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

　　一

　　我們該對這個淺薄，衰朽，物質(zhì)化的時代說些什么呢？早在1970年，沒有自由前往斯德哥爾摩領(lǐng)取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仁尼琴，就在他對外發(fā)表的演說詞中坦率地說：“世界正在被厚顏無恥的信念淹沒，那信念就是，權(quán)力無所不能，正義一無所成�！彼鳡柸誓崆偈怯袡�(quán)力這樣說的，因為他終生都在為反抗一種專制的境遇而斗爭，進而為正義挽回了一個可貴的說話空間�？稍谕�一時間的中國，人們正在舉著紅寶書，用拳頭，唾沫，手榴彈實踐著一個昏昧的有關(guān)偶像崇拜的理想。全國上下都在說一樣的話，都在用一個腦袋思考問題，而且，其中不乏留學多國、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幾十年以后，當我讀著一些記述“文革”磨難的文字時，依然無法抹去我心頭的困惑：為什么偌大一個有幾千年文化傳統(tǒng)的中國，會在那些愚蠢、荒誕的問題上達到可恥的一致？看來，一個缺乏理性啟蒙，一直處于蒙昧之中的民族，是很容易落到自身的非理性的危險之中的。

　　我常常在想，作為一個思想家和辯證法大師的毛澤東，在那個集體造神的歲月里，豈能不知“一句頂一萬句”、“萬壽無疆”這類話的荒唐呢？可是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人，還在監(jiān)獄，牛棚，醫(yī)院的油燈下，寫著糟蹋自已、奴顏卑膝的長篇檢討。我真的感到悲哀。拿三十年代就被魯迅說成是“奴隸總管”的周揚來說吧，1975年當專案組通知周揚出獄時，周揚則提出給毛澤東的檢查還沒有寫完，要在獄中多呆幾天，寫完再回家，結(jié)果他比同獄的夏衍晚一個星期出獄。我不知道周揚寫的是什么，但我期望有一天誰能夠?qū)ⅰ拔母铩睍r期所有重要人物的檢討書結(jié)集出版，那一定是最珍貴的精神資料，也將是魯迅所說的我們這個“不悟自己之為奴”的民族的生動說明。魯迅還在《墳·燈下漫筆》中說：“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碑斘易x著這些先知般的文字時，我的確是覺得魯迅太偉大了。

　　由此，我又追憶起童年所讀的童話《皇帝的新裝》，直到今日，我才讀出里面含示的令人震驚的深刻，它像一個預(yù)言，不斷地應(yīng)驗在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各個時期。只是，在我們這個民族，還很難找到《皇帝的新裝》中那個道出真相的“小孩子”，以致謊言遍地。“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在1903年寫的《革命軍》中說的沒錯：“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一部大奴隸史。”這樣，由一些被奴役而缺乏精神自覺的人所寫出的中國歷史，到底有多少真實性可言也值得懷疑了。張愛玲說，歷史是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
胡適則說，歷史像一個小姑娘，你怎么打扮她都行。這些話背后都透著一股無奈，是的，為了讓后人能夠摸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靈魂，需要有一些人在怯懦者的殘骸中勇敢地站立起來，把我們所遭遇，所忍受，所看見的劫難與恥辱寫下來，用我們的心靈與道德將它寫下來。今后的文學若還有什么意義的話，我想就在于此。我們再也不需要謊言，再也沒有時間在風花雪月中逍遙了，我們渴望在真實中進入二十一世紀。索爾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說：“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闭�是為了保存這份真實，巴金才倡導要建立“文革博物館”，我想，我們還需要有勇敢的人去寫一部真正的文革史，從而讓我們這些沒有經(jīng)歷過“文革”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機會了解事實的真相。

　　這就需要所有在這場劫難中活下來的人，都來反思自己的怯懦與罪行，這是苦楚而輝煌的。每個人都要告訴自己說，事情遠遠沒有結(jié)束。可是，當這樣一個話題擺在有關(guān)的人面前時，我們所聽到的都是一片托詞，諸如“大家都這樣”啦，“迫于無奈”啦，“心有余而力不足”啦，等等，在這些托詞的背后，我們只有無奈和悲哀。它又讓我想起契柯夫的短篇小說《變色龍》中所揭示的那個叫奧楚蔑洛夫的見風使舵的小人�！蹲兩�龍》，《皇帝的新裝》，連同魯迅的小說，是我最敬重的文學段落之一，我驚異于作家們能夠在那么簡短的篇幅里，把人類生活中某種陰暗的境遇表達得那么充分。也許，文學所能達到的輝煌，大抵就如此了。應(yīng)該引導人們來重新認識這些文學的警世意義，以成為我們當下貧困心靈的精神資源。

　　也偶爾有一些讓人欣奮的段落。不久前，我在李輝編的《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中讀到一篇當年一個北京女中學生寫的回憶文章，題目叫《吳晗同志，我向您道歉》，文章以懺悔的心情敘說了自己在批判吳晗的運動中的蠢行，誠摯感人，讀過之后，我們不單可以原諒她的錯誤，還會為她那敢于面對自己錯誤的勇氣而肅然起敬。還有，郭沫若的六子郭世英在1962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期間，和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X小組”，大膽地討論了在當時來講是驚世駭俗的問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斗爭？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什么是權(quán)威？有沒有頂峰？他們的小組后來被打成反動組織，郭世英也于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今日我們也許會忘記郭沫若的諸如《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這樣的粗陋詩句，（見《人民日報》1967年6月6日）但我們不會忘記他的兒子郭世英為那些屬于當時有良知的人所思索的問題而死的場景。還有，我們時代最正直的知識分子顧準在武斗逼供，妻子自殺，兒女與之絕交的難以言喻的孤寂處境里，面對某些掛羊頭，賣狗肉，趨炎附勢的“左”派理論家時，他仍然義正詞嚴地宣告：“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當今天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zhuǎn)變?yōu)楸Ｊ氐姆磩拥膶Ｖ浦髁x的時候，我堅決地走向徹底經(jīng)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斗到底！”郭世英，顧準，還有那個當年北京的女中學生等少數(shù)的人，是一些逐漸告別了怯懦的勇士，他們讓我想起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去自信心了嗎》中的一段話：“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遺憾的是，像顧準這樣有骨氣的人在中國是太少太少了，他們所發(fā)出的正義的聲音，比起盛大的批斗場面及狂熱的崇拜熱潮來說，簡直是微不足道。尤其是受了“大鳴大放”期間“引蛇出洞”而遭致“右派”苦難的人，經(jīng)歷了“文革”期間飛來橫禍的知識分子，如今更是噤若寒蟬，再也不敢有絲毫異議了�？嚯y的人生使他們知道了該怎樣游刃有余地生存：盡可能地抹殺自己的獨立精神與意志�？梢哉f，“文革”中專制主義的噩夢，使怯懦得以大規(guī)模生長，如今它幾乎要淹沒我們這個民族了。

　　難怪俄羅斯作家布爾加科夫很肯定地說，怯懦是人類最可怕的缺陷。如同中國的許多作家在“文革”時期被下放勞動一樣，布爾加科夫一生也在貧困，饑餓，羞辱中度日。所不同的是，中國作家都在違心、謙恭地改造（實際上是糟蹋）著自己的思想，以期有一天能回到體制中，而布爾加科夫卻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尊嚴，即使在作品被禁，生活貧困交加的時候，他在寫給斯大林的信中也沒有改變自己的驕傲面容：“如果連工人也不能當，那就請?zhí)K聯(lián)政府以它認為必要的任何方式盡快處置我，只要處置就行……”當他得到斯大林的幫助，得以在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擔任藝術(shù)顧問一職時，他立刻回到內(nèi)心，開始寫作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出版的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狗心》，《火紅的鳥》等。他在《狗心》中說：“人的本性只有通過憐憫和仁慈才能改變，恐怖，強制，和各種各樣的暴行，無論它們是紅的，棕的，還是白的，都無濟于事�！睆倪@樣的文字中，你讀到的依然是堅強的心靈。帕烏斯托夫斯基在他死前一年，即1967年曾抱怨道：“一些微不足道的書籍（在蘇聯(lián)）都被當作是杰作……而優(yōu)秀的作品卻束之高閣，直到寫出這些作品的二十五年以后才重見天日。這種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假如像普拉東諾夫和布爾加科夫這些作家的作品，寫完之后就能和讀者見面的話，那么，我們所有的人的思想就會比現(xiàn)在不知要豐富多少倍了�！钡�是，偉大的俄羅斯民族還是無愧于世界的，即使在那些專制，屈辱，失卻自由的年代里，她依然向我們貢獻了古米廖夫，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扎米亞京，布爾加科夫，普拉東諾夫，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別爾嘉耶夫等一大批偉大人物，以及《日瓦戈醫(yī)生》，《大師和瑪格麗特》，《古拉格群島》等一大批偉大的文學。然而，在同樣境遇的中國，情形卻讓人寒心，幾億人民完全失去了任何創(chuàng)造性，除了能夠讀到浩然的《金光大道》，汪曾祺的樣板戲，郭沫若的詩（諸如“走資派/鄧小平/妄圖倒退”等，見《詩刊》1976年6期），就剩下鋪天蓋地的“毛主席語錄”了。造成這種貧瘠得讓人窒息的局面的原因，還是只有一個：昏昧與怯懦。

　　二

　　1995年，當我看完斯皮爾伯格的電影《辛德勒名單》之后，心潮起伏，我不單為辛德勒這個讓人尊敬的形象，更是為了導演斯皮爾伯格本人。我沒想到拍攝《外星人》，《第二類接觸》，《侏羅紀公園》等商業(yè)巨片的導演，也會拍攝出具有深刻人性力量和道德關(guān)懷的《辛德勒名單》。而在中國，通俗藝術(shù)與高雅藝術(shù)之間總是涇渭分明的。當斯皮爾伯格說，《辛德勒名單》是“用血漿拍成的”時，我深信自己讀懂了他內(nèi)心的沖突和希冀，他為這部影片準備和期待了八年時間，就是為了能夠在廢墟上追求將人性重新建立起來，作為一個猶太人，他別無選擇。幾乎在同樣的時刻，我還看了奧立弗·斯通的越戰(zhàn)電影《天與地》，它是斯通的“越戰(zhàn)三部曲”中最震撼人心的一部，可以跟科波拉的《現(xiàn)代啟示錄》相媲美。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只死了幾萬人的越戰(zhàn)可以引發(fā)美國人長達幾十年的反思，并將繼續(xù)反思下去，可殘酷性不知比越戰(zhàn)要強多少倍，死的人也比越戰(zhàn)多得多的“文革”，我們卻由于各種外在和內(nèi)在的原因，一直保持緘默，偶爾觸及，也只是輕描淡寫，避重就輕。更讓人悲哀的是，一直有人撰文懷念紅衛(wèi)兵的理想，卻沒有人敢站出來承認自己曾經(jīng)把善良的老師打得頭破血流，或者追思自己與父母劃清界限給父母帶來了多么深重的精神苦難，更不用說把人批斗致死的暴行了�！安祭�格之春”至少孕育產(chǎn)生了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文革”的苦難除了在“傷痕文學”中稍縱即逝外，從未得到過有力的表達。我們對歷史是有愧的。

　　魯迅有句名言說：“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魯迅當然明白，反省是意味著揭開過去的傷疤，以照亮今天的現(xiàn)實，它同樣需要勇氣，需要根絕怯懦的習性。為罪而懺悔有時比犯罪需要更大的勇氣。索爾仁尼琴也說：“人類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個人都把每一件事當成他自己的事，在于東方的人民生命攸關(guān)地關(guān)切著西方在想著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關(guān)地關(guān)切著東方在發(fā)生著什么�！笨墒�，一個怯懦的民族，一個好了傷疤就忘了疼痛的健忘的民族，是不可能“每個人都把每件事當成他自己的事”的。說這話的索爾仁尼琴卻這樣做了。1968年，當蘇軍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以后，索爾仁尼琴在一張紙上寫下了幾個字：“作為一個蘇聯(lián)人我感到恥辱�！彼�想把這幾個字送給一些社會名流，請求他們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聯(lián)合簽名的聲明送到地下出版機構(gòu)，由他們想辦法向全世界廣播。索爾仁尼琴說自己“是從下跪的狀態(tài)漸漸直起腰來，是由被迫沉默到一步步自由自在說話的”，他固有的正義感，使他付出了被流放，被攻擊，被驅(qū)逐出境的代價，但他依然不愿與怯懦結(jié)盟。他在寫作《古拉格群島》之初，一些人有意和解地攤開手掌說：“別這樣嘛！……不要翻舊帳了吧！……牢記過去，你將失去一只眼睛！”索爾仁尼琴緊接著說，這句諺語的下半句卻是：“忘記過去，你將失去兩只眼睛！”

　　想起索爾仁尼琴，布爾加科夫；
想起斯皮爾伯格，奧立弗·斯通，我就發(fā)現(xiàn)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精神質(zhì)量的確是有差距的。中國的魯迅最認識他自己的民族，并在彷徨中吶喊，試圖喚醒那“鐵屋子”里的人，幾十年之后，魯迅依然沒有找到他的同路人。產(chǎn)生了魯迅這一偉人的民族并沒有很好地承接魯迅的反思精神，硬骨頭精神。這也許不單是中國的困境。當蘇格拉底面帶笑容為真理獻身；
當耶穌為拯救罪人在十字架上默默無聲；
當?shù)聡�總理勃蘭特在華沙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
當美國為越戰(zhàn)痛定思痛；
當?shù)聡�人至今還在努力賠償猶太人的損失，至今還在叢林中追索納粹戰(zhàn)犯的時候，日本民族的許多人，到今日還在為鐵證如山的侵華罪行辯解，甚至還有人矢口否認；
在中國，我們所聽到的大多也是在沉痛訴說歷次政治運動中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卻很少聽到有人捫心自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自己是否堅持了作為一個人最低限度的尊嚴。拍出了深刻的電影《霸王別姬》的導演陳凱歌，在他的回憶錄《我們都經(jīng)歷過的日子》中說過一段同樣深刻的話：“無論什么樣的社會或政治災(zāi)難過后，總是有太多原來跪著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太少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當災(zāi)難重來時，總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太少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開地獄，找到的只是受難的群佛，那么，災(zāi)難是從哪兒來的呢？──打碎了神燈的和尚詛咒廟宇，因為他就是從那兒來的。問到個人的責任，人們總是談到政治的壓力，盲目的信仰，集體的決定等等。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

　　“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繼續(xù)容忍這樣的局面存在下去嗎？是繼續(xù)接受欺騙，自私，怯懦的折磨，還是大喊幾聲，闖將出去，從“瞞和騙的大澤中”（魯迅語）驚醒過來呢？我想，每個有良知的人都要思索這個問題，并作出選擇�；杳僚c愚忠已經(jīng)叫我們的民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該是清醒的時候了。特別是在這個政治熱情被經(jīng)濟沖動所取代的物質(zhì)主義時代里，知識者回到懺悔的立場上，對我們過去的歷史與文化傳統(tǒng)作出有力的反思，將是我們關(guān)懷未來的基礎(chǔ)。在這方面，德國人的確是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戰(zhàn)后所作出的反思就是很好的代表，他說：“我們?nèi)�都有責任，對不義行為，當時我們?yōu)槭裁床坏酱蠼稚先ゴ舐晠群澳兀俊?/p>

　　中國的思想界經(jīng)歷劫難后沒有人說出這樣動人的話，原因沒有其他，就在于中國人的心中多數(shù)只有進步的思想，明哲保身的思想，而很少有悔改的觀念，也很少有罪惡的意識。不以懺悔作精神基礎(chǔ)的進步是危險的，它無法對真理和正義負責。這也是達爾文的進化與選擇理論讓人感到厭倦的地方。孔子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币馑际牵�政治清明時，盡可言直行正，假如天下失道，行可正，言論則要變得圓滑一些；
又有話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些騎墻思想被后來的人實踐成了為自己的怯懦行為辯護的理由，成了奴性心理的一種來源之一。有些人更是把它發(fā)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使得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里，中國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背道，愚忠，見風使舵，委屈求全，陷別人于不義的荒誕劇，就連正直而善良的巴金當年尚且違心地寫文章批評胡風，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魯迅之所以能超越民族的悲劇，把社會批判精神、硬骨頭精神貫徹到底，我以為內(nèi)在的原因是魯迅在本質(zhì)上是反感中國的“樂感文化”，而欣賞、接受西方的“罪感文化”的。這非常重要，同時這也是魯迅勸人少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的原因所在。

　　與上述圓滑思想所不同的是，俄羅斯知識者的始祖拉吉舍夫追求的是良心至上，他說：“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種政權(quán)強迫你屈服于不義，強迫你違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為不屈不撓的。無論凌辱，無論痛苦，無論苦難，甚至死亡本身，都不會使你害怕�！崩�吉舍夫不愧是十八世代俄羅斯最卓越的人，他的思想與中國固有的主流思想之間的差距乃是信仰的差距，若不找到我們自己所信的，并在精神上實踐它，是決難跨越的。拉吉舍夫顯然接受了圣經(jīng)中悔改能使人良心堅強的思想。

　　悔改在希臘原文里的意思是，心思改變，生出懊悔，轉(zhuǎn)移目標。他能夠使人察知自己的有限，不足，罪惡，使之生出赦罪的渴望，并最終可以把人從這種境遇中拯救出來。所以，西方有寫懺悔錄的傳統(tǒng)，圣奧古斯丁，盧梭，托爾斯泰，維特根斯坦等人都寫過《懺悔錄》，而且影響深遠。只有活在懺悔中的自我才是真實的自我。這些懺悔錄的作者們是真正認識自己的人，因著他們對自己的深刻認識，使他們也由此真正認識了人類──

　　一個有缺陷，并對自己的缺陷有自覺的群體。圣奧古斯丁在追思了自己的一生后說，我的心就是我的仇敵；
馬丁·路德也曾說，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羅馬，而是在我們的心中。我以為，只有站在精神巔峰上的人，才會說出這種真知灼見。他們的謙卑與自省是留給我們的真正財富。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就以《懺悔錄》為題寫過一篇文章，里面記述了兩件他終生為之痛苦的事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他在一個鄉(xiāng)村當教師的時候，體罰了一名學生，可這名學生的父親事后當面向他質(zhì)問此事時，他卻予以否認；
第二件是在二戰(zhàn)期間，他由于擔心會受到迫害，隱瞞了自己的猶太血統(tǒng)。

　　就這兩件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讓一個大哲學家懊悔了一生，這對于一些善于遺忘和原諒自己的中國人來說，肯定是不可思議的。中國人是很少承認自己有罪的，他們最多承認自己曾經(jīng)有過錯誤。有罪需要公義者的赦免，有錯誤則改正就可以了；
有罪是指存在本質(zhì)的污穢，有錯誤則指存在偶爾被一次過犯所勝──這兩種認識之間是有天壤之別的。一個有罪但沒有罪惡意識的民族，他們在受到傷害時的血性與憤怒也是很稀少的，逆來順受慣了，從來就沒有追問過什么叫做正義，尊嚴，高貴，這樣的人永遠也不會成為《懺悔錄》的真正讀者。比如，“水門事件”造成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下臺后，毛澤東面對尼克松的女兒女婿滿臉困惑地說，我就是想不通你們美國人是怎么搞的，幾盒錄音磁帶怎么就把一位總統(tǒng)趕下臺了呢？毛澤東不理解尼克松的下臺，就像尼克松不理解一國主席劉少奇可以不經(jīng)任何手續(xù)而被批斗致死一樣。“水門事件”在毛澤東看來是太小的事，可在另外一個民族的人看來，卻足以失去對一位國家元首的信任。又如，胡風出獄后，對胡風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周揚握著胡風的手說，責任由組織來負。一句話，就把胡風莫大的冤屈推到了一個空洞的組織身上，沒有人去追問、承擔個人該有的責任。這些細節(jié)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了細節(jié)的本身，它所呈現(xiàn)給我們的是一個個可疑的心靈，中國式的心靈。每當我面對它們時，我的內(nèi)心就會涌起一股深深的惆悵和厭倦。

　　三

　　我們離那個懺悔的心靈到底還有多長的路途？到底又是什么東西在阻礙我們邁出這重要的一步？我又想起了魯迅，這位孤獨的精神戰(zhàn)士，想起了他在早期的論文《摩羅詩力說》的結(jié)尾所發(fā)出的呼喊至今不絕于響：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者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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