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藝術的辦法，不是讓藝術家用自己的東西養(yǎng)自己。政府應該去保護這些人，讓他們在無憂無慮的狀態(tài)中自由地發(fā)揮自己的想象。只有這樣才能創(chuàng)作出有質量的作品 　　 　　25年前，陳其鋼考上了教育部的公派研究生。在去法國的飛機上，他胸懷大志――西方拿文憑，歸國當教授。抵達那天是7月1日，幾乎所有高校都放假了。天氣炎熱，這一行人穿著西裝，滿頭大汗站在異國大街上，茫然不知路在何方。
　　
　　按教育部的計劃，這批研究生應在4年之后學成歸國。4年后，他們幾乎一個都沒有回來。
　　2007年5月底，陳其鋼意外地接到張藝謀的電話。很快，他回國出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音樂總監(jiān)。
　　以前他習慣了“一個人慢悠悠把事情做完”，奧運會音樂總監(jiān)的工作則是“每過一個小時腦子里就要換一個題目，除了自己，還要關注別人的工作”。解決組織問題、行政問題、經費問題外，陳其鋼還負責思想工作。壓力如此之大，兩個月后，手腳都起了大泡。醫(yī)生說，這是外部壓力到了體內，身體承受不了。“奧運前3個月，忽然就不行了�？人�，進醫(yī)院，掛吊瓶；奧運之后，脊椎都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陳其鋼創(chuàng)作了奧運開幕式上的大部分曲目，包括本來作為背景樂的《我和你》。這是嚴肅作曲家陳其鋼頭一次涉足流行樂，自稱“中毒頗深”。他沒想到后來這首“兒歌”一路PK掉無數(shù)對手，成為北京奧運會主題曲。
　　2008年3月，導演組決定主題歌由兩個普通人上臺演唱。全國撒網，最終定下兩個陳其鋼很滿意的歌手。7月底，導演組忽然又決定把普通人換成大腕。為此，陳其鋼和張藝謀有過兩次“罵街”般的爭吵，最后老張說了：不管你是誰，要不就別干了，要不就執(zhí)行命令。
　　8月8日，劉歡和莎拉•布萊曼在鳥巢唱了《我和你》。
　　8月11日，陳其鋼接受一家媒體訪問時爆出開幕式上那首《歌唱祖國》演唱者另有其人的猛料。一時間，“全世界最大的媒體都來找我，要跟我聊。他們覺得我是個不同政見者，或者是這個國家的代表，但其實我都不是�！�
　　
　　高干子弟的音樂緣
　　
　　陳其鋼小名陳牛牛，幼時又黑又壯，以至于父親想讓他學唱京劇花臉。在他北京家中的鋼琴上至今擺著那時的一張照片：圓臉、蹙眉，如革命電影中常見的英雄少年般英氣，與今日坐在沙發(fā)一角翹起了腿、語速平和、談笑風生的他恰成對比。
　　他出身高干家庭，父親陳叔亮曾在文化部藝術教育司工作，負責中國藝術教育。1956年陳叔亮響應號召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馬上要投遞出去時被陳其鋼的母親攔了回來，幸運地躲過“反右”，此后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任副院長，代院長管理校內事務。
　　父親鐘情中國傳統(tǒng)文化，母親在音樂上頗有造詣，姐姐則學習鋼琴，生長在如此家庭環(huán)境下的陳其鋼少時并未顯示出過人的天賦，“我到6歲只會畫條條，橫條是面條，豎條是下雨。10來歲考了3個中學，一個都沒考上�！弊詈笏�趕上了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沒有先例的招收“白丁”的機會，上臺唱了一首《誰不說俺家鄉(xiāng)好》，打了打節(jié)奏，就通過了考試。于是他在附中吹了9年單簧管。
　　1973年，他從音樂學院附中畢業(yè)，被分配到浙江歌舞團，依然吹單簧管，“開始吹第二，后來吹第一”�！拔母铩敝校�他也跟其他高干子弟一樣，穿著大靴子，一身軍裝，戴個硬殼帽，做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樣子，逢人就問：“你是什么出身？”5年后，他考入了中央音樂學院。
　　除了對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父親對他的影響還有不卑不亢的品格�！拔覀兗夷菚r老是來些右派老師，一來就是訴苦或者檢討，我父親坐下來一聽就是幾個小時。他對領導從不點頭哈腰，很有分寸，所以升官升不快，按他那個資歷……”
　　 X
　　陳其鋼性格里有敏感脆弱的一面，“見人就擦邊走，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同時又很強勢，“到哪兒都是我說了算”。小時候常打架，欺負別的小孩。他承認自己“清高”，“非常難相處”，因為，“我很注意細節(jié)。對人的言談舉止，生活工作風格，衣服、手、頭發(fā)是不是干凈，都會很注意�！�
　　他說他特別不喜歡別人的恭維，對國內一些人對恭維話的“耐聽”感到匪夷所思。至于國內的知識分子，“經常賣弄知識，在電視里看到一開始還不錯的知識分子，后來成賣膏藥的了，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評論，一個賽一個。”
　　
　　梅西安大師的關門弟子
　　
　　陳其鋼的恩師梅西安是德彪西、拉威爾之后最重要的法國作曲家。梅西安的一個特別之處，是他認為某一種聲音或聲音的組合對應一種特定的顏色。
　　去法國之前，陳其鋼非常崇洋，“想把西方的東西都吞下去，把自己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西方認可的音樂家”。那年他已經32歲，從來不敢想象能拜梅西安為老師�！翱赡苋松�中確實有所謂的緣分”，到法國后的一個周日，陳其鋼與同學出去吃飯卻找不到飯館，有個騎自行車的老人停下來問他們是否需要幫助。老人的干兒子是梅西安夫人的學生。
　　通過這層撞上的關系，陳其鋼給梅西安寫了封信。15天后他收到回信，梅西安約他在兩個月后見面。
　　兩個月間，陳其鋼泡在圖書館，聽梅西安的作品，揣摩梅西安可能提出的問題，加緊學習相關的法語。
　　那個下午他與梅西安相對而坐，談了4小時。話到中途，他忽然看見馬路對面的那棟樓上有一個女人在燒窗簾，火越來越大。陳其鋼想告訴梅西安外面著火了，但他不會說“火災”這個詞――這超出了他的準備。他只好比劃：哎哎哎，看那個。
　　最終他與梅西安一起看著火被撲滅�！盎氐綐巧系臅r候，我們的關系已經改變了，好像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一個本來很嚴肅的面試變成了家庭成員之間的談話。”他成為梅西安的關門弟子，不能說沒有那個放火女人的功勞。
　　自此，梅西安到哪兒都帶著陳其鋼，每個月講一次課，3到4個小時，每到期末還給他錢。陳其鋼至今都覺得不可思議，“教了半天這個學生還沒聽懂，對他來說這肯定很無聊，也沒有任何名聲和經濟效益，但他還是很認真地講�！�
　　陳其鋼說他當時聽梅西安的講課錄音會臉紅，現(xiàn)在更是不好意思聽了，因為覺得“自己太差勁”。音樂方面，他認為自己是“既不聰明又沒有才能”，“我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工作，一步一步去實現(xiàn)的�！�
　　有梅西安這等良師，陳其鋼對西方音樂自然很熟稔，不過“有些東西是抹不掉的”，那就是他為之驕傲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從作品名稱就可看出端倪：《源》、《水調歌頭》、《蝶戀花》、《五行》�！懊總�作曲家作品的名字差不多都是一類的，有的是情感有的是社會有的是宗教，一般人一輩子只會走一條路�！标惼滗撜f。
　　
　　寫了一首小歌《我和你》
　　
　　人物周刊：奧運有沒有改變你的生活？
　　陳其鋼：以前接觸的多是圈里的人或知識分子，大家對作品的好壞有起碼的專業(yè)標準。奧運把面對的層次拉寬了，變成大眾了。什么是大眾標準？我們不知道。面對一些莫名其妙的反饋，有時會困惑：這些肆無忌憚的網民是大眾的代表嗎?
　　人物周刊：什么時候開始有這種感覺？
　　陳其鋼：奧運時期特別明顯。我跟張藝謀說過這個，他說公眾就是這樣的，習以為常了。我跟他不一樣，我會刻意回避觀眾的反應。有些朋友把他們看到的反應寄給我，無論好的壞的都令我難堪。網絡時代的信息傳播對想把自己封閉起來的我是種困擾。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跟張藝謀溝通的？
　　陳其鋼：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跟他的關系已經非常不容易了。他對我有充分的理解，能接受團隊里有我這種人：不會客套、寒暄，討論時想說什么就說什么。
　　人物周刊：作為一個嚴肅的作曲家，寫了《我和你》這么一首歌，有沒有殺雞用牛刀的感覺？
　　陳其鋼：沒有想過。寫好任何音樂都不容易。我其實從來沒寫過歌，就寫了這么一首小歌――還有人說是兒歌。
　　人物周刊：你的同行怎么評價這首歌？
　　陳其鋼：沒人跟我說過，無論是說好還是說不好。我早有思想準備。導演很早就跟我說，他做完了電影，同行只是打哈哈。
　　人物周刊：當時主題歌還有其他方案嗎？
　　陳其鋼：導演給周杰倫和王力宏打過電話委托他們創(chuàng)作，也通過我委托這個委托那個，中國的外國的都有。這些都是在創(chuàng)作《我和你》之后。我們不相信這么大一個國家、這么多人，就寫不出比這個更好的。它能走到最后我也覺得是個奇跡。
　　
　　人物周刊：你給你的工作打多少分？
　　陳其鋼：如果說我們團隊，打110分。所有成員都非常努力，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摩擦、內訌之類。
　　但這么個萬人矚目的活動，所有人都希望參與，社會上、作曲家群體中有情緒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能請他們原諒。能否選上，是導演根據每個人的音樂決定的。后來時間太緊迫，各種PK的結果不能令導演滿意，導演說那就你來吧。每次出現(xiàn)這種場面，我其實是很緊張的。團隊的人也會替我解圍，建議導演再等等看下一輪PK的結果。
　　他們?yōu)槲夷笠话押�。大家都知道，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但全體演員和編導都在等音樂，該想的法都想了，已經沒有選擇。那種幾天幾夜不睡覺和整個團隊一起拼命的經歷是這輩子都難以忘記的。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真理”
　　
　　人物周刊：參與奧運工作時有什么想法？
　　陳其鋼：我說為了國家的利益，很多人覺得說得有點大了，但對我是那么自然。只要國家存在，就有國家利益，中國的國家利益是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的利益，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在法國只有個人利益，這是民主政體下的個性膨脹之后的悲劇。我出國之后慢慢體會到中國傳統(tǒng)社會還是有可愛的地方。中國一定要找到適合自己的路。會不會有更好的模式，我不知道，但至少不應是西方那種。
　　人物周刊：有人認為福利制度限制了很多歐洲國家的發(fā)展。
　　陳其鋼：很多歐洲年輕人想到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奮斗，而是上街游行去保護他們已經得到的利益。晚上坐巴黎地鐵那種危險感，絕對不是在中國可以感受的。今年元旦晚上法國年輕人燒了1400輛汽車。我自己的車就被燒過。第二天一看，喲，變成灰了。根本找不到罪犯，就是找到，關兩三天就放了。那難道就是我們理想的法治嗎？
　　人物周刊：你這種“為了國家利益”的想法跟你的家庭背景有關系嗎？
　　陳其鋼：開國那一代的確跟現(xiàn)在有點不一樣。我父親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從浙江到延安，又經過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到了上海，解放后到了北京。他們那代人的孩子，覺得自己就像是國家的主人，所謂“共和國的同齡人”。我的性格有家庭的影響。父母都是搞藝術的，都在革命隊伍里，所以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在藝術上，一方面是比較自信。
　　人物周刊：從家庭環(huán)境來看，張藝謀和你非常不同。
　　陳其鋼：他幾十年來始終走得很小心，恐怕跟他的家庭環(huán)境有關系。走到今天做奧運會開閉幕式總導演，完全是一個奇跡。他能處理好堅持與妥協(xié)的關系，從不硬來，但最終總能到達自己的目的地。他對工作非常耐心，同樣的事情對不同的對象可以不厭其煩反復講解。我是橫沖直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經常碰釘子。他跟我完全不一樣，經歷了更多滄桑，所以在人格上比我更完備，耐力也更強。
　　人物周刊：當年你完成學業(yè)后沒有回國？
　　陳其鋼：我們當時出去的有120多個學生，4年之后幾乎都沒有回來。不光我們這批人沒有回來，一批一批都沒回來。作曲是很貧困的職業(yè)，音樂本身不能賺錢，所以當時留下來，完全是因為自己感覺在專業(yè)上還有點機會，開始有些委托創(chuàng)作、演出機會了，那時候國內還完全沒有這些。于是就留下來，直到今天。
　　人物周刊：在法國的經濟來源就是創(chuàng)作和演出？
　　陳其鋼：是的，非常困難，持續(xù)了十幾年時間。后來法國與中國的交往多起來了，我逐漸變成兩邊跑的人。90年代我開始有機會離開法國，到荷蘭、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去，看到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真理”，就不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加上中國經濟逐漸發(fā)展，中國的強大又給在國外的中國人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到了2000年之后，中國隨著發(fā)展提供了更多機會。我們120多人當時雖然沒有回來，現(xiàn)在卻有80%以上在中國。
　　
　　中國沒有長期的藝術規(guī)劃
　　
　　
　　人物周刊：做奧運音樂的過程中有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問題？
　　陳其鋼：我發(fā)現(xiàn)中國的音樂教育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因為藝術領域的決策人對音樂的了解不多，中國幾十年來的大多數(shù)音樂作品的風格和藝術取向很雜，甚至大多數(shù)是西方音樂風格。
　　90%流行歌曲是西化的，這絕對是一個問題，最近看到電視中對過去30年歌曲的回顧，沒有人說歌曲的風格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只說歌曲好聽不好聽，流行不流行，當初為什么寫這個歌。評論成敗的惟一標準就是流行與否。
　　但這歌到底從哪里來的，結構方式、旋律方式、演奏的樂器、編配的方式，很少有人關心。
　　人物周刊：中國音樂創(chuàng)作面臨什么危險？
　　陳其鋼：我認為是藝術作品商業(yè)化的問題。大多數(shù)制作人從商業(yè)角度去審視音樂作品，音樂人考慮的不再是藝術性和質量，而是怎么才能好賣，為了賣出去投其所好。如果這個現(xiàn)狀不能改變，中國音樂的品質不會高，更談不上國際影響。
　　人物周刊：有人說，政府應該扶持做古典音樂的人，你覺得呢？
　　陳其鋼：保護藝術的辦法，不是讓藝術家用自己的東西養(yǎng)自己。政府應該去保護這些人，委托他們去創(chuàng)作，讓他們在無憂無慮的狀態(tài)中自由地發(fā)揮自己的想象。只有這樣才能創(chuàng)作出有質量的作品。
　　人物周刊：咱們中國不養(yǎng)對嗎？
　　陳其鋼 ：對。不光是音樂不養(yǎng)，其他也不養(yǎng)：戲曲、歌劇、舞蹈……這些全都是一個國家的文化代表，是要國家或非營利機構撥錢支持的，這樣才沒有功利性，才沒有商業(yè)壓力，不會為了票房演某個節(jié)目。在歐洲，不論哪個歌劇院，一年中的節(jié)目安排，多少是古典的、多少是創(chuàng)新的，這個比例是有一定之規(guī)的。過去這幾百年西方是這么做過來的，雖然現(xiàn)在面臨經濟危機，也還沒改變。
　　人物周刊：你覺得在中國有沒有政府養(yǎng)藝術的可行性？
　　陳其鋼：這不是我的工作。作為一個音樂人，我覺得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現(xiàn)在國家有錢，可能是還沒有想到，或者不知道�，F(xiàn)在國內的辦法是定點委托，做大計劃，但沒有一個常規(guī)的、有長遠想法的發(fā)展藝術的模式，而是即興式的，或者基于名人效應的。比如委托著名作曲家創(chuàng)作，錢出得很多，而其他人什么機會都沒有。而且中國委托創(chuàng)作的習慣是命題作文，比如給一個企業(yè)或一個地區(qū)做宣傳，花錢從來不吝惜，甩得比西方還多。但這樣做根本達不到繁榮創(chuàng)作的目的。
　　人物周刊：這就意味著原創(chuàng)非常難。
　　陳其鋼：哪兒都難，在中國更難。中國的交響樂原創(chuàng)機制和長期規(guī)劃幾乎不存在。如果要有規(guī)劃地發(fā)展音樂，應該像西方那樣，政府今年委托80個作曲家，明年85個，后年90個，讓他們寫，但不限制他們寫什么。把錢分成很多份，給更需要支持的藝術家，每年固定推動這些人繼續(xù)往前走。交響樂團如果演新作品，政府就多給錢，鼓勵新的探索，相反演舊的就少給錢。
　　人物周刊：你對中國音樂教育有何看法？
　　陳其鋼：出國前經常聽說，中國西洋音樂教育非常好，可以和西方音樂學院媲美。其實不盡然。中國的西洋音樂與歐洲的古典音樂相比，如同中國的西醫(yī)與西方的西醫(yī)相比，那終究是人家的東西，差距還是相當大的。音樂是文化，在音樂比賽中得獎是一回事，在基礎理論上和創(chuàng)作上對西方傳統(tǒng)的理解和發(fā)展是另一回事。在了解中西文化的基礎上有所超越和創(chuàng)新更加不容易。
　　這個時代有許多和《圍城》那個時代相像的地方，盲目的崇洋心理還繼續(xù)存在，很多人回國以后吹牛說在西方得了什么文憑，在西方的比賽中得了什么什么獎，以此證明自己的水平。其實，在西方音樂學校拿到文憑或在西方音樂比賽中得獎，只說明我們學習和模仿他人的能力有所提高，遠不能說明我們自己的創(chuàng)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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