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制約中國學術發(fā)展的最大瓶頸之一，是學術評價的不公正①。而評價不公就在于我們搞的不是學術評價，而是學術評比；
不是真正的學術，而是“評比學術”；
不是評比為學術服務，而是學術為評比服務。毫無節(jié)制的學術評比，正將我們的學術引向歧途！

　　一、誰是學術的太上皇

　　所謂“評比學術”，顧名思義，就是所有的學術活動都以或主要以“評比”為核心，一切都圍繞著“評比”的指揮棒轉。學術批評是學術發(fā)展的生命，尤其是不能用實驗檢驗的人文社會科學，只有在充分的學術批評中才能體現(xiàn)其價值，只有在充分的學術批評中才可能有較為客觀的評價。但是，名曰“評價”實為“評比”的“評比學術”不講這些。它或者是只有“評比”沒有“批評”，只要一講“批評”，就是大逆不道�！霸u比”已經(jīng)叫“好”，“批評”豈能說“孬”！若是真有個不長眼的小子，膽敢說半個“不”字，得到的無非是“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蛘呤窍扔小霸u比”后有“批評”，“批評”不能超出“評比”定下的調(diào)子；
而那一點點“批評”，絕大多數(shù)也是為“評比”服務的，輕描淡寫，“評”而不“批”，“批評”淪為“評比”的吹鼓手�！霸u比學術”環(huán)境下，學人一提“批評”，便如遇洪水猛獸，唯恐避之不及。像樣的“批評”，鳳毛麟角！

　　“批評”嚴重缺位的同時，“評比”卻十分地越位，十分地走俏，誰主誰次，誰依賴誰，完全顛倒�！霸u比”之多，多如牛毛。“職稱評定”有什么研究系列、編輯系列、圖書系列；
“機構評選”有什么重點學科、博士點、科研基地；
“成果獎勵”有什么工程獎、項目優(yōu)秀獎、青年成果獎、國家圖書獎、優(yōu)秀期刊獎……最近還上了什么“精品課程”“資深教授”②。此外還有這工程那工程，這津貼那津貼，什么填補空白，什么世界領先，數(shù)不勝數(shù)，令人眼花繚亂。學人參加不是，不參加也不是（事實上，不參加也難），折騰得大家苦不堪言。一言以蔽之，“評比”成了學術的“太上皇”！如此評比若真能促進學術發(fā)展，真能帶來學術繁榮，倒也罷了。學人們吃點苦就吃點苦、受點罪就受點罪吧，也認了。為了中華騰飛，為了什么什么，我們做出再大的犧牲也值得，誰叫咱是知識分子？但是，越來越多的學人對這些“評比”嗤之以鼻，越來越多的學人“不跟你玩了”；
社會上老百姓（納稅人）對此也議論紛紛。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這些年各種學術評比越來越多、越來越細、越來越“嚴”的同時，學術泡沫激增，學術腐敗加�、�。不但腐敗，而且還出現(xiàn)了為腐敗辯護、為腐敗叫好的學人，不以腐敗為恥，反以腐敗為榮，烏煙瘴氣，烏七八糟④。這不幸中的不幸，一次又一次地使我們想起老祖宗的那句名言——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

　　這到底是為什么？上世紀80年代，腦體收入倒掛，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但學人們還是在討論問題�，F(xiàn)在倒好，收入增加了，條件改善了，票子、車子、房子都有了，而且還時不時地西洋東洋周游一番。但現(xiàn)在大家都在干些什么？除了開會就是開會，除了評比就是評比，一些評委都快成“會蟲”了。還有所謂“趕場子”之說，這個會沒有開完，又要趕到那個會⑤。我們現(xiàn)在總是強調(diào)國家投入太少，可是這些年來，除了自吹自擂以外，我們又為社會貢獻了多少⑥？這叫我們?nèi)绾稳⌒庞诠�眾？如何向廣大納稅人交待？又如何對得起生我們養(yǎng)我們的這塊黃土地？

　　二、只認衣冠不認人

　　之所以會出現(xiàn)以上現(xiàn)象，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評比方式存在著十分嚴重的問題。

　　我國現(xiàn)行學術評比方式主要有兩類三種，直接性的同行（內(nèi)行）評議與間接性的刊物級別、引用（引證）率。

　　同行評議是最主要的方式，卻問題很多。一是誤將同事作同行。學術研究是一個特殊領域，只有同行（內(nèi)行）才有資格進行評價，但我們的同行評議主要在同一單位內(nèi)進行，同一單位學者不可能都研究同一個領域，他們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同行”，而是同事。比如史學研究所的秦漢史專家為明清史成果打分時，他到底是以同行的資格還是同事的身份？即使都研究同一時段，其研究內(nèi)容多半也不相同。對同一問題感興趣且素有研究的學者，可能在外單位、在外地甚至在外國。這在同學科學者比較集中的研究單位尚且如此，在同學科學者不大集中的高校，就更不用說了。很顯然，現(xiàn)行的同行評議，其實并不是“同行評議”，而是“同事評議”，說嚴重點，簡直就是“外行評議”。俗話說，內(nèi)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如果我們的科研評價是建立在“看熱鬧”的基礎上，其結果可想而知⑦！二是同事最后成同伙。為了擺脫人際關系干擾，不少單位實行匿名評審，并且邀請少量外單位同行參加評議會，或者將有關材料送給外單位學者打分。但是，這種程序上貌似公正的做法，實際上也問題多多。首先，同單位學人根本不可能真正匿名；
而外單位學者，由于研究圈子就這么小，即便不直接認識，也多能間接地接上頭。其次，按照學界不成文的規(guī)則（潛規(guī)則），外單位評委多半是邀請者的“相好”，好唱反調(diào)者絕不在邀請之列。因此，評獎也好，課題也好，還有什么工程、基地等等，都是以人際關系原則來分配資源。匿名也沒有用，照樣門清。而且，由于匿名使評委只享有權力而逃避了責任，匿名評審反倒成為不公正的擋箭牌和遮羞布⑧。在那些風氣差的單位，掌握一定學術權力的評委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這次你投我的票，下次我捧你的場，名為“同行”實為“同事”的評議最后就墮落為“同伙評議”——合起伙來壓內(nèi)行、蒙外行。只苦了那些沒有拉上關系的圈外人，不但肉總是吃不上，往往連湯都沒得喝。

　　同行評議難保公正，學界近年又開始看好刊物級別和引用（引證）率，認為只有后兩者才能排除各種干擾，達到客觀公正。實際上，這兩種方式問題更多。比如，某部委規(guī)定，晉升正高職稱的條件之一就是，必須在省級以上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五篇；
另有相當一批科研單位規(guī)定，只有在“核心期刊”上發(fā)表的論文才能算作考核成果。然而，這樣的規(guī)定毫無道理，期刊的行政級別怎么可以等同于學術水平？核心期刊雖說主要是依據(jù)學術影響力評出的，但這只是對整個刊物的文獻計量學分析，而不是對其每一篇論文的評價。把刊物級別與論文質量劃等號，其理念就是，凡是發(fā)表在高級別刊物上的文章就必然是高質量的論文，反之則不是⑨。這種“以刊評文”只認衣冠不認人的荒唐做法，居然能夠大行其道于學界！寧信度而無自信，真不知這是學人的悲哀還是管理者的悲哀！

　　以引用率為標準，同樣地荒唐可笑。有學人說：“越是被他人引用得多，社會影響就越大，價值就越高�！雹馄鋵�，引用率高只能說明社會（包括學界）關注程度高，與學術水平并無必然聯(lián)系�！拔母铩逼陂g“批孔孟”“評水滸”，有些文章“引用率”甚高，幾乎是所有的報刊都要引用，“社會影響”大得很，它的“價值”是不是很高呢？如果說那是特殊時期的產(chǎn)物，那么改革開放以來，引起學界甚至社會廣泛關注的特異功能（耳朵認字之類）、周易熱等，又如何呢？這兩個例子都有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影響，但限于學界甚至同一學科內(nèi)部，情況也沒有好到哪兒去。最近有學人對1998年到2001年中國主流法學界引證情況進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國主流法學界呈現(xiàn)出“權威引證”嚴重、“自我引證”增加、一些學科的引證主要集中于知識結構相對陳舊的老一代學人、北京學者的引證不成比例地奇高等特點，并且可能大量存在“該引的不引”和“引的不該引”的情況11�？傊�，中外的實踐都告訴我們，引證中普遍存在的向權威傾斜的“馬太效應”以及數(shù)量眾多的“偽引”“漏引”等，都必將使引用率的準確性大打折扣12。

　　于是，我們的學術評價就陷入了一個怪圈，同行評議有問題，就以刊評文，再不行就看引用率，或者還有其他。其結果是，泡沫越來越多，公正越來越少。我們的學術就在這不斷變換規(guī)則的所謂“改革”中，離國際先進水平越來越遠。

　　三、科研不是種土豆

　　更令人悲哀的是，學界搞了這么些個評比，竟然沒有什么科學根據(jù)。因為即使我們真的能夠克服上以上缺憾，就像有學人希望的那樣，建立了公正的程序，監(jiān)督十分地到位，引證準確無誤，我們也很難進行公正的評價。

　　事實表明，我們的學術評比是建立在一系列錯誤理念之上的，我們是用管理生產(chǎn)的方式來管理科研。比如，目前的主流理念認為，科研評價可以制定出明確的量化指標，可以評出水平高下。實際上，這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首先，科研本質上是一項個別人改變絕大多數(shù)人觀念的創(chuàng)新活動，真理往往先由少數(shù)人所掌握。當年共產(chǎn)主義作為一個“幽靈”出現(xiàn)在歐洲上空的時候，哪一項既有標準有資格評說？因為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標準，就是自己的價值尺度。但我國現(xiàn)行學術評價的主要方式如上述的“同行評議”“核心期刊”“引用率”等，其原則都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對于突破常規(guī)的創(chuàng)新成果，具有天然的否定傾向。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并不是學術的原則，只有在代表個人或集團利益時，才能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科學研究的原則是多數(shù)服從少數(shù)。13即使沒有創(chuàng)立新標準、新范式，只是舊有成果基礎上的增量，也要提供新資料，提出新看法，相對而言，雖然比較容易得到多數(shù)人的認可，但也首先是少數(shù)人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評價的公正只是一種可能而不是必然14。

　　其次，是科研成果的唯一性。我們知道，只有同等性質的事物才具有可比性。同是土豆，可以比產(chǎn)量，比各種營養(yǎng)成分的含量。而科研就如藝術品，缺乏共同性，每一項都是一幅“蒙娜麗莎”，都是獨特的，不能批量生產(chǎn)，因而相互間不具可比性。同是歷史學，研究中國史與研究世界史，如何比較？都是中國史，明清史與秦漢史又如何比較？即使相同的課題，也必然會因人因時因地以及因其他條件而異�？蒲信c生產(chǎn)產(chǎn)品不一樣，就在于它的唯一性，除了外在形式比如課題級別、經(jīng)費額度、主持人職稱、字數(shù)多少等，各個科研項目內(nèi)在水平的高低很難或根本就無法比較。而評價者對于那些缺乏明確可比性的成果也就很難認定。

　　科研不是種土豆，學術不是造汽車�？蒲械膭�(chuàng)新性與唯一性，決定了其標準的抽象性與模糊性，決定了我們評價時無法進行量化。就以最為“權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評估指標體系[論文(集)類]”為例——該“評估指標體系”為表格式，共有四項評估指標：創(chuàng)新程度，完備程度，難易程度，成果價值。這四項指標分別分解為2或3項具體指標，并分為A”“B”“C”“D”4個等級和“10”“9”“8”……“1”共10個分值，4個等級又有更為具體的若干標準，等等15。

　　這一“評估指標體系”看上去十分地精確、十分地“量化”，每一項都有具體指標可循，但在實際評估時，卻很難操作。比如，“創(chuàng)新程度”項中，什么是“提出新的重要理論觀點，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A級），什么是“提出新的理論觀點，研究有所深入”（B級），什么是“提出具有啟發(fā)性的見解”（C級）；
“完備程度”項中，什么是“概念明確，邏輯嚴密”（A級），什么是“主要概念明確，合乎邏輯”（B級），什么是“主要概念較明確，條理清晰”（C級）；
“難易程度”項中，什么是“問題十分復雜”（A級），什么是“問題復雜”（B級），什么是“問題較復雜”（C級）；
“成果價值”項中，什么是“對解決重大理論或現(xiàn)實問題有推動作用”（A級），什么是“對解決重要理論或現(xiàn)實問題有推動作用”（B級），什么是“對解決理論或現(xiàn)實中的一般性問題有推動作用”（C級）等等等等，如何說得清、道得明。而同一級別中設立多個分值，比如A級的成果可以給10分也可以給9分，B級可給8分也可給7分，C級可給6分也可給5分，D級的成果可給1～4分，依據(jù)是什么，又怎樣把握16？

　　復雜的指標體系，模糊的評比標準，使鑒定專家眼花繚亂，無所適從；
打分時必然是主觀隨意性很強，甚至完全“跟著感覺走”17。

　　四、排座次與傍大官

　　“評比學術”的最大弊端，就是扼殺學術批評，為學術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評比學術”的實質是“官本位”，是倚仗權勢定調(diào)子，張揚的是行政權力，壓制的是學術民主。其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曰排座次。“評比學術”特別強調(diào)行政規(guī)格，所有的項目、成果等都要按照行政規(guī)格而非學術水平排隊。課題也好，獎勵也好，基地也好，都是規(guī)格越高水平越高，有什么國家級、省部級、院校級等等。

　　二曰傍大官。千方百計延請官員介入、主導，參加評定者也是行政級別越高越能體現(xiàn)水平；
最好是官員兼有高級學術職稱，如果不行，無學術職稱的官員能夠“撥冗”出席什么發(fā)布會、什么首發(fā)式、什么頒獎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是無上榮光。而有些官員也常以此為榮，千方百計往學術上靠。

　　三曰次充好。功夫既然都用在“詩外”，內(nèi)功當然就很難練好，練不好就以次充好，金玉其外，賣包裝。用某位先哲的話說，就是“市場上叫賣得最響的就是最賣不出去的貨”（大意）。

　　四曰不講理。利用職權、權威等先聲奪人，自吹自擂，以防止或壓制不同意見。如果仍有人膽敢批評，就耍歪理，倒打一耙，至少是把水攪混。

　　既然“評比學術”建立“官本位”基礎之上，其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壓制不同意見18——說白了不就是因為自己的東西經(jīng)不住考驗、見不得陽光？不僅自己壓制，而且還有意無意地動用了行政手段。因為“成果”的行政規(guī)格甚高，而且某些高級別的官員，或兼任官職的學人，已經(jīng)定了調(diào)子做出“結論”，已經(jīng)說是達到了什么水平，填補了什么空白，你還要有不同的聲音，還要在這里“聒噪”，到底是怎么個意思？你批評的不是我個人觀點，而是反對包括“長官”在內(nèi)的許多人，甚至還有“單位”。想想這些，批評者還敢隨便發(fā)表不同意見嗎19？

　　當然，有時“成果”規(guī)格較低，“長官”不予賞光，但只要是“評比學術”，其結果也是一樣。不僅評委往往都帶點什么“長”，更重要的是，掌握著學術權力的評委們都是在圈里混的，這次你跟我“過不去”，給我提意見，那么下次評你的時候，我也跟你“過不去”。結果只能是，在沒有學術只有利益的前提下，相互包庇，大家都來做“鄉(xiāng)愿”。即使自己不想做“鄉(xiāng)愿”，考慮到師長、朋友、學生甚至家人等等——其實，關鍵的關鍵還是“單位”——投鼠忌器，顧慮重重，到頭來只有長嘆一聲，認了罷！

　　當然，批評缺位并不是絕對沒有批評。但這種批評往往是變了味兒的批評，要么唱贊歌，要么特激烈。唱贊歌就是大吹特吹�，F(xiàn)在學界寫書評、寫推薦書、做學術鑒定，常常是找?guī)讉�同道做“托兒”，甚至還有“被評者”替“評者”捉刀的。這能算是正常的批評嗎？

　　特激烈就是真刀真槍地干。在“評比學術”大行其道的環(huán)境下，誰也不敢輕易批評。但不批評并不等于沒有看法，有了不同看法，最好是忍著，不然的話，就是另類。另一方面，對方由于沒有批評，無論有錯不覺，還是明知故犯，只能是越走越歪，正所謂“不打不罵出了怪”。由于雙方信息明顯的不對稱，都不是很清楚對方有什么牌，會出什么牌，得到的多是些錯覺。結果是，忍者越忍越生氣，但他還是不愿得罪人，寄希望于對方自己“覺悟”，總認為對方不至于太過分；
而對方對此卻幾乎一無所知，即使有所察覺，也不認為會有什么麻煩，我都這么“混賬”了，你不是也沒有什么“反應”嗎？于是就“越演越烈”。忍者不禁怒火中燒，我已忍無可忍，你還在那兒登鼻子上臉……終于有一天，實在忍不下去了，火山爆發(fā)了；
而被批評者還在納悶，不是昨天還好好的嗎？這是怎么啦？有病？最終鬧得個雞飛狗跳，斯文掃地。學術爭論轉化為人際沖突，科研探討演變成派系斗爭，學術蒙受損失，感情受到傷害，多年的朋友成了仇敵。

　　由于“評比學術”猖獗，批評者與被批評者雙向信息不對稱，導致激烈沖突，影響了所謂的“安定團結”，這又成了有關部門和官員壓制批評的借口。

　　五、評比是學術的鴉片

　　科研的唯一性與創(chuàng)新性，決定了科研與生產(chǎn)的不同，決定了科研評價很難或根本就不可能進行嚴格明確的等級評定。對很難比較或根本無法比較的東西強行比較，對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物非要分出是非，無非就是找是非。最終只能是比關系、比幫派、比權力，給學術腐敗制造了可乘之機。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男盜女娼，靠的就是幫派，評（拼）的就是關系（的親疏），其他全成了借口。誰傍上了評委，誰就是贏家；
誰是評委，誰就是大贏家；
誰控制了評委，誰就是最大的贏家20。

　　這些掌握了一定學術權力的評委，他們想讓上的人年紀大，就說老同志資歷高；
想讓上的人年紀輕，就說年輕人能力強；
他們想讓上的人出版了一本書，就說他有專著；
他們想讓上的人有文章，就說現(xiàn)在不看專著看論文；
他們想讓上的人成果數(shù)量多，就說他是多產(chǎn)作家、著作等身；
他們想讓上的人成果數(shù)量少，就說我們不看數(shù)量看質量。實在找不出理由，他們就說不評某某他要跳樓，不行你也跳！……總之，他們是想讓誰上就讓誰上，讓誰上就有讓誰上的理由。一言以蔽之：墨索里尼，總是有理！

　　當然，也不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一個單位里存在著勢均力敵的兩個幫派，也是常有的事。除了一幫黑烏鴉，還有一伙白烏鴉，各不相讓。打急眼了，就得請上級裁判，或者訴諸輿論。如果還是沒有結果，就開始比數(shù)量、比泡沫，看誰的數(shù)字多，看誰的泡沫大。或者是比發(fā)表媒體的級別，比如是否屬于核心期刊；
而核心期刊還要分等級，還要打分數(shù)�；蛘咴诿襟w上吹噓，或者比課題規(guī)格，或者比是否獲獎及獲的是什么級別的獎，等等。就是不能比學術水平，因為最說不清楚的就是學術水平。

　　于是乎，學界中一些在位者就開始不斷地增加評比項目，以緩解以往項目未能解決的矛盾。評了“教授”，不能比出誰高誰低，就來評“碩導”“博導”。評了“職稱”，又搞“津貼”；
評了“基地”，還有“工程”；
評了“核心”，再上“名刊”；
以及不是博士不能評教授，某某年以前出生如何，某某年以后進校如何，等等。疊床架屋，層層加碼。然而不幸的是，就像吸食鴉片一樣，每次新項目的增加，都只不過是一陣抽搐之后的短暫歡娛，并不能從根本上醫(yī)治那永遠也戒不掉的毒癮。往往還在興奮之中，就又開始尋找新的“毒源”。套用《老子》的一句話，就是：“評比令人耳聾，評比令人目盲，評比令人口爽；
馳騁評比，令人心發(fā)狂�！逼浣Y果是泡沫越吹越多，評價越“拼”越歪，無休止的惡性競爭，一場又一場的“學人斗學人”，在耗費寶貴資源的同時，為學術腐敗開了更大的方便之門。泛濫成災的學術評比，已經(jīng)成為學術發(fā)展的桎梏。

　　評比是學術的鴉片！這絕不是什么危言聳聽，而是我們學界的真實寫照。它的泛濫，戕害了學人的心靈，敗壞了學人的品格，毒化了學界的空氣，誤導了學術的方向。這些日子，思來想去，就是不明白，我們學界尤其是高教系統(tǒng)，搞這么些個評比，到底為了哪般！作為一個參照，可以舉出前幾年社會上各種國優(yōu)、部優(yōu)產(chǎn)品大獎賽，最后的結果是國家明令禁止。為什么？不值得我們學界深思嗎？各種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都有客觀評比指標可循。有客觀指標可循的產(chǎn)品評比都停止了，而標準模糊不清的學術成果反而要大評特評，豈非咄咄怪事！真的能評出個你高我低？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排座次并不是科研發(fā)展的需要，也不是絕大多數(shù)科研工作者的需要，而是那些“學術鴉片販子”的需要。他們只有通過不斷地評比即兜售“學術鴉片”，才能顯示出其存在的價值，才能建立其所謂的“評價話語權”，才能獲取依靠其他渠道得不到的好處。

　　國家最初設立評比項目，不過是為了促進學術的發(fā)展，但遺憾的是，初衷美好，結果未必，播出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六、論資排輩好東西

　　“評比學術”之所以大行其道，還有一個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我們不這樣做，不分出個三六九等來，如何促進學術繁榮；
倘若沒有評比，誰還會去或者說還會有多少人去認真搞研究，等等。因此，如果不從理論上解決所謂“激勵”即“獎勤罰懶”問題，就很難從“評比學術”的誤區(qū)中走出來。

　　先說“獎勤”21。在此，我們有必要引證吳思先生的觀點。吳思在《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一文特別提到兩個例子，明朝的孫丕揚和北魏的崔亮。孫丕揚做吏部尚書之后，創(chuàng)建了“掣簽法”，官員們無論賢愚清濁，一概要憑手氣抽簽上崗。崔亮做吏部尚書時，不問賢愚，完全根據(jù)年頭任用官員。年頭不對，即使這個職位需要這個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頭夠長就先提拔任用。這兩個人的做法，不僅受到當時人的稱贊，而且為吳思所推崇。關鍵就在于這兩種看似荒唐的做法非常符合實際情況。吳思總結道：“掣簽法一出，請托無處容身。”“論資排輩和抽簽本身堪稱極其高明的流線型設計……資格和輩分是硬指標，不容易產(chǎn)生爭議，這就能夠持久。人人都會老的，誰都不會覺得這個辦法對自己格外不公平，這就容易接受。已經(jīng)老的人關系多，經(jīng)驗豐富，常常還是年輕人的師長師兄，年輕人很難公開反對他們，這就讓反對者難以成勢。至于在相同資格和輩分的條件下抽簽抓鬮，這是把前程交給天意和命運安排，而天意和命運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無法反對的�！薄白詈筮�有一條好處，一旦開始了論資排輩，再要廢除就不太容易，代價會很高�！�22讀了這篇文章后，不禁拍案叫絕！

　　上面的例子，我以為對學術評價也很有啟發(fā)意義。多年來，我們一直有這么個壞毛病，就是外國的和尚會念經(jīng)，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我們畢竟是有幾千年歷史的大國，具有悠久的傳統(tǒng)文化，其中難道就沒有一點好東西？那些多少年來行之有效的辦法，可能在新形勢下有修正之必要，但有必要都一股腦地全倒掉嗎？現(xiàn)在是只要新就是好東西，只要洋就是好東西。其實未必。2004年的一個學術會議上，筆者專門就學術評價問題，向一位任教于日本某高校的中國學者請教。他說日本國立公立大學的晉升，就是按資排輩。當然也有個形式主義上的評估，但一般都是年長者先上。比如有42歲、40歲和38歲三位副教授，多半是那位42歲的上。其他兩位可能連申報都不申報。從這位學者處還了解到，日本的教授與講師工資差別不大。教授與副教授沒有附加值，只是個名譽值。副教授與教授工資大概就差幾十元人民幣。他們也絕不會因為自己是副教授而認為自己的學識水平比別人差。也沒有什么博士生導師之類的頭銜。

　　日本是個現(xiàn)代化國家，同時又是傳統(tǒng)保留較多的國家，他們的做法值得我們參考（僅僅是參考）。從人類發(fā)展的歷史看，任何國家，即使在西方，徹底脫離傳統(tǒng)而另起爐灶也是非常危險的。

　　不僅是傳統(tǒng)，更重要的是現(xiàn)實。就學術界實際來看，出類拔萃者和特別差勁者畢竟都是少數(shù)，絕大多數(shù)都水平差不多，屬于平常之人。對于那些確實取得重大成果者，當然應當予以特別鼓勵。即使有異議，也涉及面很小；
如果名不副實，也容易得到監(jiān)督與糾正。但對于那些水平和工作努力程度差不多的平常之人，就沒有必要拉大距離、分出檔次。若是強在這些人中拉開檔次，由于缺乏明確的指標，其后果必然是人為地增加矛盾而自找麻煩。這不僅不能促進學術的發(fā)展，反而會因“窩里斗”而影響科研工作23。所以，在不得不進行級別劃分（比如評職稱）時，作為一種有效的激勵方式，在絕大多數(shù)人中實行類似公務員晉升的“年資制”也就是論資排輩，或許更符合實際。他們在學術水平上的差別以服務時間的長短衡量更為客觀，時間長在經(jīng)驗上在貢獻上都要更大些。這樣做的優(yōu)點是，標準比較明確，易于操作，減少了不必要的矛盾，最終為學術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一個寬松的環(huán)境。其中如有脫穎而出者，則特殊安排——特優(yōu)人才超常拔擢，平常之人論資排輩，既鼓勵了人才脫穎而出，又穩(wěn)定了科研隊伍24。

　　七、養(yǎng)點“懶漢”亦無妨

　　除了“獎勤”，還有一個如何“罰懶”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對待所謂“不干活”的人。這也是大搞“評比學術”者的一個理由25。

　　實踐表明，搞研究的人，只要按照基本規(guī)范踏踏實實認真去做，多少都會有所成就。即使沒有成就，或失敗了，也有經(jīng)驗可以吸取。對于這樣的學人，應當有其生存的一席之地，應當受到應有的尊重，應當?shù)玫狡鸫a的物質保證，應當予以足夠的支持。倒是那些成天浮在面上而到處招搖的“研究家”們，很值得我們警惕。愛叫的麻雀不長肉，他們不像是科研工作者，倒更像是商人、政客或影視明星。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再次強調(diào)科研工作的特殊性。除了前面提及的唯一性與創(chuàng)新性，科研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即不確定性，這也是我們進行學術評比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前提。“評比學術”的不合理之處，就是把科研等同于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生產(chǎn)。生產(chǎn)是科研成果的應用，可以預測時間和結果，可以有確定的標準，但科研本身卻很難做到這一點。搞科研者，有少年得志，也有大器晚成；
有人年年出成果，有人十年磨一劍；
有人成果多，有人成果少；
有人甚至一輩子不出成果，或是出了錯誤的“成果”，有的人出的成果能影響一代人或幾代人甚至整個人類歷史……這在科研領域都是非常正常的現(xiàn)象。因為科研就是探索，是探索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可能按照既定方針得到事先設計好的結果，也可能是其他的結果，甚至一無所獲。

　　而且，還有一個判斷水平的問題，或是因為評定者個人的鑒別能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或者是因為整個時代的水平。現(xiàn)在認定人家搞的東西不對，是錯誤的，或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誰知道過若干年后又如何呢26？糞土當年萬戶侯！許多當年被普遍肯定的東西，比如地心說，比如燃素說，后來不是又被否定了嗎？科研工作，除了有意作偽，除了用不確定的“成果”欺騙外行，任何探索都是有益的，失敗往往是成功之母。科研最大的忌諱就是以成敗論英雄。即使對于那些看似不能成立的研究，除非有確實的證據(jù)，也不要隨便予以否定�！霸u比學術”那種“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做法，實在是要不得。

　　再者，許多科研雖然都是由個體完成的，但是獨木不成林，科研也需要有適合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某科研領域保持一定數(shù)量的學者，是有關科研得以進行的前提，是科研發(fā)展的需要。許多默默無聞的科研工作者，他們都是保持良好的學術生態(tài)不可或缺的分子�！霸u比學術”造就出來的是一個惡劣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它只要那些今天下了蛋的雞，其余統(tǒng)統(tǒng)殺掉。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了戰(zhàn)斗英雄，就否定整個戰(zhàn)斗集體的貢獻，我們也不能因為摩天大廈的輝煌，就舍棄其牢固的基礎；
同理，我們也不能只要諾貝爾獎獲得者，而將其他科研工作者統(tǒng)統(tǒng)趕出科研隊伍。水至清則無魚，是一個常態(tài)。在科研領域，我們寧肯寬松，寧肯用道德用氛圍進行約束與激勵。在科研領域，沒有功勞還有苦勞，沒有苦勞還有疲勞，是說得通的。絕不能搞“一將功成萬骨枯”。極端一點，我們寧愿養(yǎng)幾個真的“懶漢”，也要兩害相權取其輕27，不然的話，你淘汰的可能就是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28。

　　當然，如果確有證據(jù)，不是搞科研的料，尸位素餐，也必須請出科研隊伍。目前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況，是管理者的無能。說到底，還是“評比學術”惹得禍。太多太濫的學術評比，使人難辨良莠，在產(chǎn)生大量的為評比而制作出來的成果的同時，使那些真正的高質量成果淹沒在汪洋大海般的學術泡沫之中。

　　八、要從“鎖眼”看問題

　　有些學人針對目前學術評價不公，提出要加強監(jiān)督，認為程序公正才是評價由人治走向法治之路29。但是，無數(shù)事實證明，程序的公正并不能保證結果的公正。目前的問題不僅僅是學人的道德水平下降，也不僅僅是規(guī)定不嚴密，更不僅僅是缺乏有效監(jiān)督。當然，上述這些都是問題，但根本性的問題是整個方向搞偏了。在“評比學術”大泛濫的環(huán)境下，即使制定再多的規(guī)則，設立再多的獎項，如果不改變評價方向，而是一門心思盯在評比排座次上，也只能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離學術繁榮的目標越來越遠。

　　因此，“評比”要盡可能地淡化，要多做減法，該廢止的要堅決廢止。目前學界已經(jīng)毒癮甚深，我們學界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禁煙運動”，將“鴉片販子”統(tǒng)統(tǒng)繩之以法，將所有的“吸食者”都送進戒毒所。我們學界要以整頓“評比”為突破口，來一次從頭到腳的大清理，廢止那些不必要的“評比”，還學術以本來面貌，讓學界從評比的狂躁中冷靜下來，以徹底改善我們的學術環(huán)境，凈化我們的學術空氣。

　　接著的一件事就是，把久違的學術批評請回來，重新開始新生活。要把學術批評請回來，就要先給學術批評“平反”，為學術批評“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學術批評，就其本義來說，無非是實事求是地指出優(yōu)缺點。但是，長期以來的政治運動，使批評已經(jīng)完全變了味，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且美其名曰“革命大批判”。于是，在后“文革”時代的今天，批評成了過街鼠，誰要是開展批評，就是挑別人的毛病，就是吹毛求疵，就是與誰過不去，背地里肯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30。所以我們必須為學術批評徹底“平反”，為學術批評“恢復名譽”。

　　我們倡導的學術批評，與政治斗爭完全是兩碼事。學術批評只限于學術觀點，它是學術活動的深化，是科研工作的必要組成部分31。沒有學術評比，科研活動照常進行；
而批評是學術的生命，沒有學術批評，科研就是一潭死水。只有在校場上比試之后，才能定武藝的高下；
只有在充分批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進行正確的學術評價。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只盯著學術‘論文’是沒有用的，因為這些‘論文’不僅隱瞞真相，而且在論述他們的工作時想盡辦法講歪理……只有未加修飾的證據(jù)才解決問題，那意味著要從鎖眼里去看�！�32

　　自然科學主要通過重復實驗，來驗證其成果的真實性。人文社會科學復雜得多，很難通過重復實驗進行檢驗，但其基本方法是一樣的，也可以“從鎖眼里去看”。事實上，許多科研成果，只要我們“從鎖眼里去看”，就可以發(fā)現(xiàn)問題，資料是否可靠，論證是否充分，邏輯是否嚴密，是否真的填補了學術空白，等等。學術批評與學術評比的不同之處就在于，雖然它很難制定出嚴密而又精確的指標，但它卻是最有效的。因為它是“從鎖眼里去看”，并把看到的情況公之于眾。它更有助于問題的深入探討，一項成果，一篇論文，一部專著，要有其他學人提出看法，說出它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又在什么地方。被批評者對于批評可以認同，也可以不認同；
可以自我批評，也可以反批評。對于那些一時難以辯清的問題，未被內(nèi)行普遍認可的創(chuàng)新成果，也必須通過“從鎖眼里去看”，在不斷的批評中為學界所認識，而不是找?guī)讉�同行簡單評一下、查查引用率就可以匆忙做出結論的。

　　批評嚴重缺位，評比嚴重越位，其實就是真理的嚴重缺位與名利的嚴重越位。“評比學術”說穿了，就是某些“內(nèi)行”蒙騙廣大外行，包裝起來嚇唬不明真相的人。一些被證明不合格甚至假冒偽劣的所謂“成果”，借“評比學術”歪風登堂入室，評優(yōu)獲獎，令人大跌眼鏡。2004年6月揭露出的“百孔千瘡”的《道德經(jīng)淺釋》，內(nèi)行斥為“學術垃圾”，作為外行的學術官員和媒體卻一片叫好之聲33。有識之士不禁問道：何至顛倒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有責任感的內(nèi)行能夠勇敢地站出來，指出其中的問題，點破其中的奧秘，它還能算是什么世界領先、什么填補空白嗎？而對于那些真正的領先、真正的空白，它不需要用“評比”來定高低，它完全可以在批評中體現(xiàn)自己的價值，在批評中不斷完善與提高。這樣才能產(chǎn)生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

　　至于學術批評的方式，我們雖然不主張言辭激烈，但鑒于目前“評比學術”猖獗與鄉(xiāng)愿主義盛行，也不反對大批判，更不反對吹毛求疵或橫挑鼻子豎挑眼。有理，有力，卻未必有節(jié)。只有把“問題”暴露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才能打破少數(shù)人利用職權定調(diào)子的格局，才有可能沖破“評比學術”的怪圈，重建真正的學術批評。

　　九、應當由誰唱主角

　　那么，學術評比還要不要搞呢？筆者認為，也不是絕對不能搞。但要一切有利于學術的真正繁榮與健康發(fā)展，不能是為了評比而犧牲學術，應該寧缺毋濫。關鍵的關鍵就是要把“評比”用到該用的地方去，就像鴉片只能藥用一樣。學術評比是整個社會評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雖說由于標準的不確定性，得獎往往并不能說明什么，但對于外行尤其是學界以外的社會公眾來說，各種獎項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34，對于學人尤其是青年學子也具有強烈的導向作用，這就需要特別地真實可靠�，F(xiàn)在學界存在著許多“注水肉”、裝嫩的豆芽菜；
抄襲，贗品，泡沫，亦數(shù)不勝數(shù)。如何取信于民？要將我們的學術導向何方？所以，在廢止那些大量的不必要的“評比”的同時，對于必須保留的少量評比，有必要進行非常嚴格的限制。這是我們守住學術道德底線的必要前提35。

　　首先是在充分的學術批評的基礎上進行評比。什么是充分批評，就是要讓大家隨便發(fā)表意見，評頭品足。而要大家評頭品足，就得有充分的公示�，F(xiàn)在的評比，或者根本沒有公示，或者是裝裝樣子。少數(shù)人已經(jīng)確定誰是什么等級，然后貼出來掛掛羊頭，這不是糊弄老百姓又是什么？現(xiàn)在是網(wǎng)絡時代，真正的公示，就要在網(wǎng)上公布。我們上面提到同行評議的不足，但同行畢竟是內(nèi)行�，F(xiàn)在的同行評議，實際上已經(jīng)蛻變?yōu)橥庑性u議，是同一小單位里不同專業(yè)、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學人們憑著感覺走。所以我們必須實行網(wǎng)上公示，向全世界的同行公示。而且至少公示幾個月，因為你總得給人家深入檢驗、研究和批評的時間36。鑒于鄉(xiāng)愿主義盛行，評委的評論必須同時具名發(fā)表。評委要對自己的評價負連帶責任，不然就別做這個評委。足球裁判吹了黑哨要下崗，評委憑什么可以逃避監(jiān)督？

　　其次是評比指標要實事求是。現(xiàn)在學術評比中不僅程序很難保證公正，也就是所謂的“念歪經(jīng)”，更糟糕的是，許多評比規(guī)則尤其評比指標本身就是“歪經(jīng)”，就是“正嘴”也念不好。其最突出表現(xiàn)就是不根據(jù)工作性質確定評比指標，而是大搞“萬般皆下品，唯有科研高”。只要是與學術沾點邊的職業(yè)，高校輔導員甚至行政人員也好，圖書管理員甚至資料員也好，中小學甚至幼兒園教師也好，統(tǒng)統(tǒng)都要發(fā)表論文作為評比條件。好像是個人就能搞研究，是個人就得搞研究。這種不鼓勵做好本職工作，而是鼓勵學術泡沫的做法，到底有什么科學依據(jù)37？評比指標的不實事求是，可能有著更深層次的思想根源，這就是對科研特殊性缺乏起碼的認識和尊重，在推崇科研的口號下蔑視科研，形“右”實“左”。我們不反對行有余力搞科研，工人也可以成為發(fā)明家。問題是我們設計的評價指標到底要鼓勵什么38？

　　再次是官員也不應前來捧場。現(xiàn)在盛行評比會請領導“出場”，好像領導不出場就是不支持該項工作。其實，不出場才是最大的支持。您又不懂，捧錯了場算誰的？您負得了這個責嗎？即使以前搞過類似的研究，也不可能一通百通。39關鍵是您的身份特殊，而且往往還要拿不菲的“出場費”，難免讓人心存疑惑。行政資源是國家的，您憑什么濫用！到底是作為內(nèi)行的學者在唱主角，還是外行或即使內(nèi)行卻沒有做多少具體工作的官員來唱主角？到底是官員為學術服務，還是學術為官員服務？因此，這絕不僅僅是您個人的檢點問題，更是給崇高的學術事業(yè)抹黑，因為這樣做本身就是學風不正的一種表現(xiàn)40。

　　最后是政府退出評比，把評比的權力交給民間學術團體，或由真正同行學者組成的獨立于單位的學術委員會。目前的情況是政府熱中于搞評比，不斷推出新的評比項目，并且往往參與和指導。作為權力機關的政府，并不具備評比的學術能力，不過是有關官員拉一些“相好”的學人搞明堂41。由于政府天然所具有的唯一的行政權威性，出了問題，也多半不會承擔或無法承擔相應的責任42。搞臭了可以下次繼續(xù)搞，何公正之有，又何公信之有！所以為了避免給政府造成不良影響，政府應當有所回避。學者和民間學術團體，由于不具有永久裁判員的資格，而且要為自己的學術生命負責，因此會相對公正得多，關鍵是不公正容易受到“制裁”。近年來民間或學術單位的一些評比，如核心期刊、大學排名，多為學人尤其是學校領導所詬病。其實這倒是個方向�！伴L江讀書獎”搞臭了，可以來個“黃河學術獎”，多家競爭，自然會逐步趨于公正。政府的職責是保證程序的公正，而不是參與其中左右局勢。政府應當根據(jù)專家的意見，制定最低學術標準或曰學術準入制，就像質量管理監(jiān)督部門只管產(chǎn)品合格不合格，而不是評比什么“部優(yōu)”“國優(yōu)”43。

　　總之，只有政府及有關管理部門能夠真正守住底線，整個形勢才會有所改觀。

　　（本文原為2004年5月15—16日“學術期刊發(fā)展戰(zhàn)略研討會”（《云夢學刊》主辦）上的發(fā)言，會后又進行了增補修訂。）

　　注釋：

　�、龠@應當是學界絕大多數(shù)人的共識，甚至有關官員都不否認。比如全國社科規(guī)劃辦副主任佘志遠就認為，在很大程度上，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問題不再是經(jīng)費問題，更多的是研究質量的問題。人文社會科學管理出現(xiàn)的新問題中，評價問題是最突出的。（見劉勁楊、劉永謀：“人文社科評價走上法治之路”，載《社會科學報》2004年3月25日）

　�、谖溴噢k：“‘資深教授’將現(xiàn)身武大”，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年8月12日。中國有一個怪現(xiàn)象，可以稱之為“搞臭了算”。凡出現(xiàn)一個好事物，大家便蜂擁而上，一直將其搞臭為止。但愿“資深教授”能像主持者表白的那樣，堅持“高起點、高標準”原則。不過，根據(jù)歷史的經(jīng)驗，難！

　�、垡圆┦奎c評選為例。博士點評選的黑幕已經(jīng)是學界公開的秘密，但種種原因，很難曝光。大概是“監(jiān)管”的一時疏忽，2003年5月15日的《社會科學報》發(fā)了一篇“評委，請自重!”（署名“區(qū)蕪”），未點名地道了一點真實情況。好在全文不長，全錄于下，以證其丑：“最近，全國第九次博士學位授權審核通訊評議結果已下發(fā)。其中，一些學科領域得同意票率令一些學界同仁大跌眼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出乎意料、令人震驚的結果，只有用‘不可思議’來形容。如有的學校在學科排名中位居下游，卻以得分第一名的結果榮登榜首；
有的單位學術力量雄厚，人才濟濟，科研成果卓著，卻連及格分都得不到。不止一個學科發(fā)生了這樣的問題，引起了公憤。//參加此次通訊評議的專家和學者，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托‘高等學校與科研院所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評估所’聘請的。學者，人文精華之集成者也。學者應有學養(yǎng)，著名學者應有較高學養(yǎng)，其人格、人品、道德、公正心應是學界的表率。但被披露的某些學科的評選結果卻證明，有些評委已喪失了基本的公正心和道德人格。把應該是低分的打成高分，這算什么學養(yǎng)？這種評委，學術界是不信任的。//好思者問：難道這些評委看不懂學術高低嗎？但看得懂又怎樣？學界中一些人抄襲者有之，偷竊成果者有之，稍有不同便互相攻訐者有之，結朋營私互相吹捧者有之。近幾年來，著作權案層出不窮，文壇公案時時暴鮮，這些早已見怪不怪。每到評選之類的關鍵時刻，一些重點院校云集的地方，說情者、送禮者、邀請‘講學’者，川流不息。有的院校為此動用上百萬資金已不是新鮮事，有的學校派代表在京一住幾個月大做‘公關’已不是秘密。試問：學術界是神圣的精神殿堂，難道這方精神凈土我們也無法守住嗎？//教育部已嚴令禁止此類請客送禮活動，但此類現(xiàn)象仍是屢禁不止。學界，要自省自重啊！評委，不是學術界的榮譽職稱，而是學界的代表，是執(zhí)法者。執(zhí)法者應知自己肩上的擔子，不應辜負學界同仁。當然，學界還是有公議的，大部分評委是學界同仁可以信賴的朋友，只有一小部分不知自律的人，給出了一個拙劣的表演�！�

　�、懿还茏约喝绾握J為以及是否能夠做到，學者在公眾心目中一直是社會良知的代表和正義的化身，是一個能夠自律并有著高度責任感和犧牲精神的群體。但是，近年來，但凡出現(xiàn)學術不端行為，總有一些學人出來為之鳴冤叫屈，極力把道德甚至違法行為說成是學術問題。人們突然發(fā)現(xiàn)，學術界的道德水準遠遠低于社會其他行業(yè)。比如，官員中有公開為貪官受審喊冤、把貪污受賄說成是“行政問題”的嗎？又比如，體育界有公開為“黑哨曝光”叫屈、把吹黑哨說成是“體育問題”的嗎？而社會上又有誰公然把偷了人家財物說成是“合理借鑒”？只有中國學術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恥為榮開風氣之先，不但“腐敗”，還炮制出“腐敗有理說”，為腐敗“正名”。以前還藏著蓋著掖著的丑陋，自從出了為剽竊教授辯護的丑事以后，學術界的黑暗另面一下子全都大曝于天下，學界在全體國民心目中威信一落千丈，“凈土”成了“穢土”！目前這種為腐敗者搖旗吶喊以非為是的惡劣學風，使學者社會楷模的形象喪失殆盡。這一狀況不僅使學界本身遭受嚴重損害，更重要的是長此下去，勢必造成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的徹底崩潰。但我們似乎還認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

　　⑤請看湯大民：“行走學術”（載《中華讀書報》2003年8月26日）一文所揭露的情況：“在我國，每年要召開成千上萬次各種規(guī)模、各種專業(yè)的學術交流會、研討會、論證會、評審會、咨詢會、成果發(fā)布會、名人紀念會……學界精英們因此而紛紛上路，風雨兼程奔四方，交流學術思想，實行集體攻關，傳播學術成果，……這是多么繁榮的堂皇景象呀！遺憾的是，中國的堂皇，總可以讓多嘴的文人‘但書’一下。學術繁榮背后，就有相當數(shù)量的‘行走學術’是只有過程，沒有成果，只有行走，沒有學術！//比如說，進行學術活動，必須優(yōu)選場所，按理講，這種場所應具備諸如專業(yè)文獻豐富、信息靈通、人才相對集中、設備先進或有規(guī)�；�的野外作業(yè)現(xiàn)場等條件�？墒牵�許多‘行走學術’的‘選擇’并不講究這些，活動的地點與標榜的‘主題’毫無關系，甚至離題萬里。那些地方有好山好水好吃的好玩的好樂的，或為新辟景區(qū)，或為避暑勝地，或為購物天堂，要啥有啥，就是沒有學術。你懷疑選錯了嗎？不，你錯了。請隨便找一份這類活動的日程表看看吧，五天會期，第一天報到，晚上宴會，第二天上午領導致賀詞，權威指方向，下午群儒論學，中、晚酒會，深夜放歌勁舞，后三天‘參觀’山水市場形象工程……注重結尾的還有慶賀圓滿成功的總結會。題目是‘學術’，文章卻做成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間’！平心而論，學者們非貪戀享樂者，他們只不過圖個新鮮，淺嘗輒止。然而，也正由于此，一個學術會議能從四川開到西安，從泰山開到廬山，從鏡泊湖開到天池里……年年有年會，會會搬場子。//活動密集，搬場頻繁，學界就流行起‘趕場子’。為了請教一個學術問題，我曾電話追蹤一位名教授。半個月中，從北京追到海南，又追到廣州、合肥、南京，謝天謝地，他終于在北京家中和我‘對話’了：‘對不起，你的問題比較復雜，我明晨還要飛西安，要在一個國際學術會上發(fā)言，改日再嘮吧！’一位博導，一個月趕了7場，有一場請了別人未請他，那股酸勁兒冒上來，差點兒唱《貴妃醉酒》。據(jù)統(tǒng)計，某位演藝界大牌明星一個月最多演出150多場，一天最多趕了8場，創(chuàng)我國‘走穴’最高紀錄。學界無人做統(tǒng)計，做了，紀錄怕也相當驚人�！�

　　⑥這不是我說的，而是具有權威的有關官員說（承認）的。據(jù)報載：“全國社科規(guī)劃辦副主任佘志遠指出，1998年以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地位有很大提高，無論是在規(guī)模還是在職業(yè)化程度上都得到很大發(fā)展，也暴露出諸多問題。當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fā)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必須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人文社會科學究竟給社會回報了什么？”（劉勁楊、劉永謀：“人文社科評價走上法治之路”，載《社會科學報》2004年3月25日）“人文社會科學究竟給社會回報了什么？”這句問話本身容易引起誤解，但也確實道出些實情。

　　⑦以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醫(yī)學科學院原院長秦伯益親身經(jīng)歷為例：“我過去在醫(yī)藥衛(wèi)生界參加過國家級和軍隊的很多評審工作，很多待評項目我都不懂，只能跟著主審專家畫圈。而且越是高層的評審機構覆蓋面越寬，不懂的東西越多，越是外行評內(nèi)行。被評的人怕我質疑，我怕提錯問題露了餡。這種尷尬場景至今心有余悸。”（周欣宇：“工程院院士：學術腐敗背后是科技評估導向錯誤”，載《中國青年報》2004年8月3日）

　　⑧這種搞法實際上混淆了政治權利與學術權利的區(qū)別：“學術評議和政治上民主權利的實施，最大的區(qū)別就是，政治上的民主權利，本質上是個人或社會集團利益的體現(xiàn)。這種權利的實施，應該使每個有條件表達自己意志的人都能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志，以維護自己或所屬集團的利益。但學術評議者則不是代表個人實施權力，而是代表學術，或者說，是代表學術水平，來實施學術裁判的權力。這種權力，類似體育比賽體現(xiàn)水平、代表公平的裁判權。體育比賽的裁判是公開的，或者基本公開的。哪個裁判得正確，哪個不正確；
誰個公平，誰個不公平，都在眾目睽睽之下。作弊的情況自然是有的，但比較容易發(fā)現(xiàn)，也比較容易糾正。體育比賽中能優(yōu)勝劣汰，從而使體育水平不斷提高，與這種裁判制度很有關系。學術評議則不同。評議者所投下的票本應代表學術水平，但由于處在秘密狀態(tài)之下，所以從而黑票、黑事就有可能發(fā)生，而且還不能監(jiān)督。這樣一來，本應代表學術水平、體現(xiàn)學術公正的投票，就會變成行使個人意志的工具。于是，職稱評定不公，獎項評定失正，項目分配失衡，甚至貪污受賄、拉幫結派，種種現(xiàn)象都可能發(fā)生�！保ɡ钌辏骸皩W術‘裁判’應公開”，載《光明日報》2002年10月22日）。

　　⑨參見邢東田：“中文核心期刊的誤區(qū)與出路”，載《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02年第3期。

　�、馍蚶�生：“探索科研成果水平的客觀評價標準——談科研成果引用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年5月18日。

　　11凌斌：“中國主流法學引證的統(tǒng)計分析——以CSSCI為數(shù)據(jù)基礎的一個探索性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12有研究就從9個方面指出了SCI（科學引文索引）中存在的問題：（1）引用行為動機的復雜性，使SCI的引用率統(tǒng)計數(shù)字不能絕對可靠；
（2）漏引現(xiàn)象的存在，也影響引文統(tǒng)計的準確性；
（3）引用率在不同學科之間也存在不可比性；
（4）某些論文獲得較高引用率在時間上的特殊性，也使引用率統(tǒng)計結果不盡準確；
（5）僅僅依據(jù)引用率一項指標，不能說明真實情況，也難以令人信服；
（6）因文獻收錄不全而導致較大的漏檢率，限制了SCI評價的全面性和公允性；
（7）SCI來源期刊地域分布不平衡及語言障礙等因素，使SCI不適于作為我國通用的評價標準；
（8）SCI對多作者合作論文的榮譽歸屬方式，不利于實施科研合作；
（9）使用“SCI標準”，不適合于評價應用研究成果。（王曉莉、葉良均、徐飛、姚政：“SCI作為科研成果評價標準的局限性研究”，載“學術批評網(wǎng)”2001年11月15日）

　　13這是科學研究的常識，比如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就說過：“在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我們都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但科學研究是例外，常是‘多數(shù)服從少數(shù)’�！保ㄐ烀簟⒅T�。骸翱茖W常常‘多數(shù)服從少數(shù)’”，載《解放日報》2002年09月17日）

　　14從理論上講，“核心期刊”與“引用率”等最終都是“同行評議”的結果，所以“同行評議”是否有科學依據(jù)就成為問題的關鍵。按照卜衛(wèi)等研究者的歸納，同行評議的確問題多多：“（1）同行評議本質上是保守的，對真正有創(chuàng)新的研究帶有天生的偏見（杜開昔，1988）。在科學研究中，最具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都是一些突破現(xiàn)有常規(guī)思維的工作。但是，這種工作很可能被囿于常規(guī)思維的評審人否定。例如，邁爾（J.R.Mayer）宣布能量守恒定律的論文經(jīng)過同行評審，未能在一家權威刊物上發(fā)表。甚至有些后來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成果，在同行評議中也未能通過。因此，美國學術界一些人認為：在同行評議中，一種比別人先進三年的學術思想，很容易被同行通過；
如果先進五年，便很難被大部分同行理解，就有被否定的危險；
如果先進十年，則幾乎不可能被多數(shù)人理解，所以很容易被同行否定（李明德，1989）。（2）這種制度存在天生的不公正，因為不同的評審人有不同的理論觀點、方法論和評估標準。對同一研究成果，不同的評審人給予的評價會有很大差異。所以，很可能論文的命運決定于評審人的人選而不是論文的質量。一些調(diào)查證明了這種現(xiàn)象確實存在。但迄今為止，人們還沒能找到一種客觀標準，來統(tǒng)一不同的評審人對評估對象認識上的差異。（3）同行評審制度對在著名機構工作的著名研究人員有利。一些研究提供了關于這個觀點的證據(jù)。彼得斯（D.P.Peters）和塞埃西（S.J.Ceci）從幾家權威性的心理學刊物上選出十二篇由著名院校的研究人員寫的論文，然后將他們的名字換上二三流院校的名不見經(jīng)傳的作者，重新投寄原先發(fā)表這些文章的刊物，結果，近90%的評審人沒有發(fā)現(xiàn)文章已經(jīng)發(fā)表過，90%的論文被建議退稿，理由是“有嚴重的方法錯誤”（杜開昔，1988）。（4）評審人對本國人或本單位人的文章持較寬松的態(tài)度。（5）這種制度假定評審人是誠實的、公正的，這就為那些不夠誠實公正的評審人提供了便利條件，他們可以濫用他們的特殊地位為己謀利。耶魯大學的一位研究人員曾經(jīng)應邀評估一篇與他們自己的研究題目相類似的論文。他們對文章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建議不予發(fā)表，其中一名研究人員剽竊了文章的內(nèi)容，虛構數(shù)據(jù)，發(fā)表了自己的文章。一年以后被揭露出來�！辈沸l(wèi)等認為：“這些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評估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評審人的主觀因素，而這個制度并沒有提供一種方法或手段來制約評審人的主觀因素，使他們能盡量客觀地評估成果的價值�！保ú沸l(wèi)、周海宏、劉曉紅：《社會科學成果價值評估》第13～1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有關論述還可以參見嚴春友:《現(xiàn)代學術制度的漏洞》，載《學術界》2003年第6期。

　　15詳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通訊鑒定表（論文類）”，載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辦公室網(wǎng)。

　　16該“評估指標體系”還有一些自相矛盾的設計。比如同是D級指標，“新意很少”，“難度很小”，“對學術研究或社會發(fā)展作用很小”，雖說什么是“很小”難說清楚，但畢竟“很小”不等于“毫無”，給分（1～4分）可以理解。但是“理論前提、資料、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嚴重欠缺”“概念不明確，條理欠清楚或邏輯混亂”“引證不規(guī)范”，本應扣分，為什么也要給分？

　　17專家是如何進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評估”的，尚未找到有關資料，但許紀霖教授的現(xiàn)身說法很能說明問題所在：“以我個人的愚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常常在‘數(shù)目字管理’之下感到手足無措。比如，研究生答辯完了，我會面對一堆表格發(fā)呆：表上要你分項為每個學生打分：課題意義幾分、論證合理性幾分、論據(jù)充分幾分、應用價值幾分，最后算出總分，排出名次。雖然對學生們的優(yōu)劣有一腔的評語，個中優(yōu)劣也一目了然，偏偏我就沒有‘數(shù)目字管理’的起碼能力，最后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先為各位打上總分，最后胡亂分配到各個分項中。一邊填，一邊滿腹狐疑：部分之和等于整體，還是整體大于部分之和？”（許紀霖：“數(shù)目字管理下的數(shù)字化生存”，轉自學術批評網(wǎng)2004年6月26日）

　　18利用領導不懂行進行“圈錢”，也是傍大官的一個重要原因：“有些人不是通過申請科研基金的方式拿到經(jīng)費，而是直接向領導要錢�，F(xiàn)在有句流行的話叫做‘小錢大評、中錢小評、大錢不評’，所謂‘大評’要經(jīng)過好幾道手續(xù)，即使申請成功一年也只能拿到三五萬的經(jīng)費，即‘小錢’；
‘中評’手續(xù)少一些，而經(jīng)費數(shù)一年為十萬左右，即‘中錢’；
最多的‘大錢’可能是上億的，無須大家評議，由領導直接決定，發(fā)放不合理不正確的有很多�！保ā皩W術腐敗：中國科學的惡性腫瘤——就學術腐敗等問題采訪鄒承魯、方舟子”，載《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14日）。

　　19 2004年曝光的“熊良山現(xiàn)象”，很能說明問題。華中科技大學機械專業(yè)副教授熊良山，不僅缺乏古漢語基礎，就連《道德經(jīng)》的“道德”與倫理學的“道德”不是一回事都分不清，比如在其所撰寫的《道德經(jīng)淺釋》（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版）一書中，他把“如享太牢”解釋為“（心里）實際像坐大牢一樣的痛苦”，把“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解釋為“掌權的悶悶不樂，人民喝得酩酊大醉”等。僅五千言的《道德經(jīng)》，據(jù)有學者披露：“諸如此類的錯誤不勝枚舉，專家粗略統(tǒng)計，多達三百多處�！保ù扪┣郏骸皩W術研究有行規(guī)”，載《科學時報》2004年6月10日）更為嚴重的是，該課程還涉嫌傳播巫術。比如《道德經(jīng)》原文“太上，下知有之”，熊良山釋為“太上老君，下面的事情他知道”，并演繹說：“太上老君創(chuàng)道以后，坐鎮(zhèn)大道軸心指揮整個大道運轉，但是下面的事情即宇宙中的各個銀河系、恒星系、星球體（行星）上發(fā)生的事情他都知道。為什么呢？因為這些事情都在道的范圍內(nèi)，而他就是道的化身。”熊良山在《道德經(jīng)淺釋》“前言”中承認，他這一套解釋來自其師孫享林的《李聃道德經(jīng)意解·曲譜》（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版）。經(jīng)過比對與調(diào)查，可以發(fā)現(xiàn)：兩書都打亂《道德經(jīng)》81章順序（只有第一章沒有動），重新排列，改為81課；
每課冠以相同的課名，編排了相同的課次；
熊對《道德經(jīng)》原文的胡亂釋義與孫完全一樣，只是比孫有了更多的“結合實際”的發(fā)揮。而據(jù)《李聃道德經(jīng)意解·曲譜》“作者簡介”“緒言”，作為原為武漢工學院副教授的孫享林，是一位氣功師，“在修煉中接受李聃大道信息”“以《道德經(jīng)》為理論基礎，創(chuàng)編了自然神功”“通過《道德經(jīng)》的修煉，先后練了五氣朝元、三花聚頂、九轉還魂丹、命功后天八卦、性功先天八卦、天人合一、練虛合道，抽陰練純陽體、出仙鶴、道生陽神等”。就是這樣的涉嫌傳播巫術的胡編亂造，卻被華中科技大學批準為該校的傳統(tǒng)文化和人文素質教育選修課。8年間選修該課學生有8000人之多，不但沒有受到任何阻止，反而獲獎立項——榮獲2001年湖北省高等學校省級教學成果二等獎（文科類），并被列為湖北省教育廳高校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guī)劃第一批項目，所撰寫的“百孔千瘡”之《道德經(jīng)淺釋》還成為該�！靶率兰o教學改革工程”第一批立項教材。在《湖北省教學成果獎推薦書》上，校評委會的意見是：“經(jīng)過5年的探索和實踐，開辟了一條利用文化經(jīng)典《道德經(jīng)》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新途徑，將素質教育進一步落到實處，取得了提高學生思想道德素質和為人處世能力的實際效果，在武漢地區(qū)高校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具有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具有在全國高校推廣的價值�！保ㄒ�自夏斐、夏靜：“《道德經(jīng)》引進華中科大”，載《光明日報》2004年5月10日）如此荒唐卻大行其道，當然不是該校在人文方面沒有專家，而是因為熊良山的胡編亂造得到了同樣外行的“官”（時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現(xiàn)任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和華中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的楊叔子院士）的支持，專家或不敢說話，或順著官說。于是越走越偏，以致鬧出了大笑話。最后是港臺學者出面找到《科學時報》記者，才將真相披露于世。（參見朱實：“‘熊良山現(xiàn)象’述評”，載《科學與無神論》2004年第5期；
邢東田:“令人憂慮的‘熊良山現(xiàn)象’”,載《學術界》2004年第6期）

　　陶世龍在批評“熊良山現(xiàn)象”時還提到：“從全國范圍內(nèi)來看，其實也是如此……我自己就有這樣的經(jīng)歷，2002年出了個《百名地球科學家推薦沈陽版‘人與地球叢書’》事件，且不說這套書值不值得推薦，單就推薦人并不知道這件事就把人家的姓名印在書上了，就是無可辯解的錯誤。為什么敢這樣干？拉到了當時的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出面，又是講話又是發(fā)表文章為之吹噓（此人對地質學一竅不通，可是居然當上了中國地質學會的理事長，發(fā)表點這樣的文章更是小菜一碟了）。不少該說話的人也不說話了，個別人甚至還跟著說些捧場的話，原因么？不言而喻�！保ㄌ帐例垼骸皩λ�謂‘熊良山現(xiàn)象’的思考”，載五柳村網(wǎng)2004年9月）

　　20 2001年“湖北省社科優(yōu)秀成果獎”丑聞，就是明證！湖北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評獎（1994—1998）結果于2001年1月22日在《湖北日報》公示之后，輿論嘩然。武漢大學教授鄧曉芒、趙林、彭富春發(fā)表“是可忍，孰不可忍？——評湖北省社科評獎中的學術腐敗”的文章指出：這是“學術腐敗在政府評價體制中的一次公開的粉墨亮相。在本次評獎過程中，評獎主持人和個別評委利用職權，在哲學社會學組把一場嚴肅的評獎活動變成了一場一手遮天、結黨營私、瓜分利益的丑劇，在湖北省哲學界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體現(xiàn)了搞學術腐敗的典型方式”。在初評中，由于沒有匿名評審制度和健全的回避制度，盡管在評審到自己的成果時評委本人也“回避”一下，但從評審的結果來看，“評委們相互之間的心照不宣、彼此關照、利益均沾、互投關系票，已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如哲學社會學學科組全部五位復評評委（負責復評并參加終審），獲一等獎二人、二等獎二人、三等獎一人，中獎率100%。該學科組負責初評的七位專家（即初評委），死位有成果參評，分別獲二、三等獎，獲獎率也是100%。其中武漢大學哲學系馬列教研室有七人申報，六人獲獎：一等獎一名、二等獎三名、三等獎二名，這六名獲獎者中，有五名是師生關系，其中老師為本次評獎活動中哲學社會學組復評組組長、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評委會副主任，而其弟子則是哲學社會學組初評組組長。鑒于哲學社會學組評審結果極不公正，三位教授“強烈要求按湖北省社聯(lián)各學會團體舉行會員投票，選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評委，對此次評審結果進行重評或復審，尤其是對陶德麟、汪信硯依靠權勢和搗鬼所獲得的一、二等獎，應本著嚴格的學術標準取消其獲獎資格……否則的話，湖北省學術界尊嚴掃地，湖北省第一屆‘政府獎’名譽掃地，湖北省大批有真才實學的專家教授和博導們也真該去掃地了！”（楊玉圣：“前車之鑒：晚近十大學案警示錄”，載學術批評網(wǎng)2004年3月17日）

　　21其實，評比能否真正起到激勵作用，很值得懷疑。一位學者在評論“長江讀書獎”時指出：“設獎是一種激勵手段，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講的就是重金獎勵的效應。然而，讀書人大概從來不是勇夫，所以，古往今來的歷史上，還沒有看到重金獎勵出來的科學成果。特別是那些傳世的著作，都沒有提供獎勵效應的根據(jù)�？磥�，設獎對于科學創(chuàng)造，特別是對于社會科學創(chuàng)造的激勵，是值得商榷的�！保ɡ钫窈辏骸陡鞣N公私獎項可以休矣》，載中華讀書網(wǎng)編：《學術權力與民主——“長江〈讀書〉獎”論備忘》第335頁，鷺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

　　22詳見吳思：《潛規(guī)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2版。

　　23筆者不止一次親耳聽到過這樣的抨擊，現(xiàn)行的職稱評比簡直就是一出現(xiàn)代版的“二桃殺三士”。

　　24職稱名額有限時，在符合條件的申請者中實行“掣簽法”，也比目前搞的“比優(yōu)劣”那一套要公平、公正百倍。今年未“中簽”者，明年自動升級；
如果名額不夠分配，則今年未“中簽”者明年優(yōu)先“掣簽”。新符合條件者，依此類推。如有特優(yōu)人才，則另給名額。

　　25比如，在2004年10月17日召開的“首都中青年學者學術規(guī)范論壇”上，首都師范大學副校長劉新成先生雖然也承認“量化管理”問題很多，但又認為至少現(xiàn)在不能取消：“因為第一，我國學術圈里還有懶人存在，必須有‘獎勤罰懶’的政策，在這一點上，量化評價十分有效；
第二，在目前社會請托之風依然嚴重的情況下，數(shù)字畢竟有那么一點客觀公正的可信度�！保▌⑿鲁桑骸百|量規(guī)范與學術管理”，載學術批評網(wǎng)2004年10月18日）

　　26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孟德爾的遺傳學說當年即被學界冷落。

　　27筆者相信，凡是親身經(jīng)歷過評職稱大戰(zhàn)的學人，無論成敗，都會得出這一結論。比如，孟彥弘最近在“減少學術泡沫 界定道德底線”一文中就如是說：“許多行政管理人員認為雖然過分量化欠妥，但不能沒有量化。對此，我不敢茍同。首先，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要推動學術的進步。十本平庸的著作并不能折算為一篇有貢獻的論文，這就如同重復一萬次高度為一米的跳高并不能被認為是打破了奧運紀錄一樣。我們追求的是那一次有質量的一跳，而不是低水平的重復次數(shù)。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量化對學術發(fā)展和學術進步是沒有意義的。其次，任何制度都有消極的一面。我們對任何一種制度的選擇，實質上都是在做‘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工作。學術的量化管理也應作如是觀。量化可以獎勤罰懶，但是，我們學術管理的目標是要促使十個懶漢都各寫出十篇平庸的文章呢？還是要為一個大師的出現(xiàn)創(chuàng)造良好的學術環(huán)境和學術氛圍呢？我們放棄量化，可能出現(xiàn)不了大師，卻白白養(yǎng)了懶漢，但至少有出現(xiàn)大師這種可能；
而目前的量化管理，扼殺的比率的卻要遠遠高于培養(yǎng)大師的比率！當然，我們的前提是，在學術研究中，懶漢不會因為量化管理而成為大師。在1949年以前的學術界，沒有實行嚴格的量化管理，不但沒有妨礙學術研究的進步，沒有養(yǎng)大批的懶漢，相反卻出現(xiàn)了一批大師。難道現(xiàn)在有大師潛質的人變得更不道德、更不敬業(yè)、更不追求學術成就了�。俊保ā妒锥贾星嗄陮W者倡議恪守學術規(guī)范》，載《科學中國人》2004年第11期）

　　28楊福家院士指出：“不管學校規(guī)模大小，要成為世界一流，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大愛’�！薄按髳邸本褪恰耙环N寬松、寬容的環(huán)境，一種以人為本的愛心”。他特別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它的一位教授迷上了費馬大定理，8年之間不擔任教學，也不搞其他科研，一心鉆研費馬大定理，最后終于解決了這個難題，為數(shù)學做出了重大貢獻。8年之間，普林斯頓大學可以容忍他沉迷于自己的興趣而不承擔任何其他教學科研任務，這在中國可能嗎？”“還有一個故事更有名，后來改編成電影《美麗心靈》，原型是普林斯頓一位大學教授納什，因為精神刺激而瘋癲，但學校30年間一直容忍他的存在，關懷他，后來這位教授獲得了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他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故事感動了全世界。普林斯頓就是典型的有大師有大愛，所以它能成為世界一流。”他認為：“量化的考核體制是成問題的，是缺乏一所真正的一流大學擁有的‘大愛’的體現(xiàn)�！保ㄔ�凌：“院士對話·有大愛才有一流大學”，載《新京報》2004年6月5日）

　　29劉勁楊、劉永謀：“人文社科評價走上法治之路”，載《社會科學報》2004年3月25日。這是目前非常主流的看法。

　　30目前學界有一個很糟糕的風氣，就是同情被批評者，而不管批評是否正確。一些學人完全是雙重標準，一方面按照圣人的標準要求批評者，另一方面又對違規(guī)者抱以同情，甚至還要為其無恥行為辯護，比如把道德問題說成是學術問題。

　　31如果有人給批評者扣“文革”帽，他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批評的是你的觀點，又不是消滅你的肉體，這與“文革”何干！更重要的是，并沒有剝奪也不可能剝奪你說話的權利，你完全可以據(jù)理而力爭。用什么樣的方式進行批評，完全是批評者的自由，在守法的前提下，批評者可以采用任何他認為最合適的方式。這就是學術的自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才真正的學術批評。只有在這種毫無法外限制的自由的學術批評氛圍中，學術才能發(fā)展，學術才能繁榮。

　　32[美]W.布勞德、N.韋德：《背叛真理的人們——科學界的弄虛作假》第27頁，朱進寧、方玉珍譯，科學出版社1988年1月版。

　　33關于外行學術官員支持熊良山，參見本文注釋19。中央與地方多家主流媒體的大力表彰宣傳，試舉幾例：“《道德經(jīng)》引進華中科大”（《光明日報》2004年5月10日），“背靠五千年培育民族精神”（中國教育雜志網(wǎng)2004年5月11日），“《道德經(jīng)》進入大學課堂一片叫好”（《江南時報》2004年5月12日），“人文之光照耀科學搖籃”（《人民日報》2004年5月13日），“華中科大將《道德經(jīng)》引入大學課堂”（新華網(wǎng)2004年5月14日）。

　　34盡管有種種不同的觀點，但我更同意這樣的看法：“科學獎勵在本質上是對科學成就和科學才能的承認，而不是對科學家的勞動給予的物質報酬，而且科學貢獻的大小和科學才能的高低往往不能用金錢的多少為尺度來衡量，因此，在科學獎勵系統(tǒng)中物質獎勵本身不是目的，它只能起到一種象征性的作用，它可以增加獎勵的莊重性，擴大獎勵的影響，對于廣大公眾來說，‘它以一種使了解情況和不了解情況的人們都能懂得的方式說明科學和科學家真正受到重視。對于許多科學家本身來說，獎金使他們對科學知識做出的重大貢獻得到了自己隊伍象征性的和公開的承認’�！保ê蝸喥街骶帲骸犊茖W社會學教程》，浙江大學出版社1990年1月版，引自浙江大學網(wǎng)）。

　　35目前學術界流行著一種看法，就是學術腐敗主要是學人沒有守住道德底線，或至少是重要原因。然而，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種違規(guī)尤其是學術腐敗，首先要守住底線的應當是管理者。如果他們在各個方面做的像點樣，中國的學術絕不至于如此不堪。事實上，只要管理者能夠堅持原則，其單位就很少或根本不會出現(xiàn)學風和學術腐敗問題。

　　36參見顧海兵：“構建時間與空間雙重制約的學術評價規(guī)則”，載《光明日報》2004年6月8日。

　　37這絕不是筆者個人的看法，而是學界諸多學人的共識。最近楊玉圣先生提出的“讓學術回歸學術”的意見，就很值得我們重視：“讓學術成為研究型大學的主業(yè)，以教學型大學以及廣大的各類中小學的教師和幼兒園阿姨則應該集中精力搞好教學，讓教師回歸教師，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制訂教育政策的主管部門不要亂點鴛鴦譜，尤其不要亂下‘越位’指標，把學校和教師往‘歧路’上趕。該搞好教學的必須把教學搞好，該搞好科研的必須把科研搞好，這樣的話，或許中國的教育還有希望能搞好，學術水平也還有可能提升。果如此，將是中國教育的福音、中國學術的希望�！保�楊玉圣：“讓學術回歸學術”，載學術批評網(wǎng)2004年11月18日）

　　38評比指標不實事求是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各高校實行的“核心期刊制”是很典型的一例。“以刊評文”之荒唐，只要有點正常思維都可以明白，為什么還要在最講理性的大學校園里堂而皇之地大力推行？據(jù)了解，其奧秘就在于相當多的學術評比都是建立在“以刊評文”基礎上的，如果將這個“勞什子”規(guī)定廢除，那些評比就沒法搞了。對此，人們不禁要問，既然如此，我們的這些評比又算是個什么東東！

　　39以下觀點值得重視:\"美國學術界普遍認為，同行評議中的‘同行’應該包括以下特殊含義：他們應該是正活躍在第一線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
他們應該不是政府部門的雇員，因為科學正在迅猛地發(fā)展，研究方向和內(nèi)容也會相應地發(fā)生變化，一個科學家只要不在第一線從事研究工作，他的知識很快就會落后，從而失去對科學發(fā)展趨勢的準確了解和判斷；
他們必須有從事研究工作的豐富經(jīng)驗，并且在研究工作中卓有成效。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他們才有能力對項目或成果的學術價值做出客觀的分析和判斷。根據(jù)這個‘同行’的概念，政府部門依靠內(nèi)部雇傭的科學家評審，不能算作同行評議（李明德，1989）。\"（引自卜衛(wèi)、周海宏、劉曉紅：《社會科學成果價值評估》第12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

　　40質量上有著嚴重問題的《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詞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有關官員出席捧場的情況，詳見《尊重語言文字發(fā)展，恪守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詞典〉人民大會堂首發(fā)式發(fā)言摘要》（載《光明日報》2004年3月15日）。正是因為有諸多官員的積極參與、出面捧場，才使得本來非常簡單明晰的問題復雜化了，該處理的得不到處理。

　　41這種情況不勝枚舉，本文中提到的博士點評比、《道德經(jīng)淺釋》獲獎、湖北省社科優(yōu)秀成果獎等皆為典型例證。據(jù)最新的兩會報道，有人大代表批評“‘專家論證’成‘領導論證’，‘專家論證’成‘小圈子’論證”（陳二厚、代群、胡作華：“汪春蘭代表：‘專家論證’不能成‘無責論證’”，載新華網(wǎng)3月10日）。看來此風是愈演愈烈。

　　42因為這不僅關乎官員的面子，更關乎政府的權威，所以錯了也不愿認錯，有時甚至還倒打一耙。比如“湖北社科優(yōu)秀成果獎”爭議一事，“湖北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評獎辦公室”就指責鄧曉芒等人的文章“內(nèi)容十分不真實”，用了“一手遮天、結黨營私、瓜分利益”等“十分不負責任的語言，對我國著名的哲學家陶德麟先生進行了人身攻擊”�！拔覀兊玫降男畔⑹牵�社科界的絕大多數(shù)同志反映是很好的。大家都覺得省委、省政府為我省社科界做了一件大好事”。投訴率只有1%，“足見這次評獎活動是相當成功”。“整個評獎工作是公平、公正、科學、民主的。評審程序是合法的，評審結果反映了大多數(shù)評委的意愿，也反映了各院校的整體實力”。針對這篇“評獎辦公室”的文章，鄧曉芒等又公開發(fā)表“掩耳豈可盜大鐘？——再評湖北省社科評獎中的學術腐敗”，予以一一駁斥。（楊玉圣：“前車之鑒：晚近十大學案警示錄”，載學術批評網(wǎng)2004年3月17日）

　　43這也絕不是筆者個人的意見，而應當也是相當一批學人的共識。最近顧海兵在“切斷評價體系中的利益鏈”（載《社會科學報》2004年11月18日）一文共提出七項舉措，其中第七項就是：“減少政府評價（評審、評定、評獎），學術性評價由學術組織自我決定。取消諸如國家級與部級重點學科、國家級與部級重點實驗室、國家級與部級重點研究基地、人才工程之類的政府評價。政府部門應該是制定競爭規(guī)則、糾正違反規(guī)則，政府的任務是汱劣打假，不是去評優(yōu)、定行政等級。正如市場管理部門的任務是打擊假冒偽劣，而不是評選名牌。名牌由市場認定。政府應盡量減少干預的次數(shù)與頻率，盡量間接干預，抓戰(zhàn)略、抓大事，有所為有所不為�！� （《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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