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動不動引用洛克話語的哲學家和開口閉口原子的物理學家，公務員精英成為英國知識分子的最后避難所。但是考慮到最近白廳管理混亂的狀況，這是值得慶賀的事情嗎？

　　事情第一次發(fā)生在我加入后的兩個星期。我坐在辦公桌前看報紙，一個同事探身過來問“你的題目是什么？”我問到“你說什么？”他說“我也拿到了博士學位，你的論文題目是什么？”我感到吃驚，我一直對我的博士學位閉口不談，同事肯定和看過我的檔案的上司談起過我。我一直認為我應該隱藏自己研究生學習的經(jīng)歷，因為它會讓人覺得我不實際，古板，聰明。但是后來我和不同的人談話，得知他們的研究內(nèi)容千差萬別，有原子物理學也有德國文學。后來我發(fā)現(xiàn)，開會的時候會議主席引用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話。后來，當我在文件上使用“頁邊距注釋”的形式，我的上司用了我猶豫半天沒敢用的眉批（marginalia）。不到一個月，我認識到公務員系統(tǒng)中的政策制訂者精英比我想象的更博學，更精明，更有文化�，F(xiàn)在，經(jīng)過了三年半后，我在納悶官場是否成了英國知識分子的避難所。

　　公務員對政策制訂上的貢獻很少被人了解。我回憶起剛到白廳工作后不久發(fā)生的另外一件事。那里一個我經(jīng)常見面的高級法官告訴我，對我參與討論的方式感到沮喪，他直接寫信給內(nèi)閣大臣，我想說“是的，我知道，我眼前就有一封你寫的信，我的小組中的一個成員正在撰寫回信。”

　　有趣的是法官的兩個假定：我對他采取的立場是在沒有聽取大臣觀點的情況下做出的，以及任何重要的事情都必須在他和大臣之間直接交流。他過高估計了我的自主性，過低估計了我的影響力。

　　同意的幽靈在大臣辦公室游蕩，但是我并不是說大臣們在制訂政策時被公務員所左右。政府政策是在大臣們嚴格領導下進行的，但是理解和計劃這些政策的全面的影響，把它們放在正在進行的辯論背景下，幫助領導向相關部門，非政府組織和公眾宣傳這些政策等都是公務員工作描述的核心，在我看來，也是某種知識分子工作的描述。

　　那么，這些公務員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當然，政府部門雇傭的人的大部分是做“傳達”的工作。他們管理國民醫(yī)療服務體系（NHS）,管理社會安全系統(tǒng)（social security system），計算和征收稅款，負責法院工作等。有爭議的是，尤其是內(nèi)政部最近的問題上,他們的工作質(zhì)量并不好。但是我的討論更狹窄。我只是在談論那些幫助大臣實施通過議會的政治承諾，對新問題設計政策反應，或者與歐洲或者國際機構打教導的公務員。讓我舉兩個例子來說說公務員的這些角色。

　　第一個例子與2004年性別承認法案（Gender Recognition Act）有關。該法案第一次為變性人提供機會為他們現(xiàn)在生活的性別獲得法律承認的地位。在這個法律之前，認為自己是女性，穿女性服裝的變性人進行治療看起來像個女人，在別人看來也是女人，但是在法律上一直按男性對待。因而只能被允許和女人結婚，擁有男人的所有權利和義務。

　　盡管人們對議會提出的改變有廣泛的支持，但是有個長時間的爭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宗教機構能夠繼續(xù)把變性人當作他們出生時的性別。比如，福音派女性祈禱團提必須接受男性變?yōu)榕�性的變性人作為成員么？該法案還包括一項禁止性規(guī)定，適用于那些在“官方身份”（an official capacity）得到信息的人，揭露出來某個人從前是另外的性別。所以某些宗教團體想確認對于變性人的歧視不僅是合法的，而且分享導致產(chǎn)生歧視的信息也是合法的。

　　辯論的另一邊是變性人的希望，在某些關鍵方面改善他們合法權利的法案應該保護他們免受這些歧視，嚴格保證他們的隱私。我不相信我能夠明白這個爭論的本質(zhì)如果我用當今政治哲學中把它當作一個核心問題：自由國家的中立性。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國家傾向于偏向變性人還是宗教團體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一個行為的基礎，而這個基礎應該與英國政治體制體現(xiàn)出來的自由主義一致。最終決定由大臣做出，大臣在議會宣布政府的立場，在聽了這個辯論，當然包括別人，議會決定不給宗教團體特別的豁免。但是修改大臣的演說，考察類似問題是如何解決的歷史，事先與雙方的代表交流，處理這個問題的來往信件等都是公務員的職責。

　　我的第二個例子集中在2000年的信息自由法案的申請。法案給每個人提供了公共職能部門擁有的權利。一個公共管理機構，包括政府部門，只能拒絕一個請求如果符合豁免的標準，豁免的申請取決于公共利益檢驗。因此就有條款限制政策制訂過程的信息，但是只有在如果暴露信息將破壞公共事物的高效運作，而且這個破壞超過了公共利益。在前一種情況下，這些決定是由公務員做出的。這是個艱難的平衡，一方面要求理解什么樣的文本將禁止全面和坦率的政策討論，另一方面，更大的公開性對民主政治體制到底有什么好處。我們知道有些公共管理需要在民眾注視之外進行，否則沒有人愿意妥協(xié)，以防表現(xiàn)出軟弱。但問題是多大程度的公開？公眾或許感興趣大臣和什么人一起吃飯，但是完全公開大臣的日記是否符合公眾的利益呢？

　　這些不僅是政治理論問題，要回答這些問題也需要了解文本是如何被公眾吸收的，對公眾的觀念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等。你不可能在不了解這些因素的情況下在文本中辨別出公眾利益。因此，我們發(fā)現(xiàn)公務員在考慮現(xiàn)代國家權力的深層次問題，而且往往把分析和更困難的現(xiàn)實考慮結合起來，這正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典型。

　　有人可能會說我提出了已經(jīng)失去的公務員的理想。今天的白廳被特別的顧問和媒體處理者所主宰，已經(jīng)沒有不偏不倚的思想行為的空間了。也許這種說法里有某種道理，但是我相信為國家機關不僅是知識分子可以興盛的地方，而且是最好的地方。

　　第一個考慮是金錢。公務員的工資比當老師高多了。只有非常成功的作家才能掙很多錢。那些加入洪流（fast stream）的人，多數(shù)擁有研究生學位，可以做大學老師，可以掙的和初級講師和老師一樣多。但是從洪流中再往上爬，需要4年到5年時間，許多人做到這點更快一些。下一檔的起點工資是35000到40000英鎊，這個數(shù)字大學老師們需要工作雙倍長的時間才能掙到。隨著你在職業(yè)的梯子往上爬，差別更大。比較公務員工資和智囊?guī)煅芯空叩墓べY得出類似的結果。工資起重要作用，雖然不準確，但是我們可以無例外地把它當作我們工作和本人價值的標志。

　　更重要的是公務員的智慧活動和成果體現(xiàn)在他們的工作日內(nèi)，這是他們得到報酬的核心。人們并不期待他們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大學老師是因為教書而拿工資，但同時期待他們發(fā)表文章，如果要從事研究，思考和寫作，就必須利用晚上，周末，假期的時間。至少他們的智慧活動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難怪多數(shù)老師對此非常不滿，感到窩火。從單位來看，公務員在智慧活動中得到支持，而大學老師則沒有。

　　作家的地位更加危險。他們能夠得到公務員所享受不到的公眾喝彩的各種好處，但是他們?nèi)狈Χㄆ诠べY的保障。他們需要公眾對其著作的討論，如果沒有這些，他們的著作就賣不出去。但是公務員，總是處在公共政策決定的核心，除非和大臣們的關系鬧得無法彌補地糟糕，他們的文件至少是有人閱讀的，雖然不一定受到歡迎。

　　但是，說到底，讓公務員的知識分子角色保持下來，讓公務員成為安全避難所的既不是工資也不是工作條件，而是政府管理的復雜性。性別承認法案就是一個例子。這個法案的本質(zhì)很簡單：變性人的新權利。但是，解決某些人因為改變性別造成的法律上的問題決不是那么簡單。是否應該要求變性人做手術然后才能承認他們新獲得的性別？為了設計一個性別承認的堅強的，可靠的，可持續(xù)的體系，需要解決更深層次的問題比如生理特征的改變是否心理性別特征變化的根本？比如，變性人必須做手術的要求是否違犯了某些由于醫(yī)療原因無法做手術的人的人權呢？如果沒有做手術的要求，一個女變男的變性人是否有可能懷孕？如果真的懷孕，這個人到底是母親還是父親呢？在這些情況下，問題可能有點遙遠，他們的生育權利是什么？如果要實施這個法律，所有這些問題都不能回避。某些復雜問題我們可以咨詢法院，但是我們想盡可能避免這樣做。至少在議會企圖提供動議的時候。利益團體有機會參與讓議會來辯論。

　　為當公務員的知識分子提供工作安全保障的東西，即使在政治參與程度低的文化里，這些細節(jié)問題也能引起激烈爭論，至少在政策咨詢和議會辯論等脫離大眾的時候。有寫團體代表的是變性人，有醫(yī)療委員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英國醫(yī)療協(xié)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福音派同盟（Evangelical Alliance），自由黨，研究性別身份的大學教師等。他們都對性別承認法案提供了意見。上下兩院的議員們繼續(xù)為此進行辯論。

　　但是官僚知識分子也有缺陷。管理一個大的機構，或者承擔一個主要的傳達為主的角色，要求更多的是管理方面的技能而不是學者的技能。國家公務員，尤其是在高層，明白如何發(fā)送服務的人，可以設計對使用者友好的過程，談判復雜的合同，辨別出看似非常巧妙的觀點在實際運用中容易出瑕疵的地方。公務員工作的問題，由于最近管理混亂的例子正成為焦點，在于：太多的獎賞仍然要加在我剛才描述的官僚知識分子身上嗎？

　　對于上傳下達重要性的強調(diào)仍然在增加。年輕的公務員，甚至剛剛從名牌大學招進來被鼓勵采取“前線”（front-line）角色，未來，從所有公務員中提拔將根據(jù)在不同角色中表現(xiàn)出來的態(tài)度包括早就從白廳的大臣官邸去職的人。仍然有很多懷疑，這個新的重點是否有長期的效果。許多年輕的公務員充當這些角色純粹是因為他們這樣做對職業(yè)發(fā)展有好處。他們并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在上面，為了改變思考或工作的方式。他們滿足了要求，付出了時間，從地區(qū)派出所回到白廳的政策工作，肚子里全是多么混亂多么遙遠的逸聞趣事。

　　而且，經(jīng)常的情形是，如果辨認出需要政策技能之外的某些東西，解決的辦法就是聘用顧問或者短期工作者。這樣不能產(chǎn)生刺激公務員高層獲得廣泛能力的環(huán)境，甚至阻止他們這樣做。從前的三位內(nèi)閣秘書都詳細說起傳達的重要性，花費象征性的一天在“前線”表明他對工作態(tài)度改變的承諾和決心。非常說明問題的是這些內(nèi)閣秘書沒有一個擔任過傳達為主的角色。那些在實際工作環(huán)境中工作了一輩子的人不可能指望爬到服務的最高層。在公務員職位作為最后避難所的英國知識分子不是處在危險中，而是過分強大了。

　　譯自：“Mandarin Intellectuals” Kamran Nazeer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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