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是一個社會的縮影。長期以來，茶館被當時精英和后世學者誤認為鼓勵人們無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會健康發(fā)展。但是，人們忽視了茶館多層次的、復雜的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的功能。社會的演進總是伴隨著時間概念變化，但這種時間的新概念也僅限于受西方影響的新式精英。大多數(shù)一般市民仍保持著傳統(tǒng)的時間觀念，怎樣利用他們的時間取決于他們的個人習慣、教育程度、職業(yè)和家庭背景、經(jīng)濟狀況等等因素�！坝虚e”和“有忙”在不同時間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館為兩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間。即使是在許多“現(xiàn)代”娛樂場所出現(xiàn)以后，茶館仍然是大多數(shù)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間。

　　過去，茶館同人們的日常生活有著十分密切的聯(lián)系，但是我們都習慣于把茶館看作僅僅是一個休閑的地方，但實際上茶館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公共空間。在近代中國城市，恐怕沒有其他任何城市的市民，像成都人那樣更多地依靠茶館。因此，今天我將主要把視野集中在成都，來對茶館進行考察。

　　中國茶館與西方的咖啡館、酒店和沙龍有許多相似之處，而且其社會角色更為復雜，其功能已遠遠超出休閑范圍，追求閑逸只是茶館生活的表面現(xiàn)象。茶館既是休閑娛樂之地，又是各種人物的活動舞臺，而且經(jīng)常成為社會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

　　民國時期黃炎培訪問成都時，寫有一首打油詩描繪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閑逸，其中兩句是：“一個人無事大街數(shù)石板，兩個人進茶鋪從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寫到，30年代成都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們生活的緩慢節(jié)奏：在茶館里，“無論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滿座，而且常無隙地”。薛紹銘也發(fā)現(xiàn)，“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許多是終日不舉火，他們的飲食問題，是靠飯館、茶館來解決。在飯館吃罷飯，必再到茶館去喝茶，這是成都每一個人的生活程序。飯吃的還快一點，喝茶是一坐三四個鐘點”。

　　外來的人們對成都有這種印象并不足為奇，因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無意地在推動這樣一種文化，成都居民也自嘲這個城市有“三多”：閑人多、茶館多、廁所多。當?shù)孛裰V稱“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館及其文化在中外是聲名遠播并成為其傳統(tǒng)的一部分。成都人也為自己的茶館文化而自豪，甚至認為只有自己才配稱“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國”。

　　誰是茶館的�？�?據(jù)稱有兩類人：一是“有閑階級”，二是“有忙階級”。按一般理解，“有閑階級”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員、有錢寓公和其他社會上層。“有忙階級”則分為若干種：一是將茶館做舞臺，如評書和戲曲藝人；
二是借茶館為工作場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
三是以茶館為市場，如小商小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過，應當意識到，“有閑階級”和“有忙階級”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嚴格的階級劃分。雖然我們常用“有閑階級”形容那些沒有正經(jīng)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們并不是一個獨立階級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經(jīng)濟背景。不過，“有忙”和“有閑”這兩個詞的確囊括了在茶館的各種人。無論是上層精英還是下層民眾、富人還是窮人、閑人還是忙人，都在茶館這個公共空間里活動。

　　公共空間及其經(jīng)濟文化色彩

　　成都茶館之特點來自于其特殊的社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當然也與活動其中的茶館老板、堂倌、小販、藝人以及顧客有密切關系。作為一個文化和商業(yè)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適的公共場所作為人們的活動之地，茶館便適應了這樣的需求。

　　開茶館當然是一種商業(yè)活動，同其他商業(yè)一樣是為追求利潤，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獨特的開辦茶館的方式。開茶館一般來講不需很多資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間陋室，條件便基本具備。只要計劃得當，開辦茶館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飲食攤也�？坎桊^拉生意，亦愿意參加投資。開辦茶館的這種集資方式，反映了一個社區(qū)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

　　四川茶館的茶具和家具也別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蓋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盤)組成，這也是為何川人稱其為“蓋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館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稱“么師”，更有人冠之為“茶博士”。堂倌是成都茶館的“靈魂”，一首描述堂倌的民謠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門，雖然為官未管民，白天銀錢包包滿，晚來腰間無半文”。最為人們稱道的是他們的摻茶技術。堂倌一手提紫銅茶壺，另一手托一疊茶具，經(jīng)常多達20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飛進茶船，而且剛好一人面前一副。顧客要求的不同種類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見他距數(shù)尺之外一提茶壺，開水像銀蛇飛入茶碗，無一滴水濺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蓋一一勾入茶碗。整個過程一氣呵成，令外鄉(xiāng)人瞠目結舌。

　　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紀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館與英國的酒館相比，他們對人們在那里的“社會閑聊”很感興趣，并觀察到它們在社區(qū)的重要作用。一個外籍教師對他所住小巷的“舒適茶鋪”印象甚深，他認為那茶館便是“這個巷子的社會中心”。人們?nèi)ゲ桊^會友、交易、推銷、賣藝、閑聊，或無所事事、觀看街頭行人。成都市民基本沒有固定工作時間，只要他們不工作，無論白天還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館。

　　茶館對于一個男人來說是一個毫無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覺燥熱，可以剝掉衣服赤裸上身；
如果他需理發(fā)，理發(fā)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務，而不管剪下的頭發(fā)經(jīng)常飛入自己和他人茶碗之中；
脫下鞋讓修腳師修趾甲在茶館也無傷大雅；
如果感到寂寞，可以聽別人閑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認識；
在茶館里從不受時間限制，如果有急事去辦，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訴堂倌“留著”，數(shù)小時后，還可以回來繼續(xù)品那杯茶。

　　對茶客來說，閑聊——成都人稱“擺龍門陣”——恐怕是茶館最具魅力之處。人們在那里談論一切事情。人們在茶館里交談的具體內(nèi)容留下的記載不多，但《國民公報》有個專欄記載記者所見所聞，其中頗有些是從茶館得來的，我們因而得知人們在茶館里抱怨世風日下、議論新公布的規(guī)章、交流各種社會新聞，還可以經(jīng)常從一些茶館里的小插曲中得到樂趣。然而一些社會學家認為，饒舌是“社會交往的一種形式”。說東道西，無論是善意的交流還是惡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茶館又是娛樂中心，許多藝人在那里賣藝為生，茶館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顧客。實際上成都早期的劇場即產(chǎn)生于茶館。每當夜晚，窮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層人民則聚集在明亮擁擠的茶館聽評書。評書先生的精湛技藝吸引聽眾日復一日、甚至年復一年到同一地方聽書。說書先生不僅提供了娛樂，而且普及中國歷史知識。他們不自覺地散布著正統(tǒng)的價值觀，把諸如忠、孝、禮、智、信等灌輸?shù)侥切�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們的頭腦中，他們也可被視為大眾的教育者。各種民間藝人使茶館文化更為豐富，他們大多是當?shù)厝�，但也有的來自外省，如唱大鼓書的多來自華北。這些藝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場所，觀眾明了到何處欣賞他們喜歡的劇目或演員。其他像相聲、金錢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館。

　　經(jīng)濟活動與民事糾紛

　　茶館可以說是一個紛繁世界的縮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例如，茶館可以是一個“自由市場”，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館出賣他們的技術或勞力，小販則流動于桌椅之間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記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館見他們的生意伙伴，小販用哨、小鑼、響板等招徠買主”。一些小販利用“絕技”來取悅顧客，如他們可以一把抓出顧客要求的瓜子數(shù)量。由此可見，小販不僅出售商品，也給茶客帶來了娛樂。茶館里的水煙販用數(shù)尺長的“煙槍”提供服務，如果煙槍還不夠長，他們還有備用煙管連接。這樣，在一個擁擠嘈雜的茶館，他們不用移動便可把煙送到顧客面前。

　　茶館給許多人提供了生計，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種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預測兇吉，修腳師和剃頭匠在那里提供服務。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賣“涼風”——給顧客打扇掙錢，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乞討。當一個乞丐不請自來給一個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覺得舒服而心情不錯，便會賞給乞丐幾個小錢，否則會不耐煩地將其趕走。茶館中最有趣的職業(yè)是挖耳師傅,他用十余種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無所不用其極來使顧客進入一種難以言喻的舒服境界。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館洽談生意，“許多交易都在茶館做成”。糧油會館以安樂寺茶社為交易處，布幫在閑居茶社，南門邊的一個茶館因靠近米市，便成為米店老板和賣米農(nóng)民的生意場。那些走私鴉片、武器的黑社會則在品香茶社活動。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館做成還不得而知，但可以確信數(shù)量非常可觀。

　　茶館同時在發(fā)展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維持社會穩(wěn)定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講，茶館就是一個“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定，市民間的沖突一般不到法庭解決。黃宗智指出，清代縣級民事訴訟一般要經(jīng)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調(diào)解。但實際在知縣的介入、也即是說一個民事訴訟正式形成之前，還有一個更為基礎的階段——社會調(diào)解，許多糾紛在訴訟之前便已經(jīng)過社會調(diào)解而化解，而這個社會調(diào)解便是在茶館進行的，稱為“茶館講理”或“吃講茶”。茶館講理一般是雙方邀請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或在地方有影響的人物做裁判，這也就是過去成都為何“實在的斗毆少有發(fā)生”的主要原因。

　　階級鴻溝和社會歧視

　　在中國沿海地區(qū)，茶館多為中下層人的去處。但是成都茶館看起來卻具融各階級為一體的特點，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館的“優(yōu)點”是人與人之間的“相對平等”。

　　但如果仔細觀察，成都茶館其實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階級劃分。民國時期關于成都的導游手冊也承認茶館據(jù)其顧客的身份分為若干等級，雖然我們不清楚究竟怎樣分等，但是根據(jù)一些回憶錄、旅行記和報刊資料，一般來講，茶社為街頭茶館，十分簡陋，其顧客多為下層人；
茶樓、茶園、茶廳條件較優(yōu)，價錢較貴，因而為中上階級服務。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館“除了少數(shù)時髦女子外，幾全為長衫隊里的分子，且以壯年居多數(shù)。他們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問題的。既非求學之年，又無一定之業(yè)，于是乃以茶館為其消磨歲月之地”。

　　茶館里有著明顯的社會歧視，其中一些源于習俗，一些來自當局規(guī)則。在晚清甚至民初，川劇演員不準進入茶館喝茶或看表演。因為演員進入茶館總是引人注目，有時還會引起騷動，警察遂以治安為名對他們加以限制。不過，演員有自己的茶館，他們一般聚集在小花園茶社。直到晚清，婦女(年老者除外)仍不能進茶館。即使有嚴格的限制，一些敢向世俗挑戰(zhàn)的婦女仍力圖進入這個男人的領域。民國初年，一些茶館允許女客光顧，但將她們與男客分開。20年代，隨著婦女參加更多的公共活動，一些開明的地方精英開始把婦女的拋頭露面與男女平等聯(lián)系起來，人們也把進入茶館作為男女平等的指標。在30年代，婦女進茶館已不足為奇。

　　任何社會變化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在茶館得以體現(xiàn)，茶館也可稱為地方的政治舞臺。例如1911年保路運動爆發(fā)，“成都是一片躁動不安，公園和街上的茶館里的人們憂心忡忡”。由于茶館是人們公開言論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報，對此韓素音在她的家史兼自傳中便有描述。民國初年，軍閥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樣辦法對付所謂“破壞分子”。

　　隨著社會和地方政治的變化，茶館中的娛樂活動也不可避免地趨于政治化。過去地方戲劇主要表現(xiàn)情愛、鬼神、忠孝、貞節(jié)等傳統(tǒng)主題，晚清以降，此種“永恒”主題發(fā)生轉變�！罢�治戲劇”開始進入茶館。1912年，悅來茶館上演根據(jù)美國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改編的川劇《黑奴義俠光復記》，該茶館在當?shù)貓笊系膹V告稱：“本堂于戲曲改良，力求進步。現(xiàn)值種族競爭、優(yōu)勝劣敗，是以特排演《黑奴義俠光復記》一部。此劇從《黑奴吁天錄》脫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編，其中歷敘黑奴亡國之慘狀，恢復故國之光榮，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羨，能激發(fā)人種族思想，愛國熱忱�！憋@然，人們是從中國自己的處境來理解這部美國名著的。

　　如果說茶館內(nèi)的集體行為是“公開的政治”，那么哥老會的茶館活動便可視為“秘密的政治”。哥老會在四川稱“袍哥”，在清代其活動便被禁止，嚴酷的政治和社會環(huán)境使其形成一套獨特規(guī)則和行為方式。民國時期其勢力登峰造極。

　　袍哥的公口多設在茶館，一些茶館實際上即為袍哥所開。人們經(jīng)�？梢姴桊^外掛有牌子或燈籠上書“某某社”或“某某公口”，這必是一個袍哥會址無疑。茶館的收入多用于會社經(jīng)費。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員開會議事，由于提供免費茶水，所以參加者踴躍，此活動稱為“茶哨”。即使有些茶館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些地方強人和地痞經(jīng)常勒索茶館，若有不從則有可能遭致騷擾甚至更大災禍，而與袍哥、軍閥或其他地方強人有關系的茶館卻無此虞。

　　沖突與控制

　　茶館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會和諧，亦表現(xiàn)社會沖突，這種沖突既可因階級利益、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原因而發(fā)生，亦可由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所引發(fā)，而且更多地起源于后者。茶館里由于過度擁擠而引起糾紛，沖突不時發(fā)生在顧客之間。沖突可因賭博或言語不周而起。茶館本身也常與戲班、顧客、房主發(fā)生糾紛。普通人也經(jīng)常為生計而勾心斗角。茶館可以是階級斗爭的舞臺，也成為同一階級內(nèi)部爭斗的場所。

　　茶館總是面臨小偷的問題。上檔次的茶館都用景德鎮(zhèn)所產(chǎn)茶碗，一個便價值不菲，可換若干天飯食，因而茶碗丟失之事屢見不鮮。在民初，茶館中的沖突和暴力明顯增加，雖然人們擋不住茶館的誘惑仍每天去喝茶，但他們平靜的世界已不復存在。地痞流氓在茶館胡作非為，年輕婦女受到騷擾，殺人和集體暴力也時有發(fā)生。茶館亦成為橫行霸道的豪強展示其權力的地方。

　　晚清以來，茶館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評為“秩序不良”之地，并以維護公共秩序為名對其進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娛樂的商業(yè)化被批評為浪費時間”，成都的茶客亦被指責為反映了中國人的“惰性”。當局認為茶館是一個謠言肆虐、百弊叢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責茶館是使學生荒廢學業(yè)的罪魁禍首，茶館中的傳統(tǒng)表演更被批評得一無是處。

　　整個民國時期，政府控制和大眾需求之間總是充滿著矛盾。茶館不僅藐視規(guī)章，而且將它們的范圍擴展至街道、公共場地和公園。特別是在夏季，街頭和公園的樹蔭是擺茶桌的最佳地點。1929年，政府不再允許這種行為，導致各公園的茶館聯(lián)合上書，要求維持這種習慣，并稱這項限制將使茶館生意陷入困境。茶館禁賭也行之有年，但民國以后逐漸形同具文，茶館賭博開展得如火如荼。妓女被禁止進入茶館，但她們?nèi)越?jīng)常出現(xiàn)在這些地方，盡管有當眾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險。

　　不過，應當看到，隨著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社會過渡，茶館也不可避免地發(fā)生著變化。一個常見現(xiàn)象是茶館更多卷入公共事務，參加地方和全國的慈善活動，并借此提高其社會聲譽。茶館也力圖改變面貌以迎合時尚，如一些茶館引進新的娛樂方式。這些新變化，雖然追求經(jīng)濟利益是直接動因，但亦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

　　怎樣評價和治理茶館這個與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場所，總是地方政府所面臨的棘手問題，但是，從晚清到民國，都未找到一個成功的辦法。它們把控制和改造茶館視為維持社會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環(huán)，但是其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城市改良精英對大眾文化的認識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們在茶館問題上與政府持不同的態(tài)度。如果說政府以控制和打擊為主要手段，那么精英雖然也批評茶館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會功能，所以他們不贊成政府的激進改革，這可能也是為何政府的行動總難以奏效的原因之一。從表面看，茶館以及茶館文化是很脆弱的，總是被限制和被打擊，然而，茶館最終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躍的部分，充分顯示了極其旺盛的生命力。

　　王笛，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博士，華中師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員，2003和2004年任旅美中國歷史學會會長。曾在美國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任客員研究員。他的《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qū)域社會研究，1644-1911》是中國區(qū)域史研究的代表作。2003年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其英文新著《茶館：成都的小商業(yè)、日常文化與公共政治，1900－1950》將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督诸^文化》一書，因“在學術上重要性、原創(chuàng)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論證的力度，以及對城市史研究領域的重大貢獻”，2005年榮獲兩年一度頒發(fā)的“美國城市史學會最佳著作獎”。（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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