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法國發(fā)生大規(guī)模騷亂，一年后的今天，法國的一些城市又發(fā)生騷亂，說明引起騷亂的深層原因并未解決。無論就經濟發(fā)達程度、生活水準、文化水平，還是就社會安定程度、各種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而言，法國在當今世界均屬“上乘”，一直令世人“艷羨”。所以，一向“安定祥和”的法國去年爆發(fā)程度如此激烈、規(guī)模如此之大的騷亂，當時就令世人瞠目。而此事一再發(fā)生在一個繁華富庶浪漫的社會，決非偶然，定有更深層原因。所以震驚之余，更應深刻反思其前因后果。對社會正在轉型、正在走向小康的中國社會，這種反思當有重要警示意義。

　　眾所周知，這些騷亂起源于巴黎郊區(qū)的北非移民區(qū)。平心而論，法國的移民政策相對優(yōu)惠，如非洲移民的后裔即享有免費教育，長期失業(yè)人員和無學歷青年都可以領取政府補助，移民入籍后享的福利雖不如法國本地居民，但畢竟比其他許多國家優(yōu)厚得多，所以有“移民天堂”之稱。當然，盡管對移民有種種優(yōu)厚政策，但移民在法國仍是貧窮的弱勢群體。雖然享有免費教育的政策，但移民的文化程度遠低于主流社會，而失業(yè)率遠高于主流社會。如去年點燃騷亂引信的克利希蘇布瓦鎮(zhèn)以移民為主，有一半居民的年齡在25歲以下，平均失業(yè)率高達25％，而在 15歲到25歲的人當中，失業(yè)率更高達36％。也就是說，移民的第二代失業(yè)率更高。這種移民聚集區(qū)形成一個個與主流社會隔離、備受歧視的“貧民窟”或曰 “困難街區(qū)”，里面充滿了失業(yè)、暴力、色情、毒品，發(fā)展出自己社區(qū)的“地下經濟”，形成自己的行事邏輯，與主流社會的鴻溝越來越寬。長期的屈辱、歧視、挫折和失敗，最后使人絕望，認為世界對自己不公，當然容易產生與主流社會尖銳對立的憤懣之情，因此一些小事就很可能引爆大動亂。去年騷亂的直接原因就是警察去檢查身份證，由于“貧民窟”犯罪率高，警察經常去檢查證件。但正如法國政府一名負責青年事務的官員所說：“你不能無緣無故地攔住人們檢查他們的身份證，并且不負擔任何后果�！�(現在想來，幾年前孫志剛案的結果導致的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這種良性結果而不是激烈沖突，確應慶幸。)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騷亂的參與者幾乎全是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而第一代移民卻很少參與。因為第一代移民總是將自己現在居住的“流入地”的狀況與“流出地”相比，雖對“二等公民”地位也有種種不滿，但生活總體而言比在流出地強了許多，因此多不愿參加激烈的反社會暴力活動。但是，移民的后代卻沒有第一代那種與流出地的比較，他們出生、成長在流入地，自然要求平等待遇，要求融入主流社會，起碼要求不受歧視，要求被主流“認可”。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論認為，當人們衣食無憂之后“獲得認可”的渴望將極其強烈。在他的理論框架中，“最初之人”在基本的自然欲望方面與動物基本相同，但從根本上區(qū)別于動物之處在于除了基本物質要求外還有最低微最基本的非物質要求。由于人從一開始就是社會存在，所以有被他人、被社會承認的需要。“獲得認可的欲望”來自人的精神本能，是精神的自我需要，是一種自我肯定，是自己價值在外部世界的鏡像化。歷史上的許多沖突并非為了“存在”，而是為了“獲得認可”。他明確寫道：“民族性不是人的一種自然特征，一個人只有被其他人認可時這個民族才具有民族性�！�

　　當移民長期不被主流認可，不能融入主流社會時，他們雖然在法律上是這個國家、民族的一員，但并不可能從更深的精神、文化層面上認為自己是這個地方、民族的一員。當意識到不可能被主流社會承認時，尖銳沖突即難避免。一位參與騷亂的非裔青年說，對他個人而言，騷亂是向政府的“報復”，因為他們感到被社會歧視、侮辱，被國家和政府拋棄(而第一代移民往往對被這個國家“收留”有某種感恩之情)，“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什么都不是”。因此，英國倫敦爆炸案的主角也是“生于斯、長于斯”的移民第二代就不難理解了。

　　中國目前正處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重要的一點就是打破原來的城鄉(xiāng)分割二元體制。二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謀生，但又不可能獲得“流入地”的合法身份，其身份只能是“進城務工農民工”。由于體制原因，他們在許多方面不能與所在地居民享有同樣待遇，而他們的“第二代”不能與流入地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權則是最重要方面，而這種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將最為嚴重。因此，許多孩子只好輟學，或幫父母打工，或在街頭游蕩。為了解決這種矛盾，許多地方開始出現“農民工子弟學�！保瑢�這類條件設備極其簡陋的學校，一些地方政府的態(tài)度從開始的歧視、關閉到現在管理、支持，無疑是相當大的進步。這種學校雖然使民工子女在受最基本教育方面功不可沒，但畢竟是中國社會轉型教育體制新舊過渡時的特殊產物，其最大缺陷是仍將他們的社會交往限制在“農民工子女”之中，增加了以后融入所在地主流社會的困難。從小生長在城市的農民工子女對家鄉(xiāng)的記憶、感情和“新舊對比”遠不如他們的父輩，但從身份上說又不是“城里人”，因此他們將更無歸宿感，更感到沒有家園可依，因此對種種不平等待遇將更加敏感、更加怒氣沖沖。如果這種狀況長期沒有改變，隨著他們長大成人，對社會將產生何種的影響確難預料。這是政府和全社會必須及早認真思考、對待的問題。

　　任何社會都會有相對貧困、弱勢的階層存在，和諧穩(wěn)定的社會是創(chuàng)造種種條件，提供各種渠道，使這個階層中的個人對自己的未來抱有希望，看到有改變命運、“換車道”的可能。對移民來說，重要的是讓他們，尤其是他們的后代盡快融入所在地，對自己的“新家” 有認同感、歸宿感，真正感到這是自己的家園，不再是飄來蕩去的“無根”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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