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內蒙古商業(yè)學校青年教師張木生和夫人正在旅行結婚旅途中，他們從北京出發(fā)，在天津聽到了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和大多數中國人不同，張木生欣喜若狂，他拒絕了天津市委政研室主任在家慶祝的提議，堅持要去外面餐館，并點了一瓶酒。在服務員的厲聲提醒下，他的慶�；顒硬抛髁T。
　　張木生用唐朝詩人杜甫的名句來形容當時心情：“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真高興啊，一個時代結束了！”
　　在某種程度上，張木生是毛時代的犧牲品。1948年出生的張和很多同齡人一樣，都經歷了下鄉(xiāng)插隊，他還因寫過一篇質疑毛農村政策的文章被關進監(jiān)獄。他的父親李應吉曾是董必武和周恩來的秘書、華潤公司創(chuàng)始人，時任對外經貿委副主任，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從高干子弟到監(jiān)獄囚徒，毛在他的心中已不再扮演神的角色。
　　35年后，張木生坐在國稅總局的辦公室里，侃侃而談新民主主義是現階段中國唯一可走的方向，毛在他在心里又成為一個時代偉人。
　　在他新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的發(fā)布會上，解放軍總后勤部政委劉源上將(劉少奇之子)率領5名將軍捧場，并宣稱“使大勁”推薦，楊帆、胡舒立、吳思等各路人馬亦親臨會場。劉源親自為張木生作序。
　　發(fā)布會之后，張木生的諸多言論開始令外界側目：
　　現在不光是官僚和資本相結合，奸商搭臺、貪官唱戲的問題，還有執(zhí)政產業(yè)化、權力資本化、政權黑社會化的問題，多尖銳呀。
　　權貴能成為主義嗎？它有能力成為主義嗎？權貴打的是什么牌子？這很明顯，它本身成不了主義，它不能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它要借人家的牌子吃飯。我們現在是搞了一個“混沌”，這個“混沌”一定要鑿破。
　　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不可持續(xù)，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但是新一代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xù)下去。
　　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指出，中國政治不外乎是人事與制度。張木生的言論既有對黨內高層人事的評點，亦有對中國未來走向的宏論。他和一些黨內高層尤其是“紅二代”的交往不時被傳播，相當數量的高級黨政干部邀請他私下對談。對于這些情況，他并不隱瞞，也不做解釋，只是說任何談話都和未來的領導人無關，這是最近《聯合早報》報道的。
　　張木生成為今年思想界的一個奇特現象：他承認當下社會矛盾重重，侃侃而談一些敏感而備受關注的現象，言論背后政治權力的若隱若現讓外界捉摸不透。他從《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的位置退下來，以布衣之身縱論天下大勢，卻沒受到任何限制。
　　他并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妥，在他看來，“新民主主義論”是當今社會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約數，左中右都能認同，而且是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寶貝理論，既是本土的，又是國際的，歷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唯一路徑――“從戰(zhàn)爭年代到建設時期，包括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凡是用新民主主義為指導，就勝利成功，而沒有真正遵循的，或犯錯誤，或走彎路，都出了問題。”
　　張木生把自己的理論總結為三條：“第一，超越左右，逢右必左，逢左必右。第二，不爭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該把很多問題說清楚的時候了。第三，我們現在的需求和80年代一樣�！�
　　所有的這一切又是為了同一個目標――重塑共產黨的合法性。
　　張木生旋風
　　張木生是“老三屆”的學生，1965年他就和陳曉農一起跑到內蒙古臨河插隊。這是一個今天看起來很奇怪的選擇，陳曉農是政治局委員陳伯達的兒子，人大附中主要學生干部，學生黨員，高中畢業(yè)直接保送至中央黨校，當作接班人重點培養(yǎng)。陳曉農此刻選擇效仿毛澤東和蕭三當年的舉動，申請到農村鍛煉。
　　張木生的母親是陳曉農繼母的入黨介紹人，兩家交情甚好，兩個對毛萬分敬仰的年輕人跑去內蒙見識廣闊天地。
　　很快，張木生見識到了農村真實的情況，農民并不像教科書里寫的那樣淳樸勤勞，在“一大二公”體制下，他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從高干子弟優(yōu)越生活瞬間到世俗的農村生活，物質條件固然差了很多，但知識青年張木生發(fā)現拼死拼活干，到了年底居然還欠隊上的。“四清”、“文革”的風暴并沒有放過臨河這個內蒙農區(qū)，身處農村也能感覺到左的氛圍越來越強。
　　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張木生開始從書籍中找尋破解之路，他的朋友李零也跟著到了臨河插隊，他們在一起讀灰皮書、黃皮書、白皮書，以及大量的馬列原典著作。人民大學的圖書館被砸了洞，想看什么書帶走就是了，他們甚至弄了一架鋼琴到臨河。
　　雪夜無人讀禁書，知識青年湊在一起經歷了頭腦大風暴。那些共產黨叛逆者的著作在相互傳遞和討論――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魯曉夫、德爾拉斯、阿爾都、盧卡奇塞……
　　對比實踐。張木生發(fā)現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已經是世界第二，打贏了二戰(zhàn)，但糧食產量還不如沙俄時期的1913年�！斑@里面肯定是有問題的，毛主席還贊揚過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說感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教育我們，價值規(guī)律是個大學校，違背它會頭破血流”。在過渡階段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都可以在一定范圍內促進生產。
　　這篇名為《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于體制問題探討》的文章在1968年底寫完，張木生把他寄給了一位朋友。張很技巧性地用馬列和毛的原話對中國農村問題進行分析，很少下什么結論，只是對當時宣傳的典型進行了抨擊――大寨的方法是獎懶罰勤，是大鍋飯。文章很快在大江南北以不同形式的手抄本流傳，“張木生旋風”出現了。
　　文章震驚了高層，胡耀邦去找人保他，周恩來也說年輕人在相互討論時說的一些東西，又不是公開的，就不要上綱上線。
　　獨立思考的年輕人在紅色風暴年代自然是要被打擊的，張被投進監(jiān)獄，舉報者是一位學生領袖。
　　與遇羅克、張志新不同，張木生只坐了8個月的牢。他并不否認這里面有家庭關系的影響，出獄后他在內蒙古大學讀了書，那里的領導曾經是他母親的部下。
　　他的父親李應吉在運動中“自殺”，張木生回憶說父親是外經貿委里紅區(qū)黨和白區(qū)黨斗爭的犧牲品。父親從樓上跳下來之前，和他談過話，情緒很正常。檢查遺體時，有人還發(fā)現衣服上明顯有被人抓過的痕跡。
　　中南海與杜潤生
　　1980年代，張木生進了中南海，先后在社科院農經所和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杜潤生是他的直接領導，也成為對他日后影響最大的人。
　　杜潤生是一位極具獨立精神的老人，在中央農村工作部擔任秘書長時，他的言論為陳伯達所厭惡。陳對毛澤東說，在鄧子恢（農村工作部部長）背后有一個搖羽毛扇的更可惡，就是杜潤生。毛說我知道這個人，精通馬列，善于結合實踐，土改三步走就是杜的一大發(fā)明。
　　毛專門把杜潤生找去談話，聊至高興處還一起吃了紅燒肉和臭豆干。在談話很融洽時，毛澤東突然問了杜潤生一個問題――如果中共內部出現斯大林和布哈林之爭，你會支持誰。杜沉吟了半刻，毛大笑：“我就知道你肯定會支持布哈林。布哈林堅持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有什么錯？可斯大林重工業(yè)、集體化、肅反擴大化三位一體，卻打敗了法西斯德國，大格局決定小環(huán)境，必須怎么干決定只能如何想�！�
　　在杜潤生身邊，圍繞了一大群年輕人，王小強、周其仁、林毅夫、張木生、王岐山等都在“三所一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fā)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工作。盡管這些人日后的道路各有不同，但當時卻都能在杜潤生領導下工作。
　　張木生對在農村組的經歷十分懷念。80年代的中國經歷著思想上的洗禮，但普遍都有共識――中國必須改變。
　　杜潤生要求年輕人必須沉到基層調研，只要沒孩子，不管結婚與否都要在基層至少待半年。張木生回憶說：“上通紅墻，下通工廠車間，下通農戶。每次回來之后，在中南海里頭的對策，真是一次比一次精彩�！�
　　一次匯報，農村組提出為“穩(wěn)一塊，活一塊的糧食政策”，中央手中至少要保證糧食1280億斤，剩下的放開市場，取消糧票。一位素來以解放思想聞名的最高領導人聽聞之后，說你們年輕人怎么還這么保守，中央認為1000億斤就夠了。年輕人拍案而起：“這是我們搞了幾個月的調研然后做的模型，怎么你說改就改。”領導人馬上站起來，拍著年輕人的肩膀說，年輕人你慢慢說我慢慢聽。出門之后，杜潤生笑道，我就是讓你們這幫小家伙，為我們這幫老家伙投石問路。
　　張木生依然對毛不理解，每次爭論時，杜潤生就要求他以毛的角度去回顧當時歷史事件，張很困惑：“我一窮插隊的干嘛想這些？”但杜要求他們這么想問題，國際、國內，換位思考。
　　杜潤生一直教育這些年輕人：“不是你想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而是這個世界能讓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我們不管想什么干什么，只有一個出發(fā)點，就是中國大多數老百姓的利益，重新回到為人民服務，這是最主要的，別的怎么都不重要�！�
　　當另老共產黨員謝韜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杜潤生寫了文章回應，他說：“謝韜文中有一個地方說‘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個提法，口氣硬了。不一定妥當�，F在中國并沒有出現民族危機。什么是中國特色？首先是不要蘇聯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這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瑞典是八百多萬人口的小國，我們是13億人口的大國，大國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盤接受瑞典模式�！�
　　張木生承認自己現在提出再舉新民主主義，是受到了杜潤生的影響（杜重提新民主主義也受弟子們影響，張就在十年前多次與杜討論過“新”論）。2007年杜潤生在《炎黃春秋》上撰文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實現社會和諧提供了根本前提；建國以來失誤的根源是脫離了中國國情，錯誤地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論，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過去的錯誤的烏托邦式的聲明所約束，堅定地走新民主主義道路�！�
　　受政治風波影響，“三所一會”在90年代初被解散了。張木生依然記得當時中央來人宣布的第一句話：“為了加強農業(yè)，中央決定撤銷農研室�！彼�想說的是：“那5個一號文件誰能推翻？在中國起的作用誰能代替？近年投票選舉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所有主流經濟學家都參加了，得票第一多的還是我們杜老�！�
　　超越左右
　　三所一會解散時，張木生已是司局級干部。他被安排到《中國稅務報》當總編，過了不久，經胡錦濤同志批準，被點將至西藏林芝地區(qū)當專員。
　　張木生自評喜歡把觀點講出來，但這里畢竟不是三所一會的時代�！拔覀児賵龅囊�(guī)矩要明白什么讓你說，什么不讓你說。像有些人那么好，十年沒有說過一句錯話，沒說過一句自己的話，我肯定是做不到的，不屬于那個類型。”
　　他先被安排去海南要債，西藏當時在海南有巨額投資，張木生請陳小魯幫忙一起討債。等他回到西藏后，發(fā)現很難與這里的環(huán)境相適應。在當地干部之間的糾紛處理上，他顯得過于不聽從領導指示，甚至與上級個別領導發(fā)生沖突。
　　兩年駐藏結束后，他本有希望在安徽任職，并且與安徽一二把手談好。組織上依然希望他回藏工作，張木生拒絕了。他被組織部告知，如果拒絕就是離開了后備干部隊伍，今后就沒辦法再回來，張木生的選擇是回稅務總局。
　　對于仕途，他說：“我們在處理很多干部的問題上，就是武大郎開店，只能上比自己矮的。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按劉源的話，以前毛主席可以認識任何一個地委書記，而我們現在選干部就跟拍瓜一樣，他說熟就熟，結果一切發(fā)現生瓜，扔�！�
　　“超越左右”和“不爭論的時代過去了”成為張木生理論的標簽，從西藏回來之后，他在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
　　他撰寫了系列文章開始論述新民主主義對于當下中國的迫切性，直到今年出版了《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
　　張木生的言論被多方關注，卻罕見有分量的回應，雖然張黎上將、左中右代表人物都與他在衛(wèi)視上有對話，但都無最高層的媒體參加�！堆�黃春秋》主編吳思撰文說：“真正實現民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使命。至于領導權的來歷，套用《新民主主義論》的一句話說，在今日中國，誰能領導人民實現民主政治，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誰就是領導力量�！�
　　這與張木生核心觀點形成了鮮明比對，張認為，只要堅持共產黨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世界上經濟和政治的任何好東西都可以為我所用。中國既不能走西方普世價值的路線，因為沒有相應的歷史傳承，更不能走蘇聯改革路線，因為沒有蘇聯強大的生態(tài)底座來支撐。對于國際媒體熱議的“龍象之爭”，他反問：“中國愿意當印度嗎？”
　　很多人關注張木生，是把他作為未來政治走向的風向標。一位觀察家告訴本刊記者，很多時候政治運作的重點在于先獲取權力，再選擇合適的理論。張木生的理論代表了很多紅二代的思想，但以此為根據推斷日后政治趨勢，則是判斷反了方向。
　　和他的批評者一樣，張木生對當下社會矛盾保持了足夠的關注。在一個各方尋求解決之路的時刻，張木生的解決方案究竟是書生論政還是成為某種行動的綱領，只有時間才能檢驗一切。
　　對話張木生：
　　人物周刊：你有過在農研室工作的經歷，盡管大家日后有不同的路，但為什么那個時候可以取得這么高的共識，周其仁、王小強等人為什么那時候可以走到一起去？
　　張木生：“文革”剛結束，我們這一代人――我還略大一點，在冷戰(zhàn)中成長，在“文革”中啟蒙。只有在“文革”這種狀態(tài)下，讀書的范圍可以大大超過學校教育，而且都是興趣讀書，無聊讀書。天下第一快事就是雪夜無人讀禁書，也就只有那時候農村能做到，黃泥小屋，油燈一盞，思維能力、記憶能力都達到最強。讀閑書說閑話，縱論天下大事，冷眼向洋看世界，在農村沒人管。這個環(huán)境對大多數知青沒有必然性，少部分人能達到這個真實性。
　　另外，這一部分人都下過鄉(xiāng)插過隊做過工，然后讀大學，進入最高科研機構�！拔母铩币煌晔鞘裁辞闆r？地主和右派還沒摘帽，知識分子還都是臭老九，老干部沒有全解放，“文革”帶給大家的創(chuàng)傷是共同的，大家都認為中國要重新找出路。
　　大家問題意識非常強的，共識就是3句話：引進市場機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會。那時候沒有那么大的分歧，左右都能認同。順著“文革”后反左的慣性思維，聞左必恐。
　　人物周刊：一個假設性問題，如果三所一會能夠保留，這3條會更平穩(wěn)推行？
　　張木生：歷史不可能存在如果，但是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后來國企改革，允許兩次調賬，允許民營和外資用那么低的價格就能買下國企。陳發(fā)樹能拿80億做慈善，但當時他融資成本我算了一下，每一股只有一毛錢�，F在雙匯有多大，就是高盛重新做了一下賬，就變成私人的了。如果三所一會存在，絕對不會存在這些情況。農村也不會出現“農民真窮、農村真苦、農業(yè)真危險”。
　　人物周刊：你是紅二代，你的父親在“文革”中深受打擊，你也曾經進入監(jiān)獄，對于毛，你的個人感情是什么樣的？
　　張木生：要說對毛苦大仇深的，沒有誰比劉源更苦大仇深了。十幾歲進監(jiān)獄，下鄉(xiāng)挨斗，最慘的時候沒糧食吃觀音土，渾身浮腫，他給鄧穎超寫信，鄧看見了拉了一把，接到北京治病，然后當工人。但是他從80年代短缺經濟時代開始，給李敏李訥家里送米送油。等到了新世紀，王光美親自出面，把兩家人拉到一起聚。這都不是個人感情，這是一種大情懷，拿自己的工資給插隊的山西白坊村修三大工程，這是真劉源。
　　劉源親自把林豆豆從河南解放出來，安排到社科院工作，我們和林豆豆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就說：“你父親‘文革’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從正面解釋，但是‘文革’中你父親和毛一起整掉了97%中央委員，在九大時才說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怎么行呢？‘文革’的案肯定不能翻�！�
　　劉源是大眼光看問題，也認為超越左右、堅持新民主主義論、不爭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超越左右共同點就是大家還想重塑共產黨的法統(tǒng)、道統(tǒng)和領導的先進性，在這個共識點上左右各有借鑒和拒絕的地方，也是我們對毛的態(tài)度。
　　人物周刊：就是說你們這一代人有自己血緣上的父親，但精神上的父親是毛？
　　張木生：我是這么看的，中國最后一個不平等條約是庚子賠款，相當于當時12年的財政收入。在這個過程中，只有美國看明白――再繼續(xù)這么干下去，中國除了革命沒有別的出路了。所以美國人不要這個錢了，建協(xié)和醫(yī)院，蓋清華大學，培養(yǎng)接班人，實踐證明美國人是最有眼光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救亡圖存，要讓小農市場經濟下大一統(tǒng)的老大帝國走向工業(yè)化。在這種強敵環(huán)伺的情況下出了個毛澤東，讓中國人重新聚集，一千多個不平等條約，國民黨從沒統(tǒng)一過軍閥，雅爾塔協(xié)議是抗戰(zhàn)后有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參與的重新瓜分中國，能把這個民族挽救到打韓戰(zhàn)打越戰(zhàn)的水平，你不佩服他不行。
　　一邊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一邊搞經濟建設，一直到1956年，中國發(fā)展速度之快之好有目共睹，這都是新民主主義指導下的。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在列寧新經濟政策和過渡措施基礎上發(fā)展來的。現在大家研究新經濟政策，只研究經濟方面，不研究列寧對蘇聯制度的設計。
　　用列寧的話來說，斯大林主持書記處的這些年已經把俄國搞成了最糟糕透頂的官僚主義體系，這是不允許的。他最后的7篇文章，《進一步，退一步》、《論工農檢察院》、《論工會作用》、《論糧食稅》、《論俄國革命》、《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說中央組織局、書記處、蘇維埃政府、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工農檢察院，列寧在黨內的最高職務只是中央委員，3部分平衡的機構在共產黨領導下，書記處只是一個執(zhí)行機構，3個平行機構互相制衡�！墩摵献髦啤分v一人一票，《論糧食稅》講市場經濟，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允許資本主義發(fā)展，為勞動人民群眾服務。論國家資本主義說是社會主義唯一的入口處，國有企業(yè)都不是社會主義，列寧都能講到這種程度。
　　人物周刊：超越左右在當下中國有多大的可實施性？
　　張木生：現在左到“烏有之鄉(xiāng)”，右到《炎黃春秋》都能存在。有人做過研究，178個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沒有一個搞普世價值成功了的。吳思說臺灣還是成功的。我說臺灣如果能叫民主，那“文革”叫大民主就當之無愧了。陳水扁貪污17個億，連手紙都可以進國務機要費，那個東西叫民主？
　　不能光看形式，殺人最多整肅最嚴的是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也是蔣經國，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我們得具體來講。
　　任何話題都可以討論，但三點要注意：第一得講邏輯，孫中山也和黑白兩道關系好著呢。也不能說孫中山就不是先行者了，馬克思有一個私生子，不能說他不是給勞苦人民說話了。
　　第二得講因果，《共產黨宣言》從發(fā)表到現在已經160多年了。他所預見的未來社會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實現，但是他幫著資本主義大大改善了。
　　第三得還原到具體歷史實證。陶涵、楊天石寫蔣介石如何好，可是蔣到了解放戰(zhàn)爭最后3年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都不跟他走了，連第三條道路都不堅持了，都跟共產黨走。最典型的就是中研院，最后真去臺灣的就6個，去香港和美國的有幾個，剩下六十多個全留在共產黨這邊了。為什么連陳布雷、傅作義的孩子都加入共產黨了，還有國防部的作戰(zhàn)廳長。你必須要還原到當時歷史現實。
　　人物周刊：中研院六十多個院士、傅冬菊、陳璉的結果什么樣，我們都知道，他們所追求的夢想在今天很多人看來就是烏托邦了。
　　張木生：他們的夢想不是烏托邦，而是我們黨的領袖在一個非常特殊的環(huán)境下做的選擇。新民主主義產生的條件是沒有冷戰(zhàn)，是一球兩制，可一有冷戰(zhàn)就有了“一邊倒”的問題，新民主主義搞不下去。一個特別好的制度設計――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共同綱領，一步步越來越左，最后走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階級斗爭天天講月月講。這不是喜劇，是悲劇，就像斯大林的路勢必要走到社會帝國主義。
　　個人的悲劇是個人的，不能代表歷史前進的方向。歷史的前進就是這樣子，個人有大量犧牲，中國一句古話“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這個一點不耽誤歷史前進的步伐。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挨了整，就說明他們當初的選擇是錯的，就能說明《色戒》是非常正面的片子，丁默?、周佛海當漢奸就對了。
　　人物周刊：你所說的新民主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黨帶著群眾發(fā)展資本主義？
　　張木生：就是毛自己的定義：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工農聯盟為基礎，允許和駕馭資本主義發(fā)展一百年，這就是延安版的新民主主義論。
　　為什么能設計出新民主主義，因為當時國共之爭的背后是蘇美之爭。毛超越了他們，剛剛建國的時候，我們既不倒向蘇聯，也不倒向美國。他親筆題詞：我們將來建立的民主社會，相信美國大多數人民是支持這樣的新中國。
　　這可以看出來，做這個設計的時候，毛想搞一個等距離，當時有這個國際環(huán)境。七屆二中全會時，他感覺到這個環(huán)境已經不存在了，只能一邊倒。蘇聯離我們近，美國是不能選的，因為冷戰(zhàn)開始了。毛在只有他和彭德懷兩票的情況下，逐步說服大家要打韓戰(zhàn)。最后我們打平就是勝利，我們拿到了蘇聯給的156個項目，這是我們全面建設的基礎。
　　毛打珍寶島，請來尼克松談宇宙觀和哲學問題，最后談出人有兩只手，讓他一只手拉著中國，一只手對抗蘇聯。
　　毛是一個大國際主義者，沒有請來尼克松，就沒有改革開放，不然你對誰開放去？朝鮮可是80年代達到過人均GDP八百多美元，那時候我們才一百多美元。他們的城市化率65%，糧食、海產品和礦產還能和俄羅斯遠東換化肥和石油。他們現在呢，沒化肥沒石油，什么都開不動，糧食跌到了原來產量的40%，又不愿意參加我們的東北經濟圈，所以必然倒霉。
　　很多東西復雜得要命，不能講好人壞人的故事，不能非此即彼，二律背反，歷史不是這樣的。
　　人物周刊：你在書中提到央企有這么多的錢，可以把工農群眾重新拉回來，該如何實施？
　　張木生：關于央企不是我的理論，是列寧的話――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真正的入口處，首先是生產力最先進，然后是可以保證統(tǒng)計和監(jiān)督，就能把利潤重返給最窮的這部分人。
　　央企看誰來動，你動不了，我也動不了。如果說將來的主要領導要動，能不能動？別說動一兩個了，全都能動。現在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那就按照鄧小平說的繼續(xù)往下走。
　　2049年之前都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如果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是貧富分化，改革開放就失敗了；政治體制改革一定不能搞得太晚，這可都是小平同志談話留下來的。
　　小平同志還說過，解決貧富差別和腐敗問題會比改革開放還難，但是難也要搞。拿什么搞，我覺得就是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要解決分配很簡單，現在已經積累了100萬億的國有資產，100萬億的銀行資產，中國要解決下一步經濟大發(fā)展的問題，就在于還有70%的窮人，他們是最大的戰(zhàn)略縱深和潛在市場，甚至是我們地緣政治都離不開這個國內基礎，壞事完全可以變成好事。
　　如果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全民所有的共同基金，分給13億人，但是不許賣不許轉讓股份，每年分利益。富人也能有一份，但是你只能破產的時候才能用這份。如果能夠把70%的弱勢群體的教育、醫(yī)療、社保、公租房低水平解決了，那至少就能把70%的人拉到執(zhí)政基礎下了。中國就還有20-30年的高速發(fā)展。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從經濟上重塑執(zhí)政黨的合法性就要從央企下手？
　　張木生：不光是央企，對待民營企業(yè)在稅收上肯定要讓利，不能收這么高的稅�，F在民營企業(yè)解決了70%以上的勞動力，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但他們現在最困難，貸款受限制，輸入性通貨膨脹來了之后，原材料和勞動力價格都在上漲，利潤越來越薄，民營企業(yè)在空心化，資產在虛擬化，溫州為代表，危機呀！你一定要給他們好的出路啊。
　　要用國家資本主義來團結這些人，是領導和駕馭你的發(fā)展。工會可以替工人去談判，農會向聯合體經濟發(fā)展，完全變成一人一票，就像列寧在《論合作制》中說的，這是什么樣的民主啊？完全可以實現。
　　央企存在的合法性和共產黨的領導是對稱的，就是共產黨領導進行現代化的國家，一定要把命脈掌握在自己手里。央企不需要賣，股份制就行了。人人有股，很簡單，都是老祖宗設計好的。
　　人物周刊：根據你的解決方案，我和您有了同樣一份大小的共同基金，人民有了錢，是否就能夠重塑政黨合法性呢？
　　張木生：列寧設計合作制的時候，最高領導也是一人一票。日本在解決現代化過程中，也就是一個黨，然后分兩派，就把制衡問題在內部解決了。我在新加坡感受很深，知識分子隨便罵李光耀，可是出租汽車司機不干，他解決了居者有其屋，一個問題就把老百姓的心給擺平了。香港在殖民統(tǒng)治下解決了廉政問題，這些東西共產黨怎么不能搞？
　　我們只是說新民主主義土生土長的，是我們自家的，是老祖宗發(fā)明的。逐步增加內容解決問題，發(fā)展的新民主主義與中國不斷出現的新問題與時俱進，怎么就不能重塑合法性？
　　張木生：中國什么東西都能打倒，就兩個東西打不倒，一個是強國夢，一個是人民大爺，老百姓涓涓細流非�？蓯�，可是匯成洪流從政治或宗教閘門沖出來，那就是洪水猛獸。載舟覆舟不是唐太宗講的，從《史記》就提出來。人民群眾也不能膨脹啊。強國夢和既得利益集團一致會害中國，中國還要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fā)達國家再打幾十年太極拳，直到發(fā)達國家自己發(fā)生根本性變革之前，中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都不會結束。
　　人物周刊：你提出，第一要黨內民主，第二要在人大擴大非黨員和非干部的比例，這是解決民主的路徑么？
　　張木生：當然。胡潤統(tǒng)計過，126個10億級的富翁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但農民代表，以申紀蘭為代表的只有3個人，這個結構不需要調一下么？
　　中國這么發(fā)達的網絡，但居然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平臺，銀行、財政、稅務、海關、公安，各搞各的，一個金稅工程就大幾百億了，為什么不能弄一個統(tǒng)一的平臺啊，為什么大規(guī)�，F金就這樣交換啊。數字化管理是黃仁宇所說的現代化最基本的標志，我們完全有這個條件。
　　就是因為形成利益集團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換了領導的思路，哪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之所以判斷中國搞不了普世價值，是這個世界的大格局教育了我，學普世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分裂成七塊八塊，而且還得和平分裂，還不能打起來、打起來就是黃禍。
　　誰不知道平等自由博愛人權好啊，真要實行起來得有這個本啊，你干不成，所有試的國家都試了一圈不行，一定得找適合中國的模式。
　　我們的民主一定要超越他們的民主，也不能搞成毛澤東的大民主，而是人民當家作主，怎么搞要慢慢研究，先解決挨打，又解決了挨餓，民主的問題慢慢來，現在可以提上日程了。西方的平等是上帝之下眾生平等，基督教新教的模式我們有么？我們普世的結果就是學成印度。印度現在還有40%到45%的人沒吃飽飯，我概括就是一個低烈度的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沒解決。
　　人物周刊：在一些地區(qū)出現了獨立參選人現象，你怎么看？
　　張木生：以后可以過渡到那一步，但現在不可以。如果共產黨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允許市場經濟發(fā)展，允許資本主義再發(fā)展幾十年，那必然要涉及到獨立候選人資格和審查問題，到那時候，愛國主義總不能破吧，一條就夠了。小平同志形象地說過，2049年之后中國也可以搞競選。
　　我們共產黨人最后是不要國家的，國家到一定階段只執(zhí)行經濟職能，叫作半國家。列寧《國家與革命》寫了。我們對民主要求比西方高得多，但這個過程有多長要看西方發(fā)展。
　　人物周刊：財產公開該怎么辦？
　　張木生：當然可以，十八大以后必須得開始。形勢比人強，你不這么干不行，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到此為止了。蘇聯垮了但是人家有那么好的生態(tài)底座，中國不行，垮了就全國大亂，碎片化的中國，黃禍、災難是不可想象的�，F在官員和企業(yè)家聯合執(zhí)政是非常明顯的，執(zhí)政已經產業(yè)化，權力已經市場化，貪官搭臺、奸商唱戲已經到了黑幫化的程度，這就是為什么有重慶模式。再這么下去不行了，要么同歸于盡洪水滔天，要么逼出一條路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重慶模式？
　　張木生：第一，最好不要叫重慶模式，重慶探索、重慶之路更好。重慶的探索不可代替和復制，重慶代表的是中西內陸，東南沿海能不能解決還不知道。第二，唱紅是讓大家回憶延安記憶，而不是“文革”記憶，這是中國共產黨團結了最多的人、最廉潔的時期的回憶，他要回憶這個。打黑是讓老百姓出氣，這是一個現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
　　重慶設計的制高點向東南亞輻射，支撐的是十大民生工程，地票制度是非常厲害的，給農民穿了一件防寒的衣服，600里之外秀山、彭縣農民的宅基地都升值了8-12倍。他們是對現在巨大的行政不作為的挑戰(zhàn)，這是薄成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在這里縱論天下大事，外交內政無所不包，您依然在用人口和資源、大國關系、地緣政治這些詞匯，這套語匯什么時候過時？
　　張木生：我在書里寫了，敵人的概念是三天兩頭變化的，敵人也是人。他們所有好的東西，包括全球化、后工業(yè)時代革命的東西，我們接收起來，一點都不比他慢。
　　我們現在總工這一級才31歲，我們的發(fā)展能慢么？我們反對低碳，什么全球變暖，這一萬年有4次溫暖期，最高的一次比現在高5度，是人類文明大發(fā)展時期，是三大文明圈形成期，最暖的時期都是人類發(fā)展最好的時期。
　　全球變暖，二氧化碳的作用才占0.12%，山體和海洋排放還占了二氧化碳90%。而且，變溫最大的氣體是水蒸氣，這和人的活動關系甚小。他們搞的目的是為了賣碳指標，碳稅，這個東西我們是堅決反對的，但是我們并不反對節(jié)能減排、治理污染，而且我們要自己搞�，F在太陽能和風能已經搞得很好。
　　全世界的好東西都要拿到手，地緣政治也好，后工業(yè)時代也好，我們都清楚，但就是有一條：共產黨要領導，工農聯盟要做基礎。
　　人物周刊：一個和我們行業(yè)息息相關的問題，媒體會開放么？
　　張木生：現在不會，但新聞法一定要出臺，共產黨的領導不變。
　　我們現在的一些媒體，一方面吃著壟斷，所有大廣告都得給它，自己私分收保護費，下面的人干好了就拿過來，就讓人家吃點貼片費。我們也不能搞到像西方的那種植入性廣告。民間媒體允許一定比例的存在，無非就是如此了。
　　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共產黨就那么點聲音還最后勝利了，關鍵是你能不能代表前進的方向。代表了就不怕，就硬氣得多，要有這個膽識和魄力。沒有的話就是你統(tǒng)治了一切也會完蛋，把一切資源交到你手里也是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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