很多功夫茶的姑公已經(jīng)成為墻上一張大大的黑白照片。姑公是畫畫的。十幾年前,年少的我趴在老家的窗臺上,看著他給三太公畫遺像。如今,畫遺像的人也成為了遺像上的人。
秋夜,我的高中同桌給我發(fā)來短信,他在晚上10點成為父親。入冬,我的初中哥們在電話里詳細說著他給剛出生的兒子取名字的經(jīng)過。冬天,一位小學同窗在校友錄里留言,她在德國生下了第二個小孩,她今年過年不回國了,叔叔阿姨們可以省下雙份的錢。還有那個我在綿陽中心醫(yī)院里見到的生于5月13日的女孩,她現(xiàn)在和爸爸媽媽住在北川任家坪的板房里。在這大半年中,她成功地躲過了地震、泥石流、三鹿奶粉……生命如此的不易,一個孩子的生長,得躲過幾劫幾難?
多劫多難的2008年就這么過去了,大地上將繼續(xù)著永不停歇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同北川廢墟上生長的蒲公英,隨風而去,隨風而來。
(衛(wèi)毅,本刊記者,2008年代表作有《生于5月13日》、《他們的奧運會》等)
那是2008年的1月,我在陜北綏德采訪。一個職業(yè)中學校長因為國家助學金的事情找縣長簽字,拉住縣長的車門不讓他走,后來遭到公安機關和教育局的處罰。事情經(jīng)媒體報道之后,縣長被網(wǎng)民冠以“史上最牛縣長”的稱號。
采訪的前兩天很不順利,據(jù)說縣長是到西安開會去了,校長也一直閉門不見客,采訪了一些退休老官員之后,對縣里的情況有了一定的了解,便直接到縣政府和縣委找人。
在教育局,工作人員態(tài)度非常傲慢,一副“我就不合作你能拿我怎么著”的態(tài)度,一問三不知。連日的奔波讓我也變得有些急躁,拍桌子指著工作人員吼:你作為教育局工作人員,對教育局的事情啥都不清楚,那你到底在做什么?花著納稅人的錢你不覺得心里有愧嗎?
估計這樣跟他說話的人不多,他嚇了一跳,嘟囔說你發(fā)什么火,去找我們領導啊。我說,那你把領導電話給我。他把電話給我后說,領導很忙,能找到他就是你的本事了。
教育局長辦公室里有兩個人,我剛一進門,一個人站起來就走,另一個問,你是什么人?我表明身份后,他立刻說,我不是局長,我也是辦事的,現(xiàn)在要走了。把我推出門外,鎖上門就走人。此后幾天局長的電話再也沒人接,發(fā)短信也沒回,辦公室的門一直都是緊閉的。
后來我拿到了縣里主要領導的通訊錄,挨個給領導打電話,要么關機、要么不接、要么一聽記者就掛斷。我只好繼續(xù)在政府大院里轉(zhuǎn),到處找人。
終于找到縣政府秘書長,不過問什么都不回答,只有一句話:你去找我們宣傳部溝通后再說。
宣傳部某負責人接待了我,第一句話就是,你的記者證呢?剛工作半年,沒有記者證,只能拿出單位的工作證。就因為這點,他拒絕了我的采訪要求,還意味深長地說,現(xiàn)在假記者這么多,我們要注意點,語氣也變得很強硬:以前不來報道我們綏德的大好形勢,現(xiàn)在一出這事就過來,這不是給我們的工作添亂嗎?
然后,語氣又一個轉(zhuǎn)變,拍著我的肩膀說,去吃飯吧。我謝絕了。他又說,小鄭,我看你頭發(fā)也挺長了,我?guī)闳ダ戆l(fā)吧,給你找兩個漂亮的姑娘。我還是拒絕。他爽朗地笑著說,大家都知道綏德的漢子長得好,其實我們這里的姑娘也不錯的。
我只能離開,繼續(xù)找人。
晚上我在酒店整理采訪記錄,正為有了一點小突破欣喜,有人敲門。
來人自稱是某報駐陜西記者,一進門就掏出一包中華給我遞煙,說跟綏德的官員都很熟悉,可以幫我聯(lián)系采訪。然后開始給我出謀劃策,“你應該從正面的角度來報道這個事情嘛,要不報道就沒意義了。”
我明白了他的來意,先裝著答應,讓他幫我聯(lián)系領導。他一聽,立刻說,那好辦,現(xiàn)在你不用擔心了,我們?nèi)フ覀地方按摩或桑拿吧。我以累了要休息為由拒絕了。
第二天中午他給我電話,說約了公安局和宣傳部的負責人吃飯。我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便先把房間退掉,準備隨時離開。
宣傳部的負責人果然就是前一天接待我的人。吃飯時我把錄音筆悄悄放進口袋。幾個人輪流向我敬酒,我一再拒絕,他們又找來酒店領班,要她給我敬酒,如果我拒絕就要炒她魷魚。沒辦法喝了一杯,接下來就堅決拒絕。慢慢地他們不再逼我喝,自己喝得歡。
我慢慢地引導話題,開始講到那個新聞。該負責人突然說,網(wǎng)上都是胡說八道的,然后感嘆:“以前沒有網(wǎng)絡的時候多好啊,想讓他們怎么說就怎么說!
吃完飯,我知道采訪難以繼續(xù)了,決定離開。準備走的時候,自稱記者的那人找到了我,拿著一疊現(xiàn)金塞過來說,房費我來付吧,記得正面報道。
我嚇了一跳,推辭之后趕緊離開,結(jié)束了這次不成功的采訪。離開陜西時,開始降溫、下雪,當時并不知道,雪災即將開始。
遇上封口費,這是很多記者都有過的經(jīng)歷。山西記者收取封口費的事情發(fā)生后,封口費更由業(yè)內(nèi)進入了公眾視野。毫無疑問,這是這個行業(yè)的恥辱。但我相信,更多同行選擇的是拒絕接受。而且在我一年半的從業(yè)經(jīng)歷中,更多時候收到的是封口的消息。那個時候,記者們只有離開,眼睜睜看著大雪封山,獨自心寒。
(鄭廷鑫,本刊記者,2008年代表作有《幸福村的不幸與救贖》、《回不去的羌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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