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俞平伯出版了《〈紅樓夢〉研究》，引發(fā)了1954年一場來勢兇猛的大批判運動。該書編輯、90歲的文懷沙談起當年，依然長吁短嘆。

　　中宣部文藝處的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內(nèi)部大會上明確闡述了大批判的動機："胡適是資產(chǎn)階級中唯一比較大的學者，中國的資產(chǎn)階級很可憐，沒有多少學者，他是最有影響的�，F(xiàn)在我們批判俞平伯，實際上是對他的老根胡適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義……"

　　大批判并不像林默涵預(yù)料得那么平和，在《人民日報》等單位收集到的一些反映中，可以看到知識界陷入人人自危的不安狀態(tài)。北大教授游國恩說："太兇了，好厲害!"王瑤表示："俞的觀點有問題，領(lǐng)導上早就知道，何必現(xiàn)在搞他一下子呢!"吳組緗覺得俞平伯看了《光明日報》的文章會一笑置之，因為該文既肯定俞在考據(jù)上的成績，又否定了俞的結(jié)論。金岳霖說："俞和胡應(yīng)該分別看待，不然就會影響團結(jié)。"

　　處在漩渦中心的俞平伯自然成了有關(guān)方面觀察的重點，具體情況層層上報：

　　俞平伯教授沒有服氣，自我解嘲地說："我的書，這一來就一搶而光了。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又說，王佩璋批評我的文章，說是我叫她寫的。她寫的文章，還不是喬木叫她寫的。(《北京日報》辦公室1954年11月5日編印《北大教授對紅樓夢問題的反應(yīng)》)

　　那時擔任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總支書記的王平凡談起那幾年不平靜的情形：

　　所長鄭振鐸當時有些緊張："俞先生是我請來的，哎呀，沒問題嗎?"副所長何其芳請全所同志看俞先生的著作，看看究竟錯在哪里?所里調(diào)子起得不高，不像社會上那么兇。何其芳在會上還說："我們還沒成他(俞)的俘虜，投降還說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藝術(shù)鑒賞還不如俞�！都t樓夢》后四十回讓俞先生來續(xù)的話，比高鶚要好。"

　　1956年評職稱，所里與北大、清華、中國科學院專家教授平衡，內(nèi)部一致同意給俞先生定為一級研究員。何其芳、毛星和我三人研究后，讓我找俞先生談話。俞先生聽后，平淡地表示："我想，我是應(yīng)該的。"何其芳向上面提出定級的兩條理由，一是俞平伯有真才實學，二是有社會影響。陸定一、胡喬木、周揚、陳伯達對此表示同意，周總理也知道了。這兩條意見使俞先生心里的一些疑問解決了，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他學問的肯定。

　　定了職稱，就可以到好醫(yī)院看病，看電影能坐在前排，進出城有車。倘若在其他單位不一定敢給俞先生這樣的人評為一級。(1999年6月14日采訪)

　　大批判告一段落后，有一次高層領(lǐng)導接見學部的學者，周揚把俞平伯介紹給鄧小平："他就是搞《紅樓夢》的俞平伯。"事后俞對人說："看周揚介紹時的語氣、神情，不像是要徹底否定我。"

　　王平凡當時在文學所總支書記的位置上，對運動中的變幻有深切體會：

　　解放后在北大經(jīng)過幾次思想改造，大家變得很謹慎。整風時北大大字報鋪天蓋地，老先生看了不說話。年輕人上街貼大字報，后來遭殃的多。1958年拔白旗，批鄭振鐸、批錢鐘書《宋詩選》等，人發(fā)瘋了，寫大字報比賽誰寫得長，而俞先生不寫文章，不吭聲。就在運動中，俞先生他們�？钡摹都t樓夢》大量出版了，到1962年《紅樓夢》印數(shù)有14萬部。俞先生那時說了這話：早先批判我考據(jù)煩瑣，現(xiàn)在有些考據(jù)比我走得還遠。這或許就是他對以前那些牽強附會的大批判文章的一種回答。(1999年6月16日采訪)

　　1954年大批判后，俞平伯對昆曲的興致越來越濃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婦倆專門請笛師伴唱。來了客人，也要堅持一曲唱罷才接待。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車或三輪車去頤和園，這給幼小的外孫韋柰留下了童話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搖的烏篷船，帶了笛師，帶了吃喝的東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圍著聽，都覺得很驚奇。"

　　1956年8月19日，在文化部副部長丁西林、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這兩位老友的幫助下，北京昆曲研習社召開成立大會，俞平伯當選社委會主任。

　　1959年曲社參加國慶匯演，10月8日俞老和我應(yīng)邀出席大會堂國宴，有五百桌客人，只有我們是業(yè)余演出團體，俞先生顯得很高興。

　　康生常來看我們演出，說："你們的戲可真不錯，為什么不公演?"誰的笛子吹錯了，他都聽得出來，很內(nèi)行。有一次我們演《人民公社好》，康生看了不說話。后來根據(jù)話劇改編《崗旗》，俞先生改詞，寫到"毛主席是太陽，咱就跟著走"、"共產(chǎn)黨將咱挽救"，險些兒掉進泥溝。立場須站穩(wěn)，改過要從頭"那幾句時，不合工尺，四聲不對，他就不高興做了，讓我續(xù)完。演現(xiàn)代戲我們覺得不行，沒法排下去。(張允和1999年6月2日口述)

　　1964年現(xiàn)代戲很火，請示王昆侖后，就說曲社停止活動，散了吧。散伙那天，康生原定要來，臨時有事去天津，派人送信來。俞先生念了康生的信，大意是："昆曲既然不行，結(jié)束就結(jié)束吧。"說得很婉轉(zhuǎn)、傷感。(樊書培1999年3月31日口述)

　　"文革"開始時，街道一些烏合之眾沖擊了老君堂(昆曲社活動場所)，抄走大量書籍和研究資料，把衣服打包，廉價賣給街道積極分子。俞老太太還在世，家中備有壽材，他們逼俞平伯哭媽。后來集中到學部牛棚辦學習班，把俞平伯的書掛在墻上批判，時常有勞動、外調(diào)之累。有人逗俞平伯在食堂唱個歌，他真的唱了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長江滾滾向東流……"他唱得認真，走調(diào)的嗓子把一位女同志笑倒在地。他用手指敲著桌面打節(jié)拍，對曹道衡他們年輕人說："你們看，這是工尺譜……"在河南干校勞累一天后，有時集中起來唱樣板戲，俞平伯跟著眾人張著嘴哼。熬過一年回京，老兩口在黃昏時爬上一輛沒有篷子的大貨車，坐在行李上，雙手緊緊抓住欄桿，一臉平靜。蔡儀、喬象鐘夫婦叮囑他們，回去不要住老房子，將來不受街道欺負。

　　回京安排住在永安南里，他的日常生活以唱昆曲、打橋牌為主。朱復作為青年昆曲愛好者時常上俞家，他回憶道："俞老每次約十來個人來家中，他報開場白，用老式錄音機錄下唱曲過程。我見他用毛筆敲打桌面，筆套敲飛了，竟沒有察覺到。他自得其樂，度過了那段寂寞日子。"(1999年3月20日采訪)

　　在鄧紹基的眼里，俞平伯在"文革"中寫東西依然從容，有一段他每天去所里，讀恩格斯有關(guān)家庭的著作，聯(lián)系中國古典文學寫筆記。喬象鐘印象中，俞先生整日穿著簡單的中式布衣服，回家路上經(jīng)過飯館，就買一點菜帶回去。住在牛棚里時，天天給夫人寫一封信。造反派給他戴清代三角帽，敲鑼走第一個，他也淡然處之。在《人民日報》批判文章的背后，他在家中用毛筆抄了不少曲譜。

　　韋柰談到外公的晚年處境頗有幾分感傷：

　　70年代初《人民日報》發(fā)表毛主席那封談《紅樓夢》的信，外公外婆格外緊張，擔心是否要升溫。我安慰他們說，信里還講團結(jié)了。"文革"的陰影始終壓著他，"文革"后情緒沒有恢復過來，不愛講學問，不愛見人，對后半生影響較大。

　　《紅樓夢》的事情徹底把外公搞傷了，從學術(shù)角度講，他對大批判一事心里肯定不服氣。1986年去香港講學，勾起他對《紅樓夢》研究的余興。去世前半個月神智不清楚，像是中了魔，常常坐桌前翻看《紅樓夢》。睡覺時大聲喊："我要死了。"聲音可怕極了，我們聽了嚇一跳，沖進去看他躺在床上沒事。這是腦軟化的癥狀。我們聽了挺凄涼，我們有什么辦法呢?

　　1986年在近代史研究所禮堂開紀念外公學術(shù)活動65周年大會，調(diào)子很低，規(guī)模不大，連家屬人數(shù)都要刪減。各報沒有什么報道。外公回家后不說，不是很興奮。1990年10月15日外公去世，我跟單位說，要不要把消息告訴中央電視臺一下，對方說不要。喪事依然很低調(diào)。(1999年3月31日采訪)

　　張允和向筆者講述了這么一個頗有意味的小故事：俞先生這一生恐怕僅有一次上臺正式演昆曲，他扮的是丑角彩鶴，畫了一個白鼻子。他在臺上咳嗽一聲，就說了這幾句："好跌呀，此跌美跌，非凡之跌，乃天下第一跌也!"俞先生念得音調(diào)鏗鏘，聲音出奇地大聲�；匚吨�"天下第一跌"這幾個字，看著臺上認真演戲的老人，在場的人無不動容。（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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