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自2003年起每逢年終，筆者都會接到《社會科學報》等報刊的邀請，要求對當年在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具有影響的公共事件做出年度回顧綜述。綜述所依據(jù)的資料主要來源于歐美知識界的報刊與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報道與評論。由于筆者閱讀與學識的局限，深感力不從心，所做的選擇與述評遠非全面與客觀，僅作為資訊供讀者參考。本文是作者勘定的完整版，其中的部分內容曾載于2006年12月29日的《社會科學報》以及30日的《東方早報》。

　　1. 拉美政局與左翼思潮的復興

　　對左翼知識分子來說，振奮人心的激勵來自中南美洲的政局變化：近年來具有鮮明左派或中左翼傾向的政治領袖在大選中獲勝或連任（包括巴西的魯拉，厄瓜多爾的柯利亞，智利的巴切蕾特，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尼加拉瓜的奧爾特加，以及委內瑞拉的查韋斯）。雖然美國的主流輿論對拉美的這場“紅色革命”持懷疑和批評態(tài)度，認為這是“政治強人”煽動民粹主義所導演的選舉鬧劇，會將拉美的經(jīng)濟發(fā)展引向災難。但左翼力量終于突出重圍，開始在主流媒體中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去年11月《時代》周刊和《洛杉磯時報》等就曾發(fā)表文章，嚴厲批評布什當局在拉美國家推行的政策。今年4月《國家》雜志發(fā)表文章，更為激烈地抨擊主流輿論對拉美局勢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轉”宣告了“華盛頓共識”的破產(chǎn)，標志著過去二十年“新自由主義”模式在拉美的失敗。著名“世界體系”理論家華倫斯坦在《新左派評論》（2006年7－8月號）上發(fā)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現(xiàn)狀與發(fā)展趨勢，認為美國霸權在2001－25年間進入了不斷衰落的時期，而布什的國際政策加速了這一的衰落。托派社會主義同盟“第四國際”主辦的“世界社會主義網(wǎng)站”（WSWS），今年1月在澳大利亞召開“國際編委會”會議，編委會主席大衛(wèi)·諾斯（David North）在開幕發(fā)言中指出，雖然資本主義在1990年代獲得了全球性的擴張，但其危機在不斷地加深。美國最大的左翼知識分子聯(lián)盟會議“社會主義學者大會”（SSC）在歷經(jīng)了2004年的分裂之后，似乎在今年獲得復蘇。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論壇”（The Left Forum）于今年3月在紐約舉行主題為“全球抵抗與帝國的衰落”大會，從開幕式的“挑戰(zhàn)帝國”到閉幕式的“前進”主題，顯示出高歌猛進的勢頭。冷戰(zhàn)結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與社會運動曾面臨嚴峻考驗，也一直在探索中尋求突破的契機。2006年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出現(xiàn)了某種復興的轉機。但是，“新自由主義”遭遇的挫敗并不天然地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勝利。對于西方社會主義的復興而言，當下的轉機仍然還是朦朧的曙光。

　　2. 紀念阿倫特百年誕辰

　　今年10月14日是漢娜·阿倫特的百年誕辰紀念日。當天，伯林的“阿倫特的思想空間”現(xiàn)代藝術展開幕，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播出了對阿倫特的學生、傳記作者和研究者楊－布魯艾爾（Elisabeth Young-Bruehl）訪談。而世界各地的紀念活動早在年初已經(jīng)開始，學術界重要的演講與國際會議迄今有30多次。歌德學院預告了明年1月召開的研討會日程，表明相關的活動還在持續(xù)……。這樣廣泛而隆重些紀念并不是心血來潮的儀式，而是最近20年以來阿倫特的思想影響持續(xù)增長的結果。正如楊－布魯艾爾新著的書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樣，阿倫特對于我們的時代仍然至關重要。作為20世紀極為獨特而復雜的思想家，阿倫特的作品蘊含著多重闡釋的可能。比如對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一書中認為，狂熱極端的意識形態(tài)俘獲了處于孤獨焦慮之中的病理性“大眾社會”，從而導致了極權主義的興起。而后來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極權主義的秘密在于艾克曼的那種“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于是，面對今天的世界風云，許多人借用阿倫特的思想對當下極權主義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診斷。有人在談論所謂“伊斯蘭極權主義”，比如德國前外交部長（哈貝馬斯的弟子）菲舍爾（Joschka Fischer）將此稱作（納粹和斯大林主義之后的）“第三種極權主義”。而另有作者，比如拉賓（Corey Robin）最近在《倫敦書評》發(fā)表的文章卻認為，當今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具有極權主義的危險，這恰恰源自阿倫特所說的那種“仕途主義”（careerism）的平庸之惡。拉賓還提醒我們，阿倫特對于極端猶太復國主義的憂慮。她在60年就指出，猶太人從幾個世紀“不惜代價求生存”轉向了“不惜代價維護尊嚴”，但“在這種虛假的樂觀主義背后潛伏著對一切的絕望而準備自殺的心態(tài)”，她看到了許多猶太人寧愿與敵人同歸于盡，也不愿妥協(xié)。因為生怕妥協(xié)會將他們帶回到那些在歐洲沉默受難的屈辱日子。阿倫特的許多洞見（比如她對“阿拉伯問題”的關切）還有待于我們深入的探討。的確，阿倫特之于我們的時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遺產(chǎn)也將繼續(xù)在爭議性的闡釋中給予我們啟迪。

　　3. 福山再度成為焦點人物

　　1989年以“歷史終結論”聞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6年再次成為公共知識界關注的焦點人物。他為今年再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末人》新寫了后記《“歷史終結”之后》，試圖澄清人們對“歷史終結論”的誤解，并回應17年來有關這一論題的爭論。但這篇“再版后記”引發(fā)出新一輪的爭論。批評的重點仍然在于質疑歷史終結論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場是否前后一致等。今年8月“開放民主”網(wǎng)站匯集了10多篇相關文章，組織一次（網(wǎng)絡）專題研討會，福山為此撰寫了《對批評者的回應》，試圖再次澄清自己的觀點，并解釋自己觀點的變化。而更受人關注的是，福山在3月出版的新著《處在十字路口的美國》，其中嚴厲批評了美國對伊拉克的戰(zhàn)爭，宣告了與“布什主義”的決裂。由于福山當年曾支持布什當局對伊拉克開戰(zhàn)，并長期與被稱為“新保守主義”的高層官員與智囊人物交往從密，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場的“戲劇性轉向”，在輿論界引起強烈的反響。但是，從福山自己的論述邏輯來看，他的變化與其說是他告別了新保守主義，還不如說是“布什主義”背叛了新保守主義。福山自己所主張的基本論點并沒有改變：他仍然堅持“自由市場經(jīng)濟與民主政治制度”是（黑格爾－科耶夫意義上）“歷史終結”的現(xiàn)代性形態(tài)，認為這個終結已經(jīng)在全球范圍內展開，并最終將獲得普世性的勝利。他所做的修正只是“時間表”意義上的：認為自由民主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在“邊緣地區(qū)”（特別是阿拉伯世界）實現(xiàn)，而實現(xiàn)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東歐模式”。福山與布什主義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個國家的民主轉型可以通過使用外部武力來強迫完成。在福山看來，這是一種激進的“社會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義的傳統(tǒng)（在其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中）留下的一個重要思想遺產(chǎn)就是反對這類社會改造工程。實際上，福山是主張以經(jīng)濟發(fā)展和漸進改革為前提，促成對于民主的內在需要，從而實現(xiàn)走向民主的“和平演變”。而與此相比，布什推行的單邊主義、先發(fā)制人以及武力變更政權的政策恰恰是一種激進的霸權主義。不幸的是，“新保守主義”這個名稱已經(jīng)被濫用了，福山也就不再愿意以此自稱。

　　4. 漫畫引發(fā)的文化戰(zhàn)爭

　　去年9月，因丹麥《日蘭德郵報》刊登了幾幅將穆罕默德描繪成恐怖分子的漫畫而引出一場風波。這場“漫畫風波”在今年愈演愈烈。1－2月，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的多份報紙相繼選登了部分漫畫，加劇了穆斯林的不滿，示威游行、暴力沖突不斷發(fā)生。《日蘭德郵報》編輯的回應是，丹麥有著自由表達的傳統(tǒng)，對于任何宗教都一視同仁。而轉載漫畫的相關歐洲報紙編輯則表示，他們只是在捍衛(wèi)言論自由。雖然丹麥首相在阿拉伯電視臺發(fā)表講話，就漫畫引起的冒犯向穆斯林致歉，但他同時強調，政府無權干涉報社的言論自由。歐洲境內的伊斯蘭教徒的抗議示威不斷升級，英國政府擔心此事引發(fā)一場“新圣戰(zhàn)”。2月8日法新社報道，一名塔利班高級指揮官宣稱：塔利班將懸賞100公斤黃金追殺那個把先知畫成“炸彈客”的漫畫家；
對于任何殺害丹麥人、挪威人或德國士兵的人，塔利班也會獎賞5公斤黃金。這一消息使美國首次對漫畫風波公開表態(tài)。布什說，美國主張新聞自由，反對因強烈不滿而采取的暴力活動。國務卿賴斯直接指責敘利亞和伊朗借漫畫事件煽動穆斯林對西方的仇視。在公共知識界中，有評論者指出，西方“自由社會”可以容忍或接受類似于“炸彈客穆罕默德”的自由表達；
而穆斯林的暴力抗議暴露出他們守舊專制的宗教理念。另一些評論則認為，西方的言論自由從來就有其限制與邊界，許多國家都有禁止種族歧視與“仇恨言論”的相關法律，漫畫以言論自由為名冒犯了宗教情感，是一種西方霸權的體現(xiàn)。

　　5. 國際知識界聲援賈漢貝格魯

　　伊朗著名哲學家與作家賈漢貝格魯（Ramin Jehanbegloo）在4月27日從印度講學回國時，在德黑蘭機場遭到逮捕，隨后被關入德黑蘭Evin監(jiān)獄。賈漢貝格魯在巴黎索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在哈佛大學做過博士后研究。目前擔任德黑蘭文化研究局當代研究部主任。他曾擔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兼職教授，擁有加拿大和伊朗的雙重國籍。賈漢貝格魯發(fā)表過二十多種著作（其中《伯林談話錄》有中譯本出版），論及黑格爾與法國大革命，甘地、泰戈爾、伯林、薩伊德等。他對西方哲學和現(xiàn)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間建設性對話的可能。5月6日伊朗情報部長對外確認了賈漢貝格魯被捕的事實，暗示原因在于“他與外國人的接觸”。在學術同行看來，賈漢貝格魯是“政治上極為溫和”的學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5月15日歐盟委員會發(fā)表新聞，表示對此事件的“嚴重關注”。5月24日世界各地432名學者與作家聯(lián)合簽署一封“致伊朗總統(tǒng)內賈德的公開信”，公開信中高度評價賈漢貝格魯?shù)膶W術貢獻及其國際影響，指出對他的關押未經(jīng)過任何司法程序，違背了伊朗共和國的法律和相關國際公約，敦促內賈德總統(tǒng)親自干預此事，盡快釋放賈漢貝格魯。公開信的簽署名單幾乎囊括了當今最為著名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包括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與文學獎得主艾芭迪和庫切，以及不同專業(yè)領域和持不同政治立場的學者：諾姆·喬姆斯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安東尼·內格里，恩內斯特·拉克勞，查塔爾·墨菲，斯拉沃熱·齊澤克，尤爾根·哈貝馬斯，查爾斯·泰勒，希拉里·普特南，羅納德·德沃金，理查德·羅蒂，齊格蒙·鮑曼，安伯托·艾柯，萊茲克·柯拉科夫斯基，邁克爾·沃爾澤，理查德·伯恩斯坦等。另有“國際伊朗研究協(xié)會”（ISIS）等學術團體也為此發(fā)表了公開聲明。8月30日賈漢貝格魯被釋放。他隨后在接受“伊朗學生通訊社”的采訪中解釋說，他在國外講學期間，有來自“敵對國家”的情報人員參加了他的研討會，試圖將他的學術研究（特別是他對東歐與伊朗市民社會發(fā)展的比較研究計劃）用作顛覆伊朗政權的目的。他對此感到遺憾，并建議伊朗學者應該在國內舉辦學術活動，以免在出國訪問的活動中學術成果遭到濫用。他還表示自己在監(jiān)獄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賈漢貝格魯?shù)膫�人網(wǎng)站已經(jīng)關閉。

　　6. 反擊對施特勞斯的妖魔化

　　近年來，西方報刊（包括在知識界聲譽良好《衛(wèi)報》、《紐約時報》、《紐約書評》、《國家》、《紐約客》、《波士頓環(huán)球報》和《國際先驅論壇報》等）發(fā)表許多文章，“發(fā)掘”政治哲人施特勞斯的思想與美國極右政治勢力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其結果是施特勞斯已被公眾看作是“美國新保守派的教父”，是反自由民主的精英，鼓勵政客用謊言來欺騙大眾。在許多嚴肅的學者看來，這完全是對施特勞斯“妄想狂”式的妖魔化。的確，施特勞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當局的高層或智囊機構擔任要職。但政界“施特勞斯派”的立場并不等于施特勞斯本人的思想，也并不為學院中的施特勞斯派所認同。今年，施特勞斯學院派的弟子們相繼推出三部著作：史密斯（Steven B. Smith）的《解讀施特勞斯》（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潘格爾（Thomas L. Pangle）的《施特勞斯導論》（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以及扎科特夫婦（Catherine and Michael Zuckert）的《施特勞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這些著作通過對施特勞斯作品的嚴肅解讀和闡釋，致力于探索施特勞斯真正的思想遺產(chǎn)。三部著作的一個共同的看法是：施特勞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敵人。史密斯教授解釋說：“朋友”意味著施特勞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義者，但他的思想對現(xiàn)代自由民主最有益處，因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場，而是來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說有什么“施特勞斯的政治”，那么這種政治更接近于他同代的以賽亞·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義者，而不是當時任何一個保守主義的主將。扎科特夫婦認為，施特勞斯對現(xiàn)代性的危機有著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靜的辯護者，能夠同時意識到它的力量與弱點。而潘格爾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勞斯的哲學思考對民主公民的復興以及對我們文化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所做出的貢獻。這三部著作的出版已經(jīng)受到知識界的關注，在客觀上反擊了對施特勞斯的妖魔化解釋。

　　7. 英國“思想戰(zhàn)役”開辟新的公共空間

　　2006年10月的最后一個周末，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政界、商界、學界和傳媒的近200名“重量級人物”匯聚位于倫敦的皇家音樂學院，就當代“緊迫而重大的思想問題”，面對近千名聽眾展開公開和激烈的交鋒。這個名為“思想戰(zhàn)役”（The Battle of Ideas）年度活動是一種新穎而特殊的跨行業(yè)、跨學科的文化節(jié)，由英國獨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于2005年創(chuàng)辦。今年第二屆“思想戰(zhàn)役”更為引人注目，發(fā)言者爭論之尖銳激烈，現(xiàn)場聽眾參與之熱烈踴躍都達到令人驚嘆的程度�；顒拥男问揭簿�彩多樣（從正式的“主題爭辯”，到半正式和“沙龍辯論”和自由隨意的“咖啡對話”，以及影視展映等等），涉及的主題包括文明沖突與西方文化危機，二十一世紀的認同，環(huán)境保護與反環(huán)保話語，心理治療工業(yè)與教育問題，藝術創(chuàng)造自由與大眾消費等等�；顒邮艿絽⑴c者與觀察家的極高贊譽，被認為是一次絕對令人難忘的、罕見的“思想盛宴”。

　　也許更值得關注的是“思想戰(zhàn)役”的訴求與潛力。三位召集人當中，有的以社會評論家為職業(yè)，有的是牛津大學的青年教師，但都是活躍于公共領域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共同感到，在傳媒機制和學院規(guī)訓的制約下，當代的文化氛圍變得越來越因循保守。這種“遵從主義”壓抑了真正的民主討論，封閉了政治想象與文化創(chuàng)造的空間。由此，他們致力于“打破一切思想禁忌”（包括所謂“政治正確”以及“顧忌直接的現(xiàn)實后果”所造成的限制），提倡“無限制的自由討論”。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創(chuàng)建宗旨中明確告白的那樣，他們繼承的是（康德式的“大膽而公開地使用理性”的）啟蒙主義精神傳統(tǒng)。他們聲稱，在“思想戰(zhàn)役”中每個人都具有“完全自由表達的權利，但沒有免于被冒犯和批評的權利”。他們的訴求不是要以“達成共識的名義”來尋求時代的“鎮(zhèn)痛劑”，而是要以開放而強勁的思想交鋒來反思時代的大問題，為創(chuàng)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間開辟新的道路。同樣引人注目的是，英國這些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新與活動能力，他們往往兼?zhèn)渥骷�、學者、編輯家和活動家的品質，具有罕見的跨行業(yè)、跨學科的知識和交流才能。這使2006年“思想戰(zhàn)役”得以籌集足夠的民間資金，匯集具有公共影響力的著名人物，并獲得BBC，《泰晤士報》、《衛(wèi)報》和著名網(wǎng)絡媒體Spiked的全程報道�；顒又�后及時出版多種文集，同時在學院刊物中發(fā)表討論專輯。他們遠大的抱負和卓越的才能，蘊含著重新塑造歐洲公共文化的巨大潛能。

　　8. 格拉斯遲到的自白

　　小說《鐵皮鼓》使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成為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文學院給他的評語是：“嬉戲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歷史被遺忘的面孔�！比欢�，今年8月12日，格拉斯公開揭示出自己曾是納粹黨衛(wèi)軍人的身份，由此引發(fā)了一場席卷德國、歐洲乃至全球的黑色風暴。德國聯(lián)邦議員要求收回格拉斯的一切榮譽獎賞，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偫戆哺窭�·默克爾委婉地指責格拉斯坦白得太晚。許多批評者認為，格拉斯年輕時的選擇可以原諒，而不可饒恕的錯誤在于其“長達61年之久的緘默”。最激烈的抨擊來自格拉斯的出生地，現(xiàn)屬波蘭的格但斯克（原名但澤）。格但斯克市議會決定要求格拉斯放棄“但澤榮譽市民”的稱號。此外，《紐約時報》也刊登評論，題為“格拉斯：一個非常的德國恥辱”。與此同時，格拉斯的作家同行們紛紛為其辯護。美國作家約翰·歐文在《衛(wèi)報》上刊文贊揚格拉斯的勇氣與道德。葡萄牙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懷疑那些批評者在沒有捫心自問的前提下表達了“偽善”的想法�！斗ㄌm克福匯報》則提供事實證據(jù)：二戰(zhàn)一結束，“格拉斯在戰(zhàn)俘營中就向美軍方承認自己是納粹黨衛(wèi)軍人，相關材料現(xiàn)存于柏林國防軍問訊處。”更有力的辯護在于格拉斯的作品本身。合稱為“但澤三部曲”的《鐵皮鼓》《狗的歲月》及《貓與鼠》都充滿了歷史的厚重感，深刻反映了納粹時期社會的扭曲與荒謬，其中也蘊含了對自身經(jīng)歷的反思與懺悔。格拉斯的自傳體新作《剝洋蔥》于8月16日出版。

　　9 余英時教授榮獲克魯格獎

　　美國國會圖書館11月15日宣布，美籍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和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得2006年度“約翰·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每人各獲得50萬美元的獎金�！翱唆敻癃劇庇�2003年創(chuàng)立，由慈善家約翰·克魯格（John W. Kluge）資助，美國國會圖書館組織評審。該獎專門針對諾貝爾獎沒有涵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并期望在將來能夠獲得與諾貝爾獎同等的聲譽與地位，年度獎金為100萬美元。候選人由相關學科的著名學者推薦產(chǎn)生，評選標準是，其學術研究被同行公認為對本學科具有杰出貢獻、對其它學科具有跨學科的啟示與借鑒意義，以及對公共生活產(chǎn)生重要影響，獲獎者不限國籍，不限寫作語言。2003年，時年76歲的波蘭裔哲學家柯拉科夫斯基獨自獲得首屆“克魯格獎”；
2004年，80歲的美國歷史學家嘉斯拉夫·帕利坎和91歲的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分享了第二屆克魯格獎。2005年該獎空缺。今年的克魯格獎授予華裔與非洲裔的歷史學家，似乎表明克魯格獎對不同文化族群的開放取向。余英時1930年生于中國天津，1956－1961年就讀于美國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曾在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任教，曾擔任中國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現(xiàn)為普林斯頓大學榮譽退休教授。余英時的主要著作包括《漢代中外經(jīng)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tǒng)》、《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xiàn)代變遷》、《士與中國文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現(xiàn)代儒學論》以及《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等。富蘭克林今年91歲，現(xiàn)為杜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專門研究美國黑人歷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北卡羅來納州的自由黑人》《從奴隸到自由》《解放宣言》和《二十世紀的黑人領袖》等。

　　10. 2006年辭世的學者與作家

　　11月16日，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1976年）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與世長辭，享年94歲。他被稱為與凱恩斯、薩繆爾森齊名的“自由市場經(jīng)濟”的教父。他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倡導依靠個人責任感的自由競爭，認為控制貨幣供應是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經(jīng)濟杠杠。他在理論上有三大貢獻，即現(xiàn)代貨幣數(shù)量論、消費函數(shù)理論以及自然率假說理論，著有《實證經(jīng)濟學論文集》《自由選擇》等。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學的課堂上結識了羅斯·戴瑞克特，六年后兩人結為終身伴侶。1998年他們合著的回憶錄《兩個幸運的人》問世，其中有相當大的篇幅回顧了弗里德曼的三次訪華經(jīng)歷。他曾近距離地觀察中國走向市場經(jīng)濟的變遷過程，向中國介紹關于自由市場的思想，對中國經(jīng)濟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特殊而富有爭議的影響。

　　9月15日，享譽世界的記者兼作家奧里亞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家鄉(xiāng)佛羅倫薩去世，終年77歲。作為記者，她以罕見的尖銳犀利采訪了霍梅尼、基辛格、鄧小平和布托等世界政壇最為重要的領袖人物。法拉奇說，她每次采訪經(jīng)歷里都“傾注了心和靈魂”，一如她對于一生僅有的一次愛情（與希臘抵抗運動領袖帕納古利斯）和她那未出生的孩子�！度恕放c《給未出生的孩子的信》兩書滿載著她對生命的禮贊和熱愛。在2001年9·11災難之后，沉默已久的法拉奇發(fā)表八萬言的《憤怒與自豪》，猛烈抨擊伊斯蘭文化的“野蠻”，由此招致“種族歧視”的指控。而她的回答是：“你們想對我做什么？你他媽就做你的，我就是要說出我想說的�！睙o論人們對她的言論有多少爭議，她的離去讓世界少一個桀驁不遜的女性聲音。

　　10月30日，文化人類學領域杰出的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因病驟逝，享年80歲。格爾茨從1970年開始任職于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他在社會文化理論上貢獻卓著，不僅體現(xiàn)在他的符號人類學理論，而且延伸到地理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等領域。他的《文化的解釋》《爪哇的宗教》《地方性知識》等著作影響深遠，被公認為20世紀學界的一位“具有原創(chuàng)力和刺激力的前沿人物”。

　　4月29日，哈佛大學著名經(jīng)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思（John Galbraith）于98歲高齡逝世。除了《1929年大崩盤》《富足社會》等經(jīng)濟學名著之外，他還留下了包括自傳、小說在內多種文體的50余種書。曾獲得美國總統(tǒng)頒發(fā)的自由勛章。

　　8月1日，著名政治學家、“差異政治”理論的主將艾里斯·馬里恩·楊（Iris Marion Young）于家中病故，年僅57歲。她2000年開始在芝加哥大學執(zhí)教政治學，在女性主義理論、正義理論、民主理論等領域都有卓越貢獻，而使她獲得國際聲譽的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正義與差異政治》。楊不僅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草根行動的積極參與者，對婦女、勞工等弱勢群體有切實的關懷，著有《包容與民主》《論女性身體經(jīng)驗》等。

　　7月1日，社會學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辭世，終年84歲。早在1950年，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擔任講師的瑞夫與蘇珊·桑塔格閃電結婚，并維持10年婚姻。多年來，桑塔格的聲譽似乎遮蔽了瑞夫的光芒。而瑞夫是20世紀不容忽視的一位弗洛伊德研究者，著有《弗羅伊德：道德主義者的頭腦》和《治療主義的勝利》，并富有洞見地提出，西方文明從羅馬時代到20世紀初先后受到“政治人”“宗教人”和“經(jīng)濟人”的統(tǒng)治，如今則由“心理人”主宰，接受一些精神領袖關于“自我”的信念。

　　6月16日，《紐約書評》二主編之一芭芭拉·愛潑斯坦（Barbara Epstein）死于肺癌，終年77歲。愛潑斯坦畢業(yè)于哈佛大學，曾負責編輯轟動全球的《安妮日記》。1963年加入《紐約書評》之后，她負責文學、文化方面的組稿與校訂，與這本刊物一同走過了43年。如今《紐約書評》已成在知識界聲譽卓著的書評期刊。本年度美國國家圖書獎把“終身成就獎“授予《紐約書評》的兩位創(chuàng)始人和兩位聯(lián)合總編。

　　4月30日，法蘭西學院院士讓－弗朗索瓦·何維勒（Jean-François Revel），因心臟病逝世，享年82歲。他也是一位政論家，曾擔任法國《快報》社論作者15年，后又成為《觀點》周刊的專欄作家。在他一生出版的30多本書中，最著名的有《無馬克思，無耶酥》《極權趨勢》以及《和尚與哲學家》。其中，《和尚與哲學家》一書是他與皈依佛教的兒子馬蒂厄·里卡爾在山頂上的一場西方哲學與佛教之間的對話，拷問人類生存的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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