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來龍去脈

　　我們并沒有因為拋棄了平均主義、發(fā)展了市場經(jīng)濟就自動地一勞永逸地從理論上解決了平等問題。隨著中國經(jīng)濟社會現(xiàn)代化的進展，平等問題將更嚴峻地等待我們。

　　在漢語文獻中，“平等”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詞語。這反映出中國人與其他民族一樣早就意識到：作為人類，一切人之間存在著相同性。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人，作為人來說，相互之間都有一些共同之點，在這共同點所涉及的范圍內，他們是平等的———這樣的觀點自然是自古已有的。但是近代的平等要求是和這一觀點完全不同的；
近代的平等要求更甚的是在于從人的一般共同特點中，從他們作為人來看是平等的這一點中，得出一切人或者至少該國所有國民，或該社會所有成員，都應該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及與之相應的平等的社會地位的要求�！睋Q言之，只有現(xiàn)代社會才把平等看作達到社會和諧的必要價值，而進入文明時期后的古代社會，通常都不僅是實質上不平等的社會，而且是公開宣布不平等、將等級制度賦予神圣價值的社會。

　　“作為一種具體的社會和政治的要求，平等是拉開現(xiàn)代社會序幕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的產(chǎn)兒。”英國哲學家洛克在他那本為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辯護的著名論文《政府論》中，就提出了平等的口號。它以“自然狀態(tài)”作為其理論的邏輯起點。在他看來，自然狀態(tài)不僅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tài)，“也是一種平等狀態(tài)，在這種狀態(tài)中。一切權力和管轄權都是互相的，沒有一個人享有多于別人的權力。極為明顯，同種的和同等的人們既然毫無差別地生來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樣的有利條件，能夠運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應該人人平等，不存在從屬或受制關系�！比绻�說洛克在主張平等要求時主要指的是政治平等，同時又主張保留經(jīng)濟的不平等的話；
那么盧梭則提出了全面的更為激進的平等要求，特別是經(jīng)濟平等的訴求。

　　從那以后三百年過去了，人類社會在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并沒有完全解決平等的問題。更精確些講，隨著現(xiàn)代化的浪潮，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平等”作為人類的基本權利寫進自己的憲章，但是貧富差距卻成為當今世界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中國古人曾經(jīng)用“富可敵國”來夸張富翁的財產(chǎn)，今天這個成語卻顯得何等缺乏想象力：當全世界191個國家聯(lián)合起來承諾到2015年爭取使每天只有1美元生活費用的人口———總數(shù)在1.3億———減少一半的時候，比爾·蓋茨等三個最富裕的人的凈資產(chǎn)卻超過了最貧困的41個國家的國內生產(chǎn)總值！根據(jù)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1999年的《人類發(fā)展報告》，占世界總人口1/5最富裕人口的收入，與最貧窮的1/5人口的收入，兩者之間的比例，由1960年的30比1，1990年增長到60比1，1997年，又增長到74比1。

　　反觀中國，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所經(jīng)歷的深刻革命，某種意義上是“平等”價值的勝利。中國古代像其他古代文明形態(tài)一樣，決不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從制度上說，以父系家族制度為基礎的大一統(tǒng)皇權體系，無論是政治的還是倫理的，都以人的不平等關系為基礎。為兩千年儒表法里的制度奠定基礎的荀子所謂“明分使群”，就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分際、分工。正如瞿同祖先生指出，“儒家根本否認社會是整齊平一的。認為人有智愚賢不肖之分，社會應該有分工，應該有貴賤上下的分野……一切享受（欲望的滿足）與社會地位成正比例也是天經(jīng)地義�！�20世紀中國革命顛覆了這個“天經(jīng)地義”。正是為了避免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的困境，中國人選擇了社會主義。50多年以前，不但馬克思主義者信奉“無產(chǎn)階級平等要求的真實內容，都歸結為廢除階級的要求。”即使是自由主義者，也大多是抱著“每人一張票，各人一碗飯”的期望走進新中國的。但是歷史注定要走曲折的路。由于非常復雜的原因，在上世紀50年代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平均主義廣為流行。這不但沒有實際上解決中國社會的平等問題，反而摧毀了平等原則的聲譽。因為平均主義至少是普遍貧窮的原因之一，更何況在它下面還掩蓋著新的制度性不平等。

　　作為一個重要的撥亂反正，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20多年中國的經(jīng)濟起飛證明了“效益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方針在當時是合乎時宜的。但是，毋庸諱言，在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同時，也產(chǎn)生并積累了新的社會問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迅速擴大著的貧富差距。盡管我們的基尼系數(shù)是否已經(jīng)接近臨界點，學術界還有爭論，但是不及時解決這一問題將危及我們的社會，是無可置疑的。這一點已經(jīng)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共識。

　　如何實現(xiàn)效益與公平的平衡，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政治家、經(jīng)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做，這里不能討論這些具體措施。從哲學的角度看，我們需要討論的是，上述現(xiàn)狀實際上使真正確認平等原則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凸現(xiàn)了。十分明顯，我們并沒有因為拋棄了平均主義、發(fā)展了市場經(jīng)濟就自動地一勞永逸地從理論上解決了平等問題。隨著中國經(jīng)濟社會現(xiàn)代化的進展，平等問題將更嚴峻地等待我們。

　　平等是什么

　　當前社會普遍關注如何解決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問題，其實就是一個是否應該實行、和如何實行經(jīng)濟平等的問題。

　　中國古代哲學尤其是古代儒學有十分悠久而豐富的倫理學傳統(tǒng)，但是作為非常強調實踐的學問，它在政治哲學方面卻表現(xiàn)得相對薄弱。在“平等”的論域，它所提供的資源尚需要深入發(fā)掘：從孟子性善說到后儒“圣凡平等”、人人能成為圣人的說法，蘊涵著將其詮釋為人格平等的可能性；
泰州學派等陽明后學就一度發(fā)展出類似的學說。從原則上說，科舉考試給庶人上升到士大夫提供了平等的機會，這是中國不同于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的地方之一。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古代中國決不是平等的社會。盡管歷代造反農民的領袖往往用“均貧富”這類原始平等作為旗幟，而像項羽這樣敢于（想）對皇帝說“彼可取而代之”的，歷史上也真的不乏其人；
盡管佛教講涅?平等、圣凡不二，但那本質上是建立在對現(xiàn)世生活的舍棄，而不是對不合理的現(xiàn)實的改造；
盡管有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教義的基督教早就傳入中國，但是基督教在中國梅開數(shù)度，并沒有改變中國人的信仰狀況。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模仿基督教創(chuàng)立的拜上帝會，也不過是以原始的平均主義為號召。

　　因此，在中國，盡管19世紀中葉開始，西方思想中的平等觀念已經(jīng)通過不同的途徑傳入中國，并且與本土的傳統(tǒng)資源在沖突中漸漸融合，由此推動中國社會發(fā)生了類似戊戌變法那樣的變革。但是，其決定性的勝利，是辛亥革命所確立的共和政體帶來的。1911年武昌起義推翻了滿清皇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平等”第一次有了法律上的根據(jù)。從此，在國家根本大法的層面上肯定了“平等”的觀念，并承諾將其轉變?yōu)樯鐣�政治法律方面的制度安排。�?jīng)過許多曲折，“平等”正在變成中國的現(xiàn)代傳統(tǒng)之一。

　　這些法律規(guī)定，所欲保障的是公民的政治平等，即全體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是平等的，同時所有人的自由又同等地受到法律的限制。平等的具體類型，除了政治平等以外，還有經(jīng)濟平等、機會平等和社會平等。所謂社會平等，主要是指“尊重的平等”，即不管階級和身份地位的差別，都給予平等的尊重。所謂機會平等，本來是與結果平等相對的概念；
但是它不同于實質平等，因此通常是一種形式平等：它主要指競爭權利的機會平等，即人與人之間在獲得職位、權力、地位和財富上有相同的機會。但它又可以指人在發(fā)展其潛能上的機會平等，如接受教育，此時就不僅僅是形式平等了。后者我們可以將它歸入社會平等的范疇。而更重要的是經(jīng)濟平等。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現(xiàn)代意義上的“平等”，本來是交換關系全面發(fā)展的產(chǎn)物；
換言之，馬克思是從政治經(jīng)濟學的角度來解釋平等觀念的本質的。馬克思說：“如果說經(jīng)濟形式、交換，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全面平等，那么內容，即促使人們進行交換的個人材料和物質材料，則確立了自由�？梢�，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chǎn)的現(xiàn)實的基礎�！�

　　因此，平等本質上是處理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原則。政治－法律平等、社會平等，都是它的某種折射。我們在前面所提出的當前社會普遍關注如何解決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問題，其實就是一個是否應該實行和如何實行經(jīng)濟平等的問題。要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除了其他要素以外，全面實現(xiàn)政治平等和社會平等固然是必要的前提，逐步切實地實現(xiàn)經(jīng)濟平等才能給和諧社會奠定長治久安的基礎。

　　如何看待平等

　　要回到政治經(jīng)濟學，而不能把經(jīng)濟平等看成單純的經(jīng)濟學問題。換言之，單純依靠市場將不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如何看待平等尤其是經(jīng)濟平等的問題上，歷來是充滿著爭論的，因為這種爭論后面有如何建構最現(xiàn)實的利益分配格局。圍繞這一焦點，不同的社會思潮展開了長期的論爭。

　　我們知道，在自由主義鼻祖洛克那里，“平等”既是理性的又是自然而然的觀念。他認為在自然狀態(tài)下，人們都是全能和無限智慧的創(chuàng)世主的創(chuàng)造物，那么只能由造物主來做主，而不能由人們彼此之間做主；
而且人們天賦有同樣的能力，也在同一自然社會內共享一切，所以就不能設想人們之間有任何從屬關系，使得一些人有權像利用動物一樣來利用其他人。這其實是借用神學來證明平等觀念。事實上，洛克甚至在機會平等的層面上討論了經(jīng)濟平等，盡管這是在為私有財產(chǎn)占有的不平等做辯護。在他看來，上帝給了人平等地通過勞動占有土地等財產(chǎn)的機會和權利，這就是經(jīng)濟平等的形而上證明。

　　在現(xiàn)代化即理性化或“祛魅”的時代，平等原則的神學論證當然顯得有些背時。在康德那里，就用道德形而上學的方式來論證平等、自由的價值�？档绿岢觥叭耸悄康摹保�即要“這樣行動，無論是對你自己或對別的人，在任何情況下把人當作目的，決不只當作工具�！边@樣，在每個人都只能被當作目的而不是工具這一點上，人們是平等的�？档抡J為這是一條普遍有效適用于任何條件的道德律令，是道德得以可能的基礎。可是它在其具體化的過程中卻必然遇到復雜的問題。

　　更為常見的是平等的契約論證明，即認為平等其實是人們?yōu)榱私M成社會而達成的契約。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繼承了這樣的傳統(tǒng)，在其《正義論》中提出了兩個著名的正義原則。第一條即自由原則，要求確保人們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利，第二條即差別原則，即如果社會經(jīng)濟方面要出現(xiàn)不平等的安排，其前提必須是讓最差境遇的人的狀況在這一格局中比在其他可選擇格局中更好。依照這樣的原則來落實平等正義，就是要求國家應對社會成員的社會經(jīng)濟差別予以調節(jié)，使之最大限度地改善最差者的地位�！墩�義論》發(fā)表以后，引起了巨大而長久的爭論。在平等與自由之爭中，羅爾斯試圖協(xié)調兩者的關系，而又偏向平等。不過，這樣的理論并沒有尋找到社會制度上的客觀基礎，它的實現(xiàn)更多地要倚賴人們的道德心，因而帶上了道德理想主義色彩。

　　在中國，最近我們見得更多的是與羅爾斯相反的路徑。在某些學者教授看來，似乎平等注定是自由的敵人，甚至是民主的敵人。因為他們認為，現(xiàn)代民主政治不再是平民政治而應該是精英政治；
“平等”意味著弱者將強者拉低到與他們同等的水準。他們當然也談平等，但是卻過分強調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對立；
換言之，他們只談機會平等或形式平等，反對認真看待實質平等的要求。他們無視當前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所帶來的危險，無視某些人在形式平等的口號下制造出嚴重的實質不平等，繼續(xù)大批平均主義，認真思考如何實現(xiàn)經(jīng)濟平等的思想都要被冠之以平均主義的帽子。這種視平等和自由為對立的兩極的流行看法，與平均主義一樣并不正確。實質上，平等和自由是現(xiàn)代價值系統(tǒng)的相關項：平等某種程度上是自由———即過我們所希望過的好生活———之必要條件。

　　在這派人中間，市民社會曾經(jīng)是一個熱門的話題。按照倡導者的說法，建構市民社會是第三條道路，它既要秩序、權威，又要變革、進步。但是其核心是守市場經(jīng)濟之成，他們認為，市民社會能培育市場和發(fā)展商品經(jīng)濟，養(yǎng)成市場經(jīng)濟的主體；
同時能有效地制約政治權威。簡而言之，是以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為基礎，通過“公共領域”的建設，達到民主政治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以被理想化的西方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為取向，即國家和市民社會二元發(fā)展的模式。這種理論，不僅沒有汲取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甚至沒有考慮市民社會理論本身的復雜性。這種設計根本沒有談到市民社會的分化和矛盾———貧富的分化；
沒有顧及“企業(yè)家階層”利用其經(jīng)濟政治力量占有社會資源和財富所導致的嚴重不平等。更沒有考慮到市民社會內部，隨著全球化和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廣泛出現(xiàn)的道德分化和價值沖突。平等、共同富裕目標似乎在他們的視野之外。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要回到政治經(jīng)濟學來解釋平等，就意味著不能把經(jīng)濟平等看成單純的經(jīng)濟學問題。換言之，單純依靠市場將不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

　　要重視實質平等

　　一個真正和諧的現(xiàn)代社會，決不能滿足于形式平等。

　　以上所說，描寫了一幅關于“平等”觀念論爭的簡要圖景，它也許并不完整，但是足以讓我們意識到，像其他一些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價值一樣，“平等”觀念的理論建設還遠遠沒有完成。

　　在我看來，平等是一個古老的理想，儒道釋耶等古代智慧都不乏這方面的理論，但往往是不平等社會下關于平等的形上學玄思。平等又是近代一連串社會革命的結果，它與古代平等的理想有聯(lián)系，但已經(jīng)轉變?yōu)樯鐣�的基本價值，分化為政治的、經(jīng)濟的、社會的廣泛平等要求，同時也轉化為法律制度的設計。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為平等之實現(xiàn)做過連續(xù)的哲學論證，但是都有各種各樣的局限。最保守的一翼只是強調法權平等，即機會平等。吊詭的是，單純的機會平等恰恰是為了實現(xiàn)結果不平等的平等�，F(xiàn)代性的弊病之一，就是在平等成為基本價值的同時，新的不平等特別是經(jīng)濟不平等在驚人地擴大，它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最大危機。

　　對于現(xiàn)代社會而言，作為基本價值的平等，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從形而上的超驗世界去尋找其基礎，它完全可以從人本主義那里尋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點。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歷史發(fā)展，康德的“人是目的”對于現(xiàn)代人來說已經(jīng)是自明的真理。這與當代中國人所強調的“以人為本”，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平等的形上學所提供的信念也完全可以在經(jīng)驗世界獲得其現(xiàn)實性的證明。

　　所有人的共同生活構成了社會，這是一切財富的歷史前提，也是最為基本的經(jīng)驗事實。如果將平等分別為基本權利的完全平等和非基本權利的比例平等，那么完全平等就由于社會的共同生活而得以確立。譬如北大王海明教授認為，每個人一生下來便同樣是締結、創(chuàng)建社會的一個“股東”，應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權利、完全平等地享有人權。而在比例平等的實施中，獲利較多者之所以要對獲利較少者給予羅爾斯說的“補償權利”，是“因為獲利多者比獲利少者較多地利用了雙方共同創(chuàng)造的資源：‘社會’、‘社會合作’”。我們還可以繼續(xù)往前推進：“社會合作”其實又有正負兩個方向，最強者的成功往往同時堵塞了較強者（更不用說還有大量弱者）通往成功的道路。為了不使這種負面的“合作”轉變?yōu)閷�抗，補償是必要的。此外，獲利多者通常還更多地利用了自然資源�，F(xiàn)代社會所依賴的工業(yè)生產(chǎn)、現(xiàn)代科學技術在造福人類的同時，對人類的生存環(huán)境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換言之，獲利較大者所需付出的代價中有一部分是全人類為之共同承擔的；
事實上還不止如此，通常情況下，環(huán)境破壞對于弱者所造成的傷害總是比對強者更甚，因為強者可以運用他們社會地位和財富的優(yōu)勢避免或減弱這種傷害。讓他們付出一定的補償，難道不是十分公正的事情嗎？

　　總之，作為現(xiàn)代社會的價值要素，“平等”的理論應該將形上與形下打通，將信念和實踐聯(lián)結，這樣才能真正對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產(chǎn)生積極的作用。

　　當然，我們說“平等”是價值要素，就是說“平等”是理想。就直接經(jīng)驗而論，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是普遍的自然的現(xiàn)象。平等不是單一化。平等并不能完全抹去個人之間的差異。但是既然我們將建設和諧社會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就需要認真對治現(xiàn)象世界的不平等，更不能聽任不平等的擴大。因為沒有一個和諧的社會能夠建立在嚴重的不平等基礎之上。和諧社會需要自己的價值，平等就是與此相應的價值。一個真正和諧的現(xiàn)代社會，決不能滿足于形式平等；
事實上，當我們認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時，就是在承認機會平等的過程中逐步做到最大可能地實現(xiàn)實質平等。

　　(這是作者2005年12月在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報告會上的演講，本報有刪節(jié)，來源：解放日報)

　　高瑞泉1948年6月生。江蘇無錫人。哲學博士�，F(xiàn)為華東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教育部高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有《天命的沒落———中國近代唯意志論思潮研究》、《中國現(xiàn)代精神傳統(tǒng)》、《從歷史中發(fā)現(xiàn)價值》等著作數(shù)種，發(fā)表論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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