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農民工”是對進城打工農民的一種稱呼，是“農民”和“工人”雙重身份的疊加，即“在工地上我就是工人，回了老家我就是農民”[1]，這些像候鳥一樣定期在農村與城市之間遷徙的流動人口，從8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xiàn)，成為推動中國現(xiàn)代化的有效動力，他們作為廉價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支撐著中國經濟的高度增長和繁榮。

　　在城市空間中，“農民工”的身影經常是“不可見的”，他們或者被屏蔽在建筑工地的圍墻內，或者被封閉在廠房里，或者在深夜從事著城市的環(huán)衛(wèi)及其公路的維修與保養(yǎng)，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白天是他們的夜晚，城市的夜晚是他們工作的時間。但是，他們的身影會在每年的“春運”中浮現(xiàn)出來，會在因拿不到工錢而被迫自殺的新聞中出現(xiàn)，會在一次次礦難的深度報道中出現(xiàn)……“不可見的”農民工以“可見的”圖象、敘述再現(xiàn)于“大眾傳媒”之中。而對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們（包括筆者和本文的讀者），關于農民工的想象、理解無疑通過這些大眾傳媒的中介，或者說過濾。

　　簡單地說，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出現(xiàn)之后，農民工一般被稱為“盲流”，一些新聞記者和社會學者也以報告文學或社會學調查的方式開始關注農民打工問題[2].不久，就出現(xiàn)了《外來妹》（1991年）等熱播的電視連續(xù)劇。隨著1992年“南巡講話”以來，“民工潮”成為更普遍的社會問題。以發(fā)表打工者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為主的文學刊物《佛山文藝》、《外來工》獲得了幾十萬的銷量，“打工文學”也成為這個文學日益邊緣化的時代中引人注目的熱點。但與農民工相關的話題更多的是關于維權、拖欠工資等法律或社會問題，這包括深圳致麗玩具廠火災等安全事故、“河南人惹誰了”等地域與身份的歧視、春節(jié)前后農民工因拿不到工錢而出現(xiàn)自殺或報復承包商的事件以及外來工與外籍老板之間的勞資矛盾等等。2002年時任總理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把農民工歸入“弱勢群體”，提出“對弱勢群體給予特殊的就業(yè)援助”[3]，農民工也逐漸地成為社會苦難與底層的象征。2003年借“孫志剛事件”，新一屆政府廢除了實行近二十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年底溫家寶總理替農民工討工錢的行為成為新一屆政府確立親民形象的重要舉措，關于政府幫助農民工追討欠款的新聞也大面積出現(xiàn)在官方/主流媒體的報告中。而最近的政協(xié)十屆常委會，又提出“農民工正在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主要力量”的說法[4].

　　這些在報紙、雜志、電視、網絡等大眾傳媒中浮現(xiàn)出現(xiàn)的農民工表述，成為建構農民工想象的重要媒介。盡管大眾傳媒在某種意義上是“小眾”[5]的，除了電視或者準確地說是無線電視可以覆蓋中國大部分地區(qū)外，其他的媒介方式包括有線電視都被封閉在無論是人數(shù)還是地域上占大部分的鄉(xiāng)村之外，這與大眾傳媒作為現(xiàn)代都市傳播方式有關，但是90年代以來，大眾傳媒在當下生活中所發(fā)揮的功能越來越大，這與其說是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出現(xiàn)的標志，不如說是大眾傳媒成為建構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場域，抑或“在權力交換與重組中變動不居的”的文化的“共用空間”[6].

　　在這個空間中，農民工被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所借重，有時甚至成為支撐彼此矛盾敘述的修辭，比如“民工潮”一方面表述為中國實現(xiàn)非農化/城市化/工業(yè)化的標志，另一方面也被表述為“現(xiàn)代奴隸”、“包身工”等社會苦難與底層的象征。而媒介自身的背景也影響到關于農民工的表述，比如下面我要分析的《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使用“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來指稱礦難與《真理的追求》使用“包身工”來指稱農民工，雖然都借用社會主義時期的經典文本，但是其不同的選擇與這些刊物自身在90年代的不同意識形態(tài)背景密切相關。更為重要的是，關于“農民工”的敘述，并非來自于“農民工”的自我建構（當然，在“打工文學”中參雜了些許自我想象），而是“大眾傳媒”對“農民工”的追認、整合和命名，在這個意義上，關于“農民工”的話語可以讀解為葛蘭西意義上的“霸權統(tǒng)識”的爭奪戰(zhàn)，農民工在不同時期、不同媒介中被再現(xiàn)為不同的身份，是不同意識形態(tài)運作或協(xié)商的結果。

　　所以，本文并不是對農民工現(xiàn)象進行社會學、政治學或經濟學方面的分析，而是把“農民工”作為不同的文化表象進行意指實踐的“表征/再現(xiàn)”，或者說一個不斷被建構為“他者”的景觀，正如賽義德在《東方學》中把西方文化尤其是東方學研究領域中的關于中東或近東的文化表述作為建構西方主體身份的一部分，而關于農民工的表述，也在某種程度上，發(fā)揮著同樣的功能。這些在大眾傳媒中指認“農民工”的不同方式，與“農民工”在社會權力網絡中的位置密切相關，因此，我的工作就是呈現(xiàn)這些大眾傳媒中關于“農民工”的表述背后所隱藏的意識形態(tài)及其權力關系�；蛟S，這樣一篇研究報告很難被“農民工”所閱讀，這依然是對“農民工”的一種再現(xiàn)而已，但我希望這是一種關于再現(xiàn)的再現(xiàn)。

　　一、“農民/工”的起源或譜系

　　“農民工”來自于工人與農民的組合，而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與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關系的產生有著密切的關系。盡管“農民”及其所從事的生產似乎有著久遠的歷史，但農業(yè)生產是在與工業(yè)生產相對比的結構中才獲得意義的，因此，“農民”也是在與工人的關系中獲得意義的，可以說，農民的命名與工人一樣，是一種現(xiàn)代的發(fā)明，或者說農民和工人一樣都是現(xiàn)代性敘述的衍生物[7].而關于農民/工人以及階級的話語是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才逐漸確立起來的，或者說晚清以來的工業(yè)化進程，創(chuàng)造了近代的工人階級，隨之農民也獲得了新的含義，這成為討論“農民/工”問題的歷史背景。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敘述中，工人階級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而出現(xiàn)的，正如《共產黨宣言》中，資產階級時代的特點被描述為“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個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8]，可以說，工人階級在經濟上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即工業(yè)化大生產，在政治上屬于革命的主體即被壓迫階級的代表，在進步論和目的論的歷史敘述中被預設為人類歷史的主體，而農民的位置則被排斥在歷史主體之外。

　　一方面，農民是工人階級的來源，因為在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初始階段農民被強制剝奪土地而變成除了出賣勞動力“自由到一無所有的地步”[9]，支撐這種敘述的歷史經驗是英國的圈地運動，而與這種敘述相伴隨的是用“大工業(yè)生產”取代“農業(yè)生產”，即“大工業(yè)在農業(yè)領域中引起的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是剿滅舊社會的堡壘——‘農民’——而用工資雇傭勞動者去代替他們”[10]，在這種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資本主義化的敘述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前身，而工人階級是農民轉化的結果，這種敘述直到今天依然成為對“農民工”持樂觀態(tài)度的依據(jù)。

　　另一方面，農民或者準確地說是“法國農民”在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被比喻為“一袋馬鈴薯”，即“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shù)簡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11]，這就決定農民如果作為單個的馬鈴薯，他們不是一個階級，但他們被裝進“袋中”又是一個階級[12]，只是他們不能自已把自己裝起來，或者換作馬克思的說法就是“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13]，這種敘述是為了解釋路易·波拿巴如何獲得小農支持的，但也在政治上否定了農民的自主性，當然，農民階級更不占據(jù)歷史的主體位置。

　　在這種以生產關系為參照標準的歷史敘述中，農民階級由于其落后的生產關系而處于低級和需要被歷史“剿滅”的命運上。如果按照經典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工人階級是革命的主體，并沒有給農民階級預留下任何位置。在這個意義上，農民/農民階級被排除在歷史之外，但是自“十月革命”以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按葛蘭西的說法是“反《資本論》的革命”[14]，也就是說發(fā)生革命的區(qū)域不僅不是資本主義高度發(fā)達的地區(qū)，而是那些以農業(yè)為主體的工業(yè)化相對落后的國家，這就使得純粹的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被歷史驗證，反而是像中國這樣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作為同盟軍而完成的革命，農民恰恰處在歷史之中。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賦予了農民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主體位置，或者說把農民建構成一個“階級”，是對第二國際時期盧森堡、葛蘭西無法在西歐發(fā)達國家發(fā)動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革命所帶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的克服。

　　進一步說，農民是被線性進步的歷史觀排斥在歷史之外的[15]，但是在后現(xiàn)代主義、后馬克思主義等理論視野下所展開的對歷史目的論、進化論、階級還原論的批判，為反思農民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表述中的尷尬位置提供了可能。呂新雨在《<鐵西區(qū)>：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文中從第三世界/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的歷史出發(fā)，通過對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中的去物化或者說符號化的分析，推論出當代工人階級喪失歷史主體性的原因是“資本離棄了工人”，而“經典馬克思主義中對傳統(tǒng)農民主體性的否決，可以被視為當代工人主體性失落的前提”[16]，并提出“不是馬克思所期望和設想的最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不是資本主義占統(tǒng)治地位條件下的反資本主義革命，而是資本主義在它所確立的過程中所激發(fā)出的舊世界的反抗，恰恰是這種革命運用了社會主義的旗幟并獲得成功，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其實都不是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的結果，而是農民革命的結果”[17].這樣，用農民替換工人或者說在資本主義結構中把農民與工人放置同等的歷史位置上，就顛覆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賦予工人階級歷史主體性的敘述�？梢哉f，農民階級不但沒有離開歷史，反而成為推動歷史的動力。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敘述也建立在以沃倫斯坦為代表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理論和弗蘭克的依附理論對西方中心主義/普遍主義的批判之上，通過對“中心地區(qū)和邊緣地區(qū)”的劃分，把東方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結構內部的因素或者說把西方/東方、中心/邊緣作為共時的結構來處理，從而修正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歷史敘述中以西方為中心的進步觀[18].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把“農民工”看作是從農民演化為工人的過渡狀態(tài)，從而預設著歷史的進步與進步中的代價，就掉入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敘述的陷阱，盡管這種敘述包含了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批判，但是這種批判背后預設著烏托邦的前景，或者說用“明天更美好”的允諾來化解今天的苦難。

　　但是，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依然是當下世界或中國的宏大敘事，“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以對農民、農業(yè)的掠奪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無論是資本主義的英國還是社會主義的中國、蘇聯(lián)，都是同一個歷史動機的不同演繹”[19]，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工”的問題也不得不放置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語境中來理解，諸如社會主義革命、戶籍制度等深刻影響中國當下社會生活的“歷史事件”，都與這個“宏大敘事”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與其說這些“歷史事件”阻礙了或逃離了“宏大敘事”，不如說它們是“宏大敘事”的一部分[20]，歷史也遠沒有終結[21].

　　二、“盲流”與民工潮

　　“民工潮”第一次出現(xiàn)在1989年春天，“引起了全社會的震動，也成了全社會關注的焦點”[22]，當時的媒體普遍使用“盲流”來指稱“農民工”�！懊ち鳌笔菍Α懊つ苛鲃印钡暮喎Q，這來自于1952年中央勞動就業(yè)委員會提出要“克服農民盲目地流向城市”的政策，到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發(fā)布《公安部關于加強盲流人員管理工作的通知》還依然使用這個名稱。

　　當時之所以能夠引起社會的震動，是因為改革開放前，農民是不能進城打工的。鄉(xiāng)下人/城里人作為一種不僅僅是區(qū)域分隔更是等級或階級分化的身份標識，使農民戶口/城市戶口成為眾多社會身份中分外重要的一個。這種戶籍制度或者說嚴格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是為了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初期更好地從農業(yè)生產中積累原始資金而不得不采取的制度安排[23].改革開放以后，首先啟動的是在農村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而后是城市雙軌制的改革。但1984年出現(xiàn)賣糧難以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異軍突起”調整了農業(yè)生產的結構，當時的政策是農民“離土不離鄉(xiāng)，進廠不進城”，這種就地解決農業(yè)人口非農化的方案沒有形成民工流動。隨著“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務工經商”（1986年農業(yè)一號文件），農民開始離開鄉(xiāng)土，這樣就出現(xiàn)了由西部向東部、鄉(xiāng)村向城市、欠發(fā)達向發(fā)達、內陸向沿海的內部移民，當然，許多農民工不僅流向城市或大城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流向東部鄉(xiāng)村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或者流向勞動力缺乏的寧夏新疆等西北地區(qū)[24].

　　這究竟是新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還是“重演的故事”[25]呢？從歷史上看，“民工進城”并不是80年代末期才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按照上一節(jié)所分析的，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進程必然造成農民向工人的轉化，因此，自晚清“洋務運動”以來的工業(yè)化運動，“民工潮”就已經出現(xiàn)了，在這個意義上，“民工潮”是一個重演的故事，但是，這種歷史追溯固然能夠把民工潮的問題引向對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的討論中，但卻忽略了80年代末期出現(xiàn)的民工潮有著更為復雜的歷史動力，這種微妙的變化可以從“民工”與“農民工”的不同稱呼上呈現(xiàn)出來。

　　與建國前出現(xiàn)的“民工”不同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或者說作為既得利益的“工人階級”是受到社會/國家保護的，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工”才與晚清以來形成的“民工”具有不同的含義，如果說后者的“民工”基本上與“工人”是同義詞的話，那么這里的“農民工”卻不是工人階級。在1953年出版的《民工衛(wèi)生》中可以看出這里的“民工”是指建國初期參加“大規(guī)模的經濟建設”的勞動人民。這本書屬于《愛國衛(wèi)生叢書》，其分類為“工廠衛(wèi)生、礦山衛(wèi)生、農村衛(wèi)生、城市衛(wèi)生、部隊衛(wèi)生、交通衛(wèi)生、個人衛(wèi)生、學校衛(wèi)生、民工衛(wèi)生、婦女衛(wèi)生、孩子的衛(wèi)生……”等等，“民工”既不屬于“工廠”也不屬于“農村”，而是屬于“大工程的工地——廣大的露天工廠”，但在具體的敘述中，“民工”又與“工人”混合在一起，比如《怎樣搞工人生活》一節(jié)中，“工人生活，就是民工到工地后的衣、食、住、行，也就是工地環(huán)境衛(wèi)生”[26].這充分說明，“民工”從事著工業(yè)勞動，但是他們又不屬于工廠里的工人。在這里，“民工”的處境已經類似于“農民工”了。

　　“民工潮”引起了一些新聞記者的關注，于是，出現(xiàn)了一些關于“民工潮”的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在80年代文學、文化地形圖中占據(jù)著特別突出的位置，在某種程度上，報告文學充當了新聞調查的功能。葛象賢、屈維英在對1989年春節(jié)后出現(xiàn)的民工潮進行三個多月的追蹤尋訪的基礎上，于1990年出版了《中國民工潮——“盲流”真相錄》（簡稱《真相》）的報告文學，把剛剛出現(xiàn)的“民工潮”比喻為“中國古老的黃土竟然流動起來了——那象黃土一樣固定的中國農民開始象潮水一樣流動起來，而且勢頭很猛”，這里的“黃土”與陳凱歌的電影《黃土地》一樣是80年代以來對“中國”特有的修辭方式�！澳屈S土啊，是多么的長久，多么的厚重，多么的悶寂，多么的慵懶，多么的灰面土臉，黃里巴吉。我們親身經歷了那里‘學大寨’、戰(zhàn)天斗地、改土造田，然而黃土依然是那樣的黃土，黃土地上的農民依然象黃土那樣沉郁、冷漠、戀鄉(xiāng)、僵化……，依然是那樣的窮困潦倒，不追求如何目標，生下來時老天安排他們怎樣生活就一直照樣生活下去，直到死了歸葬黃土，而下一代也是如此�！盵27]在這種靜止的、去歷史化的敘述中，中國/黃土/農民變成了循環(huán)往復的、沒有生機的存在，正是這種靜止的狀態(tài)賦予“民工潮”以流動的形象，正如作者手記所寫“當腳下的黃土也流動起來的時候，中國就會真正、徹底地變”。

　　在《真想》一書中，作者把“民工潮”比喻為“倒插隊”，把“工仔樓”、“工妹樓”命名為“知青點”，認為民工青年到城市打工是與60年代城鎮(zhèn)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正好相反的歷史運動，“這是因為歷史雖不會重演，但有時卻十分相似，甚至細節(jié)”[28].“上山下鄉(xiāng)”與“民工潮”確實是建國后發(fā)生的兩次比較大的人口流動，如果說前者是為了解決城市勞動力過剩[29]，那么后者則是為了解決農村中的人口剩余問題[30].暫且不談背后的政治經濟學動力，這種“相似的歷史”的敘述已經抹去歷史自身豐富的差異性，“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敘述與“農民工”背井離鄉(xiāng)是不同意識形態(tài)下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重提“上山下鄉(xiāng)”的歷史記憶是為了建立歷史的相似性，以便在這種類比中，把“民工潮”鑲嵌到已經斷裂的歷史之中。

　　在《真相》中，還把“民工潮”類比于美國19世紀的“西進運動”。“19世紀席卷美利堅合眾國的‘西部浪潮’——生氣勃勃的美國人瘋狂般地向西部移民，吸引他們的是土地、草原、財富和機會”[31]，而在楊湛被收入“珠江三角洲啟示錄叢書”的《洶涌民工潮》的結語中則提到“在美國，200年來第一次出現(xiàn)了遷往農村的人口遠遠超過遷往城市的人口的現(xiàn)象”[32].這種把從鄉(xiāng)村遷往城市的“民工潮”與從東部城市向西部開拓的美國人放置在一起的敘述，無非為“民工潮”預設了一個美好的前景，而這個美好的前景被進一步表述為“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因為美國西進農民“那吱吱作響的大車，把資本主義制度從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33]，從而作為“民工潮”具有歷史進步性的證明，但是美國“西進運動”與中國“民工潮”之間的歷史差異在于前者不僅僅是與農民有關的運動，還是包括大地產商在內的以土地換金錢的“開發(fā)西部”，可以說，“西進運動”在土地市場化基礎上形成的金融資本成為美國完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重要過程[34].

　　第三種關于“民工潮”的修辭方式是把“民工潮”比喻為“出國潮”。在《真相》中“從民工潮我們聯(lián)想到了這幾年另一股波及全國的潮水——出國潮。出國潮的弄潮兒多是青年學生和中青年知識分子”[35].把“出國潮”的群體指認為“知識分子”，并建立一種關于知識分子從中國的“士”階層以來都是“在流動中謀生”的敘述，用這種敘述來參照“中國的農民，亙古以來就象膠著的黃土�，F(xiàn)在他們竟也流動了起來”的歷史意義。這種農民/知識分子的敘述依然延續(xù)了社會主義話語中對農民/知識分子的劃分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一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動力”的觀念，“因為這是由靜到動、由僵到活的變化，而且發(fā)生在中國社會的根基部分。從此中國社會不再是構筑于凝固的黃土之上，而是浮載于流動的黃土之上了”[36]，因此，在農民/知識分子的對立中，就遮蔽了另外兩種移民，一種是通過教育體制由農村轉入城市的少數(shù)精英，另一種則是或合法或非法（偷渡）的跨國打工的事實。而在《洶涌民工潮》一書中描述“民工潮”現(xiàn)象時也把國內移民比喻為跨國移民，比如把聚集在珠江三角洲的操持各種方言的農民工比喻為“聯(lián)合國”，把農民工沒有正式戶口的處境比喻為沒有“綠卡”，“因為她們沒有一張長期留居城市的‘綠卡’——也許移居美國所需的那一張‘綠卡’，也沒有在中國之內從農村移居城市的長住戶口那樣難搞到吧”[37]，這無疑暗示著“農民工”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而無法享有合法“身份”的處境，而沒有“綠卡”的非法身份卻成為充當廉價勞動力的保證[38].

　　“民工潮”與“出國潮”之所以能夠構成轉喻關系是因為在“打工/出國”的背后是“黃金海岸”的誘惑，正如《洶涌民工潮》的內容提要中所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鄉(xiāng)土觀念最強的中國農民再也抵不住南國商品經濟繁榮的誘惑和吸引，紛紛背離祖先眷戀了數(shù)千年的故鄉(xiāng)本土，從全國各省區(qū)地向珠江三角洲滾滾流動，5000萬民工蜂涌南下，投奔‘黃金海岸’”[39]，在這個意義上，資本/金錢成為解釋“民工潮”的歷史動力，諸如商品經濟、競爭意識、“炒魷魚”“跳槽”等新詞匯作為取代“鐵飯碗”的標志，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人只有能自救，上帝才會拯救你——‘打工仔’們，你別無選擇”[40]的邏輯，也成為對新的游戲規(guī)則進行辯護或論證的話語方式。

　　可以看出，關于“民工潮”的敘述是在一系列轉喻性的修辭中完成的，“民工潮”被比喻為“倒插隊”、“西進運動”、“出國潮”，在這些“高難度”的歷史對接中，所要實現(xiàn)的是對“民工潮”的樂觀主義敘述，諸如“在對民工潮三個月、上萬里的追蹤中，我們看到的并非是一股股到處橫流的盲目的禍水，而是一幅離開農村、離開家鄉(xiāng)的農民走向新的生活，追求現(xiàn)代文明的氣壯山河的進軍圖”[41]，或者“民工潮的出現(xiàn)，是歷史的進步，是社會的進步”[42].而這種歷史對接的實現(xiàn)不僅把放棄以農業(yè)生產為代表的農耕文明作為“歷史的進步”，而且“民工潮”之前的中國歷史被以靜止化、去歷史化的方式徹底否定掉，這種在分享由農業(yè)到工業(yè)的線性現(xiàn)代化邏輯下虛構了一個創(chuàng)世紀開端式的進步敘述，成為重新建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邏輯的一部分。

　　三、“外來妹”與跨國想象

　　在上一節(jié)中，我提到“民工潮”的一個修辭方式是類比于“出國潮”，如果聯(lián)系到90年代初期兩部熱播的電視連續(xù)劇《外來妹》（1991年）與《北京人在紐約》（1993年），就可以看到在“外來妹/女性”的“城市想象”與“北京人/男性”的“美國夢”之間有著更為微妙而復雜的性別邏輯和欲望邏輯。

　　90年代以來，電視作為強勢媒體的地位凸現(xiàn)出來，并且從覆蓋地區(qū)上說，電視成為名副其實的“大眾傳媒”�！锻鈦砻谩肥亲钤绶从硰V東地區(qū)外來打工者生活的電視劇，1991年播出后獲得極大的成功。講述了一群來自偏遠山區(qū)的姑娘到廣州打工的經歷，呈現(xiàn)了這個群體尋找自己的身份和位置過程中的眾生相，以一個成功步入管理層的形象昭示了外來妹的希望。“從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外來工尤其是外來妹作為一種‘新生事物’，作為‘社會進步’的標志”，而如《外來妹》這樣的電視劇也“大都仍在‘城市/鄉(xiāng)村’、‘文明/愚昧’的二項對立的表達中，把離鄉(xiāng)離土的姑娘表現(xiàn)為勇者，一種戰(zhàn)勝陋俗、戰(zhàn)勝偏見的成功者”[43].為什么在“民工潮”剛剛出現(xiàn)的歷史時刻，諸如《黃山來的姑娘》、《外來妹》等女性成為“農民工”在“大眾傳媒”中顯影的方式呢？這種把農民工/女性的身份疊加在一起的表述，不僅僅遮蔽了男性農民工的存在，而且是把階級問題轉移為性別問題的重要策略。

　　《外來妹》主題曲是《我不想說》（“我不想說，我很親切；
我不想說，我很純潔；
可是我不能拒絕心中的感覺，看看可愛的天，摸摸城市的臉，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許多的愛，我能拒絕，許多的夢，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記你的笑臉，想想長長的路，擦擦腳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節(jié)，一樣的天，一樣的臉，一樣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樣的路，一樣的鞋，我不能沒有你的世界”），這首由楊玉瑩演唱的情歌，傳達的是“我不能拒絕心中的感覺”、“我不能沒有你的世界”、“我不能忘記你的笑臉”，而“你”與其說是某個具體的情人，不如更是“城市”、“城市的天空”，在這個意義上，這首歌表達了鄉(xiāng)村姑娘對“城市”的向往，“不管明天什么季節(jié)”都會“擦擦腳下的鞋”，走上通往城市的“長長的路”，鄉(xiāng)村/城市的欲望邏輯就建立在女性/男性的性別關系之上。

　　如果對照劉歡演唱的《北京人在紐約》的主題歌《千萬次的問》（“千萬里我追尋著你，可是你卻并不在意；
你不像是在我夢里，在夢里你是我的唯一。Once，once again，You askme，問我到底愛不愛你，Once，once again，I ask myself，問自己是否離得開你。我今生看來注定要獨行，熱情已被你耗盡。我已經變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卻依然是你。Once，onceagain ，You ask me ，問我到底愛不愛你，Once，once again，I ask myself，問自己是否離得開你，Once，once again，You ask me，問我到底恨不恨你，Once，once again，Iask myself，問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在這種男性愛戀的獨白中，表達的是“我/中國”對“你/美國”的一往情深，但“你卻并不在意”。在“問自己是否離得開你”、“問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的苦苦“追問”中，與其說表達了“北京人/男性”對“美國夢”的“重估”，不如說更是一種“無奈與失望”[44].在這里，北京/紐約、中國/美國的欲望關系也是放置在男性/女性的性別關系之中來完成的。

　　盡管“外來妹”與“北京人在紐約”使用了不同的性別策略，但個人主義式的成功故事，就成為“類似‘美國夢’式的表述，固然關乎‘個人’話語與空間的構造，但更為重要的，是它無疑會在中國的特定語境中，還原為‘階級’話語的構造”[45]，或者說，這種由鄉(xiāng)村/城市到中國城市/美國城市的等級分明的想象中，共享了同一個邏輯，就是資本力量強弱下的欠發(fā)達地區(qū)/發(fā)達地區(qū)的欲望關系，在這種中心/邊緣的邏輯中，“北京”既是中國鄉(xiāng)村的“城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又是美國紐約的“鄉(xiāng)村”，而正是這樣一種國際間的落差、城鄉(xiāng)的落差，還有性別的差距，使資本增值獲得了可能，或者說尋找差異是資本內在的邏輯[46].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外來妹”作為農民工的指稱本身，是用一種突顯性別的方式，而不僅遮蔽了男性打工者，更重要地是實現(xiàn)著一種階級話語的轉移，或者說把階層的流動具象化為性別場景，從而消解農民工自身所攜帶的階級想象。

　　四、打工文學與自我想象

　　隨著90年代市場化/商品化以來，純文學期刊普遍面臨被邊緣化的命運，但是以刊登打工文學為主的《佛山文藝》及其半月刊《打工族》卻獲得了市場上的成功，它們成為“打工仔放在褲兜里的雜志”[47].《佛山文藝》原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地市級文藝刊物，80年代末期，開始把讀者定位在外來工，以發(fā)表打工青年寫作的文學作品為主，發(fā)行量增加到四五十萬冊，號稱“中國發(fā)行量最大的文學期刊之一”和“中國首家文學半月刊”[48].1993年《外來工》從《佛山文藝》中分離出來，成為專門針對“農民工”的綜合刊物，2000年11月《外來工》正式改名為《打工族》，原因是“外”字帶有歧視性。

　　對比《佛山文藝》與《打工族》兩份雜志，從封面上說，屬于同一個風格，都是青春靚麗的女性�！斗鹕轿乃嚒返姆饷鏋閱紊砼�性，《打工族》則略有不同，上半月的封面為單人照，下半月為雙人照[49].或許出于經濟上的考慮，這些封面女郎幾乎都不是有名有姓的影視明星，而這種始終如一的設計風格與其說是編者把閱讀對象定位為“男性讀者”，不如說是為了迎合初高中文化水平的打工青年。

　　從內容上看，《佛山文藝》偏重于文學，即使是“打工文學”，在很大程度上也與打工的切身生活沒有直接關系，而欄目設計也多為“新人類物語”、“生為女子”、“實力派文本”、“愛到真時真亦假”、“新民間話本”、“風味吧”、“人生百態(tài)”、“另一種感覺”等青春時尚的話題�！洞蚬ぷ濉返亩ㄎ皇恰耙环葜v述打工一族自己故事的綜合文化期刊”，其欄目安排多為“成功高速路”、“打工警世錄”、“心靈之約”、“藍珠熱線”、“打工法眼”、“打工奇情”、“打工眾生”、“打工吶喊”、“為自己喝彩”、“情感流水線”、“丑陋的打工人”、“打工e 人類”、“打工俱樂部”、“開心互助營”等與“打工生活”相關的話題來展開，文章幾乎都是打工者寫作的，也有一些編輯與打工者之間的對話或互動，使《打工族》這一“全國首家面向打工者的暢銷期刊”營造一種“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宣傳語）的氛圍，以獲得打工者們的認同。

　　雖然兩份刊物的內容有些差別，但是從在刊物上投放的廣告來說，基本上是一樣的，都是發(fā)家致富、培訓學�；蜥t(yī)療保健類的廣告，銷售商品的廣告也多為百元以下的物品（目前刊物的定價為4元左右），包括頁尾上的征婚啟事也大同小異，從這些征婚廣告中，也可以看出其讀者群多為廣州和海南，這說明，兩個刊物的受眾基本上還是同一個群體，編輯只是在趣味上做了區(qū)分（兩個刊物的編輯幾乎是重合），在這個意義上，能夠對同一個讀者群進行再分層，充分顯示了兩個刊物的市場能力。而這些雜志對打工者詢喚出了什么樣的想象，或者說打工者在這些雜志中找到了什么樣的自我認同呢？

　　《佛山文藝》最早是因為刊登“打工文學”而獲得成功的。而“打工文學”這個命名本身則延續(xù)了在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修辭方式當中用題材或作家的身份來區(qū)分文學創(chuàng)作的慣例。80年代末期張偉民在《大鵬灣》發(fā)表了反映打工生活的小說《我是打工仔》，90年代初期，安子的《青春驛站——深圳打工妹寫實》出版并暢銷，“打工文學”也開始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在這個時候，以《佛山文藝》為代表的打工刊物成為首發(fā)打工文學原創(chuàng)作品的雜志。而在本文所分析所有關于農民工的話語中，也只有“打工文學”是來自于“農民工”自己的創(chuàng)作，從這個意義上說，或許只有“文學語言”這一似乎最廉價的媒介方式才有可能為“農民工”所使用。

　　“打工文學”具有雙重含義，一是打工者寫的文學作品，二是描寫打工生活的作品，一般說來，這兩種含義是彼此重疊在一起的，即打工者寫的表現(xiàn)打工生活的作品。而關于“打工文學”的討論竟也與“民工潮”使用了相似的修辭方式，比如把“打工文學”類比為“知青文學”或者是美國在西部開發(fā)中所涌現(xiàn)出來的“西部文學”即美國的“打工文學”[50]，這種敘述依然是在“知青下鄉(xiāng)帶來都市文化對鄉(xiāng)村文化的輻射，而打工者進城則標志著農業(yè)文明接受工業(yè)文明的洗禮”[51]的都市/鄉(xiāng)村、工業(yè)/農業(yè)的二元對立的結構之中。

　　如果從文學風格上來說，“打工文學”幾乎都是現(xiàn)實主義作品，因為這種再現(xiàn)方式使生活/文學變得更“透明”，也更容易把自我投射到文學語言中。簡單地說，“打工文學”大致包含三個主題：復雜的城市想象、作為外來人/都市人/邊緣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和打工者與老板的矛盾斗爭[52]，其中老板與打工者的壓迫關系往往放置到老板（男性）/打工者（女性）的性別修辭中來完成[53].而最近幾年，發(fā)表在《佛山文藝》上的“打工文學”也發(fā)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很少看到反映打工者自我奮斗或坎坷打工路的作品，而更多地是都市情愛故事。這可以從2001年和2002年的“編者提示”中看出，比如“或許，后現(xiàn)代社會一切傳統(tǒng)的東西都被解構了，愛情也一樣，已經沒有了統(tǒng)一的標準”（2001年10上半月）、“女人與男人的戰(zhàn)爭，是一場永遠不會結束的游戲？”（2001年11上半月）、“有這么多自作多情的男女，這個世界于是變得很好玩”（2001年11下半月）、“怎一個‘情’字了得——本期奉獻的是：現(xiàn)代社會里形形色色的情愛故事”（2001年12月上半月）、“都市的生活很精彩，都市的人們也很無奈”（2001年12下半月）、“這世界做女人不易，其實做男人更難”（2002年1下半月）、“現(xiàn)代情感，豐富而迷離；
不斷追尋，不斷失落”（2002年2上半月）、“這一代‘新’人，真是說明都無所謂了。沒有目標、沒有責任，只有自己”（2002年2下半月）等關注都市情感、現(xiàn)代生活和人生感悟的主題。

　　更多展現(xiàn)打工生活的是《打工族》，在刊登的一封讀者來信中，“我想，打工族（包括我在內）都想把自己在打工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挫折等傾吐出來，都渴望有自己訴說心聲和得到指點的空間”[54]，這不僅僅是讀者/打工族的心聲，更是編者所試圖創(chuàng)造的“空間”，但是，填充這個空間的卻是賺人眼淚的親情故事、離奇的情愛寫真或根據(jù)社會法制新聞寫成的報告文學，“訴說心聲”已經變成了善惡分明的倫理劇或道德劇。打工者在正義與邪惡的敘述中確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德信念，在“許多用金錢買不來的幸�！焙汀啊�萬能’的金錢在無價的真情面前，是那么渺小”[55]的溫情中獲得精神上的優(yōu)越感，在“我們被人群拋棄了，但是我們不能拋棄我們自己”[56]的自我勵志中完成對現(xiàn)實遭遇的“想象中的解決”……在這個意義上，《佛山文藝》、《打工族》等打工雜志與其說為“農民工”提供了通過“文學”來再現(xiàn)生活的空間，不如說更提供了一份抹去現(xiàn)實苦難的精神與道德的撫慰。

　　五、“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與“包身工”

　　在《三聯(lián)生活周刊》等以都市中產階級為期待讀者的雜志中，關于農民工的論述并不多，除了那些討論新富階層的專題中涉及貧富分化的問題時農民工往往作為“貧困”的標志之一而出現(xiàn)外，農民工只出現(xiàn)在特大安全事故的新聞中，尤其是關于礦難、礦工的報道。僅2001年和2002年就有《煤坑怎樣變成墓穴？——礦工和礦主用生命賭博》（2001年第32期）、《南丹礦的死亡“陰謀”》（2001年第33期）、《為了61個階級兄弟》（2001年第49期“封面故事”）、《雞西礦工活著的代價——“生產必須違章，不違章不能生產”》（2002年第27期）、《繁峙礦難調查：黃金打破平衡——豐富的黃金與國家級貧困縣》（2002年第28期）等五篇重點文章。

　　煤礦工人是工業(yè)文明的典型代表，現(xiàn)在農民工成為非國營煤礦的主力軍，在這些中小型煤礦中，安全生產存在著嚴重的隱患，使得煤礦事故頻頻發(fā)生，關于“礦難”的新聞，也成為“大眾傳媒”報道最多的生產事故。在這些報道中，往往集中在安全生產的角度，而《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01年第49期）把山西呂梁礦難的新聞作為“封面故事”，卻使用了《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作為標題，其封面是從漆黑的礦井中埋頭奮力往外爬的礦工。之所以使用這個名稱，文中并沒有過多地論述，似乎是因為“呂梁一個星期兩起特大事故，那是61條人命啊”[57]，但是從讀者的角度，使用“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依然可以喚起其作為中學語文經典課文的記憶。

　　《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是一篇收入中學語文課本的報告文學，講述的是1960年山西省平陸縣修路民工不幸發(fā)生中毒，為了搶救六十一個階級兄弟，從衛(wèi)生部、空軍領導機關及指戰(zhàn)員、北京的特藥商店、平陸縣委會、郵電局、交通局及廣大群眾都投入了救援，終于把急需的藥品“二巰基丙醇”及時送到、搶救成功的故事，反映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yōu)越”（課文結尾句）�！半A級兄弟”指的是“農民階級”，即山西省為支援三門峽工程而修建的一條從芮城風陵渡到平陸南溝的省級公路的民工，正如我在第二節(jié)中所論述的這里的“民工”更像今天的“農民工”，他們在農民階級作為工人階級同盟軍的意識形態(tài)敘述中被建構為“階級兄弟”，盡管這種階級情誼也是特定意識形態(tài)敘述的產物[58]，但是《三聯(lián)生活周刊》借用的這個名稱并沒有突出“階級兄弟”的概念，或者說，講述了一個正好相反的故事。

　　這篇報道從“過去的一個月里，死亡在山西不再是什么重大事件”的司空見慣的“礦難”入手，反思的是政府對煤炭業(yè)的管理制度。80年代國家為了緩解能源緊缺而鼓勵發(fā)展小煤窯，煤炭也成為貧困地區(qū)發(fā)家致富的依靠，但2001年6月份，國務院又下達了《關于關閉國有煤礦礦辦小井和鄉(xiāng)鎮(zhèn)煤礦的緊急通知》，而政府對煤礦并沒有給予任何補償，于是，這篇深度報道就建立了這樣一種敘述“20多年前，依靠行政手段保證著煤礦安全領導的權威性，然后對產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開發(fā)，使得安全規(guī)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現(xiàn)在哪怕安全管理機構制定出再完備的制度，也已經不被管理對象包括制定者發(fā)自內心地尊重和遵守，因為這種安全管理實質是‘人治的法規(guī)’”，盡管“人治的權威性，在經歷了市場經濟的導入后，已經被現(xiàn)實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然而，對領導權威的路徑依賴仍在持續(xù)并進一步強化”，因此，“為了61個已經死去了的階級兄弟，我們必須用盡可能快的速度和盡可能少的代價，找到那么一個好的制度的權威。對于一個社會來說，制度的權威的缺失也許是比腐敗更嚴重的問題”[59].

　　這種敘述一方面把煤難事故歸結為“比腐敗更危險的”人治的管理制度造成的，另一方面把“市場經濟”作為消解“人治”的良方，但作者認為“使得安全規(guī)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的原因是“對產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開發(fā)”，而并沒有解釋“對產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開發(fā)”的動力又是什么。這種對政府/官方的制度批判，似乎非常符合《三聯(lián)生活周刊》所代表的民間立場或市民社會的聲音，但是卻忽略了礦難事件背后的發(fā)展主義/現(xiàn)代化邏輯。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是政府/人治的制度使“市場經濟”發(fā)育不完善造成了今日礦工的歷史悲劇，不如說“市場至上”的經濟發(fā)展造成了“生產必須違章，不違章不能生產”的原始資本主義初期的殘酷。

　　對這種現(xiàn)實殘酷的表述在諸如《真理的追求》、《中流》等1989年以后出版的“老左派”雜志中表現(xiàn)的更為充分。在這些基本上延續(xù)了經典社會主義立場的論述中，“不能丟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8期）和“站在最大多數(shù)勞動人民的一面”（《中流》1998年第3期）的立場使他們對于“私營企業(yè)主是不是資產階級”、“私營企業(yè)主是不是社會主義勞動者”、“資本家能不能當勞�！薄ⅰ百Y產階級能不能入黨”、“私有化”、“股份制”等問題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這些討論從90年代初期雜志創(chuàng)刊開始，一直延續(xù)到2001年7月1日中共建黨八十周年被�？癁橹筟60].除此之外，諸如《“拉美模式”給我們的警示——談21世紀的中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12期）、《質疑新自由主義規(guī)則下的全球化》（《中流》2001年第4期）、《知識經濟的底蘊和中間階級的政治內涵》（《中流》2001年第7期）等問題也成為是他們討論的話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與《三聯(lián)生活周刊》借用“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的修辭不同，針對非法勞務、打工妹等問題，“老左派”們借用《包身工》來指稱這些“原始的資本主義”下的苦難。與《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一樣，《包身工》也一篇中學語文的經典課文，是左翼作家夏衍寫的報告文學，講述的是生活在舊上海/舊社會的東洋紗廠的“包身工”的故事，揭示了帝國主義/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和壓榨，進而論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合法性。早在1994年《真理的追求》就轉載了《婦女生活》（1993年6期）上的一篇《今日的包身工——三十一個中原打工妹在石獅的遭遇》[61]的文章，這篇文章記述了90年代初期河南打工妹去石獅的“三資企業(yè)”打工卻遭受“無休止的高強度勞作”的故事，作者把“這種對雇傭工人瘋狂剝削和殘酷虐待的丑惡現(xiàn)象竟又死灰復燃”的現(xiàn)象類比于《包身工》的歷史語境，這一方面暗示著“三資企業(yè)”如同當年日本在上海的紡織工業(yè)，從《請看今日中國“原始的資本主義企業(yè)”》（《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2期）和《私企外企工人境遇堪憂》（《中流》2001年第6期）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出這種修辭方式，另一方面，這也就把“當下”比喻為“舊社會”，進而來批判或顛覆了“當下”的合法性。

　　用這些“耳熟能詳”的中學課文來指認當下的社會現(xiàn)象，這與其說是要借用課文自身所負載的意識形態(tài)性[62]，不如說是對原有課文的一種挪用。如果說《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是用社會主義時期的故事來批判“人治的規(guī)則”，而《包身工》則是用舊社會的故事來取消“當下”的合法性。這樣兩種借用“農民工”問題來完成的對現(xiàn)實的批判，一個雖然用“階級兄弟”但卻不談階級問題，另一個則繼續(xù)使用“階級”、“剝削”等詞匯，而前者的敘述恰恰是建立在對后者敘述的拒絕之上的，因此，這種敘述回避了后者所揭示的階級矛盾，但是承認階級矛盾的事實并意味著要接受后者的解決方案，在這個意義上，需要的或許是另外的敘述可能性。

　　六、“弱勢群體”與底層想象

　　在官方媒體中，“農民工”一般在農村或農業(yè)問題中來論述，把“農民外出打工”作為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方式，直到2002年，在前總理朱镕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農民工”被放置到或命名為“弱勢群體”。“工作報告”中要求“對弱勢群體給予特殊的就業(yè)援助”，這是在“擴大和培育內需，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應“首先必須增加城鄉(xiāng)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培育和提高居民的購買力”的第四條“積極擴大就業(yè)和再就業(yè)。這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徑”中提出的[63].

　　“弱勢群體”原是指身體有殘疾或智力有障礙的群體，在已故作家王小波的一篇流傳廣泛的雜文《藝術與弱勢群體》的文章中，“弱勢群體”就指非正常智商的人群[64].而《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提到的“弱勢群體”具體包括下崗職工、“體制外”的人、進城農民工、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這四類群體，之所以要把他們劃歸為“弱勢群體”，是因為“目前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還覆蓋不了他們，需要政府單獨立項拿出錢來援助”[65]，“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之外的處境使得他們成為“弱勢群體”，但是，這里的“弱勢群體”依然有一個非常清晰的邊界，就是城市，城市之外并不在“弱勢群體”之內。

　　與“農民工”相比，下崗職工、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原來都在單位制的庇護之下，而現(xiàn)在他們成了體制外的人群，“弱勢群體”似乎成為對“體制外”的保護。因為“‘單位制’是改革前中國城市社會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是以追求效用的最大化為目標的，只不過，它所追求的不是經濟效用的最大化，而是社會效用的最大化”[66]，所以進入單位制，就意味“生老病死有依靠”，但是隨著90年代中后期住房改革、醫(yī)療改革、教育改革，或者準確地說，是把住房、醫(yī)療、教育產業(yè)化/私有化的舉措已經使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種種制度安排“今非昔比”，因此，體制（單位制）內/外已經很難作為社會身份的標識。在這個背景下，“弱勢群體”與其說處在“體制”之外，不如說他們處在“社會就業(yè)”之外，或者說他們被社會所淘汰，但問題在于，“農民工”并不像下崗職工、“體制外”的人、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一樣被社會所放逐，“農民工”是社會建設的主力軍，在這個意義上，“弱勢群體”對于“農民工”來說，與其說承認了“農民工”的弱勢地位，不如說是依然沒有給“農民工”作為工人或勞動者的身份，而被放逐到“社會”之外。

　　與此同時，“農民工”也成為社會苦難和社會底層的象征。2000年前后，“民工”的形象不斷地出現(xiàn)在中國先鋒藝術家的作品中，成為他們進行藝術再現(xiàn)和借重的對象。早在1996年，行為藝術家羅子丹在其“都市行為藝術”系列中，就有一部是《一半白領，一半民工》（1996年12月）的作品，具體“行為”是羅子丹把自身裝束分成了兩半邊——一半穿是高級白領服飾，一半是粗舊的補丁衣服和漏出腳趾粘著干泥的布膠鞋。把“白領”與“民工”并置在一起，既暗示他們都處在同一都市空間中（甚至都可以稱為“打工族”），又突現(xiàn)彼此之間的在身體語言、行為方式上的對立。

　　2001年8月，舞蹈家文慧在未建成的遠洋藝術中心中排演了《與民工一起舞蹈》的現(xiàn)代舞，演員由十幾名專業(yè)舞者與30名民工組成，舞臺是正在向著藝術中心改建、四壁裸露著水泥的舊紡織車間（遠洋藝術中心是遠房地產公司出資改建的，由先鋒建筑師張永和設計），道具是20臺縫紉機和汽油桶，用來再現(xiàn)20世紀70年代紡織廠的場景。演出時并沒有固定的舞臺，觀眾和演員混在一起，民工們則赤裸著上身，唱著山歌，在黑暗中打亮手電，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喊話”等。策劃人之一吳文光的解釋是“這是一個舊工廠，即將被變成一個所謂的藝術中心，這幾乎是中國目前時代轉變中的典型的一個例子，舊的工廠被淘汰，新的所謂的藝術中心即將進入，但中間充滿了一種過程的東西，這個過程就使我們想到了民工，民工是這種改變的身體力行的改變者”[67].在“工廠”到“藝術中心”的變遷中，與其說“民工”是其“身體力行的改變者”，不如說房地產公司更是這幕帶有后現(xiàn)代風格的“現(xiàn)代舞”劇的導演，或者說，當“舊工廠”暗示著工業(yè)文明的終結時，為什么“民工”這一同樣從事著工業(yè)勞動的“工人”卻被放置到了“廢墟”的中心，這究竟是如同王兵拍攝的紀錄片《鐵西區(qū)》（2001年）一樣宣告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還是僅僅由“紡織廠”變?yōu)椤八囆g中心”的變遷中，暗示著一個“非物質性生產方式”的到來[68]呢？

　　曾經參與策劃《與民工一起舞蹈》的先鋒藝術家宋冬2003年11月在今日美術館進行了《與民工在一起》的展覽，作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舉辦的《我們在一起——“民工同志”當代藝術展》[69]的開幕式，這個藝術展包括行為藝術、裝置、多媒體、雕塑等藝術形式，分3大主題及展區(qū)：第一展區(qū)提供了近年來有關民工的數(shù)據(jù)資料和相關記錄；
第二展區(qū)的主題是民工紀念碑，以巨大的雕塑和攝影圖片，體現(xiàn)出民工的工作環(huán)境和狀態(tài)；
第三展區(qū)的作品描述出民工的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態(tài)。而宋冬的作品是此次展覽的核心部分，具體行為是：他與200多個赤膊民工合作，穿插在參觀人群中，讓人們時刻感受到民工的存在，其中在一個長廊中安排幾十個民工并肩站立“注視”著走過的人群，似乎把日常生活中“農民工”被“注視”的關系顛倒過來。按照宋冬的解釋“美術館是一個房地產開發(fā)商辦的，而房地產開發(fā)是使民工大量進城的一個原因，這種關聯(lián)本身就是作品的一個元素。在美術館與民工近距離接觸的體驗，也是作品的一個元素。而我找的民工都要付費，付費本身也是作品中的元素”[70]，這似乎延續(xù)了《與民工一起舞蹈》的主題。

　　在這些強調“現(xiàn)場感”的行為藝術中，藝術家自覺地把“民工”放置到“舞臺”主角的原因解釋為搭建“舞臺”自身的恰恰是“民工”，這在某種程度上，延續(xù)了民工/大多數(shù)/人民作為歷史動力的想象，或者說他們的藝術工作是把建造美術館、藝術中心的“民工”變成在美術館、藝術中心表演的主角，這似乎恢復了“民工”的主體位置，但是，如果說“房地產開發(fā)是使民工大量進城的一個原因”，那么使“民工”走進美術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藝術家及其支持藝術家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這樣兩種“再現(xiàn)”中，后者究竟顛覆了前者，還是兩者具有共謀的關系呢？不過，至少這種“再現(xiàn)的再現(xiàn)”使前者的邏輯暴露出來，這或許也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解構策略吧。

　　與此相關的是，在2000年前后出現(xiàn)的一些“地下電影”或“地下紀錄片”中，“農民工”也成為被關注的主題，這包括《北京彈匠》（朱傳明導演1999年）、《鐵路沿線》（杜海濱導演2000年）、《希望之旅》（寧瀛導演2001年）等“地下紀錄片”，《安陽嬰兒》（王超導演2001年）、《陳墨與美婷》（劉浩導演2002年）、《盲井》（李楊導演2002年）等“地下電影”。“地下電影”和“地下紀錄片”是指采用“體制外制作”的方式完成拍攝、“私自”送往國際電影節(jié)參賽、獲獎后不能在國內公映的影片[71].這些影片一方面在國內因為是“體制外制作”，所以被指稱為“獨立制片”[72]，或者“民間影像”（尤其是對一些獨立紀錄片），這在某種程度上，延續(xù)了90年代中國文化空間中對于“官方/民間”的話語表述方式；
另一方面這些影片在國際電影節(jié)/西方視野中往往被讀解為“持不同政見者電影”，或者說是“后冷戰(zhàn)時代的冷戰(zhàn)式情境”下的產物[73].這種“體制外制作”加“國際電影節(jié)”的模式，成為90年代以來第六代導演不其然地選擇的“浮出歷史地表”的方式。

　　早期的“地下電影”/第六代往往更多地講述“長大成人”的故事，比如經常以搖滾人的生活作為自畫像[74]，而90年代末期則出現(xiàn)了諸如上面提到了這些表現(xiàn)城市打工者、下崗工人、妓女等社會底層人物生活的影片。這幾部電影的導演都是第一次拍電影，而且影片受到了國際電影節(jié)的歡迎和褒獎[75].這種由對社會邊緣人群的關注轉向一種底層視野在某種程度上內在于“第六代”的影像策略之中。他們一方面關注于內心/個人，另一方面也強調對“當下”/現(xiàn)實進行“記錄”，這種訴求建立在對“第五代”講述歷史寓言的美學反動之上，正如第六代的代表性人物張元這樣說：“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體，他們能把歷史寫成寓言很不簡單，而且那么精彩地去敘述。然而對我來說，我只有客觀，客觀對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邊的事，稍遠一點我就看不到了”[76].這種對“客觀”的美學追求，既使他們轉向自戀式的青春書寫[77]，又使他們把“我”/攝影機作為“文化現(xiàn)場的目擊者”[78]或時代的見證人，因此，記實的風格成了他們影像的內在要求。在這個意義上，這些世紀末出現(xiàn)的“地下電影”依然在講述他們看到的故事，或者說自己的故事。在人性/人道主義的敘述中，攝影機所拍攝/記錄的底層與他們自己聯(lián)系在了一起，但是，這種轉向底層的視野又不其然地應和著國際電影節(jié)對這類影像的渴求。

　　從“電影的事實”來說，這些拍攝底層的電影獲得了國際電影節(jié)的歡迎，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國際/西方指稱中國的另一種影像修辭。在一篇《地下電影拍攝指南》的網絡文章中，提到男主角應該是“處在失業(yè)或者某種不正常的狀態(tài)”，女主角則是“性產業(yè)從業(yè)人員或失業(yè)的紡織女工”，影像風格要多用“長鏡頭和昏暗場景”，而且“一定需要一個很好的英文翻譯，因為你的這個片子將會面對非常多的國外觀眾”[79]，這篇帶有某種嘲諷色彩的文章，卻道出了游戲其間的某種心照不宣的規(guī)則，“地下電影”與國際電影節(jié)的權力關系依然制約著這些影像的表達[80].

　　在世紀之初，“農民工”在政府文件中被顯影為“弱勢群體”，在先鋒藝術中被再現(xiàn)為“舞臺的主角”，又成為影像工作者底層敘述的能指，不管這是現(xiàn)實的緊張已經到了不得不在話語層面獲得指認，還是建構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這些關于“農民工”的話語已經脫離了早期在現(xiàn)代化邏輯下所建立的樂觀主義敘述，而成為一種社會苦難的象征。

　　七、“自由遷徙的夢想”與“孫志剛”事件

　　上文的結尾部分討論了先鋒藝術家和影像工作者把民工作為藝術再現(xiàn)的中心，而在這些青年藝術家當中，有許多是所謂的“北漂一代”，也就是80年代末期“流浪北京”的“最后的夢想者”[81].當時，他們也稱為“盲流”，但后來就成了“自由職業(yè)者”。這里的“自由”是對立于城鄉(xiāng)或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戶籍制度和單位制來說的，當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單位制與戶籍管理密切相關。他們來到北京/中心，似乎與民工不同，因為他們是“夢想者”，但是從社會身份來說，卻與民工處在相同的位置上，都在社會主義單位制之外。但是，隨著90年代以來，社會自由空間的增加，某些夢想者以種種方式實現(xiàn)了自己的理想或者說進入了權力中心，而這種“成功”被作為個人奮斗的典范[82]，同時也是社會進步和“自由”的標志。

　　在2001年《三聯(lián)生活周刊》第1期的“封面故事”里討論了《自由遷移的夢想與貧富分化的代價》的問題�！氨M管在此之前，異地置業(yè)已經成為一些城市房地產業(yè)中十分活躍的成分，但定位于‘漂’一族，仍然顯示了嘉悅對自由遷徙概念的敏感和尊重”，因為“盡管大部分地區(qū)對戶籍管理仍然有種種限制，但是，當住房成為商品以后，以往‘漂’在各地的自由遷徙者有了落地生根的機會”，顯然，這里的“自由遷徙的夢想”的主體指稱的是“漂”一族，而作者把“落地生根”的功勞歸于“當住房成為商品以后”，或者引用社會學家的話“真正突破原有制度的，還是城市的購房制度與租房制度的放開”[83]，在這個意義上，房地產開發(fā)或者說住房商品化成了打碎戶籍制度這一“自由遷徙的鉸鏈”而實現(xiàn)“憲法沒有規(guī)定的自由”的歷史動力，但是，問題是又有多少人能夠享受到這種“自由遷徙”的幸福呢？

　　同年的《三聯(lián)生活周刊》又刊登了一篇《自由遷徙的鉸鏈》的文章，開頭評論了2001北京市人大審議通過的《北京市促進私營個體經濟發(fā)展條例》，其中規(guī)定“長期在本市經營并有較大貢獻的私營企業(yè)的負責人，執(zhí)行合伙企業(yè)事務的合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和一名未成年子女可以辦理本市常住戶口，不受進京指標的限制”，這確實對于“像劉萍這樣在北京發(fā)財?shù)耐獾乩习鍋碚f，應該是值得紀念的”[84].作者接下來論述戶籍制度與“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活躍在城市出現(xiàn)了‘漂一族’，他們和進城民工一起匯入了‘白領’或‘藍領’的外來人群”之間的沖突。在作者看來，“北漂族”是人才流動的標志（這在某種程度上修正了“北漂族”作為“夢想者”的修辭），這種在“市場條件下的人才流動”使“戶籍成了一條殘存的鉸鏈”，并引用社會學家鄭也夫的觀點“戶籍現(xiàn)在與社會不合拍的關鍵在于選擇了市場經濟”，似乎廢除戶籍制度的理由來自于“人才”的自由競爭與流動，但是，正如在打開的三十二開雜志中，一邊是領到“北京戶口”的私營企業(yè)主的三口之家，一邊是下雨天騎車穿過馬路的茫茫人群，暫且不說農民工，就是“漂一族”/白領們距離“在北京發(fā)財?shù)耐獾乩习濉钡摹白杂蛇w徙的夢想”又有多遠呢？

　　聯(lián)系上文《三聯(lián)生活周刊》對“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的論述，在關于“自由遷徙”的問題中，也依然采取了類似的策略，通過對計劃經濟/國家制度的批判，來確立“私營個體經濟”/白領的自由，而作為同樣是到北京打工的農民工，是不是就不存在“自由遷徙”的問題呢？這種在戶籍制度/“自由”的二元對立的話語結構的視野終于在“孫志剛”事件中聚集到“農民工”身上。

　　2003年4月份，孫志剛在收容過程中被打死的事件首先在網絡論壇中成為引人注目的熱點，直到6月份溫家寶總理廢除強制收容和遣送的制度[85].正如許多學者已經指出，孫志剛的“大學生”身份是其引起轟動效應的關鍵，這種大學生/農民工的相遇似乎不是歷史的偶然。從某種程度上說，90年代以來實現(xiàn)自主擇業(yè)的大學生與農民工在市場的意義上都是“自由的勞動力”，或者說僅僅是層次不同的勞動力而已，但是恰恰因為孫志剛的“大學生”身份而不是“打工者”的身份，才使打工者的遭遇借“大學生”的外衣突顯出來。

　　不過，在網絡論壇中也出現(xiàn)了“孫志剛該死”的帖子[86]，這種敘述投射了一種排外或仇外的情緒，其論述邏輯是建立在對于“廣州人/本地人與打工族/外地人”的內/外的區(qū)分之上，再疊加上中國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的戶籍制度，使這種“當?shù)?外地”的“自然”劃分變成一種“等級”，這種等級確立了廣州人比外來人具有優(yōu)越性的邏輯。而這種排“外”的身份認同往往通過建立對外部的貶低，即自我主體的建構來自于對他者的妖魔化[87].比如“河南人惹誰了”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農民工”的一種變項的歧視，關于“河南人”的種種劣習幾乎匯集了關于農民工的所有負面特征，這種“污名化”的過程雖然包裹在地域的外衣，但也成為排斥機制的一部分；
還比如2003年3月份北京市朝陽區(qū)文化館為配合雷鋒的宣傳活動把經典革命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改編為《民工兄弟三大紀律八個注意歌》[88]，其中諸如“小農意識要去掉”、“裝修進了房主家，手腳不凈就要犯事兒了”、“不許隨地大小便”等一些對民工的貶低。

　　當站在“內部”的立場上來對“外部”發(fā)言時，無非是為了維護“內部”的利益，而內部的利益是外地人搶了當?shù)厝说娘埻�，因為外地人作為廉價勞動力確實比當?shù)厝司哂懈�大的就業(yè)“優(yōu)勢”（后發(fā)優(yōu)勢），在這個意義上，作者的發(fā)言似乎代表了內部的弱者/受傷害者，這與第一世界的勞工組織反對全球化，反對資金流向擁有廉價勞動力的第三世界/欠發(fā)達地區(qū)具有相似的邏輯。但問題是，這種事實并不意味著是外地人的錯，所以論述者以受害者的身份把怨恨發(fā)泄到比自己更弱勢的外地人身上，實際上是把自己重新想象或建構為一個比外地人更有優(yōu)勢的強者，這種把內部的權力壓迫關系轉移為內與外的權力關系并沒有動搖真正的壓迫機制。因此，這種論述不僅借重了內/外的不平等權力結構，而且以維護內部受損者的利益為幌子，實際上轉移或遮蔽了壓迫力量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這種論述就由一個帶有弱者抵抗的話語轉變?yōu)榱颂鎻姍噢q護的措辭。

　　當然，在關于“孫志剛事件”中討論最多的還是“戶籍制度”，幾乎所有的論述都涉及到廢除“戶籍制度”以獲得身份自由[89]，但是正如上文已經提到，戶籍制度的建立與50年代在國內外局勢或者說現(xiàn)代化的訴求下從農村中提取剩余資本作為發(fā)展工業(yè)尤其是重工業(yè)的原始積累有關，而且，如果廢除戶籍制度，在城市則會形成無產階級化/貧民窟，在這個意義上，戶籍制度以及農村的土地承包制（非私有化），就防止農民/農民工淪為除了自由出賣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城市無產者的危險，但是這又不能成為把農民/農民工作為二等公民而喪失“國民待遇”的借口，這充分說明現(xiàn)實情境的復雜性，或許是當下歷史的悖論。

　　八、并非“斷裂”的社會

　　在2001年7月出版的《南風窗》中，“熱點聚焦”是《警惕“現(xiàn)代奴隸”現(xiàn)象》的文章。在展開的三十二開雜志中，這篇文章占據(jù)第八頁和第九頁的中間位置，文章標題下面是一張帶著油畫色彩的青年礦工拿著鐵鍬注目鏡頭的照片，文章的左邊是延續(xù)上一頁關于王志東離開新浪的新聞《神化的王志東和堅硬的新浪》，右邊的補白是“舒適源于自然，我們出售自然；
長虹空調自然風，為你生產真空氣”的廣告，從左到右依次為“網絡新貴”-“現(xiàn)代奴隸”-“空調廣告”，這或許只是一次偶然的排版效果，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對當下中國的一種不其然的描繪、指認或寓言。

　　王志東及其新浪網是世紀之交知識經濟的代表，是以信息科技為標志的“第三次浪潮”的指稱，而“長虹空調”的廣告則用“自然風”來營造著都市生活中的“自然”想象，這些與《警惕“現(xiàn)代奴隸”現(xiàn)象》形成了某種錯位或者說不和諧，似乎在同一時間與空間的敘事中出現(xiàn)了“斷裂”。按照托夫勒“三次浪潮”的劃分：農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和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文明，而在中國社會這幾種浪潮幾乎并列存在，因此，當下中國被描述為“斷裂”的社會[90]，但是，這份“斷裂”畢竟被組接在一張紙板上，它們又是如何組接或縫合在一起的呢？

　　在“告別王志東”一節(jié)中有這樣的話：“在沒有王志東的日子里，中國的互聯(lián)網業(yè)會有些暫時的感傷和落寞�；蛟S，大家都需要時間，想想自己，想想未來。在業(yè)界，這種寒心的局面，也讓每一位當初豪情萬丈的創(chuàng)業(yè)者，不得不正視自己，正視這個既給個人帶來無數(shù)機會，而又是資本全面說話的行業(yè)”[91]，互聯(lián)網行業(yè)一方面為“個人”提供“機會”，另一方面又是“資本全面說話的行業(yè)”。而世紀末的網絡經濟神話恰恰建筑在“風險投資”的資本流動之上，如今只有新浪、網易、搜狐等幾個大的門戶網站還維持著再生產，大量的網絡公司經過網絡經濟泡沫之后紛紛破產或倒閉，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這是知識催生了新經濟，不說這依舊是資本運作的老故事。

　　《警惕“現(xiàn)代奴隸”現(xiàn)象》的文章是對河南記者假扮民工到窯廠臥底險些喪命的新聞評論，引申出對“現(xiàn)代奴隸”的討論�！斑@種‘現(xiàn)代奴隸’和‘古代奴隸’在某些方面幾乎沒有區(qū)別：他們沒有自由，受人驅使，遭人侮辱，被人毆打，被榨盡最后一滴血然后被拋棄”，作者認為這是“我國勞動力市場嚴重地供過于求，就如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劉易斯所說的那樣，存在著彈性無窮大的勞動力供給”造成的。然后，作者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案“詛咒那些把工人視為奴隸的黑心老板不得好死，或是乞求他們發(fā)發(fā)善心，還是鼓動工人起來再來一次‘奴隸的起義’？”，作者承認前者“對現(xiàn)實毫無所補”，因為“經濟學家早已告訴我們，處于市場經濟下的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希望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潤，況且這些雇傭工人的老板們還給那么多閑置勞動力提供了就業(yè)的機會，他們在聚集起自己私人財富的同時也給社會創(chuàng)造了大量財富”。但是，作者并沒有解釋“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潤”的“私人財富”與給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的敘述之間有什么必然的聯(lián)系，而是通過否定“鼓動工人起來再來一次‘奴隸的起義’”來論證這種“聚集私人財富”造福社會的“康莊大道”。

　　在作者看來，“歷史已經無數(shù)次告訴我們，一切以仇恨為起因，以分配為目的的革命都很難帶來真正意義上的進步，相反往往會導致嚴重的倒退”，而“今日西方勞工狀況的好轉，主要是因為制度創(chuàng)新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結果。也就是說，存在著一種‘做大蛋糕’的效應。當社會經濟整體發(fā)展起來后，每個人的狀況都得到了改善”。在這里，作者否定的是“以仇恨為起因，以分配為目的的革命”，肯定的是“社會經濟整體發(fā)展起來后”這種似乎已經被西方所驗證的“未來景觀”。與論證“私人財富”造福社會的邏輯一樣，作者依然模糊了“做大個人蛋糕”與“做大社會蛋糕”的概念。作者認為從根本上鏟除“現(xiàn)代奴隸制”的方法就是“加快發(fā)展”，因為“發(fā)展意味著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多，在既定的勞動力供給情況下，工人們的勞動條件將會得到改善，勞動報酬將會得到提高”[92]，但問題還不僅僅是勞動力的絕對過剩在短時期內難以解決[93]，更重要的是“現(xiàn)代奴隸制”恰恰是“加快發(fā)展”的動力，或者說“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潤”的“加快發(fā)展”正是造成“現(xiàn)代奴隸制”的原因。如果說作者混淆“個人財富”與“社會財富”的修辭策略建立在“個人”也是社會的一分子的話，那為什么只有老板們才是“理性的經濟人”，才是聚集“私人財富”進而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主體，而“農民工”則要以“現(xiàn)代奴隸”的身份/形式參與到“做大蛋糕”的歷史進程呢？恐怕這依然是“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潤”的資本邏輯在起作用吧。

　　在“長虹空調自然風”的廣告文案中，一方面強調“高科技”即“依照國際最先進的‘CDA （舒適氣流均勻分布）’原理，將對人體最有益的自然空氣質量模型存儲在微電腦芯片上，進而控制空調運轉”，另一方面則強調“自然舒適”即“設計理念和技術依據(jù)來源于自然界，力求還原空氣本質，營造仿生自然環(huán)境”、“營造舒適天地，空氣這邊獨好。讓人在家感受大自然”。這種建立在“自然/技術”的二元對立之上的敘述，是近代以來“自然/科技”的話語結構的衍生物，或者說這種把自然對象化/客體化的敘述內在于以人為認識中心的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之中[94]，只不過廣告的作用是把“長虹空調”作為克服“自然/科技”的神話，這種敘述不過是消費主義的文化想象的一部分。

　　無論是“網絡新貴”、“空調廣告”還是“現(xiàn)代奴隸”，表面上的不和諧并不能排除它們共同分享同一個邏輯，或者說它們是資本運作的不同面向罷了。在這個意義上，這幅圖畫與其說張顯著社會的“斷裂”，不如說它們處在同一個意識形態(tài)邏輯之下。進一步說，這種無法把中國社會規(guī)劃到某一階段/浪潮中的困境與焦慮是來自于分類法自身建立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目的論的邏輯之上的結果，而且這種社會發(fā)展歷史階段支配下的“斷裂”敘述與其說出現(xiàn)在90年代中期，不如說是中國近代以來被納入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世界歷史”就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與“斷裂”相關，是把中國社會比喻為“馬拉松”。法國社會學家圖海納用“馬拉松”來比喻法國近些年來社會結構的變遷，這是一種與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不同的運作機制，人們在金字塔中雖然占有不同的社會/空間位置，但始終處于同一結構之中，而馬拉松的游戲規(guī)則則是不斷地使人掉隊，“即被甩到了社會結構之外”[95]，剩下那些堅持跑下去的就是被吸納進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就業(yè)者（POPO族），在這個意義上，參與游戲的與被淘汰的處于結構性的“斷裂”之中，這顯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現(xiàn)的游戲機制。

　　用馬拉松這一時間性的比喻來替換金字塔這一空間結構的修辭來描述中國當下社會，似乎能夠解釋一部分中國社會的事實，比如下崗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永恒的失業(yè)，但是，被淘汰出局固然意味著被排斥游戲之外，但并非處于社會結構之外，因為這種不斷被淘汰的機制本身就是游戲運行的保障，或者說是游戲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下崗職工無法繼續(xù)參與到社會結構之中，不如說下崗職工以“下崗”的方式實現(xiàn)了這種結構的運行。另外，更重要的是，這種“馬拉松”的敘述固然揭示了經濟全球化的事實，但也遮蔽了更多的廉價勞動力/第三世界的農民工被卷入工業(yè)化的過程。因此，固然只有越來越少的人才能參與到代表“第三次浪潮”的高科技產業(yè)之中，但對于中國來說，也有更多的農民工加入到制造業(yè)等勞動力密切的行業(yè)當中來[96]，這樣似乎彼此矛盾的勞動力流動恰恰如同本節(jié)開頭中所描述的那幅圖畫，在這個意義上，時間向度上不具有“同時性”的“斷裂”恰恰具有空間上的連續(xù)性。

　　結語

　　通過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農民工”再現(xiàn)于不同的媒介之中，被不同取向/立場的傳媒所敘述，獲得了不同的指認方式。簡單地說，從80年代末期民工潮出現(xiàn)以來，對農民工的稱呼大致經歷了這樣一種變化，從“盲流”到“外來工/外來妹”，從“打工族”到“弱勢群體”，直到“農民工成為中國工人階級主要力量”。盡管這些稱呼并非如此明晰地依次排列，但至少可以看出“農民工”由一種曖昧的階級身份變成“工人階級主要力量”的演變過程，盡管這種“工人階級”的身份或者說遲到的命名在市場經濟/財富作為比戶籍更嚴格的區(qū)隔面前不意味著有更為實際的利益，但是“農民工”作為特定時期的一種社會修辭，其本身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的曖昧性，使這種混合的表征成為對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農民階級的耦合，或者說是對農民階級、工人階級等階級話語的再整合和再命名。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工與工薪階層、中產階級、新富階層等一種新的階級/階層命名法逐漸取代了工人、農民、資產階級等昔日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詞匯。

　　然而，隨著新一界領導人對于農民問題的重視，農民/農民工也開始在主流媒體中被突顯出來，2004年就有兩部反映“農民工”的電視劇投入拍攝，一部是第六代導演管虎拍攝的《生存之民工》，另一部是張紀中策劃的《民工》，這在某種程度上呼應著溫家寶總理從去年年底替民工討工錢以來大眾傳媒對于“農民工”的格外關注，似乎存在了十幾年的“農名工”，終于由話語邊緣轉變?yōu)橹行�，這究竟意味著農民工的希望，還是又一次意識形態(tài)的挪用或遮蔽呢？

　　寫于2004年10月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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