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哈耶克的書是在1980年代�！锻ㄍ�奴役之路》是1960年代出的內部版，《自由的憲章》（那時還不叫《自由秩序原理》）是臺灣人翻譯的。一本在首都圖書館，一本在北京圖書館，只許閱覽，不外借，于是便每天去圖書館閱覽。后來又在內部書店買了一本東方出版社出的《不幸的觀念：社會主義的謬誤》，很喜歡看。后來，到了1990年代，《通往奴役之路》和改稱《自由秩序原理》的《自由的憲章》都有了，也買了，卻只是翻翻，沒有再從頭到尾一字一句的通讀，因為我很少把一本書從頭到尾讀兩遍——還有那么多別的書要看呢。

　　我之所以回顧一下自己讀哈耶克的歷史，是因為被那些“立規(guī)矩”的人嚇怕了：一輩子不干別的，只研究哈耶克的人畢竟是很少的，除了他們有權力談哈耶克之外，像我這樣讀過哈耶克，但不是整天讀的人不知道還許不許談。按照把哈耶克奉若神明，拿出一副不沐浴更衣、一字一句都得吃透才能談論的架勢談哈耶克，我是不準備談的，因為我實在沒那個功夫。我那時每天跑圖書館去看他的書已經(jīng)算是夠虔誠了。如果讓我大處著眼，談談對于哈耶克及哈耶克在中國，則我還有些興趣，自認為也還有些資格。我想放開些談，這樣可讀性也許也會好些，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談一個神靈，我看不會有太大意思的。

　　一.看待哈耶克的思想不應脫離了時代的針對性

　　我認為，社會科學的許多理論，特別是哲學層次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是有時代的針對性的。脫離了這些理論的時代針對性，脫離了這些理論當時所針對的具體問題，當今的絕大多數(shù)哲學層次的社會科學理論要么是一些完全正確，往往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已經(jīng)有中國、希臘或印度的哲人提出過，我們運用時必須注意針對性的大原則，要么是偏執(zhí)的謬誤。

　　哈耶克的最具代表性的《通往奴役之路》是在1944年出版的。那個時代與現(xiàn)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時候的西方，特別是知識界，社會主義、計劃經(jīng)濟、國有制喊得山響的時代。就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的一年，1945年7月26日，英國工黨獲得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絕對多數(shù)。那一天，工黨在下院獲得393，增加209席，遠超出半數(shù)席次146席。要知道，英國工黨是把國有制（state ownership）寫進了黨章的。據(jù)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自己說，當時的英美知識分子中信奉社會主義者甚眾。我認為還有一件事可以作為佐證：當時有許多受過最好教育、出身于名門的英國知識分子甘愿為蘇聯(lián)充當間諜。他們完全出于對社會主義的信仰，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而背棄了自己的階級、背棄了自己的國家。

　　哈耶克超越同時代人，看出了計劃經(jīng)濟所內在的巨大弊病，深刻地指出了一旦出現(xiàn)了一個壟斷了我們經(jīng)濟命脈的權威，我們就再無自由可言了，因此，這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確實是非常偉大的。除此之外，他也由當時這個非常實在的問題而闡發(fā)了一些保衛(wèi)自由的大原則，這也很了不起。但我們不應忘記，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與他當時的世界已經(jīng)有了極大的不同，他當時所針對的那些敵人——蘇聯(lián)及其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他當時所擔心的情況——西方國家倒向計劃經(jīng)濟，并走上極權主義道路——也并沒有發(fā)生，他所駁斥的思想——由政府統(tǒng)治經(jīng)濟來實現(xiàn)平等——也已十分微弱�，F(xiàn)在的危險恰恰是在另一個方向上的，即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中下階層的權利完全被忽視，政治權力和知識分子都成為壟斷資本的女仆。處于這樣一個時代，如果哈耶克是一個真正偉大的哲人，他在今天寫“通往奴役之路”這樣一個題目時，雖然大原則，即防止出現(xiàn)一個壟斷我們經(jīng)濟命脈（或者干脆說就是命脈）的權威，很可能不變，但恰恰是為了維護這個大原則，他所針對的敵人、所擔心的情況、所駁斥的思想恐怕都會大大改變。

　　我在這里想對中國一些人利用哈耶克思想的狀況提出一點質疑。哈耶克十分警惕政治權力介入經(jīng)濟領域。但在中國，當少數(shù)人利用政治權力把公眾的資產攫為己有時，他們不說話，甚至為此叫好，當人們要求政治權力介入調節(jié)一下社會分配不公問題時，他們就把哈耶克的旗號亮出來了，說這是妨礙了自由。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們一走下去就收不住了，他們竟然反對美國政府訴微軟，反對美國的反壟斷法：說是企業(yè)在競爭中形成的壟斷是自然壟斷，不應該反，只有政府的行政壟斷才應該反。這實在是相當荒唐的：對于自由的威脅是來自于壟斷，而并不在于這個壟斷叫什么名字，是怎樣形成的。哈耶克的那個時代，從世界范圍看，對于經(jīng)濟命脈形成壟斷最嚴重的莫過于計劃經(jīng)濟（但就在那個時代，美國也沒忘了對于所謂“自然壟斷”的打擊，這絕對是美國的長處，而不是糊涂），但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于經(jīng)濟命脈形成壟斷，對于自由產生嚴重威脅的，恐怕是與政治權力結合的私人資本。學習哈耶克而對此毫無警惕，就實在是辜負了哈耶克的一片苦心了。

　　二.應正確估價哈耶克的歷史地位

　　黎鳴先生在那次《博覽群書》雜志社開的關于哈耶克的座談會上說：哈耶克作為一個經(jīng)濟學家，特別是在他與凱恩斯的對壘中（我在這里想提一句，我認為哈耶克對于凱恩斯的批判有一些是屬于人身攻擊，特別是在《不幸的觀念：社會主義的謬誤》中，看來大哲人也未能免俗），是失敗的。其實，哈耶克作為一個政治哲學家在一開始也是失敗的。我們讀《通往奴役之路》中德特馬•多林寫的導言知道，丘吉爾在1946年因引用了哈耶克而被敗壞了名聲，工黨領袖艾德禮在演講中“始終津津有味地強調哈耶克姓名中的‘馮’字稱呼”，最后丘吉爾被哈耶克“拖下了水”。

　　而凱恩斯的境遇則完全不同：他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發(fā)表后在西方國家開創(chuàng)了一個直至1960年代中期“凱恩斯時代”。凱恩斯經(jīng)濟學，即宏觀經(jīng)濟學，迄今仍舊是西方國家——現(xiàn)在也包括中國——大學里的必修課。那么，凱恩斯的思想又是什么樣的呢？經(jīng)濟學家們當然都知道，但有些讀者可能不知道，我在這里稍微講一講。凱恩斯的思想在1980年代初的中國還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jīng)濟學的代名詞。當時人們說中國有兩派經(jīng)濟學家，一派是“姓馬的”，一派是“姓凱的”。但凱恩斯的思想放在今天的中國，肯定會被罵成是“極左”。你翻翻《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就知道，他在許多地方都在說，投資這個事不能完全放在私人手里，股票市場也不行，國家必須更多地參與直接投資，總而言之，市場經(jīng)濟國家必須更多地干預經(jīng)濟。這種觀點為中國當代的主流經(jīng)濟學家所不容，當然也是哈耶克所反對的。凱恩斯的思想的某些部分后來也失去了時代針對性，并受到走向極端的濫用，特別是凱恩斯主義確實應該為政府濫發(fā)鈔票造成通貨膨脹付一定的責任（凱恩斯寫書的那個時代是通貨緊縮造成經(jīng)濟危機的時代，有趣的是到了1990年代我們似乎又回到凱恩斯寫書的那個時代去了），故此人們又對凱恩斯主義進行了反思，哈耶克也應運而起。但我認為，時至今日，西方市場經(jīng)濟國家仍可說是處于凱恩斯時代，雖然做了某些調整，但西方國家政府仍在干預經(jīng)濟，用的也還是凱恩斯那幾招，只不過用起來更小心了。

　　我在這里并不是想以成敗論英雄，我想提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當時西方國家不按凱恩斯的方案走，也不進行一些社會主義性質的改良，而按哈耶克的方案走，即任憑市場的力量自己發(fā)揮作用，結果會怎么樣？當然這是一個無法驗證的問題，但我還是想說，很可能結果是大大不妙的：也許兩大陣營的勝敗完全逆轉，也許今天我們已經(jīng)見不到市場經(jīng)濟國家了。英國當今的布萊爾首相恐怕是有同感的。他仍舊認為那個“惡毒攻擊”哈耶克的艾德禮所領導的1945的工黨政府“為本世紀中最偉大的承平期間政府”，“其成就無與倫比：解除動員及充分就業(yè)、福利國家、全國免費醫(yī)療并對國際關系貢獻良多。”他仍舊自豪地宣稱：“我是社會主義者”，“工黨政府執(zhí)政的光榮紀錄讓我以身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為榮�！彼�也仍舊提出要重視凱恩斯的貢獻。

　　哈耶克對于斯大林式的計劃經(jīng)濟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但他認為英、美、西德等西方國家進行一些社會主義性質的改良就會走上“奴役之路”是過分的。哈耶克作為一個當時的主流思想的批判者，引起人們對于極權主義的警覺，是偉大的，但要真按照哈耶克的主張去辦，恐怕是不行的，或者說是不幸的。

　　《通往奴役之路》中德特馬•多林寫的導言提到哈耶克在東歐的走紅，提到許多東歐國家知識分子自發(fā)地組織了各種“哈耶克俱樂部”和“哈耶克協(xié)會”。但我有一個朋友剛剛從匈牙利回來。他告訴我昔日的建筑仍舊美麗的布達佩斯到處是尿跡，包括最繁華的商業(yè)街，因為10年來政府一直拿不出錢來修廁所，也因為民眾心里有氣；
他告訴我從幾乎所有匈牙利人那里，不分男女老幼，都聽到這么幾句話：“我們太痛苦了”，“我們看不到希望”�！肮�耶克俱樂部”和“哈耶克協(xié)會”的命運又能如何呢？

　　三.哈耶克的理論確實存在著為權貴階層所用的問題

　　哈耶克有許多偉大的思想，但我認為他對于“社會公正”（不僅僅“是社會主義國家與奉行國家社會主義的納粹德國那種‘社會公正’”）的反對是過分的。他在《不幸的觀念：社會主義的謬誤》一書中，單辟有一章，“中毒的語言”，攻擊“社會公正”這個概念。他譴責西德竟然把“社會公正”這個措辭寫入了憲法，他也非常不滿這個詞在美國的流行。他不僅反對“社會公正”這個措辭，他甚至反對所有“社會XX”類措辭。他還引用了孔子的語錄：“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從他當時所處的時代看，我能理解，因為在那個時代，打著“社會公正”的旗號所干的嚴重侵犯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事太多了。但因此就把社會公正與個人自由對立起來，連“社會公正”，甚至“社會XX”，這樣的字眼也不許用，則并沒有多少道理。而且這樣一來，哈耶克的理論就確實非常容易為權貴階層利用來剝奪中下階層的權利和自由。凱恩斯在《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批判李嘉圖的學說時有這么一段話：“這個學說可以把社會上許多不公道處與殘酷處，解釋為進步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意外事件，這使它受統(tǒng)治者歡迎；
這個學說可以為資本家自由企業(yè)辯護，因此又得統(tǒng)治者背后社會有力分子之垂青。”如果把這段話當中的“進步過程中”改成“為了自由”，則完全適用于哈耶克的理論。

　　在中國，哈耶克的理論就往往被用來為權貴集團辯護，被用來批判要求“社會公正”的呼聲，被用來反對“多數(shù)人的暴政”，盡管這個“多數(shù)人的暴政”并不存在。中國的少數(shù)自由主義者已經(jīng)認識到了寡頭集團（這些自由主義者自己的用語）正在利用哈耶克的理論，但他們認為哈耶克的經(jīng)絕對是好經(jīng)，一點問題都沒有，只是中國的那些歪嘴和尚把經(jīng)念歪了。我則認為，如果哈耶克的經(jīng)真的是一點問題都沒有，寡頭集團則不會費那么大的勁非要把哈耶克的經(jīng)念歪不可，他們完全可以找一個更容易被他們利用的經(jīng)。

　　四.只有與恪守傳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哈耶克的理論才是自洽的

　　從純學理的角度看，我認為哈耶克的理論也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比如他的“自發(fā)式擴展型人類秩序”，究竟怎么才算是“自發(fā)式”的？它與“著意策劃”的界限劃在何處？憑什么這樣劃而不那樣劃？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承認“自由不是一種自然狀態(tài)，而是一種文明的造物”，但他強調“非源于設計”。既然是文明的造物，又怎么能完全“非源于設計”？

　　盡管他做了很多很多解釋，我還是認為，他經(jīng)常使用的“自生自發(fā)”與“著意策劃”等概念，只有在針對指明的某個具體對象提出具體意見時才有意義（就哈耶克本人而言，他也確實這么做了，他寫了如此之多的著作，就一個一個具體問題做出具體回答，如住房與城鎮(zhèn)規(guī)劃他都寫了一章），作為一般原理，則因定義不清而沒有意義。但有些人就把這些概念神圣化了，只要貼上“自生自發(fā)”的標簽，則不論其余，絕對正當。如前面提到的“自然壟斷”，既然壟斷是“自然形成”的，則我們被這種壟斷剝奪自由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如果你要求干預，他就說這會威脅到自由。如前所述，人類的歷史實踐卻證明遠非如此：適當?shù)母深A并沒有帶來哈耶克所擔憂的喪失自由的結果。

　　哈耶克的“自生自發(fā)”的概念，只有與他對于遵從傳統(tǒng)的強調結合起來看，才能夠自圓其說。雖然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寫了“跋：我為什么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我認為，把他稱為“保守主義者”（我絕不認為這是一個貶義詞）還是符合約定俗成的習慣的。讓我們來引用哈耶克在《不幸的觀念：社會主義的謬誤》的幾段話。他說：“不管我們喜歡還是厭惡，事實終歸是，沒有我提到的特殊傳統(tǒng)，文明的擴展秩序就不能繼續(xù)存在下去�！彼�還說：“傳統(tǒng)是選擇過程的產物，在這種過程中，那些非理性的，或者說，‘未經(jīng)辯護’的信念，只要有助于遵奉者的繁衍生息（這和人們遵從它們的理由——如宗教的理由——毫無關系），就被選擇下來予以保留。選擇過程造就了習慣和道德，它所考慮的事實環(huán)境條件，遠遠超過人的認識能力之所及。所以，在某些方面，傳統(tǒng)比人類的理性更優(yōu)越，或者說‘更高明’。”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又說：“我們別無選擇，只有遵循那些我們往往不知道其存在之理由的規(guī)則（指由傳統(tǒng)而來的行為規(guī)則），而且不論我們是否能夠確知在特定場合對這些規(guī)則的遵循所能達致的具體成就，我們亦只有遵循這些規(guī)則。”我認為這些觀點是很高明的，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補上了“自生自發(fā)”定義不清的毛病。簡單地說，來自傳統(tǒng)的就是“自生自發(fā)”的，否則就不是（這又是完全針對社會主義者要重新創(chuàng)造一個新世界而來的）。

　　然而，中國的那些哈耶克的信奉者們，往往也是反傳統(tǒng)主義者，這又怎么說呢？也許是因為他們能辨別傳統(tǒng)的好壞？比如說他們辨別出了中國的傳統(tǒng)不好，西方的傳統(tǒng)好？但哈耶克說了：我們必須遵循我們不知道其存在理由的規(guī)則，因為這些規(guī)則源于人類數(shù)千年試行錯誤的結晶，遠比人類的理性更優(yōu)越，或者說“更高明”；
因此，你辨別不了傳統(tǒng)的好壞�？墒�，中國就是處于這么一個時代，幾千年以來的傳統(tǒng)已經(jīng)蕩然無存了，新的規(guī)則按哈耶克的定義是人為設計的，現(xiàn)在我們又想改一套，也只能是人為設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談論什么“自生自發(fā)”和“設計”又有什么意義呢？中國的那些哈耶克的信奉者把這些概念拿出來神化，除了蒙蔽人們對于他們的主張的智力性審視，又有什么作用呢？

　　五.結語

　　哈耶克的思想當然值得重視。但我認為當今有一些中國人在把他神化，這是大可不必的。我們有我們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與哈耶克當時所面臨的多半大相徑庭。我們當然不應拒絕哈耶克的智慧，但我們不必完全照著哈耶克的原則辦事。還有其他許多人的智慧，包括那些與哈耶克對立的智慧，我們也不應拒絕。除此之外，我們還有自己的智慧。這就是我想說的。

　　本來以為會湊不夠數(shù)，沒想到一說說了這么長，還沒有完全說清楚，但也只能就此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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