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度的桑德幫鎮(zhèn)鬧起了“虎患”，村莊附近的老虎不知是餓得發(fā)緊還是閑得發(fā)慌，經(jīng)常跑下山來傷人，下地做農(nóng)活的農(nóng)民成了受害者，一年中竟有50人慘死于虎口。

　　護林人通過仔細觀察，發(fā)現(xiàn)老虎總是從人從背后向人的頸部發(fā)起攻擊，于是發(fā)明了一種“脖套”，大概是金屬制成的，質(zhì)地堅硬，人戴上，老虎再撲上去，三啃兩啃咬不動，很是郁悶，于是暫時“鳴金收兵”。人、虎之戰(zhàn)，人勝第一輪。

　　可是人戴上這“勞什子”干活很不得勁，雨季一到，更是難以忍受。這印度老虎也是聰明得緊，經(jīng)過“總結經(jīng)驗”，轉而襲擊人的其他部位，于是人的傷亡數(shù)字又回升，一時間人人自危，“談虎色變”，虎勝第二輪。

　　“我們總不能戴盔甲啊！”農(nóng)民們敦促政府修改法律，允許捕殺老虎。但這樣一來，“老虎問題”就演變成政治問題了。在印度，老虎是受法律保護的野生動物，不能捕殺，甚至不能關進籠子。要打老虎，就必須修改法律，而法律的變更卻不是政府能夠自己說了算的，必須經(jīng)由議會審議表決。由于動物保護者堅決反對，這樣的議案將很難獲得通過�？蓡栴}是，法律不修改，虎患不除，農(nóng)民就沒有安全感，地方社會秩序就不穩(wěn)定。左右為難的政府最后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只要能找到治理虎患的辦法，經(jīng)費由政府承擔——因為即使政府沒有這筆資金，向議會申請一筆專項款畢竟比修改法律在程序上要簡單得多，也容易得多。

　　農(nóng)民很快接受了政府的建議，其實他們的目的已經(jīng)達到了。他們壓根兒就沒指望能成功地修改法律，只要有錢，總有辦法。于是聘請科學家，經(jīng)過幾個月的研制，設計出一種能像人一樣走動的機器人，讓它在村道上走動。老虎一看機會又來了，撲將上來，沒想到這假人身上帶有上萬伏的瞬間電流，啪地擊打在老虎嘴上，縱是老虎皮厚肉糙也抗不住，被電得嗷嗷亂叫。雖不致命，卻也使它感到極不舒服。不信邪的老虎也有，再撲，再電，常常弄得鼻青臉腫。幾番回合下來，老虎徹底服了。漸漸地，不僅不敢再傷人，甚至只要見到人形動物就嚇得發(fā)抖，唯恐避之不及，到最后連猴子也不敢惹了。

　　桑德幫的人、虎大戰(zhàn)，就像是進行了一場“序冠博弈”，人最終獲勝，虎撤退，卡拉吧唧邦從此安定如常。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小事一樁，卻可以折射出民主社會中公民、政府和議會三方的關系、民主政治運作的特點和運行規(guī)則，以及人們?nèi)绾卧诩扔械闹贫认伦非笞约豪�益的最大化而又不違法的道理來。這樣的事，也只有在民主社會中才有可能發(fā)生。

　　其實，桑德幫鎮(zhèn)的農(nóng)民心里明白，清除“虎患”，最有效的辦法是搞到一筆資金，有錢好辦事，而不是什么修改法律殺死老虎。但為了達到讓政府“掏錢”的目的，聰明的農(nóng)民們采取了“聲東擊西”、“以攻為守”的戰(zhàn)術，先是在明知道難以實現(xiàn)的情況下，仍然強烈要求修改法律、獵殺老虎。其理由聽起來相當正當和充足，畢竟人命關天嘛，要求提供安全保障是公民的權利，所以農(nóng)民理直氣壯。然而，當政府提出以花錢代替修改法律的建議時，他們就不失時機地與政府達成妥協(xié)。因為如果這個時候再“不識時務”地堅持修改法律，有可能“雞飛蛋打”，前功盡棄。顯然，對于事情的結果，農(nóng)民是滿意的。

　　印度實行民主制度，政府是有限政府，不能以下“紅頭文件”的方式代替法律，事情只能在現(xiàn)行法律的框架內(nèi)也就是政府的職權范圍內(nèi)解決。要求議會修改相關法律不是不可以，問題是修法程序復雜、需要較長的時間，而且誰也不能保證修改法律的議案就一定能獲得通過。可是，修改法律的過程中“虎患”一旦惡化，政府卻難逃失職的責任。所以，與其費勁巴拉地向議會提議修改法律，不如撥付一筆錢給農(nóng)民，花錢了事。即使這筆資金是向議會單獨申請專項，事情也簡單、好辦得多。錢來自于納稅人繳的稅，現(xiàn)在還是用在社會治理上面，順理成章，完全符合公民社會對公共財政的要求，即安定了地方的社會秩序，又履行了政府的職責。

　　議會是全體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代表著全體納稅人的利益�，F(xiàn)在一部分納稅人要求修改法律殺老虎，另一些納稅人要求履行現(xiàn)行法律，保護野生動物，哪一方都有理，也都不好惹，弄不好就會有人上街游行。應該怎么辦？修改法律動靜太大，不光是動物保護者不同意的問題，一個國家局部發(fā)生問題動不動就修改涉及全局的法律也未必就妥當。與其這樣，不如在預算的范圍內(nèi)允許政府動用一筆財政資金（一個村子的事也花不多少錢），即滿足了農(nóng)民加強安全保護的要求，對動物保護者也交代得過去，一舉兩得。

　　在民主社會里，公民依法納稅，就有監(jiān)督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利，是社會的主人，由他們依據(jù)法律選舉出來的議會，代表著全體納稅人的利益，掌握著制定和修改法律的國家最高權力，而政府則及其公務人員不過是主人“雇”來辦事的，其職責只是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它與公民個人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什么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關系，而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系。印度并不是一個經(jīng)濟發(fā)達國家，貧富差距較大，整體上還比較貧窮，但卻可以長久地保持社會安定，甚至可以說是平靜，其原因就在于它實行了亞洲國家中比較“規(guī)范”的民主制度，大部分社會矛盾“化解”在民主政治的運作過程中了。

　　從博弈的角度看，責任三方在處理這個事件的過程中，都在追求自己利益或目標，但在博弈過程中又不得不對他方的要求予以一定程度的考慮，進行必要的妥協(xié)。特別是農(nóng)民，依靠獨立身份的個人組成志愿性組織，在社會上進行合法化對話，為爭取自身權益與政府談判，直到最后各方妥協(xié)，達到相互制衡的目的。博弈的結果，形成了一個“三贏”的結局，各方都獲得了自己的利益或目標：農(nóng)民獲得了治理“虎患”的政府資助，安全有了保障；
政府履行了職責，穩(wěn)定了地方的社會秩序；
議會則“擺平”了不同納稅人之間的利益關系，避開了修改法律的難題。總之，出現(xiàn)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儼然是一個治理得相當不錯的民主法治的“和諧社會”。

　　印度農(nóng)民很聰明，政府也不傻，議會狡猾狡猾地，桑德幫鬧老虎的故事給我留下的是這么個印象。

相關熱詞搜索：的人 大戰(zhàn) 李煒 桑德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