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呼吁關注農村、關心農民的聲音日漸其多，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提上了決策者的議事日程，也進入許多研究者的學術視野。對“沉默的大多數”或“底層社會”的注意無論如何是件好事，然而我們還是要問一句為什么。農民，作為如中國這樣的農業(yè)大國的人口主體，在各種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從來是無聲者，是沒有文字記述其歷史的群體，他們出現在歷史記錄中并不是作為歷史的參與者，而是作為征募、稅收、勞動、土地產出和谷物收獲的貢獻者，因而在統(tǒng)計學意義上是以數字形式出現的無名者。但農民在歷史中的消隱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受注意，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也不可謂不關注農民，但關注的原因在于，農民長久以來一直是索取的對象，是任何社會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農副產品、稅費和廉價勞動力——的來源；
而且農民的生存境況和由此導致的集體行動常常關乎整個社會的安定或動蕩，甚至導致王朝的更名易主，這便是歷代統(tǒng)治者都諳熟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當前對農民的關注、對解決農業(yè)、農村問題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這樣一種危機意識——農民的生存狀況過于惡化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或者不如說出于一種自上而下的對危險警示的反應。不少人以歷史上大規(guī)模的農民暴動或流民之患為例證，或者以中國加入WTO后最受沖擊的農業(yè)危機為理由，提請決策者和世人的危險意識。顯而易見，出于“危險”反應的對于農民的關注尚未離開統(tǒng)治的立場、精英的立場或城市既得利益階層的立場。農民在這樣的關注眼光中是作為治理對象和防范對象而存在的。然而，我們是否站在農民的立場上想過，我們是否意識到，農民也和我們一樣是生而平等的同一國度的國民，應當享有同等的生存權利。我們完全不難理解李昌平們“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的呼吁，這或許是由于現在談論農民的人權還過于奢侈。而所謂“國民待遇”本應是農民生而具有的，而不應是來自上方的什么人的恩賜。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已經沒有人愿意當農民，因為農民是二等國民，或者已降落為末等國民。僅僅因為出生在農村，就命定地必然失去許多權利而經歷許多磨難。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現狀，是每天發(fā)生在我們周圍的事實。要真正理解農民的生存，要使研究和決策真正有利于農民生存狀況的改善，我們的立足和眼光應該改變，應從自上而下改為自下而上，應從“嚴防死守”的堵截雍塞變?yōu)轫槕�人心的溝通疏導，更應從制度安排與政策實施上給予和保證農民原本應該享有的權利。否則，無論是憂心忡忡的擔驚受怕，還是悲天憫人的救世情懷，都于農民事無補。

　　關注農民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以農民的眼光來注視，以農民的立場來思考，已有的農民社會經典研究無疑是不能忽視的。美國著名的農民研究專家詹姆斯•斯科特繼《農民的道義經濟：東南亞的反抗與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與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兩部著作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農民反抗與農民政治的灼見。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評了許多關于農民革命的研究只對那些在國家層面造成大規(guī)模的、結構性變遷的運動感興趣。這類關注主要集中于有組織的、正式的、公開的抗議運動，因為它們顯然對國家造成威脅，即使只有短暫的片刻。但就發(fā)生而言，所謂農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當稀少的，它們大多被輕而易舉地擊��；
即便是非常罕見地成功了，其達到的結果也很少是農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區(qū)分了所謂“真正的”反抗與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帶性的反抗行動。真正的反抗被認為是（a）有組織的、系統(tǒng)的與合作的，（b）有原則的或非自利的，（c）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或（d）將觀念或動機具體化為對統(tǒng)治基礎的否定。與之相反，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帶性的行動則是（a）無組織的、非系統(tǒng)的和個體的，（b）機會主義的、自我放縱的，（c）沒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或（d）就其意圖或意義而言，含有一種與統(tǒng)治體系的融合。斯科特明確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后一種反抗形式是無足輕重和毫無結果的，只有前一種才構成真正的反抗。不難理解，在歷史中正式的、組織化的政治運動，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為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所擁有；
若在這一領域尋找農民政治大半會徒勞無功。農民也因而被認為是政治上無效的階級，除非被外來者加以組織和領導。

　　斯科特以自己在馬來西亞農村的田野工作材料為證據，指出上述視角所遺漏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對于多數下層階級來說是過于奢侈了，因為那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于危險的。有鑒于此，他認為更為重要的是去理解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平常的卻持續(xù)不斷的農民與從他們那索取超量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的爭斗。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怠工等等。這些被稱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階級斗爭形式具有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xié)調或計劃，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
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對抗權威也是其重要特點。

　　了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農民長期以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和對抗統(tǒng)治秩序所作的一切。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在稅收、作物分配、發(fā)展政策或繁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直接對抗權威；
他們更可能通過不合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治理策略。

　　這類反抗的技術長期以來是最有意義和最有效的。因為它們適合于農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特點——一個散布在廣大鄉(xiāng)村的階級：缺少正式的組織和紀律，為了廣泛的游擊式的防御性斗爭而裝備起來。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種沒有正式組織、沒有正式領導者、不需證明、沒有期限、沒有名目和旗號的社會運動。然而農民這些卑微的反抗行動不可小覷，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動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日積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終可能導致國家航船的擱淺或傾覆。僅此而言，理解這些無聲的匿名的農民行為的顛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認為，無論國家會以什么方式做出反應，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農民的行動改變或縮小了國家對政策選擇的范圍。正是以這樣一種非叛亂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壓力以外，農民經典性地表現出其政治參與感。因而，任何一種農民政治學的歷史或理論若想證明農民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正當性，必須掌握農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隱藏的文本——底層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

　　繼農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這一概括農民行為選擇和意識形態(tài)特征的分析性概念。所謂“隱藏的文本”是相對于“公開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而提出的，斯科特使用“公開的文本”作為便捷方式描述從屬者與那些支配他們的人之間公開的互動。然而這一“公開的文本”不可能講述權力關系的完整故事。原因在于：首先，“公開的文本”并不表現從屬者真正的觀念，它可能只是一種策略。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者會意識到“公開的文本”只是一種表演，其可靠性會大打折扣。最后，“公開的文本”的真正意義是成問題的，它表明在權力關系中，關鍵的角色是由偽裝和監(jiān)視扮演的。可以看出，“公開的文本”會因為支配者和從屬者雙方的利益而在錯誤表述上達到沉默的共謀。而且，支配者與從屬者之間的權力差距越大，這一權力行使得越專橫，這種“公開的文本”就表現得越程式化和儀式化。換言之，權力的威脅性越大，偽裝的面具就越厚。

　　如果從屬者的話語在支配者在場時是一種“公開的文本”，那么“隱藏的文本”則用以說明發(fā)生在后臺的（offstage）話語，它避開掌權者直接的監(jiān)視�！半[藏的文本”因而成為由后臺的言說、姿態(tài)和實踐所構成的確定、抵觸或改變了“公開的文本”所表現的內容。與“公開的文本”不同，“隱藏的文本”是為不同的觀眾和在不同的權力限制下被生產出來的。

　　斯科特對“隱藏的文本”的主要特點予以闡明：首先，“隱藏的文本”對于特定的社會場所和特定的表演者來說是特殊的。每一種隱藏的文本在一個有限的“公開”當中都是專門制作的，它排除或者說藏匿于特定的他者。第二，隱藏的文本至關重要而又未足夠強調的方面是，它并非僅僅包括語言行為，而是包括整個的實踐過程。對許多農民來說，諸如偷獵、盜竊、秘密地逃稅和故意怠工都是隱藏的文本的組成部分。對統(tǒng)治精英而言，隱藏的文本的實踐可以包括不露聲色地奢華和使用特權，暗中雇用暴徒，賄賂，操縱土地產權等等。這些實踐與其公開的文本相悖并且盡可能地保持在后臺和不予公開。最后，顯然，公開的與隱藏的文本的交界處是一個支配者與從屬者持續(xù)斗爭的地帶——但并不是一堵結實的墻。統(tǒng)治者在定義和建構何為公開的何為隱藏的文本方面的獲勝能力——盡管不會是全勝——與其權力同樣重要。而有關這一界線的不懈斗爭或許是日常沖突和階級斗爭日常形式的最重要的舞臺。

　　正如斯科特本人毋庸諱言的，自己“這些對權力關系與話語的觀察不是原創(chuàng)性的。它們是千百萬人日常的民間智慧的重要部分。他的更廣泛的意圖在于闡明如何成功地解釋和理解底層群體的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如何在無權者經常因有權者在場而被迫采取策略性姿態(tài)和有權者刻意地使其名譽和統(tǒng)治過分戲劇化的情況下研究權力關系。每一從屬群體因其苦難都會創(chuàng)造出“隱藏的文本”，它表現為一種在統(tǒng)治者背后說出的對于權力的批評。而有權者也會發(fā)展出一種“隱藏的文本”，那代表了他們統(tǒng)治的實踐與主張，而它也是不能公開宣稱的。弱者的隱藏的文本與權勢者的隱藏的文本的比較，以及這兩種隱藏的文本與表達權力關系的公開文本的比較，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支配與反抗的根本性的新方法。

　　“隱藏的文本”表明，在屏幕背后，從屬階級有可能創(chuàng)造并維持一個社會空間，在其中權力關系表達的官方文本被從后臺加以反對。這一社會空間的特定形式或它加以反對的特定內容在行動者特殊的文化和歷史情境中是獨特的。這些廣泛模式的最終價值只有將其放入歷史的和文化特性的背景中才能得以建立。

　　對于權勢者和從屬者的隱藏的文本的分析提供給我們一條社會科學研究的路徑，它可以讓我們看到在公開表現為承認、適應現存權力、財富和地位分配的表面下的非正式反抗，如同平靜水面下的潛流。在多數情況下，支配者和從屬者各自的隱藏的文本是從不直接發(fā)生聯系的。每一方都熟知公開的文本和他們自己圈子內的隱藏的文本，但不熟悉對方的隱藏的文本。因此，通過對從屬群體的隱藏文本與權勢集團的隱藏文本以及這兩種隱藏文本與他們共享的公開文本的比較研究，政治分析可以獲益良多。而后者的比較將揭示支配關系對政治溝通的影響。

　　就“隱藏的文本”這一底層政治現象，斯科特告誡讀者，記住這樣幾點是有益的：首先，隱藏的文本是一種社會產品，因而也是從屬者之間相互性和權力關系的結果。第二，如同民間文化，隱藏的文本如同純粹的思想一樣沒有實體；
它只是以實踐的、表達的、扮演的和散布的方式存在于這些后臺的社會場所中。第三，隱藏的文本生長的社會空間本身也是反抗所要達到的成就，而這一空間是在統(tǒng)治權力的齒牙之間贏得和維持的。

　　作為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意識形態(tài)的隱藏的文本，不僅是一種話語、姿態(tài)和象征性表達，也是實踐的依據。斯科特在東南亞一個小村莊的田野研究工作證明了農民反抗的實踐與反抗話語的相互依存與相互維系。而且，支配與占有的緊密聯系意味著不可能將從屬的觀念和象征從物質剝削過程中分離出來。同樣，也不可能將對統(tǒng)治觀念的隱藏的象征性反抗從反對或減輕剝削的實際斗爭中分離出來。農民的反抗，一如統(tǒng)治者的支配，是在兩條戰(zhàn)線上作戰(zhàn)。隱藏的文本不僅是幕后的惱怒和怨言，它也是為減少占有而在實際上被實施的計謀（偷竊，裝傻，偷懶，逃跑，放火等）。關鍵在于，隱藏的文本的話語不僅闡明或解釋了行為，它還有助于建構行為。

　　農民反抗與底層政治的特殊邏輯

　　“隱藏的文本”使得底層政治的偽裝邏輯也擴展至它的組織和實質性方面。因為公開的政治活動代價過高，幾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親屬網絡、鄰里、朋友和社區(qū)而非正式的組織。非正式的市場、鄰居、家庭和社區(qū)的集合既為反抗提供了結構也為其提供了掩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由于反抗是在小群體和個體層面進行的，即使規(guī)模稍大也使用民間文化的匿名性或種種實際的偽裝，因而適合于對付監(jiān)視和鎮(zhèn)壓。在這種非正式反抗中，沒有可供逮捕的領導人，沒有可被調查的成員名單，沒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沒有吸引注意的公開活動�？梢哉f它們是政治生活的原素化形式。這些原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釋底層政治經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層政治的邏輯是在其經過之處幾乎不留痕跡。通過掩蓋痕跡不僅可使參與者的危險減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許多可能讓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相信現實政治正在發(fā)生的文件證據。

　　底層政治本身的性質及其它的對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聲共同造成一種“合謀的沉默”，幾乎將這些日常反抗形式從歷史記載中完全抹去。歷史與社會科學由于是知識分子用文字書寫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有文化的官員所創(chuàng)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農民的階級斗爭形式。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為紅外線的底層政治，與那些公開的民主政治、目標明確聲音宏亮的抗議示威不同，這些由從屬群體日常使用的謹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動光譜的可視范圍。

　　就此而言，書寫未被書寫的反抗史（The Unwritten History of resistance），理解和分析農民的“隱藏的文本”，就成為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斯科特將來自村莊研究的本土見解與更大的關于階級的社會經驗以及典型的階級斗爭語境聯系起來。通過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經濟反抗的日常行動的方法，達到對于階級意識和意識形態(tài)霸權的理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對于日常形式的反抗與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之間微妙關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認馬克思關于“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就是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的經典論斷，但他更為強調的是，認清在何種程度上統(tǒng)治階級能夠將其自己的公正社會秩序的想象，不僅強加給被統(tǒng)治階級的行為，而且強加給他們的意識。他的底層視角使他能夠重新思考霸權（hegemony）概念及與之相關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等概念：葛蘭西的霸權概念雖然闡明了統(tǒng)治階級不僅要支配物質生產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產方式的要求，但卻不能正確地解釋現實中的階級關系和大多數情境中的階級沖突。原因在于，霸權概念忽略了大多從屬階級能夠在其日常物質經驗的基礎上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進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權理論還經�；煜�何為不可避免與何為正當的區(qū)別，而這種錯誤從屬階級是很少會犯的。在強大的經濟占有、政治統(tǒng)治和意識形態(tài)支配情境中，農民運用屬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以堅定而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我們從這一切當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壞的和指望較好的結果的一種精神與實踐，而這恰恰構成了支配與反抗的歷史和持久存在的張力。

　　從《道義經濟》到《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我們不難看到，斯科特對農民的行為選擇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實踐層次上是不斷推進的。如果僅僅關注正式的反抗行動，或如果僅以“生存?zhèn)惱怼保╯ubsistence ethic）來解釋農民的行為，我們就無從理解為何當他們進入生存絕境直至成千上萬地被餓死的情況下仍未有公開的反抗；
而處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還有什么能夠讓他們奮起反抗了。對于農民的政治行動，僅用生存?zhèn)惱淼倪壿嫙o法解釋，還必須加上對鎮(zhèn)壓制度、暴力強度和意識形態(tài)治理的考量。底層群體面對強大而嚴密的統(tǒng)治如同國際爭端中不同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對立的雙方因力量強弱過于懸殊，無從形成真正可以稱為對抗性的對立面，無從形成對壘的戰(zhàn)爭雙方，因而弱勢一方反抗的邏輯就會發(fā)生扭曲和畸變。在這種情況下，底層群體的非正式反抗的對象可能不再是施加生存壓力的統(tǒng)治者，他們的生存壓力和無法釋放的不滿會將整個社會作為渲泄對象，甚至指向無辜的其他民眾或同類弱者。他們反抗的方式也不再是公開的反叛或起義，而很可能以所謂社會治安問題（各種形式的犯罪）的形式表現出來。反抗的發(fā)生是沒有組織、無需動員、沒有綱領、不用合作的。對于這種畸變的反抗邏輯和反抗方式，可能當前極端的恐怖主義活動差強可比。這種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zhàn)爭”，但卻不可能有助于改善農民的生存境域，或使社會的制度安排變得比較合理。除此之外，正如“隱藏的文本”因其偽裝性即以表面的順從代替實際的反抗而有可能反而強化了統(tǒng)治權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邏輯中也有可能反而變成強者的工具�？梢栽O想這樣一種情境：一個遭受了極端的不公正、走投無路的弱者最終孤注一擲、鋌而走險，但卻完全沒有能力直接向欺壓他的強者報復，只能將怨恨發(fā)泄到同類或處境稍好的他人身上。而此時強者會以保護多數人利益和維護社會公正的名義將其嚴加懲處。在這一過程中，強者的權力毫發(fā)未損，反而因此增加了合法性與正當性。

　　從斯科特對農民反抗和底層政治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獲知的不僅是非正式反抗與底層意識形態(tài)長久以來不被注意的實際存在，更有支配與反抗之間復雜和微妙的互動關系。而這些，如果沒有對于農民社會與農民權利的真正關心和理解，沒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底層視角，是不可能達到的。

　　James C.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C. Scott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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