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中無人”的教育政策

　　2000年世界衛(wèi)生組織對成員國衛(wèi)生籌資與分配公平性的評估排序，中國位居第188位，在191個成員國中倒數(shù)第4位。與舉世矚目的醫(yī)療不公并駕齊驅的，是教育不公。2003年9月，聯(lián)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報告員托馬舍夫斯基在考察中國教育狀況后批評，中國政府在公共教育經費方面的支出排全世界最后幾名，人均教育經費之少，連烏干達都不如。她特別指出，在貧困的西部地區(qū)，農村家庭往往為了支付基礎教育費用而欠下債務，某些農村地區(qū)的情況“令人震驚”。這番話不僅點出我國教育經費投入太少，還觸及教育資源分配上城市農村兩重天的不公正事實。但我國教育領域的不公正決不限于教育資源分配不公，而是幾乎貫穿教育的每一環(huán)節(jié)�！　�

　　醫(yī)療和教育兩大不公的實質都是趨權趨錢而排斥底層。如果說我國覆蓋面小而又高度等級化的醫(yī)療保障已經變成“富人的俱樂部”——準確說是“富人和權貴的俱樂部”①，那么教育則朝著“富人和權貴筵席”的歧途越走越遠。醫(yī)療事關每個人的生老病死，教育關系到人的大腦和精神。兩種不公都與每個國民利害攸關。但相比之下，教育不公的惡果更加嚴重，影響更為長久。因為，無論對國家還是個人、對當下的現(xiàn)實還是長遠的未來，教育都是參與塑造的關鍵因素。對國家的重要性，無須多說什么，世界上那些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已經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證明。而對個人來說，教育開啟人性，革新人的天賦，開發(fā)人的潛力，擴大人的生命內涵，并引導人完成社會化過程，使人能夠了解和遵守社會生活的必要規(guī)則，認識和承擔自己在多種社會關系中必須要承擔的種種角色和責任。借助教育，人得以擺脫軟弱狀態(tài)而自立，得以超越動物性生存狀態(tài)而承擔起責任，得以開啟潛能而獲致生存和發(fā)展的機會。任何個人如果沒有經由教育獲得必要的文化素養(yǎng)和知識儲備，不僅走向未來的道路對他們是封閉的，而且難以作為有責任能力的人立腳社會。教育，為人的一生作準備�！　�

　　但我國對教育目的和功能的認定，幾十年囿于政治功利性和社會功利性。不是從“培養(yǎng)接班人”角度把教育政治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就是從諸如人才資源、科技、經濟發(fā)展、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等社會功利性角度看待教育。教育關系到國家興盛與否的種種社會功利意義固然重要，但國家興盛本身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人。然而，恰恰是教育對每個個體生命的意義，級少納入政策考量的視野。如果批評我國教育政策“目中無人”，應該不冤。可是在借教育的名目拼命算計百姓的錢袋、不斷提高收費時，又格外“目中有人”了。影響教育政策的人們一說起大幅提高收費理由，社會功利性、特別是強烈的政治功利性這些我國教育的真實特征就從話語中淡出了、隱去了，教育使個人“受益”這一面被想起來，并且高調提起。只不過，這“目中有人”不是基于對每個人命運的關切，不是基于人必須通過教育才能獲得 “生活的通行證”這一事實因而尊重每個人的平等受教育權，而是基于“錢”�；�于“錢”的“目中有人”把受教育機會這一基本權利當成要用錢來換取的商品。這意味著對公民平等受教育權的否定。尤其在1999年秋季大張旗鼓推行所謂教育產業(yè)化以后，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權被否定得相當徹底，高中、大學階段尤其如此。

　　二．中國式教育產業(yè)化：受教育機會的商品化和奸商化　　

　　有人把售期貨房這種消費者出錢造房、開發(fā)商無本賺錢的房地產經營模式諷刺為“中國第五大發(fā)明”。依我看，這頭銜授予我國的教育產業(yè)化更合適。盡管鼓吹者打的是“與國際接軌”的旗號，特別是拿美國的大學蒙國人，聲稱“產業(yè)化”是從美國引進的辦教育模式，可是不論具體舉措還是思維特征，都告訴世人，這教育產業(yè)化是地道的本土發(fā)明�！　�

　　“教育產業(yè)化”自1999年6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后在高校全面推行，于今已經六年。雖說鼓吹者推行者從未對 “教育產業(yè)化”給出過明確解釋，但透過各校自估身價、雷厲風行采取的高收費舉措，透過該舉措實施后每年考得起大學上不起大學的人越來越多這一現(xiàn)象，所謂教育產業(yè)化的真實內涵很明確：漲價！每個家庭得花大錢為子女購買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且，這種把受教育機會商品化的做法并不限于大學，也不限于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中。一如我國其他很多方面的情況，凡有利可圖的事，就會一窩蜂跟進、效仿。連法定九年義務教育的小學初中也想方設法把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變相商品化。六年來，每個家庭從自己痛切感知的事實，明白了所謂“教育產業(yè)化”，其實是利用公共教育資源賺錢，是國家在財政收入逐年升高、國庫充盈的情況下把教育費用最大限度轉嫁給國民。公共教育資源變賺錢機器也好，在應當由政府提供的最重要公共服務上轉嫁負擔也罷，都是很具中國特色的做法�！　�

　　不過，“漲價”為標志的“教育產業(yè)化”所體現(xiàn)的思維特征更是本土的。80年代后期，我國涌起把一切推向市場的非理性狂潮。這股狂潮禍害無窮，人的受教育權首當其沖：肇始于這個時期的教育漲價風把許多人的求學機會化為烏有。“教育產業(yè)化”是這一非理性狂潮的延續(xù)和惡性發(fā)展，更確切的說，是這種思潮與向民眾轉嫁負擔相結合的產物。盡管此舉勢必使更多貧困家庭子女靠自身努力改變命運的希望破滅，但說實施就實施，沒有絲毫猶豫。可以說，教育產業(yè)化背后更深層的，是對普通個人權利和命運的漠視。而這，與教育目的和功能的認定上注重政治和社會的功利性而漠視個人是一脈相承的。這種漠視在我國很有傳統(tǒng)，如果說它已經成為一種頑固的思維定勢，決不為過。　　

　　教育產業(yè)化暴露的把一切推向市場的極端化思維以及漠視個體生命的思維定勢，都是自家東西，無須向別國學習、引進。相反，在據(jù)說發(fā)明了教育產業(yè)化的美國，雖然市場化程度很高，可市場原則不是萬能的，不能越界運行，更不能侵入人的權利領域。其實，任何一個把人的權利作為立國基點的國家，包括受教育權在內的基本權利，不僅不是市場買賣的商品，而且如阿瑟.奧肯②所說，它們“是制衡市場的一部分力量”�！　�

　　但既然鼓吹者把發(fā)明權歸到美國大學頭上，不妨看看美國高等教育是否產業(yè)化了？如果美國高等教育有此一說，真實含義究竟是什么？

　　美國高等教育有回應社會需求、為解決重大社會問題提供服務的傳統(tǒng)。70年代，面對美國經濟疲軟、生產力萎縮的局面，一批著名大學開始探索如何使美國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整體科技水平走出實驗室，由象牙塔內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在致力創(chuàng)造適合技術轉讓的新方法時，大學與企業(yè)建立起“產業(yè)聯(lián)系”，極大地激活了美國經濟。近幾十年，隨著逐步步入知識時代，作為國家智力資源源泉的大學、特別其中的研究型大學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引擎。不僅如此，就投資回報率看，投資于大學研究工作的社會回報率高達50-60%，是其他類型投資的4倍。有評論指出，這是“納稅人為美國經濟的將來所做的最佳投資”③。鑒于這樣的事實，從國民經濟角度把高等教育看成一種特殊產業(yè)，未嘗不可。但美國人在這個問題上保持著清醒：產業(yè)模式遠不能體現(xiàn)高等教育的廣泛目標。六年前筆者在列舉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的相關嘗試后，作過如下結論：“然而，對所有這些大學來說始終堅定不移的是，在教育產業(yè)化方面的嘗試決不允許動搖大學作為保存、發(fā)展、傳播普遍價值和文化遺產的公共機構這一根本，決不允許動搖大學作為“追求真理的場所”這一根本�！雹堋　�

　　美國大學與企業(yè)建立產業(yè)聯(lián)系、進行轉讓技術，其實是大學延伸自己的功能，用教育服務回應社會需要的創(chuàng)新舉措。在這種努力中，大學豐富了自身，承擔了更多社會責任，與所在地區(qū)建立起更加富有成效的相互關系。大學還得以從萌發(fā)于自己實驗室的研究成果中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經費增多則使學校有能力為學生提供更多獎學金，招收更多家景貧寒學生。然而，如此眾多和明顯的好處沒有妨礙高教領域對這類似乎卓有成效的嘗試作理性的審視，審視中，人們最關注的是這類嘗試可能對大學的傳統(tǒng)目標帶來潛在的不利影響。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里克.博克流露的憂慮很有代表性。他認為：所有優(yōu)秀研究型大學的院系面對如此美好的機會，卻會對技術轉讓前景產生一種憂慮感。擔心模糊大學作為知識和學術探索中心的義務，因為它會使學術研究事業(yè)帶上一個強有力的新動機：追求商業(yè)和經濟效益；
擔心技術開發(fā)的需求及其帶給教師的巨大經濟利益可能改變學術研究的本質和方向，損害無私探索知識的精神，“對學術研究的中心價值觀念和理想構成威脅”⑤。至于是否可以用產業(yè)模式的觀點看高等教育，在美國一直存在很大爭論，但即使認同者也有相當保留。密歇根大學前校長杜德斯達是承認大學具有產業(yè)特征的，可是他警告：如果僅用產業(yè)模式看待高等教育，“既是一種誤解，也是很危險的”。⑥　　

　　所以，如果一定要說美國大學進行了產業(yè)化改革，那么，這種利用自己的學術、智力資源回報社會的改革與發(fā)生在我國的學費暴漲，罔顧社會職責而拿學生當賺錢對象的“改革”，兩者之間風馬牛不相及。如果因為美國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產業(yè)特征，這里鼓吹者非要說是從美國移植來的，那也象其他種種移植一樣，充分發(fā)揮了“為我所需”和“確保濫用和扭曲”的特長。一方面，抓住“產業(yè)”一說卻拋棄了人家始終堅守的核心價值和原則（學術自由的核心價值觀、“教育是公眾福利的一部分”乃大學存在的一個關鍵性社會原則、高等教育最基本職責是為每一個有資格而又想上大學的學生敞開大門）；
另一方面，徑直把“產業(yè)”與商業(yè)等同，把人家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舉措變形為受教育機會的商品化，更多地向每個家庭伸手�！　�

　　憑著靠納稅人稅金支撐的公共教育資源和對教育資源的壟斷搞受教育機會商品化已屬最惡劣的不公正。然而，在受教育機會商品化的刺激下釋放出來的純利益沖動沒有止步于此，而是演化成氣質性的貪婪，行動呈奸商化趨勢。例如，很多學校不滿足學費暴漲，而是把受教育機會當奇貨可居的緊俏商品，采取諸如提高考生分數(shù)調檔線的做法，使許多原本可以正常入學的考生必須在付出不菲的正常學費之外還要接受高額敲詐方能獲入學機會。這可不是正當商家的做法 ——如果大學要拿自己當商家的話！奸商作風也不單表現(xiàn)為利用受教育機會牟取暴利，還表現(xiàn)在與學生相關的其他很多方面。例如，為賺昧心錢每學期收取高額教材回扣，甚至與不法書商勾結用盜版教材糊弄學生，有的學校走得更遠，用不低于市場的價格賣給新生的棉被竟是用黑心棉填充的。盡管吃教材回扣已經觸犯法律，但實在太普遍以至法不責眾，結果，只要個人不私吞回扣費，再怎么吃學生，都屬正常；
就連用黑心棉坑害學生，最多不過也就電視曝光一下了事�！　�

　　大學受教育機會商品化還帶動了一系列足以令讓全世界眩目的“高考產業(yè)”。暴利引得相干不相干的都來插上一腳，擠進來分一杯羹。像兜售考題、“高考狀元” 的課堂筆記之類已不值一提；
什么招生、錄取中介等“新興行業(yè)”、詐騙行業(yè)，人們也見怪不怪了。連郵局也有人來湊一份熱鬧，今年某地時興起郵遞員送錄取通知書時放“報喜鞭炮”，騷擾了考生和四鄰還要收報喜費……。只要能從學生家長口袋里掏錢，什么歪招、損招都想得出來。這方面舉世無雙的想像力，可以不斷令世界大吃一驚。

　　三．貧窮世襲化趨勢與社會分裂危機　　

　　強行實施的教育高收費一直廣受質疑和批評，但有關部門年年稱穩(wěn)定學費，不再提高，卻說歸說做歸做，學費照漲不誤。即使連當初究竟誰提倡了教育產業(yè)化，都已經沒人認賬，但學費還在繼續(xù)上漲。今年一些最普通不過的高校公布的學費也高得驚人：一般專業(yè)四至六千，外語專業(yè)八千以上，藝術專業(yè)一萬以上。加上教材費、住宿費、伙食費、保險費（新生還得為軍訓及其軍訓服裝買單）等等，即使收費相對低的最冷門專業(yè)，一年至少萬元以上。中國人均年收入僅八千元上下，且貧富懸殊，社會結構極不合理，城鄉(xiāng)低收入家庭基數(shù)巨大，其中尤以人均年收入至今不足三千的農村為多。按今年學費水平，城鎮(zhèn)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不夠一個大學生一年最低費用，對農村來說，這最低費用要花去3-4個農民人均年收入的總和，收入遠低于平均數(shù)的貧困人口就得更多人不吃不喝才夠一年學習費用。名為教育產業(yè)化實為教育商品化的做法使教育費用成了我國一般家庭最大一筆支出，是大多數(shù)家庭不得不背負的最沉重經濟負擔。在我國教育費用占家庭支出的高比例獨步天下的情況下，國際上用以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qū)人民生活水平狀況的一些通行標準，在我國變得毫無意義。譬如，以恩格爾系數(shù)（家庭收入中購買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衡量我國民眾生活水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注定失效。根據(jù)聯(lián)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shù)在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于30%為最富裕。但是當一個大學生一年費用大大超過國民人均年收入而數(shù)倍于農民人均年收入時——有身價的中小學可以有很多辦法使費用比大學還高——，這標準還有何意義？　　

　　聯(lián)合國糧農組織的標準或別的什么國際標準在我國遭遇特殊國情而失效，可以不理會，但在教育商品化導致的眾多社會問題面前裝聾作啞，將釀成難以下咽的苦果�！　�

　　首先是嚴重的排斥現(xiàn)象。教育商品化釋放出來的高學費與亂收費齊頭并進，外加計劃經濟式招生環(huán)節(jié)預設的政策性不公，使高等教育越來越排斥社會底層。該舉措實施當年，僅成都附近一小小縣級市德陽，就有20名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高考學生因家貧湊不出數(shù)千元學費而面臨棄學的痛苦抉擇，更別說農村和邊遠貧困地區(qū)了。在助學貸款比中彩還難的現(xiàn)實下，六年來，繳不起學費而失去上大學機會的情況逐年增加；
貧困家庭孩子即使入了學，學費也湊得十分艱難。為給孩子籌學費，許多農民不得不進血汗工廠，不得不從事生產花炮、挖煤等最危險工作。　　

　　貧困考生被高昂費用卡在大學門外的情況極為普遍，這部分考生憑成績取得的高等教育機會向本來機會已經遠高于窮人的富人和權貴轉移，使貧富之間高等教育機會的差距拉得很大，而城鄉(xiāng)高等教育機會的差距竟拉開達數(shù)百倍。⑦ 大學經費主要靠財政投入，而以多種形式為國家財政做了貢獻的，是包括窮人在內的所有國民。高等教育機會如此極端地偏向富人和權貴，還造成另一種不公正：讓所有以超時超強度勞動換取微薄收入的人、冒生命危險掙血汗錢的人為富人和權貴子女上大學買單。　　

　　教育商品化導致的排斥不單發(fā)生在大學。屬法定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和小學，排斥早就發(fā)生了。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一切資源向城市尤其大城市傾斜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兼等級化體制使城鄉(xiāng)之間和不同地區(qū)之間的兒童在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上極端不平衡。二是始自80年代后期以來對中小學生實行政策性收費和種種巧立名目亂收費，義務教育因費用向家庭轉嫁而名不副實。目前，全世界宣布實行法定義務教育的170多個國家中，只有極少幾個太窮國家和并不窮且浪費程度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國沒有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在城鄉(xiāng)、地區(qū)教育資源不平衡已經排斥很多孩子于校門外的情況下，轉嫁義務教育費用進一步加劇排斥。三是中小學校呈重點校與非重點校涇渭分明的等級格局。這一格局乃過去計劃經濟體制與維護特權的指導思想相結合而人為制造的怪胎，它決定了給有幸入學的同齡孩子所提供教育在質量上極度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對于那些被打發(fā)以平庸甚至低劣教育的孩子來說，是變相的排斥。當許多中小學搭高等教育“產業(yè)化”便車而變相商品化以后，原有的問題惡性發(fā)展。如：利用城鄉(xiāng)二元體制下與政策性戶口特權相對的政策性戶口歧視，向子女需要就學的外來農民工獅子大開口；
早該打破的重點校與非重點校不公正格局，也在教育商品化的刺激下更加強化。重點校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靠國家財政傾斜性投入，二靠國家對師資力量的傾斜性分配形成的。當教育商業(yè)化泛濫成災，許多重點校把占有的公共資源優(yōu)勢變成向家長漫天要價的砝碼。而且，重點與非重點之分還推廣到了校內，在不同“檔次”學校里催生出校中校、班中班，既利用教育資源的非正常集中牟利，又在由此造成的更廣泛排斥和無處不彰顯的人為等級劃分中使一大批孩子在生命的初始階段就遭受排斥、侮辱和傷害。　　

　　教育排斥不是孤立的社會病態(tài)，而是會導致一系列其他社會病的根源性病態(tài)。這是因為，教育的排斥是一種根本性排斥。如果說高等教育機會商品化增加了底層青年向上流動的障礙，使他們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改變自己和家庭命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那么，對那些受義務教育變相商品化之害而失學、輟學的兒童來說，基礎教育的不足帶來的劣勢則會伴隨他們一生，使他們對未來的生活完全缺乏準備。無論發(fā)生在哪一教育階段的排斥，都起著把底層固定在底層的同一作用，都導向貧窮世襲化的同一結果�！　�

　　在我國，窮人日子很不好過。不僅因為物質匱乏，更因為我國權錢結盟、貧富之間權利與義務極端不對等的社會現(xiàn)實，以及崇富、侮窮、欺窮成風的社會現(xiàn)實�！　�

　　權錢結盟使富豪人數(shù)少卻不僅對政策有很大影響力而且有操縱政策的能量；
人數(shù)眾多的貧民特別是貧困農民在法律上、在公共事務中被置于植物人地位而充當著沉默的大多數(shù)。所以，出現(xiàn)以下怪現(xiàn)象就一點不希奇：人大會議期間，某些政府官員可以利憑自己的人大代表身份，為阻撓《陽光法》出臺而胡攪蠻纏、無理取鬧；
而底層民眾作為教育漲價直接的和最大的受害者，卻未曾得到過機會在類似場合對漲價表示異議。窮人在法律上、公共事務上事實上的植物人地位，使他們在幾乎一切方面處于劣勢，其中，進城打工農民更是受到無盡刁難和欺侮。地方政府部門層層設卡，抬高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成本，他們從事的勞動風險高、強度大、報酬低，但子女讀書多花錢不說還受歧視。這種歧視既是思維定勢也是行為定勢，即使在表示一視同仁接納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仍在有意無意間處處刁難。最近某沿海城市要求農民工出示住房合同，子女方可入學�？赊r民工大多住工棚，哪來住房合同？有人根據(jù)個別極端事例杜撰出“仇富”說，但真正具社會傾向性的是對窮人的歧視和欺侮。這一傾向不僅表現(xiàn)在常見的抬高窮人入學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門檻上，更反映在把窮人當潛在罪犯，專門針對特定人群制定有違憲之嫌的差別性法規(guī)上。盡管這類性質法規(guī)已經釀成孫志剛慘案和類似慘案，但至今還有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提案，主張警察隨時有權檢查身份證，主張對外地人進北京實行“準入制度”。如果檢查身份證真成警察法定權力，根據(jù)以往事實就可知道，被隨時盯住檢查只會是窮人而決不會是富人，除非富人是負案在身的被偵察對象。至于“準入制度”，且不說該提案把全國人民的首都當國中之國有多荒唐，就針對性而言，外地人中首當其沖的，無疑又是窮人。

　　這種現(xiàn)狀下，貧困者生活特別艱辛、缺少希望，而且很難活得有尊嚴——不說別的，僅那些靠街邊擺攤、靠做點小生意謀生的人每天在城管驅趕下如驚弓之鳥的場面，就讓人長見識：勞動謀生竟會比作賊還狼狽�！　�

　　教育商品化還導致了許多悲劇性事件。有子女上大學的城鄉(xiāng)貧民家庭往往背上沉重債務。家長不堪重負而精神失常的、自殺的，近年年年發(fā)生；
大學里的貧困生承受不了高昂費用帶來的精神壓力選擇自殺的也年年發(fā)生。更令人震驚的是，學費壓力導致的精神失常、自殺不僅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低齡化。一個多月前又發(fā)生一起。7月10日，寧夏一位剛小學畢業(yè)的13歲女孩因成績不太好，為了幫父母省10萬元擇校費在家服毒身亡。教育商品化吞噬了很多年輕的生命，在這些被吞噬的年輕生命中甚至包括不少兒童，實在是社會的恥辱。這種悲劇頻頻發(fā)生，已是深刻社會危機的一個觸目驚心的表征。

　　在一個尊重公正的社會，利益應該向貧者傾斜——這不是恩惠，而是基于公正的補償⑧，如果反向傾斜，損不足而奉有余，社會便損失了最起碼公正。而在我國已有的種種反向傾斜中，教育商品化之下的教育排斥是連帶后果最多最具危險性的一種。它把存在已久的教育不公推向極致，令人矚目地充當了已成社會頑疾的財富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的催化劑，擴大了階層鴻溝和城鄉(xiāng)鴻溝，使本來就高度等級化而且越來越世襲化的畸形社會結構更趨固定。在這種分裂性的高危險社會結構下，可預料或不可預料的重大社會危機隨時可能爆發(fā)�！　�

　　教育本應推進社會公正，卻在所謂“產業(yè)化”名義下不僅已成種種社會不公中最惡劣、刺眼的不公正，并且是派生其他不公正并誘發(fā)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的根本性不公正，在加劇貧富差距、固化社會等級、加深社會鴻溝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

　　筆者曾斷言，教育產業(yè)化，“化掉了大學的精神，化掉了貧者的希望，化掉了社會公正”。六年來的現(xiàn)實對此作了最不幸的印證。

　　政府已經公開承認醫(yī)療改革的失敗，但最大的失敗是教育的失敗。承認這一點需要更大的勇氣。

　　2005年9月4日，上海證券報9月10日刊發(fā)。

　　注釋：

　�、僦灰�看一看公職人員的住院報銷表，就足以令人對我國醫(yī)療保障向權貴傾斜的程度大吃一驚。在公費醫(yī)療覆蓋范圍內，“公務員”（其實在我國就是官員和準官員代名詞）享有其他任何職業(yè)的公職人員無法享有的種種特殊補貼。這官本位體制下，權力體系中人如何為自己設置特權、如何將社會公共資源為我所用，由此可見一斑。

　�、诎⑸�.奧肯，美國學者，曾任總統(tǒng)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③⑥詹姆斯.杜德斯達著《21世紀的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94頁、267頁。

　�、堋督逃�：必要的烏托邦——蕭雪慧教育隨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引文出自該文集中的《南橘北枳的教育產業(yè)化》一文。（47-48頁）

　�、莸吕锟�.博克著《走出象牙塔》，徐小洲、陳軍譯，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160頁。

　　⑦城鄉(xiāng)高等教育機會差距達數(shù)百倍，乃根據(jù)新華網(wǎng)北京2月13日電披露的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guī)劃課題——“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相關研究結果。

　�、鄥⒁姽P者在《財富與社會公正》一文的相關論述。全文載《上海證券報》200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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